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血似乎是从后脑的一处伤口流出来的，但脖子的左边下方还有一处伤口，看起来像是被刀割的，出血不多。轮船的晃动使血到处乱流，在铺着油毡的地上胡乱涂成一团，现在这血已经慢慢凝结了。他的脸色如烂泥一般。库维特利先生显然已经死了。

格雷厄姆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干呕，两只手紧紧抓住盥洗柜，不让自己倒下。他首先想到的是，他一定不能呕吐，一定不能瘫倒，然后向别人求救。他没有立即意识到眼前发生的这件事对他意味着什么。他的眼睛现在始终盯着舷窗，不让自己再往下看一眼。他看到了一艘轮船的烟囱，那艘轮船正停靠在长长的混凝土防波堤后面。他立刻明白了，这艘船正在进港。不到一个小时，舷梯就会放下来。库维特利终了也没有能与土耳其领事馆取得联系。

意识到这一点，他心里猛然一惊，一下子恢复了理智。他又低头看去。

毫无疑问，这是巴纳特干的。这个小个子的土耳其人显然是在他自己的客舱或外面的走廊里被巴纳特打昏在地，然后被拖到这个最近的空客舱里，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巴纳特用刀捅死的。莫勒就这样除掉了一个可能的威胁，以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主要的受害者。格雷厄姆还记得半夜有一个声音惊醒了他。那个声音可能就是来自隔壁客舱。“不管发生什么，在八点钟之前千万不要离开你的客舱。否则是非常危险的。”库维特利先生自己反而没有执行这个指令，于是遇到了这个危险。他曾经说过他随时愿意为他的祖国献身，他就这样为他的国家献身了。他可怜地躺在那里，紧握着胖乎乎的拳头，一绺灰白的头发与他的血凝结在一起，那张嘴半开着，毫无生气。

格雷厄姆听到外面走廊里有人在走动。他猛地抬起头。外面的动静似乎让他的头脑猛然清醒过来。他开始迅速而冷静地思考起来。

从血液凝固的样子看，库维特利先生一定是在轮船停止之前就死了。在这之前很久就死了！他没有来得及请求船长允许他乘领航船离开。如果他提出过这个请求，那么等领航船靠近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处找他，他的尸体就会被人发现。但现在没有发现。他用的不是普通护照，而是外交人员的自由通行证，因此不必把证件交给事务长保管。这意味着，到了热那亚，除非事务长与护照检查员仔细核对所有乘客的名单——格雷厄姆从过去的经验可以推断，在意大利港口，他们是不会费劲干这件事的——否则谁也不会注意到库维特利有没有下船登岸。莫勒和巴纳特很可能指望着这一点。如果死者的行李已经整理好了，服务员就会把他的行李与其他行李一起放到海关小屋里，看这件行李迟迟没人来取，还以为行李的主人故意躲着，以免付小费。如果格雷厄姆不对任何人说，那么可能要过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他的尸体才会被人发现。

他抿紧了嘴唇。他觉得心中慢慢升腾起冰冷的怒火，差不多要扼杀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如果他真的叫来别人，他可以指控莫勒和巴纳特，但他能有办法让他们给这两个人定罪吗？他的指控本身是没什么分量的。很有可能，别人会以为这项指控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而耍的诡计。就说事务长吧，他一定会这样想。这两个家伙手里拿的是假护照，毫无疑问，这个事实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但光是为了证明这件事，也得耗费很长时间。这样一来，意大利警方就可能会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不放他回英国去。为了能让他安全回到英国，按时完成那个合同，库维特利先生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库维特利先生的尸体成为阻止他履行这个合同的一种手段？那是非常愚蠢、非常荒唐的事；但是，如果格雷厄姆想确保自己能活命，那必须这样做。太匪夷所思，太不可想象了。莫勒把库维特利叫作爱国者，现在格雷厄姆站在这里看着这个爱国者的尸体，突然想，这个世界上似乎只剩下一件要紧的事了：不能让库维特利先生的死显得愚蠢和荒唐，只有谋杀他的人才会觉得他的死是毫无价值的。

