这个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终于可以在走出遭人憎恨的文理中学后摔上它的大门。在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通过了毕业考试——因为关于数学、物理以及那些经院哲学的东西，我们知道些什么呢？——以后，我们的校长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来赞誉我们，为了这个特殊的庆典场合，我们都穿上了黑色的、庄重的礼服。校长说，现在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从此要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干来给祖国争得荣誉。八年朝夕相处的伙伴关系也随着毕业而分崩离析，同坐在这条船上的伙伴我后来又见到过的只有很少的几个。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在大学注了册，而那些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和活动的人，则带着满是嫉妒的眼光来看我们。
在那个早已不复存在的时代，上大学还是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荣耀。当上大学生就获得了某些特权，这些年轻学子的特权之多超过所有的同龄人。这种古风犹存的特例在德语以外的国家无人知晓，因而有必要来解释一下这些荒诞而不合时宜的事情。我们的大学大多成立于中世纪，在那个时代，跟渊博的知识打交道还算是不同寻常的事情。为了能够吸引年轻人来大学就读，大学生们被授予一定的等级特权。中世纪的学者不在一般法庭的管辖范围内，在校园里不能受到警察的搜查或者叨扰。大学生穿特殊的制服，享受可以决斗而不受惩罚的特权，他们被认可为一个封闭式行会，有自己的良俗和恶俗。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生活的民主化倾向日渐加强，当其他中世纪行会都已经被解散之后，整个欧洲范围内学者的特权地位也随之丧失了。只有在阶级意识比民主意识更胜一筹的德国和讲德语的奥地利，大学生们还固执地抓住这些早已没有任何意义的特权不放手，甚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大学生行为准则。一名讲德语的大学生在一般性的市民名誉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大学生“名誉”。要是有谁羞辱了他，他就得给这个人“一点儿颜色看”。这就是说，他得拿起武器跟这个人决斗，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挽回名誉”。依照这种自鸣得意的评判，“有挽回名誉”资格的不是商人或者银行家，只能是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大学生或者军官，此外任何人无法享有这种特殊的“荣誉”，跟一个嘴上无毛的愚蠢青年剑光相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人要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就得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也意味着要尽量多地参加决斗，甚至要让这些英雄行为造成的标记留在脸上。有着光滑的面颊，没有被打歪过的鼻子，对于一位真正的日耳曼学者来说算是没尊荣的。那些属于不同社团的大学生——这些人隶属于以某些颜色自我标记的联盟团（verbindung）——总是要有事没事地找机会“来一场”，他们要么互相决斗，要么不断去挑衅那些不愿争斗的大学生或者军官。在联盟团的击剑房里，每个新入伙儿的大学生都得在这一维护名誉的主要行为上露一手，他们也得学会这些群体中的其他惯习。每个“狐狸”——这是对新来者的称呼——都会被分派给一位联盟团兄长：新来者要像奴隶一样对这位兄长唯命是从，而联盟团兄长要教会新来者入乡随俗的高级艺术：喝酒喝到呕吐为止，将整罐啤酒一口气一滴不剩地喝光，要这样光彩地来磨炼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或者在合唱当中大声吼着大学生歌曲，半夜里到大街上寻衅滋事来跟警察过不去。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当成是男子汉的、大学生的、德意志的做派。当这些年轻人在星期六出去“游逛”时，他们手里舞动着小旗子，头戴各种颜色的帽子，身上披着花花绿绿的飘带，这些头脑简单，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无比自以为是的小伙子感觉自己才是年轻人的精神代表。他们居高临下地蔑视那些“粗人”，因为这些人压根不知道去尊崇知识层的文化和日耳曼的男子汉气概。
