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警告？”
莫勒笑笑：“有一件事你好像不知道。哈基上校认为他应该在船上安插一个特工来保护你。昨天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让你对他发生兴趣，但没有成功。伊赫桑·库维特利不怎么讨人喜欢，但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如果他不是那么爱国，早就发大财了。”
“你想告诉我库维特利是土耳其特工？”
“是的，我的确想这样做，格雷厄姆先生！”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眯了起来，“我今天晚上来找你，而不是等到明天晚上再来，原因是我想赶在他向你表明身份之前见到你。我想他到今天才弄清楚了我的身份。他今天晚上搜查了我的客舱。我想他一定听见了我对巴纳特说的话；客舱之间的隔墙太薄了。我认为，不管怎么样，他一旦意识到你处于危险中，就会认为近身保护你的时机已经成熟。你要知道，格雷厄姆先生，以他的经验，不太可能犯你正在犯的错误。当然，那是他的职责所在。我毫不怀疑，他一定会有一个复杂的计划，要把你安全地送到法国。我想警告你的是，不要把我给你提的这个建议告诉他。你要知道，说不定你最终会同意我的想法，要是土耳其政府的那个特工也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小骗局，那岂不让我们俩都很尴尬？我们是无法指望他保持沉默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格雷厄姆先生？如果你让库维特利知道了这个秘密，你就会毁掉自己这个仅有的活着回到英国的机会。”他浅浅一笑，“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是吗？”他再次站起身，走到舱门口，“这就是我想说的话。晚安，格雷厄姆先生。”
格雷厄姆看着舱门关上，然后一屁股坐到铺位上。血快速流到他的脑袋，头上的脉搏剧烈地跳动，就好像他一直在跑步一样。被吓唬的时刻过去了。他必须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他必须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但他无法平静，无法思考。他的脑子很乱。他清楚地感觉到轮船在震动，在往前走。他问自己：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他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是在莫勒刚才坐过的地方，床铺的凹陷还清晰可见，客舱还弥漫着从他嘴巴里吐出的烟雾。一切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哈勒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人。
现在他清晰地感受到的，与其说是恐惧，还不如说是耻辱。他几乎已经习惯了自己胸膛里的那种压迫感，急促的心跳，胃部的痉挛，脊椎的扭曲：这些都是他的身体对于困境的反应。他的身体受到了一种奇怪的、可怕的刺激。他曾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敌人斗智斗勇。那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但智力不如他，他完全有取胜的可能。现在，他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胜机。敌人一直暗中嘲笑他，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怀疑“哈勒”。他还坐在那里很有礼貌地听哈勒从哪本书里读来的东西。天哪！这个家伙一定嘲笑他多么愚蠢！哈勒和巴纳特私下里看他一定像玻璃那样透明。就连他与乔塞特之间发生的那些可怜的小插曲也没能逃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或许看见他吻她了。他们抛出了蔑视他的最后一招：莫勒告诉他，库维特利是受派来保护他的一名土耳其特工。库维特利！太有意思了。乔塞特听了一定会觉得好笑的。
他突然想起他答应过乔塞特事后马上回酒吧。她一定在那里焦虑不安了。客舱里太闷了。要是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他的思路会更清晰。他站起来，穿上了大衣。
何塞和巴纳特还在那里打牌；乔塞特特别上心，他好像怀疑巴纳特在作弊；巴纳特表现得非常冷静，打起牌来有模有样。乔塞特抽着烟，身体斜靠在椅背上。格雷厄姆意识到自己离开酒吧还不到半小时，不禁吃了一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人的头脑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太令人震惊了；这间酒吧的整个氛围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发现自己注意到了不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一块刻着轮船制造者的名字的铜牌，地毯上的一块污渍，堆在一个角落的几本旧杂志。
他站在那里，眼睛盯着铜牌看了好一会儿。马蒂斯夫妇和意大利母子坐在那里看书，并没有抬头看他。他的眼光越过他们，看到乔塞特转过头去看何塞和巴纳特打牌。她看到他了。他穿过酒吧朝远处的门走去，来到遮蔽甲板上。
她很快就会跟在他后面，来问他是否拿到了枪。他在甲板上慢慢走着，心里盘算着怎么对她说，要不要把莫勒和他的“计划”告诉她。是的，他要告诉她。他要告诉她，他没事，还要告诉她，莫勒在吓唬他。难道莫勒不是在吓唬他？“敌人愿不惜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不惜一切，格雷厄姆先生！你明白吗？”哈基说的手段可不是吓唬吓唬这么简单。脏兮兮的绷带下面的这道伤口并不像是吓唬吓唬而已。如果莫勒不是在吓唬他，那么格雷厄姆该怎么办？