可是，如果他不想向船长报告这件事，不准备让警察介入，那他又能做什么呢？

假设这是莫勒策划的。假设莫勒或者巴纳特听到了库维特利先生对格雷厄姆下达的指示，相信感受到了足够威胁的格雷厄姆会采取一切措施来保全自己，因此想到要使用这种方法来拖延他的归国时间。或者，他们可能正准备抓住格雷厄姆与尸体待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嫁祸于他，指控他杀了人。不。这两种假设都是荒谬可笑的。如果他们获悉了库维特利先生的计划，他们会让这个土耳其人坐领航船上岸的。这样一来，躺在这里的应该是格雷厄姆的尸体，发现这具尸体的将会是库维特利先生。显然，莫勒既不知道库维特利先生的计划，也不相信库维特利先生的尸体会被人发现。一个小时之后，格雷厄姆就要与巴纳特和前来迎接的枪手们站在一起，这几个枪手会冷眼看着格雷厄姆这个受害者毫无戒备地走上来……

但是，这个受害者不可能毫无防备。有一个非常渺茫的机会……

格雷厄姆转过身，抓住门把手，轻轻地转动了一下。他知道，如果让自己再考虑下去，他就会改变主意的。想定的事就不要犹豫，他不能再让自己思前想后了。

他开了一道很小的门缝。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片刻之后，他走出了客舱，随手带上了门。他没有犹豫一秒钟。他知道他必须往前走。走了五步，他到了三号客舱。他走了进去。

库维特利先生的行李是一个老式的手提箱。手提箱用几条带子绑着，立在地板的中央，其中一条带子上放着一个二十里拉的硬币。格雷厄姆捡起这枚硬币，举到鼻子跟前。硬币上玫瑰油香味还很明显。他在衣橱里和门后寻找库维特利先生的大衣和帽子，但没有找到，于是他断定，大衣和帽子肯定从舷窗丢到大海里了。巴纳特什么都想到了。

他把箱子放到铺位上，打开了它。箱子上层很杂乱，显然是巴纳特随便塞进去的，但下层的东西摆放得非常整齐。不过，格雷厄姆唯一感兴趣的是一盒手枪子弹。但手枪却不见踪影。

格雷厄姆把子弹放进口袋，把箱子合上。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箱子。显然，巴纳特指望那个服务员会把这二十里拉装进腰包，把箱子拿到海关小屋去，把库维特利先生彻底忘掉。从巴纳特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等到海关人员开始对这个无人认领的手提箱起疑问时，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格雷厄姆想着自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活下来了。另外，他还打算——在同样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护照越过意大利边境进入法国。库维特利先生的尸体一旦被发现，其他的乘客将受到警方的一一盘问。他只有一件事可做：必须把库维特利先生的手提箱藏起来。

他打开盥洗柜，把二十里拉的硬币放到盥洗盆的一个角上，起身走到门口。外面还是静悄悄的，没有什么动静。他打开舱门，拎起手提箱，把箱子拖到四号客舱门口。他迅速走进客舱，关上舱门。

他浑身冒汗了。他拿手帕擦擦手和前额。他想起他的指纹可能会留在箱子的硬皮把手上，留在门把手和盥洗柜上。于是他拿手帕把这些东西仔细擦了一遍，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尸体。

很明显，那把枪不在他的屁股口袋里。他跪在尸体旁边。他觉得又有呕吐的感觉了，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身体前倾，一只手抓住库维特利的右肩，另一只手抓住他右边的裤子，用力拉着。他让尸体侧着身。尸体的一只脚压到另一只脚上，落到了地板上。格雷厄姆立刻站起身来。过了一会儿，他弯下身去，伸出手，拉开了库维特利的夹克。他的左臂下面有一个皮套，但没有枪。

格雷厄姆并没有太失望。有了枪会让他感觉安全些，但他并没有指望能找到这把枪。枪是很有用的东西。巴纳特当然把枪拿走了。格雷厄姆在库维特利的夹克口袋里摸了摸。口袋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显然，巴纳特拿走了库维特利先生的钱，也拿走了他的通行证。

他站了起来。这里没有别的事可做了。他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走出客舱，向六号舱走去。他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声音，马蒂斯夫人打开了门。

马蒂斯夫人原以为是服务员来了，一看是格雷厄姆，皱着的眉头一下子舒展了。她有点吃惊，说了一声“早上好”。

“早上好，夫人。我可以和你丈夫说几句话吗？”

马蒂斯的头从她的肩膀后面探过来：“你好！早上好！你这么快就收拾好了？”

“我能和你说一句话吗？”

“当然可以！”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开心地笑着走出客舱，“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只有自己看自己是个人物。谁都可以来找我。”

“你能去我的客舱待一会儿吗？”

马蒂斯瞥了他一眼，颇觉好奇。“天哪，你的脸色太严肃了，我的朋友。是的，我当然可以去。”他转向他的妻子，“我马上就回来，亲爱的。”