对一位从省城高中毕业来到维也纳的愣头青来说，这种活跃而“开心的大学时代”被看成一切浪漫经历的浓缩。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公证人或者医生在自己村子里与人杯酒交谈中，还会因为交叉挂在房间墙上的剑或者各色仿制品而深为动情，他们骄傲地将脸上的伤疤当成知识人阶层的标记。对我们来说，这种简单粗鲁的活动只让人反感，如果我们看到这样一群身佩彩色飘带的人走过来，就躲到墙角等他们过去。对我们这些将个人自由赋予最高意义的人来说，这些人乐于展示攻击性、热衷于屈从群体，这正好表明了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最危险的内容。更何况我们也知道，这些曲意造作的浪漫活动之后是精心的计算，隐藏着各种目的：归属于某个“好斗”的年轻人团体，会让每一个成员得到这个团体中身居高位的“长老”们的保护，让他们未来的职业前程变得容易些。以波恩为基地的“普鲁士人”是唯一一条有把握地通向德国外交界的道路，奥地利的“天主教联盟”则是在当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中谋求肥缺的好途径。这些“英雄”大多都非常清楚，他们佩戴的这些飘带将来都能替代现在耽误掉的学习，他们额头表皮上的几条疤痕在求职时会比额头后面大脑里的内容更有用。单是看到这些粗鲁、军人化的乌合之众，看到他们那一张张带着伤疤、寻衅挑事的脸就让我觉得在大学学习奇苦无比。那些真正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来大学学习的人，在去图书馆和报告厅时都会宁可选择走后面的小门，就是为了避免可能会与这群无聊的家伙有任何不期而遇。
我应该读大学，这是家庭会上早已经决定好的事。但是，要上哪个系呢？在这一点上，我父母给我以完全的自主决定权。我哥哥已经进入了父亲的工业企业，这样第二个儿子的前途设计就完全没有必要着急。我上大学的意义原本便是保证给家庭荣誉上增加一个博士头衔，无所谓是哪个专业的。我的灵魂早已经属于文学，对任何一个有专业规范的学科都不感兴趣，甚至还对整个学术活动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不信任，直到今天它还没有消失。对我来说，爱默生的“书籍可以取代最好的大学”这一断言一直是有效力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一个人不用上中学、大学就能成为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文学家或者法律学家或者其他什么学家。这在我的实际生活中也无数次得到证明，古旧书店店主对于书籍的了解比专业教授还要多，艺术商比艺术研究者更懂艺术，在所有学科领域，很大一部分关键性启发和发现都来自学科之外。也许对于那些智力平平的人来说，学术机构是实用的、可行的、生效的，但在我看来，对于个体的创造性天赋来说那纯粹是多此一举，甚至会起到阻碍的效果。像我们维也纳这所有六七千学生的大学，这一情况就尤为严重。到处人满为患，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接触一开始就受到阻碍，因为太忠于传统而完全落后于时代，我看不到哪个人能激发起我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所以，我在选择专业时依据的标准，不是挑那个我在内心深处最愿意了解的专业；正好相反，我要选那个对我最不困难的专业，以便腾出最多时间和自由投入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上。最终我选择的是哲学专业，或者说按照我们当时依照旧学科划分被称为“狭义的”哲学，实际上这并非出自内心的呼唤，因为我的纯抽象思维能力实在非常有限。在我这里，某些想法的产生毫无例外地都是与物、事件或者具象连在一起的，所有纯粹理论性的或者形而上的东西，我都是怎么也学不会的。不管怎么说，这个专业的纯阅读材料领域是最明确的，在“狭义”哲学专业的课程也是最好混的。整个学业中最大的麻烦就是，在八个学期结束以后，得交上一篇毕业论文，参加几次考试。这样我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时间安排：三年的时间我根本不理会大学学习！然后，在最后一年以最大的努力去掌握那些经院式阅读材料，快速地完成一篇管它是什么样的论文！这样大学就能给予我那件我想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之物：在我的人生中有那么几年彻底的自由，让自己投身艺术当中。这是大学带给我的生活。
纵观我的整个人生，我很少能回忆起来有刚上大学那几年那么幸福的生活，那是没有大学学习的大学生活。那时我还年轻，根本没有那种必须要成就什么的责任感。我相当自由，每天的二十四个小时全部属于我自己，可以读书、工作，想做什么做什么，不必因此感到亏欠了任何人。考试的阴云远未出现在明亮的地平线上：如果以十九年的生命岁月为参照的话，三年是多么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们安排得多么丰富、多么感性，我们会让它们带来多少惊喜和礼物！
