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肯定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位于伊波利托·达泰路的拐角处。我们的船将停靠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克盆地的圣乔治桥附近的码头，离英国领事馆有好几公里。我以前走过这条路，所以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热那亚是一个很大的港口。格雷厄姆先生，我怀疑你的出租车是否能跑出一公里去。他们会坐在一辆小车里等你。如果你坐上了出租车，他们就会跟着你，一直跟到弗朗西亚大道，把出租车逼到人行道上，然后就朝你开枪。”

“我在码头就给领事打电话。”

“当然可以。不过你得先去过海关那个小屋。然后焦急地等领事来。你得等，先生！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让我们假设一下。你可以立刻给领事打电话，告诉他你的情况十分紧急。但是你还得等他至少半个小时。让我告诉你，就算你在这半个小时喝了氢氰酸，你活下来的机会也不会减少。想杀死一个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人，从来不是一件难事。在码头的那些棚子中间，他们动起手来可是太简单了。莫勒说他能杀死你，我认为他这不是在吓唬你。”

“那么他提的这个提议呢？他似乎很想说服我接受这个建议。”

库维特利用手指头摸了摸后脑勺。“这个可以有几种解释。比如说，他的意图可能是想尽办法杀死你，但他又希望不要引起什么麻烦。不可否认，在去圣玛格丽特的路上杀死你，比在热那亚的码头上更容易。”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如果他们想杀你，我想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库维特利先生皱起了眉头，“你看，他的这个建议听起来很简单——你生病了，得到了一份伪造的医疗证明，病好了，就回家。瞧，这样就成了。但是我们得想想现实情况。你是一个急着赶回英国的英国人。你在热那亚上了岸。你通常会怎么做？毫无疑问，坐火车去巴黎。但现在你必须怎么办？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你必须久留在热那亚，因为你发现自己得了斑疹伤寒。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做其他人通常会做的事——你不能去大医院。你必须去圣玛格丽特附近的一家私人诊所。难道英国人不会认为你的举动太奇怪吗？我觉得他们会这样想。另外，斑疹伤寒是一种必须向当局通报的疾病。但你不能报告，因为你没有得斑疹伤寒，一报告，医疗当局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事实。如果你的朋友发现他们没有得到你的病情通报，那会怎样？他们可能会发现的。你还算是个重要人物。他们可能会要求英国领事馆去调查这件事。然后呢？不，我看莫勒先生不会冒这种荒唐的风险。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杀了你岂不更加省事？”

“他说，如果还有别的办法的话，他不喜欢看到有人被杀死。”

库维特利先生咯咯地笑了起来：“他一定在想，你太愚蠢了。他对你说过他会怎么处理我吗？”

“没有。”

“我一点也不奇怪。他对你解释了这个计划如何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我想他只能做这样一件事——杀了我。即使他杀了我，我也要让他难堪。哈基上校能做到。所以，我想他的建议不太诚实可信。”

“听起来让人信服啊。可以这样说，如果我愿意带加林多夫人一起去，他也没有意见。”

库维特利先生显出色眯眯的样子。就像一个穿法兰绒睡衣、满身皮屑的农牧神，他说：“你对加林多夫人说了这个计划了？”

格雷厄姆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根。“她对莫勒一无所知。我只是把巴纳特的事告诉了她。昨天晚上巴纳特走进酒吧的时候，恐怕我的神情不对，泄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她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就告诉了她。”他为自己辩护了一句，但没有说实话，“因为我需要她的帮助。是她帮助我牵制住了巴纳特，这样我才搜查了他的客舱。”

“就是安排何塞与他打牌？不错。至于让她陪你一起去度假的那个建议，我想，即使你当时接受了，到时也会撤回的。毫无疑问，当时你有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塞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认为她不会告诉他的。我想她是很值得信赖的。”他说后面这句话的时候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没有一个女人是值得信赖的。”库维特利先生自以为是地说，“你有这样的好事，但我不嫉妒你，格雷厄姆先生。”他用舌尖润了润上唇，咧嘴一笑，“加林多夫人非常迷人。”

