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鲁记载的数据准确无误。里厄大夫明白这种病来者不善，他将门房的尸体隔离起来，给里夏尔打了电话，询问腹股沟淋巴发炎的症状。
“这回我一点儿也弄不明白了，”里夏尔说道，“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从发病到死亡，只有四十八小时，另一个也才三天工夫。那天早晨，我离开第二位患者时，他的症状完全好转了。”
“如有其他病例，请您通知我一声。”里厄说道。
他还给几位医生打了电话。这样调查下来便得知，几天之内就有二十个相似的病例，几乎全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就请求里夏尔，奥兰医师协会主席，务必隔离新发现的病人。
“我实在无能为力，”里夏尔说道，“这些措施必须由省里决定。再说，您怎么知道有传染的危险呢？”
“我没有任何凭据，但是症状实在令人担心。”
然而，里夏尔认为“他没有这种资格”，他所能做的，也只是跟省长谈谈。
可是，在这期间，天气转坏了。门房死后第二天，云雾弥漫天空，短暂的暴雨一阵阵冲荡全城，雨后又骤然溽热熏蒸。就连大海也丧失了那种幽深的蓝色，在雾蒙蒙的天空下，换上了银白色或铁灰色刺眼的闪光。这年春天的湿热，倒让人盼望夏季的烈焰。建筑在高地上的这座城市，形同蜗牛，几乎不向大海敞开，保持着一种死气沉沉的呆滞状态。在城里排成长列的灰泥墙壁中间，在两侧灰尘污黯的橱窗街道之间，在脏兮兮的黄色有轨电车里，人人都多少感到成为了这种天气的囚徒。唯独里厄的那位得了哮喘的老患者战胜了疾病，享受着这样的气候。
“跟蒸笼一样，”他说道，“这对支气管炎有好处。”
的确像在蒸笼里，不折不扣的一次高烧。全城发了高烧，至少这是那天早晨里厄大夫挥之不去的印象，当时他赶往菲代尔伯街，调查科塔尔自杀未遂的事件。然而在他看来，这种印象不合乎情理。他归咎为心情烦躁，又思虑重重，认为要赶紧理一理自己的思想。
里厄到达时，警官还没有到。格朗在楼梯口等他，他们决定先到格朗家，格朗家敞着房门。市政府的这名职员住两室的套间，陈设十分简单。引人注目的只有一个白木搁板，上面摆着两三本词典，还有一块黑板，能依稀看出写在上面而未擦干净的“花径”二字。据格朗说，科塔尔一夜睡得很好，可是早晨醒来时，他的头疼得厉害，对什么都没有能力反应。格朗显得很疲惫，也很烦躁，在屋里踱来踱去，翻开又合上放在桌子上的一个装满手稿的大文件夹。
这工夫，格朗告诉大夫，他跟科塔尔并不熟悉，估计他薄有家财。科塔尔是个怪人。长期以来，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楼梯上相遇时打个招呼。
“我同他仅仅谈过两次话。几天前，我走到这楼梯平台上，带回来的一盒粉笔撒了一地，有红粉笔和蓝粉笔。恰巧这时，科塔尔出门，来到楼道，便帮忙拾粉笔。他问我拿这些彩色粉笔做什么。”
格朗就向他解释说，自己想把拉丁文捡起来。他在中学学到的那些知识，毕业之后全都淡忘了。
“是的，”格朗对大夫说，“有人明确告诉我，学习拉丁文很有用，能更好地理解法语语词的含义。”
他就这样，将拉丁文单词写在黑板上，有性、数、格变化的词，以及变位的动词的词尾部分，就用蓝粉笔重写一遍，永远不变的词根，就用红粉笔抄写。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不是真听明白了，看样子他挺感兴趣，还向我要一根红粉笔，让我觉得有点意外，但是毕竟……我当然不可能猜想到，他要粉笔是用来实现他的计划。”
里厄问他第二次谈话是什么内容，这时警长带着秘书来了，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大夫注意到，格朗每次谈到科塔尔，总是称他“绝望者”，甚至还一度用了“自绝”的说法。他们讨论了自杀的动机，在选择用语上，格朗就显得钻牛角尖了。最后，他们就认可了“内心忧郁”的字眼。警长还问，从科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丝毫也看不出所谓“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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