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我的诗歌进行——用我当时的话说——毫不留情面的筛选，编一本诗歌选集。今天我还会毫无羞赧地承认，对于当时刚刚高中毕业十九岁的我来说，油墨的香味要胜过这地球上最香甜的气味，要比设拉子的玫瑰油气味更甜美。任何一家报纸发表我的任何一首诗歌都会给我那摇晃不稳的自信带来一股新力量。我现在不应该有一个决定性的飞跃，尝试着出版整个诗集吗？伙伴们的建议让我做出了这一决定，他们比我自己对我的诗歌更有信心。我冒昧地将诗稿干脆寄给当时那家有代表性的德语诗歌出版机构：舒斯特尔·勒夫勒（schuster&löffler）出版社。这是利利恩克龙（detlevvonliliencron，1844—1909）、戴麦尔、比尔鲍姆（ottojuliusbierbaum，1865—1910）、莫姆伯特（alfredmombert，1872—1942）那整整一代诗人的出版人，同时他们也出版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新型德语抒情诗。然后呢，那是奇迹和吉兆！令人难忘的幸运时刻接踵而至，这在我的作家生涯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哪怕在已经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之后也没有过：有一封带着出版社印章的信。我不安地将这封信拿在手里，没有勇气去打开它。我终于屏住呼吸来读这封信：出版社决定接受书稿，甚至还要求有出版后续作品的优先权！一稿校样的邮包送到了，我带着无比的激动把它打开，去看字体、编排格式、书的毛本样式。几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样书就寄来了。我不知疲倦地对它们去注视、抚摸、比较，一遍又一遍！随后我就孩子气地到各家书店里去转悠，看他们是否已经把样书摆出来了，看看这些样书是摆在店面中央呢，还是堆在某个角落里。再往后呢，就是期待来信，等着最初的评论，期待着人们对此的最初反应，来自素不相识之人，来自意想不到之人。那些曾经让我倍感嫉妒的第一次出书的人所经历的紧张、激动和兴奋都出现在我身上。不过，这种陶醉不过是一见钟情般的初恋，绝非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以为是。至于后来我自己怎样看待这些早期诗作，一个简单的事实最能说明问题：我再也没有重印这本《银弦集》（silbernesaiten）——这是我那已经被毁掉的处女作的书名——而且没有将这里面的任何一首诗收入我的《诗歌全集》。那些诗句是一些拿捏不准的预感，或者是无意识的感觉代入，它们并非从自身的经历中喷薄而出，而是出自我对语言的激情。不管怎么说，它们显示出了一定的音乐性，也有足够充分的诗歌形式感，能够在对诗歌感兴趣的特定圈子里受到关注，我也无由抱怨说自己没有受到鼓励。利利恩克龙和戴麦尔这两位在当时属于抒情诗领军人物的大诗人给予十九岁的我以发自内心的，已经像是同仁一般的认可；像神一样令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里尔克寄给我他最新诗集的特印本，上面的赠言写着“带着感谢的心情”，作为对我那本“如此美好的书”的回赠。我把里尔克的赠书当成我青年时代最为珍贵的回忆之一，从奥地利的废墟中将它抢救出来带到了伦敦（现在它会在哪里呢？）。我甚至这么想，里尔克馈赠我的第一件友情礼物——许多礼物中的第一个——已经四十年了，这些我所熟悉的作品从亡灵国度在向我致意，当然这有点儿让人毛骨悚然。不过，最最令我没有想到的意外是，当时与理查德·施特劳斯齐名的尚在人世的伟大作曲家马克斯·雷格尔（maxreger）居然请求我允许他为其中的六首诗谱曲。此后我多少次在音乐会上听到这首或者那首诗——我自己写的，但是我自己早已忘记或者舍弃的诗作，却在另外一种艺术中经由一位大师的创作而得以传世。
在这些未曾期冀的认可中也伴随着一些友好而坦率的批评，但它们还是在恰到好处的时机给我足够多的鼓励，促使我有勇气迈出一步：因为我无可救药地缺少自信，所以从来没有或者说没有及早地走出这一步。在高中时我就在文学杂志《现代》（morderne）上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散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影响更大、发行更广的报纸上做这种尝试。其实，在维也纳，高级别的报纸也只有一份，即《新自由报》（neuefreiepresse）。这份报纸以高雅的格调、文化上知名度以及政治上的声望在整个奥匈帝国备受重视，其地位正如《泰晤士报》在英语世界或者《时报》（letemps）在法语世界中一样。甚至在德意志帝国也没有哪家德语报纸去努力达到这样足具代表性的文化水准。这家报纸的主编莫里茨·贝内狄克特（moritzbenedikt）有着非凡的组织才能，他孜孜不倦地努力，使出浑身解数要让自己的报纸在文学和文化领域里超越所有的德语报纸。如果他想争取某个名作家赐稿，会不顾惜任何代价，连发十几封二十封电报，并且同意预付稿酬。每逢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专号，文学副刊上就会出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名字：法朗士（anatolefrance）、豪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萧伯纳等人的名字就一起出现在这张报纸上。对于整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文学品味的形成，这家报纸所做的贡献无法估量。这家报纸有顺势而为的“进步的”、自由的世界观，有稳重而谨慎的态度，模范地代表了传统奥地利的高文化水准。