他停下脚步，凝视着海岸上的灯光。灯光越来越近，近得足以让他看清楚轮船相对于这些灯光在移动。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事竟发生在他身上。不可能！他毕竟在伊斯坦布尔受了重伤，这一切或许都是麻醉之后产生的幻觉吧？或许他很快就会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但是，现在他的左手正搁在这个被露水打湿的柚木栏杆上，这栏杆可是千真万确的。他突然对自己的愚蠢感到愤怒，狠狠抓住了栏杆。他应该好好想想，绞尽脑汁地想想，制订出计划，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做，而不是站在那里发呆。莫勒五分钟前刚刚离开了他，而他却在这里努力欺骗自己，让自己进入一个到处是医院和麻醉剂的仙境。他准备如何处理库维特利？他是主动去找库维特利，还是等库维特利来找他？如果……
甲板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是乔塞特，她肩上披着毛皮大衣走过来了。在甲板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脸显得苍白而焦虑。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出了什么事？你为什么去了那么久？”
“客舱里没有枪。”
“枪一定在那里。一定出了什么事。你刚才走进酒吧时，你的脸色很吓人，好像见了鬼似的，或者就要呕吐的样子。怎么了，亲爱的？”
“客舱里没有枪。”他重复了一遍，“我里里外外仔细搜查了。”
“没人看见你吗？”
“没有，没人看见我。”
她叹了口气，一下子放心了。“看到你的脸色，我真害怕……”她没有说下去，“难道你不明白吗？就这个情况。他没带枪。他的客舱里没有枪。他没有枪。”她大声笑起来，“或许他把枪当掉了。啊，别那么严肃，亲爱的。到了热那亚他可能会弄到一把枪，但那就太晚了。你不会出事的。你不会有事的。”她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现在有麻烦的是我。”
“你？”
“你那满身臭味的小朋友牌打得很好。他赢了何塞的钱。何塞可不喜欢这样。他只好要作弊了，但作弊会让他大发脾气。他说作弊对他的神经不好。他真的喜欢赢钱，因为这能证明他的牌打得比别人好。”她停顿了一下，突然又加了一句，“请等一下！”
他们已经走到了甲板的尽头。她停下脚步，面对着他：“你怎么了，亲爱的？你没有在听我的话。你在想别的事情。”她噘起了嘴，“啊，我知道你在想你的妻子。因为你没有危险了，所以你又想她了。”
“我没想她。”
“你确定吗？”
“是的，我确定。”他现在不想把莫勒的事告诉她了。他要她跟他说说话，相信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相信自己不会出事的，相信自己到了热那亚可以毫无畏惧地走下舷梯。他非常害怕自己制造的幻觉，他只能生活在她制造的幻觉中。他努力地微笑了一下：“你千万不要在意我的脸色，乔塞特。我太累了。你知道，搜查别人的客舱是件很累人的活。”
她立刻对他充满了同情：“我可怜的人，亲爱的。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我忘记了这些事对你来说是多么的不愉快。你愿意回到酒吧去吗？我们去喝一杯吧？”
只要能喝上一杯，他什么都愿意做，但就是不想回到酒吧去，他不想见到巴纳特：“不。请你告诉我，我们到了巴黎，你第一件想干的事是什么？”
她很快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要是我们不赶紧散步，我们会感到冷的。”她扭动着身子穿上大衣，挽住了他的胳膊，“这么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
“当然！我想这是我们的约定。”
“哦，是的，不过，”她把他的胳膊往自己身边拉了拉，“我以为你是说着玩的。你要知道，”她小心翼翼地接着说，“许多男人喜欢谈论将来要干这干那，但他们总是记不住他们说过的话。这并不是说他们说话不算话，而是说他们后来的想法总发生变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亲爱的？”
“是的，我明白。”
“我一定要让你明白，”她继续说，“因为这对我很重要。我是一个跳舞的，我也必须考虑我的将来。”她激动起来，转过脸对着他，“你可能会认为我很自私，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想。我很喜欢你，我不希望你因为答应了我，就去做什么事。只要你明白这一点，就好了。我们不要再说这件事了。”她打了个响指，“哎！等我们到了巴黎，我们就直接去我熟悉的一家旅馆，就在圣菲利普·杜·鲁尔地铁站附近。很现代，很体面，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租一间带浴室的房间。不贵的。然后我们到丽兹酒吧去喝香槟鸡尾酒。只要九法郎。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想想去哪里吃饭。我吃腻了土耳其食物，一看到意大利小方饺就恶心。我们一定要吃一顿上好的法国菜。”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犹豫了一会儿，加了一句，“我从来没有去过‘银塔’餐厅。”
“那就去。”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我要去，把自己吃得像猪一样胖。之后我们就开始。”
“开始？”
“尽管有警察到处转，但有些小夜店还是营业到很晚的。我要把你介绍给我的一个好朋友。她曾是加兰特磨坊的sous-maquecée，那时的老板是布兰杰，那时匪徒还没有上门。你知道sous-maquecée吗？”
“不知道。”