格雷厄姆正要反驳，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非常迷人。”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这样说，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我接受莫勒的建议，我是死；如果不接受，也是死。”这个时候他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看在上帝的分上，库维特利，”他用英语脱口而出，“你以为我很开心吗？坐在这儿听你告诉我这些虱子想杀死我是多么容易！我该怎么办？”

库维特利先生拍拍格雷厄姆的膝盖，让他宽心：“我亲爱的朋友，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我只是让你明白，你不可能用通常的方式登岸。”

“那我还有什么别的方式登岸？我又不是隐身人。”

“我来告诉你怎么办。”库维特利先生得意地说，“很简单。你要知道，我们的船在凌晨四点左右就到达热那亚附近的海面上了，但靠上码头正式下客要等到星期六早上的九点钟。夜间的领航费是高的；因此，虽然他们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雇好了领航员，但是不到日出时分，这船是不会进港的。那艘领航船……”

“你难道要建议我坐领航船离开？那是不可能的。”

“你当然不能，但我可以。我有特权。我有张外交通行证。”他拍了拍夹克口袋，“八点钟我就能到土耳其领事馆。然后就可以将你安全带走，送你去机场。国际火车系统现在大不如前了，到巴黎的火车要到下午两点才开。你最好不要在热那亚待太久。我们会立即包一架飞机把你送到巴黎。”

格雷厄姆的心开始猛跳起来。他感到一种特别的轻松和自在。他真想大笑。不过他沉住气，冷冷地说：“听上去不错。”

“不会有问题的，不过还是要高度戒备，以防万一。如果莫勒先生怀疑你有可能逃跑，那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请你仔细听着。”他挠了挠胸口，举起一根食指，“首先，你明天一早就去莫勒先生那儿，告诉他你同意他的建议，你愿意去圣玛格丽特。”

“什么！”

“这是免得他起疑心的最好办法。我让你自己选择合适的机会。但我将做如下建议：他可能还会来找你，因此，你就等着他来找你，也许这是最好的办法。你一直等到深夜。如果到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来找你，那你就去找他。你说你同意他的建议，但不要表现得太笨拙。办完这件事以后，你就回自己的客舱去，锁上门，待在那里。不管发生什么事，在明天早上八点之前，都不要离开你的客舱。出去可能很危险。

“下面是给你的最重要的指令。明天早上八点，你必须将行李全部收拾好。叫服务员来，给他小费，让他把你的行李放到海关小屋去。绝不能在这里出错。你就待在船上，等我通知，等一切安排妥当，你就可以安全上岸了。这当中会有困难。如果你留在客舱，服务员会叫你和别的乘客——包括莫勒先生和巴纳特——一起上岸去的。如果你待在甲板上，情况也一样。你一定要确保自己不被迫上岸，等一切安全了，再上岸去。”

“怎么做？”

“我说给你听。你必须做的事，就是离开你的客舱，小心不要让别人看见你，赶紧躲进离你最近的没有人住的客舱。你住的是五号舱。到四号舱去。就是你隔壁的客舱。在那里等着。你会很安全的。你已经给服务员塞过小费了。如果他再次想起你，一定想着你已经上岸了。如果有人向他打听你的情况，他肯定不会到那间没人住的客舱去找你。莫勒先生和巴纳特先生肯定会来找你的。你已经同意与他们一起走。但他们不得不在岸上等你。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人也到那里了，可以采取行动了。”

“行动？”

库维特利先生冷峻地笑了一下：“他们有两个人，我们就有四个。我不相信他们能阻挡住我们。你这下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了吧？”

“清楚了。”

“还有一件小事。莫勒先生可能会问你，我是否与你亮明了身份。你就说亮明了。他会问你我是怎么说的。你就告诉他，我要亲自护送你到巴黎，说你一再坚持找英国领事馆，我就威胁了你。”

“威胁我？！”

“是的。”库维特利先生脸上仍旧微笑着，但他的眼睛眯起来了，“如果你不听我的指示，与我作对，那我就有必要威胁你。”