这个“进步”的圣殿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神坛，即被称为“文艺副刊”的那一部分，正如巴黎的大报《时报》和《论坛报》所做的那样，在与那些政治的、日常的时效性信息明确分割开的栏目中，他们刊登关于诗歌、戏剧、音乐和艺术最有分量、最精辟的评论。在这里，只有那些早已被认可的权威才能发言。只有具备了精辟的见解，多年的比较经验，对艺术形式的完美掌握，一位作者才有可能经过多年考验后被召唤到这神圣之地。施派德尔（ludwigspeidel）这位“小艺术”大师以及汉斯利克（edwardhanslick）在这里主评戏剧和音乐，他们的评论所具有的圣父般的权威性与圣伯夫（charlesaugustinsainte-beuve）在巴黎主持的“星期一评论”一般无二。在维也纳，他们给出的“行”或者“不行”能决定一部作品、一出戏剧或者一本书的命运，与之连在一起的往往也是一个人的命运。这里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当时知识界的每日话题，这些作品会受到讨论、批评、赞叹、痛恨。每一次有新名字出现在早已得到尊敬和认可的“副刊作者”名单当中，就是一件轰动性的大事。在年轻一代当中，唯有霍夫曼斯塔尔有机会在那里发表几篇他的精彩文章。其余的年轻作者，只好满足于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文学报纸上不起眼的后面几页。谁能给《新自由报》的文艺副刊写头版，对维也纳来说，他的名字就被刻到大理石丰碑上了。
我如何有如此这般的勇气，将自己的一个小小作品投稿给《新自由报》——对我的父辈和家乡来说，这份报纸几乎如同最高的神谕一样——今天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最坏的结局也无非是被拒绝而已。每个星期当中只有一天的下午两点到三点，副刊主编才接待来访者。因为要经常接待那些著名的、固定的撰稿人，主编很少有时间花在处理投稿者的稿件上。我心怦怦跳着走上狭窄的旋转楼梯，来到办公室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几分钟以后杂役回来说，副刊主编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个狭长的小房间。
《新自由报》的文艺副刊主编名叫特奥多尔·赫尔茨尔（theodorherzl）。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一位能载入世界史的重量级人物面对面站在一起。当然，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本人注定要给犹太民族的命运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带来怎样巨大的转折。当时，他的态度还是经常矛盾的，不那么一目了然。他从诗歌写作开始，很早就显示出夺目的报人天赋。他先是担任驻巴黎的通讯记者，然后作为《新自由报》副刊的专栏作家而深受维也纳读者的青睐。他的文章富于敏锐，往往也是睿智的观察和优雅的笔调，带着一种高雅的魅力，哪怕是涉及批评这类尖刻的内容也不会失去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这是人们在报刊中能读到的最有文化修养的文章，能让一座习惯于欣赏精细感觉的城市为之倾倒，这些文章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魔力。他的一个剧本也曾在城堡剧院上演，大获成功。现在，他是一个有名望的人，被青年当成神一样的偶像，被我的父辈所尊重。直到那一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之事，他的人生从此改变了。命运总是能够想办法来找到它那隐秘目标所需要的人，哪怕这个人想把自己隐藏起来。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在巴黎的一个经历震撼了他的灵魂，这是一个改变了他全部生活的时刻：作为一名记者，他列席了对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的当众贬黜。他亲眼看见了人们将他的肩章撕下时，这位脸色苍白的人大喊：“我无罪！”在这一时刻，特奥多尔·赫尔茨尔在内心最深处透彻地明白德雷福斯是清白的：那些可怕的背叛嫌疑之所以被强加到他身上，那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在大学时期，带着正直的男子汉气概的特奥多尔·赫尔茨尔就曾经为犹太人的命运感到痛苦。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那先知般的直觉，他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整个悲剧，因为在当时还几乎看不出真的会有厄运当头。他天生有着领袖的感觉，而且相貌堂堂，思想上的博大深邃和渊博知识都使他不愧为一个领袖人物。他当时已经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计划，要让犹太人面临的痛苦命运有一个最终的完结，那便是通过自愿受洗让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起来。他曾经设想过这样的戏剧性场景：他将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带进斯特凡大教堂，以一幕堪为样板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让这个被驱逐、没有家乡的民族从遭受歧视和仇恨的诅咒中解脱出来。