她大笑起来：“我太坏了。我下次给你解释。你会喜欢苏西的。她存了很多钱，现在是个体面的人了。她在列日街开了一家夜总会，比伊斯坦布尔的骑师夜总会好多了。战争来了，她只好关掉了。但她又在离比加勒街不远的一个死胡同开了一家，她的朋友就可以去那里。她有很多朋友，所以又开始赚钱了。她现在年纪大了，警察不会找她的麻烦。她总是对警察耸耸肩膀。不能因为这场肮脏的战争，就让我们活得痛苦不堪。我在巴黎还有别的朋友。我要把你介绍给他们，你会喜欢他们的。如果他们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他们也会对你很礼貌的。当一个在这里有点头脸的人把你介绍给他们，他们会非常有礼貌，非常友好。”
她继续说着她的朋友们。大多是女人（露西特、多莉、索尼娅、克劳德特、伯特），也有一两个男人（乔乔、文图拉），都是外国人，没有被征召去当兵。她说起男人时就含糊其词，但带着一种半真半假的热情，为自己辩护。他们可能并不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富有，但他们走南闯北，是见过世面的人。每一个朋友各有特别之处。一个朋友“非常聪明”，另一个交上了一个在内政部工作的朋友，还有一个朋友打算在圣特罗佩买一幢别墅，要邀请他所有的朋友去那里过夏天。所有的朋友都很“有趣”，如果你想要得到任何“特别的东西”，他们就很有用。她没有说明“特别的东西”是指什么，格雷厄姆也没有问她。对于她正在描绘的那幅美妙图景，他没有提出异议。坐在格拉夫咖啡馆里，买酒款待那些从山上各个夜总会下来的生意场的男男女女——这幅愿景此刻对他有无限的吸引力。他要再次成为一个安全自由的人，一个有自我的人，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微笑，不用神经高度紧张，以至于要到崩溃的地步。必须如此。被人杀死，那是一件荒谬的事。莫勒至少在一件事上说对了。与他的死相比，他活着对他的国家的价值更大。
大得相当多！即使与土耳其签订的那个合同延期六个星期，之后仍旧必须执行。如果他六个星期之后还活着，还能继续执行这个合同；或许他甚至可以弥补一下失去的时间。毕竟，他是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在战争时期，要想找人取代他是很困难的。那天他告诉哈基上校，他的公司里另外有好几十个人也具有与他一样的资格，说的是大实话。但他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那几十个人除了英国人，还有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捷克人，于是也就没有支持哈基上校的观点。当然，安全才是明智的。他是个工程师，不是职业特工。一个秘密特工当然应该有能力与莫勒和巴纳特这样的人打交道。而他，格雷厄姆，没有这样的能力。他无力断定莫勒是不是在吓唬他。他的当务之急就是活下去。在利古里亚里维埃拉度六个星期的假，对他没有任何伤害。当然，这意味着撒谎：对斯蒂芬妮和朋友们撒谎，对他的项目主任撒谎，对土耳其政府的代表撒谎。他不能告诉他们真相。他们会认为他应该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当人们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上时，他们肯定会这样想。但如果他撒谎，他们会相信他吗？英国的朋友可能会，但是哈基上校呢？哈基可能会感到蹊跷，会怀疑的。库维特利呢？莫勒一定会想办法来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是件棘手的事，但莫勒会安排妥当。莫勒惯于干那种事。莫勒……
他的思绪猛地停止了。上帝啊，他在想什么？他一定失去理智了！莫勒是敌人派来的特工。他，格雷厄姆，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的事，就是叛国无疑。但是……但是什么？他突然意识到有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与敌方特务做交易？这个想法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了。他可以冷静地、平静地想想莫勒的建议有何优点。他感到有点泄气。他不能再相信自己了。
乔塞特摇了摇他的胳膊：“怎么了，亲爱的？你怎么了？”
“我刚才想起一件事。”他喃喃说道。
“啊！”她生气地说，“这太不礼貌了。我问你是否愿意继续散步。你没有理我。我又问你一遍，你就停了下来，好像很不舒服一样。你一直没有在听我说话。”
他重新振作起精神：“噢，不是那样的，我一直在听你说话，只是你说的其中一句话提醒了我一件事。如果我要在巴黎停留，我就得写几封重要的商务信件，这样，我一到巴黎就可以立刻把这些信寄出去。”他还加了一句，口气里不无得意，“到了巴黎，我可不想再工作。”
“要杀你的，不是这些肮脏的畜生，而是你的工作。”她抱怨道。但她显然平静了。
“我要道歉，乔塞特。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你确定你现在暖和一点了吗？你不想喝酒了吧？”他想马上离开这里。现在他明白自己必须做什么了，他变得很不耐烦，很想马上去做这件事，做完了再去喝酒不迟。
她又抓住了他的胳膊：“不，没关系。我不生气，也不感到冷了。我们到顶层甲板去吧，在那里你可以吻我，以表示我们又成了朋友。很快我就得回去找何塞。我说好只出来几分钟的。”
半小时后，他下楼回到自己的客舱，脱下大衣，去找服务员。他发现服务员正拿着拖把和水桶在盥洗室忙碌着。
“先生？”
“我答应借给库维特利先生一本书。他在哪个客舱？”
“三号，先生。”
格雷厄姆往回走到三号客舱，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或许，在做任何重大事情之前，他必须再好好想想，否则他以后会后悔的。或许他应该等到明天早上再来找他，那样可能会更好些。或许……
他咬紧牙关，举起手，敲响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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