“拿什么来威胁？”格雷厄姆恶狠狠地问道，“死亡吗？那不是太荒谬了吗？”

库维特利先生的笑容依旧：“不，格雷厄姆先生，我不会拿死亡来威胁你。我要指控你接受敌方特工的贿赂，破坏土耳其海军的装备工作，这就是我的威胁。你知道，格雷厄姆先生，对我来说，你必须立刻回到英国，而莫勒先生要求你不回英国，这两个要求是同等重要的。”

格雷厄姆眼睛紧紧盯着他：“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温和的提醒：如果我被人说服去接受莫勒的建议，这样的威胁就仍然有效。是这样吗？”

格雷厄姆说话的口气带着一种故意的冒犯。库维特利站起身来。“我是土耳其人，格雷厄姆先生，”库维特利非常威严地说，“我爱我的国家。我曾经与‘加齐’一道为土耳其的自由而战斗。你能想象我会让一个人危及我们已经完成的伟大事业吗？我时刻准备为土耳其献出我的生命。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一些不那么令人讨厌的事情，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他摆出了一副坚决的态度。他这个人看起来太可笑了，他的话与他的外表太不协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也实在让人刮目相看。格雷厄姆一下子放下了戒备。他咧嘴一笑：“一点儿也不奇怪。你不用担心。我会严格按照你的指示去做。如果莫勒想知道我们是怎么见面的，我该怎么说？”

“你就实话实说。你来我的客舱的时候，很可能被人看见了。你可以说是我请你来的，我在你的客舱里留下了一张纸条。不过要记住，从此之后，我们不能再让人看见我们在私下谈话。我们最好不要再有任何形式的交谈。不管怎么说，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只有一件事还得考虑一下——加林多太太。”

“她怎么了？”

“她知道你的一些事。她的态度是什么？”

“她认为现在一切都没事了。”他脸红了，“我说我会带她一起去巴黎。”

“到了巴黎之后呢？”

“她相信我会和她一起待上一段时间。”

“当然，你并不想这样做。”看他那副神情，就像一个教师对付一个难以对付的学生。格雷厄姆犹豫了一下。“不，我没有这样想。”他慢吞吞地说，“跟你实话说吧，谈到要去巴黎，总是叫人愉快。特别是在你担心被人杀死的慌乱时刻……”

“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你不用担心被人杀死了，嗯？”

“是的，不一样了。”真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他心里没底。

库维特利摸摸自己的下巴。“另一方面，不要告诉她你改变主意了，那会很危险。”他想了想，说，“她可能做出轻率的举动——或许会生气。什么也不要对她说。如果她谈起巴黎，你就说你的计划还是照旧。你可以解释说，船靠码头之后你在热那亚有事要办，你会与她在火车上碰面。这样她就不会在上岸之前到处找你了。明白了？”

“是的，明白。”

“她很漂亮，”库维特利先生若有所思地继续说，“可惜你的事情太紧急了。不过，等你的事情完了，或许还可以回巴黎来。”他微微一笑。就像老师答应给表现好的学生一颗糖吃。

“我想是可能的。还有别的指示吗？”

库维特利先生抬起头，狡猾地望着他：“没有了。这就是全部了。但是我必须要求你继续装出神不守舍的样子，就像我们的船离开比雷埃夫斯之后那样。如果莫勒先生发现你的举止有变，从而起了疑心，那就不好办了。”

“我的举止？哦，是的，我明白了。”他站起来，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膝盖变得非常虚软。他说：“我经常在想，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听到别人宣布自己被改判了缓刑，那会是什么样的心情。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库维特利先生不无傲慢地笑了笑：“你感觉不错，嗯？”

格雷厄姆摇摇头：“不，库维特利先生，我感觉不太好。我觉得很恶心，很累，我禁不住想，这一定是弄错了。”

“弄错了？！没有的事。你不用担心。什么事也没有。去睡觉吧，我的朋友，到明天早上，你的感觉就会好多了。谁说弄错了？！”

库维特利先生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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