很快他就认识到这个计划不可行。有那么一些年，分内的工作将他的精力从这个他此生注定要去解决的“原问题”上转移开了。而今，在德雷福斯遭到贬黜这一刻，他的民族永远遭受鄙视的这一想法涌上心头，就像匕首一样扎进他的胸膛。如果隔离是不可回避的，那么就彻底隔离好了！如果命运让我们一再承受屈辱，那么我们就以自豪来面对它；如果我们因为没有家乡而受难，那么我们就建设一个自己的家乡！于是，他出版了一个小册子《犹太国》。他在这里宣告：对犹太人来说，所有的融入努力，对彻底宽容所抱有的一切希望，在犹太民族身上都不可能发生。必须在过去的家乡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自己的新家园。
当这本简短却剑拔弩张的小册子出版时，我还在上中学。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当时维也纳的市民——犹太人阶层普遍有着怎样的吃惊和愤怒。他们满不高兴地说：这位平时那么聪明、风趣，有教养的作家哪根筋不对劲儿了？他在干什么，写什么蠢事？为什么我们要去巴勒斯坦？我们的语言是德语，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家园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治下，我们过得不是好极了吗？我们不是获得体面的提升，有可靠的职位吗？难道我们不是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公民，不是这座我们深深热爱的维也纳城土生土长、忠贞不贰的市民吗？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所有的宗教偏见在几十年以内就会踪迹全无吗？为什么这个自己也是犹太人，想要帮助犹太人的人，就在我们每一天都与德意志世界更接近、更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却要替我们最恶意的敌人提供论据，要把我们分化出去？拉比们怒火满腔地离开布道台，《新自由报》的总编禁止在他的“激进”报纸上提到“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汇。维也纳文学界的忒耳西忒斯、尖刻讽刺大师卡尔·克劳斯（karlkraus）还写了一个小册子《锡安的王冠》。当特奥多尔·赫尔茨尔走进剧院时，整个剧院里的人都会嘲讽地小声说：“陛下驾到！”
赫尔茨尔刚开始也许还觉得这是人们对他有误解。在维也纳，他多年受到人们的爱戴，他也视这里为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这里的人却背弃了他，甚至嘲笑他。然而，带着巨大的力量和喜悦的回应突然来到了，这甚至把他给吓着了：他只用了那么几页纸就在这个世界上引发了那么大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当然不是来自西部那些生活舒适，有着良好社会地位的犹太市民阶层，而是来自东部的广大群体，那些生活在加里西亚、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聚居区中的无产者。赫尔茨尔根本没有想到，他这本小册子在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当中，让灰烬中犹太文化滚烫的炭火重新燃起火苗：千年的弥赛亚梦想，神圣的经书中所强调的回归到上帝称许的土地。这种希望，同时也是一种宗教信念，让那些数百万受虐待、受奴役的人感受到，这是生活唯一的意义所在。在这两千年散居世界各地的过程中，每当有人——先知或者骗子——拨动这根琴弦，这个民族的灵魂就涌动起来，不过还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强烈，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带着咆哮般的回响。一个人用几十页纸将那些星散各地、毫不相干的人群变成一个整体。
这最初的瞬间，当理念还如梦一般没有定型时，肯定也是赫尔茨尔短暂的生命中最为幸福的时刻。一旦他开始试图将这个目标固定在实际的空间，将各种力量联结在一起时，他就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个犹太民族是多么分化：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民族当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这里是严格信奉宗教的，那里是自由思想的；这里是社会主义的犹太人，那里是资本主义的犹太人，他们用各种语言彼此相争，大家都不愿意服从一个统一的权威。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年，1901年，他正处在斗争当中，也许他也在与自己进行斗争。他还不能放弃这个让他养家糊口的职位，他还必须将自己分身于渺小的报纸编辑工作与他真正的人生使命之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人，还是那位文艺副刊主编特奥多尔·赫尔茨尔。