他们走进五号客舱，格雷厄姆赶紧关上门，闩上门闩，转过身，看到马蒂斯困惑地皱着眉。

“我需要你的帮助。”格雷厄姆低声说，“不，我不是要借你的钱。我想请你帮我带个口信。”

“当然可以，如果我能办到的话。”

“我们必须小声说话。”格雷厄姆说，“舱壁很薄，我不想惊动你的妻子，那没有必要。”

幸运的是，马蒂斯并没有领会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他点了点头：“我听着。”

“我对你说过，我是一家武器制造商的雇员。这是实话。但在某种意义上，我现在也同时为英国和土耳其政府服务。今天早上我登岸的时候，有几个德国特工计划要杀死我。”

“真有这事？”他满心疑虑，觉得不可思议。

“我想这绝对是真的。我没有兴趣编造这样的故事。”

“对不起，我……”

“没关系。我要你去土耳其驻热那亚领事馆，找到领事先生，把我的这个口信带给他。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马蒂斯盯着格雷厄姆看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很好。我愿意帮你。是什么口信？”

“我首先得让你记住，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信息。你明白了吗？”

“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守口如瓶。”

“我知道我可以信赖你。请你把这个口信写下来好吗？这里有铅笔和纸。要是我写，你不会认出我的字的。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口信是这样的：通知伊斯坦布尔的哈基上校，特工死了。不要通知警察。我被迫与两个德国特工待在一起，他们分别叫莫勒和巴纳特，在护照上的名字分别是菲利兹·哈勒和马弗罗多波洛斯。”

马蒂斯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大叫一声：“真有这样的事？”

“很不幸，就有这样的事。”

“我看你感觉一直不舒服，原来你不是晕船！”

“不是。我可以继续说我的口信吗？”

马蒂斯咽了一口唾沫：“可以。可以。我真没有想到……请说。”

“我会设法逃脱，想办法来找你的。如果我死了，请通知英国领事，这两个人应该对此负责。”

他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悲壮，但也正是他想说的。他对马蒂斯感到一丝歉意。

法国人非常惊恐地盯着他。“这不可能，”他低声说，“为什么……”

“我很想对你解释，但我想我不能解释。现在的问题是，你能帮我带这个口信吗？”

“当然可以。我还能为你做别的什么事吗？这些德国特工——你为什么不能叫人把他们抓起来？”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能帮到我的最要紧的事，就是为我传递这个口信。”

法国人张开嘴巴，很有力地伸展着下巴。“太荒谬了！”他脱口而出。接着压低了声音，对格雷厄姆严肃地耳语起来：“必须十分谨慎。我理解这一点。你是英国特勤局的，有些话不能乱说，但我也不是一个傻瓜。很好！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动手，干掉这些肮脏的家伙，然后逃跑呢？我有一把左轮手枪，还有……”

格雷厄姆吓了一跳：“你说你有一把左轮手枪——就在这里吗？”

马蒂斯面露挑衅的神色：“我当然有一把左轮手枪。为什么不呢？在土耳其……”

格雷厄姆一把抓住马蒂斯的胳膊：“那么你就可以再帮我做一件事。”

马蒂斯皱起了眉头，有点不耐烦：“什么事？”

“我想买下你的左轮手枪。”

“你的意思是你身上没带武器？”

“我的左轮手枪被人偷了。多少钱能卖给我？”

“但是……”

“这把枪我拿着比你拿着更有用。”

马蒂斯挺直了身子：“我不卖。”

“但是……”

“我送给你。给……”他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把镀镍的左轮手枪，塞到格雷厄姆的手里，“请你拿着。这没什么。我愿意帮你做更多的事情。”

格雷厄姆要感谢他自己一时兴起，昨天主动向马蒂斯道了歉：“你已经帮我够多了。”

“没帮什么！枪已经装了子弹，你看到了吗？这是保险栓。扳机扣动起来很轻松。不需要什么大力士。开枪的时候手臂要伸直……我想这些不用我来告诉你。”

“非常感谢，马蒂斯。一登岸，你就去找土耳其领事。”

“我明白。”他伸出手来，“祝你好运，我的朋友。”他激动地说，“如果你确定我没有别的事可以帮你了，那么……”

“我确定。”

过了一会儿，马蒂斯离开了。格雷厄姆等着。他听到法国人走进隔壁客舱的声音，听到马蒂斯夫人尖厉的说话声。

“怎么了？”

“你不能管好你自己的事吗？他身无分文，我借给了他两百法郎。”

“蠢货！你不能再干这种傻事了。”

“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你，他给我开了一张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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