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站起身来跟我打招呼。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那个含沙射影带着恶意的绰号“锡安国王”还真是一语中的。他看起来真的像个国王，高耸开阔的额头，清晰的面部轮廓，长长的、几乎是青蓝色的布道者胡须，深蓝色的忧郁眼睛。他那大幅度的、有些戏剧化的手势在他这里一点儿也不显得做作，因为这些动作都出自一种自然而然的威严，他也根本用不着特地在我面前显得自己是个多么重要的人物。即便在这个极为狭窄，只有一个窗户的编辑办公室里，坐在一张已经用旧了，堆满了纸张的办公桌前，他也好像一个贝都因部落的头人一样。要是他穿的是一件下垂飘然的白色贝都因长衫，也一样会显得自然得体，就如同他现在穿着精心剪裁的，显然是依照巴黎样式制作的黑色圆角长礼服一样。在一个有意保持的简短停顿——正如我后来经常观察到的那样，他喜欢这种不起眼的效果，这可能是他在城堡剧院学来的——以后，他居高临下然而还是带着善意将手伸给我。他手指自己旁边的沙发，问我：“我觉得，您的名字我已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或者读到过。诗歌，对吗？”我不得不承认。“现在呢，”他仰身说，“您给我带来了什么？”
我回答说，自己很想投稿一份小小的散文作品，然后递给他手稿。他看着首页，翻着手稿直到最后一页，以便估算一下长度，然后在长背座椅上再往后靠一靠。让我吃惊的是（我根本没敢这么指望），我注意到他开始读我的稿子。他读得很慢，翻过一页也不抬头。等到他读完了最后一页，他慢慢地将手稿卷起来，做得很复杂，但是仍然没有看我。他将手稿装进一个稿件袋，用蓝色的笔在上面做了一个标记。等到用这个神秘莫测的做法让我紧张得时间够长了以后，他才将深沉的目光转向我，带着有意识的、缓慢的庄重对我说：“我很高兴能告知您，您那篇美丽的散文被《新自由报》接受了。”这场景，就好像拿破仑在战场上将一枚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别在一位年轻中士的胸前一样。
这原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只有维也纳人，也只有那一代的维也纳人才明白，这种提携能帮助人迈出多么大的一步。这样一来，我以十九岁的年龄一夜之间就跻身于名人的行列当中。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从一开始就对我赞赏有加，他还马上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们不应该以为维也纳艺术界会凋零，正好相反，在霍夫曼斯塔尔之外，维也纳还有一批年轻的天才，对他们抱有怎样的期待都不会过分：他第一个提到的是我的名字。我一直觉得那是一种特别的奖项，有特奥多尔·赫尔茨尔这样分量的人物第一个站出来，在一个能让人看到同时也是有很大责任的位置上替我说话。这也让我后来的那个决定变得非常困难——好像我不知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个道理似的：我没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去加入甚至共同领导他发起的犹太复国运动。
但是，我不愿意让自己真正和他的这个事情搅在一起。让我发怵的主要是那种尊重感的缺乏。今天我们都难以想象会有那样毫无尊重可言的方式，而恰好是赫尔茨尔自己的同路人对他持有这种态度：东部犹太人指责他根本不懂犹太文化，连犹太风俗都不知道；国民经济学家把他当成一个副刊专栏作家。每个人都对他有所指责，提出自己的不满，而且在这样做时并非总是带着敬意。我知道赫尔茨尔曾经善待和帮助过很多失意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这个圈子里一直有的那种寻衅的、自以为是的反对派姿态，缺少实在的、真心的从属精神，让我觉得自己跟这个运动有疏离感，虽然我一度因为赫尔茨尔而怀着好奇走近它。有一次我曾经和赫尔茨尔谈到这个话题，我公开承认自己对他的队伍中缺少规矩的情形很不受用。他有些苦涩地笑了笑，说：“您别忘记，我们几千年来都在面对问题，都习惯了跟理念争吵。我们犹太人在两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实践，没有给世界带来什么‘真实的’东西。无条件的献身精神也是需要学的，我自己到了今天还没有学到手，因为我自己还在不时地写专栏，我还是《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按说我的责任是，除了那件事以外不要有任何想法，不要在稿纸上写任何东西。不过，我已经在改进自己，我一定要自己先学会献身，也许其他人会跟我一起学。”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他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都不理解，为什么过了那么长时间他还不决定放弃《新自由报》的职位，我们以为他是出于养家的考虑。很久以后世人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他甚至将自己的私人财产都奉献给了那件事。在这种矛盾中，他自己经历着怎样的痛苦，不光体现在这段谈话上，他日记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内心痛苦的明证。
以后我还见到过他很多次，但是在多次相遇中只有一次于我如此重要，它保留在我的回忆中，令我难以忘怀，也许因为那是最后一次。我曾经去了国外一段时间，期间与维也纳只保留着通信联系。终于有一天我在城市公园中碰到他了。他好像是从编辑部出来，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他不再有过去那种健步如飞的步伐了。我礼貌地向他致意，想与他擦肩而过，但是他快速向我走过来，把手伸给我说：“为什么您要躲起来？您根本没必要这么做。”他很赞同我经常去国外的做法。“这是我们唯一的路，”他说，“我所了解的事情，都是在国外学到的。只有在国外，一个人才能学会保持距离来思考。我敢肯定，如果不是身在国外的话，我肯定不会有勇气写出那个最初的设想。还在萌芽和成长的状态，人们就会把它给毁了。谢天谢地，我把它拿出来时，那已经成形了，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接着他非常懊丧地谈到维也纳，最大的阻力来自这里而不是外面。新的推动力尤其来自东部，现在也有来自美国的了，但是他已经感到太累了。“从根本上，”他说，“我的错误在于动手太晚了。维克多·阿德勒在三十岁时已经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他最年富力强、最能进行战斗的年龄，更不用说历史上的那些大人物了。您知道，我在头脑中为那些失去的岁月感到难过——那些我没有早些投身到这项工作中的岁月。要是我的健康如同我的意志一样旺盛，一切就都好办了。可惜，人无法赎回逝去的岁月。”
我还陪着他走了一段长路，一直到他家门口。他站住，将手伸给我：“为什么您从来不来看我？您还从来没有来过我家里。您提前给我电话，我把时间腾出来。”我答应了他，但是决定不兑现这个承诺：越爱戴一个人，我就会越敬重他的时间。
不过我还是去了他的家，就在几个月以后。他的病——曾经让他身体前躬的病——现在突然发作了，现在我只能陪伴他走向墓地了。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7月里的一天，对于每个亲历这一场景的人都是难以忘怀的一天。因为突然之间，这座城市的各个车站，每一辆火车，黑夜白昼，都是从各国各地赶来的人，他们是来自东部的、西部的、俄国的、土耳其的犹太人，他们从不同的省份和小城市突然蜂拥而至，噩耗带来的震惊还写在他们的脸上。人们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清晰地感觉到：一个伟大运动的领导人在这里被抬往坟墓；而此前，争吵和辩论曾经让人们对此视而不见。送葬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维也纳突然意识到，这位离世的人不光是一位作家或者一位普通诗人，而是一位思想理念的塑造者：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需要经历很久才会有一位这样的人物胜利地挺立出来。墓地出现了骚动：太多人突然涌向他的灵柩，啼哭着、悲号着、大喊着陷入一种难以控制的爆发式绝望当中，那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暴躁、一种怒火。一切秩序都被一种根本的极度悲伤所打破，葬礼上的这番情形我此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此后也没有。这上百万人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撞击性的痛苦，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位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力量将多少激情和希望释放到这个世界上。
我能隆重地迈入《新自由报》的副刊，于我的真正意义是在私人方面。在家人面前，我赢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说服力。我父母很少与文学打交道，他们也不做任何评价。对于我父母以及整个维也纳的市民社会来说，《新自由报》赞扬的东西便是重要的，那里忽略或者批评的东西都是不值一提的。发表在副刊上的文章，在他们看来都是获得最高权威认可的；能在那里发表见解或者做出评判的人，光因为获得那里的一席之地已经足以收获人们的尊重。您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家庭，他们每天带着敬畏和期待将目光投到这份报纸的第一页上，某天早晨他们难以置信地发现，这位并不那么有条理的十九岁年轻人，这位跟他们一起坐在桌边的人，这位在学校里根本不出类拔萃的人，居然能在这个责任重大的地方，在那些著名的、经验丰富的男人名字中间找到发表自己看法的一席之地，而此前他们带着善意把我写的东西当成“没有危险的”游戏来接受（反正比打牌或者跟轻佻的姑娘调情好），他们在家里也从来没有重视过的看法。假如我写出来的是像济慈、荷尔德林、雪莱那样最美的诗作，也许不会让周围人能对我这样刮目相看。每当我走进剧院，总会有人对我这个以神秘莫测的方式打进长老和德高望重者行列的毛头小伙指指点点。由于我经常或者甚至说定期在《新自由报》副刊上发表作品，我很快就面临着成为一位在当地受尊敬之人物的危险。我幸运地及时摆脱了这种危险：一天早晨我告知父母说，自己想在下个学期去柏林学习，这让他们吃惊不小。我的家庭对我或者说对投给我金色影子的《新自由报》太过尊重，他们无法不满足我的愿望。
我当然没有想去柏林“读大学”。我在那里如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大学两次，第一次去是为了办听课注册，第二次是去提交所谓的听课证明，接受检查。我在柏林想要寻找的，既不是同学也不是好教授，而是一种更高级、更完美的自由。在维也纳我还是觉得被束缚在圈子之内。我所交往的文学界同仁，几乎都和我自己一样来自犹太——市民社会这一阶层。在这座狭小的城市里，大家都彼此知道对方是谁，我无可回避地是那个“好”家庭的儿子，而我对那个“好”社会已经感到厌倦；我甚至愿意进入一个特别的“坏”社会，一种没有强迫、没有制约的生存形式。至于谁在柏林的大学里讲授什么，这些信息我从来没有去课程目录里查看。对我来说，知道那里的“新”文学比在我们这里表现得更活跃、更激荡，这理由已经足够了。在那里可以与戴默尔以及年轻一代的其他诗人相遇，在那里不断有新的杂志、歌舞剧场、话剧场成立。总之，用维也纳的话说，那里就是一个总有什么事发生的地方。
的确，我是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时刻来到柏林。自从1870年以来，柏林从一个非常理性、小小的、也不富裕的普鲁士王国的首都一跃成为德意志皇帝驻跸的都城，这让施普雷河畔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一下子有了巨大的推动力。不过，在艺术和文化活动方面的领军形象还没有落到柏林身上：画家和诗人让慕尼黑成为真正的艺术中心，德累斯顿的歌剧院主导着音乐领域，那些小型的王室都城都在将有价值潜力的因素吸引到自己的城市中来。尤其是维也纳，在很多方面——它的百年传统，被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天才人物——当时都要远远胜出柏林。不过，最近若干年德国经济的迅猛崛起开始让柏林有了翻身之日。大公司、资财雄厚的家庭搬迁到了柏林，新财富带着强劲的大胆尝试精神给这里的建筑设计和剧院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机会，要胜过任何一座德国城市。在威廉皇帝的保护之下，博物馆的规模在扩大；这里的话剧院，有奥托·布拉姆（ottobrahm）这样的模范领导者。正因为这里没有真正的传统，没有几百年古老文化的存在，年轻人被吸引到这里进行各种尝试。毕竟，传统也总是意味着阻碍。面对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大胆试验，维也纳这座受到传统的束缚，对自身的过去顶礼膜拜的城市，表现出谨慎观望的态度，而柏林正想迅速以富有个性的形式来打扮自己，正在寻找新的东西。毫不奇怪，整个帝国范围内，甚至奥地利的年轻人都涌向柏林，他们当中的那些天才也真正获得了成功。维也纳人马克斯·赖因哈德在柏林用了两年就获得的职位，如果在维也纳的话，他需要耐心地等上二十年。
正当柏林处在从一个王国首都到世界城市的过渡阶段，我来到了柏林。在维也纳看到了太多从了不起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美，到柏林后的第一印象更多是失望。柏林决定性地向西扩展——在那里要出现一些新建筑物，而不是像缔尔园别墅那样的奢华建筑——还刚刚开始；腓特烈大街和莱比锡大街仍然是城市的中心，这里的建筑物单调，装饰显得那么笨拙。要想去郊区维尔默多夫（wilmersdorf）、尼古拉湖（nikolassee）、施特格利茨（steglitz）还只能颇费周折乘有轨电车；要想去有着美丽的植物风光的马克湖区，那不啻一次探险旅行。除了那条古老的“菩提树下大街”（unterdenlinden）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根本没有维也纳那样的环城车道；由于普鲁士式的节俭，也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高雅奢华。女人们穿着自己剪裁的，没有任何装饰的衣服去剧院。所到之处，人们看不到那些轻盈、灵巧、挥金如土的手，而在巴黎和维也纳，这样的手知道如何将便宜得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令人心醉神迷的奢侈品。在任何细小之处，人们都可以感觉到那种腓特烈式的、吝啬的俭朴持家。咖啡淡而无味，因为每一个咖啡豆都要节约下来；饮食单调无趣，没有果汁和提神饮料；整洁、僵硬而细致的秩序是随处可见的主调，而在我们那里则是欢快涌动的音乐。我的柏林女房东和维也纳的女房东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例子了。维也纳的女房东是一位性情愉快、爱说话的人，她不会把什么都保持着最干净的状态，也会丢三落四的，但是她总是愿意提供任何帮助。柏林的女房东将一切都做得正确无误，无可挑剔。在她给我的第一个月的账单上，我发现她用清清楚楚的僵硬字体计算了她所提供的每一个哪怕再小的服务：缝一个裤子上的纽扣3芬尼，清除桌子上的墨水污迹20芬尼，所有这些劳务的价格核算到一起之后，总共67芬尼。我一开始对此感到好笑。不可思议的是，几天之后我自己屈服于这种令人难堪的普鲁士秩序规则，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精确的开销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