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是工程师。”玛丽亚看上去傻，其实并不傻，而且她确切知道科佩金这会儿为什么走开——想到这，格雷厄姆不禁觉得好笑。玛丽亚的话倒是提醒了他，给了他一个间接的但明白无误的提醒：乔塞特小姐的身价很高，同她交往必定是很难的，而且还得对付一个爱吃醋的西班牙人。

她又喝完了杯子里的酒，茫然地望着吧台的方向。“我的朋友看起来很孤独。”她说。她回过头来，盯着格雷厄姆：“你能给我一百皮阿斯特吗，先生？”

“为什么？”

“小费，先生。”她还是微微一笑，但这次笑得不像刚才那么友好了。

他给了她一张一百皮阿斯特的钞票。她把钞票折起来，放进包里，起身要走。“失陪了。我想和我的朋友说句话。如果你愿意，我等会再来。”她微微一笑。

他看到她的那件红缎子衣服一下消失在聚集在吧台周围的人群中间。就在这时，科佩金回来了。

“阿拉伯人去哪儿了？”

“她去找她的好朋友了。我给了她一百皮阿斯特。”

“一百皮阿斯特！五十就够多的了。五十就差不多。乔塞特请我们去她的化妆间喝一杯。

“她明天就要离开伊斯坦布尔，不愿到这里来。到这里她就得跟那么多人打招呼。她要收拾行李。”

“我们会不会让她讨厌？”

“我亲爱的朋友，她急着要见你呢。她跳舞的时候看见你了。我告诉她你是英国人，她听了很高兴。我们的酒就留在这里好了。”

乔塞特小姐的化妆间大约八英尺见方，用一块棕色的帘子与另一半间隔开——那边好像是老板的办公室。这里三面墙上都贴着蓝色条纹的粉色壁纸，都有些褪色了；壁纸好几处很油腻，那是有人把头靠在上面造成的。化妆间里有两把弯木椅，两张摇摇晃晃的化妆台，上面堆满了各种面油罐和脏兮兮的化妆毛巾。房间里还弥漫着陈年的香烟味、化妆粉味和家具装饰布的潮湿气味混杂在一起的那种怪味。

听到乔塞特的搭档何塞的一声咕哝“entrez”（法语，意为：进来。），他们两个人便走进了化妆间。何塞从化妆台边站起身来。他一边擦着脸上的油彩，一边往外走，根本不看他们一眼。不知为何，科佩金对格雷厄姆眨了眨眼。乔塞特坐在弯木椅上，身子前倾，手里拿着一根湿棉签专心地擦着她的一条眉毛。她脱下戏服，穿上了一件玫瑰色的丝绒睡衣。她的头发松松垮垮地散落下来，仿佛刚才她使劲摇晃过头发，还梳理过似的。这头发真是漂亮，格雷厄姆想。她开口说话了，她的英语说得很慢，很小心，擦几下眉毛，说几个词。

“很抱歉。这油彩真肮脏。真是……merde！（法语，意为：烦死了。）”

她不耐烦地把棉签扔在地上，呼地一下站起身，转过脸来看着他们。

在一盏没有遮光罩的灯放出的强光底下，她看上去比在舞池里时要娇小，脸色有点憔悴。格雷厄姆想到他的妻子斯蒂芬妮曾经相当丰满的胸脯和美丽的容貌，心想，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十年之后可能也会花落无色。他现在有一个习惯，总喜欢拿别的女人与妻子作比较，以此来掩饰别的女人仍让他动心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方法通常是有效的。但乔塞特这个女人不同寻常。十年之后她会是什么样子，完全无关紧要。此刻，她是一个多么有吸引力、多么冷静的女人，她那挂着微笑的嘴是多么的柔软，那双微微突出的眼睛是多么的蓝，而整个房间好像弥漫着一种昏昏欲睡的气息，但又让人血脉偾张。

“我亲爱的乔塞特，”科佩金说，“这位是格雷厄姆先生。”

“我很喜欢你跳的舞，小姐。”格雷厄姆说。

“我知道，科佩金对我说了。”她耸耸肩，“本来还可以跳得更好些。不过你说你喜欢，真是太好了。谁说英国人没有礼貌？真是无稽之谈。”她朝四周挥了挥手，“我不想让你坐在这肮脏的地方，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吧。科佩金可以坐在何塞的椅子上。如果你把何塞化妆台上的东西推过去一点，那一个桌角就归你了。很抱歉，我们不能舒舒服服地一起坐在外面，因为外面男人太多，你不去与他们说话，不去喝点他们的香槟，他们就会故作矫情地埋怨个没完。这里的香槟也很脏。我不想带着头痛病离开伊斯坦布尔。你要在这里待多久，格雷厄姆先生？”

“我明天就要走。”他觉得她很有趣。她的故作姿态令人发笑。不出一分钟，她就变成了一个正在招待有钱客人的大牌演员，成了一个见多识广、态度友好的女人，成了一个幻想破灭的舞蹈天才。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份矫情都是精心设计的。就像她还在舞池里跳舞似的。

现在，她又成了一个很识时务的专家。“太可怕了，这样的旅行。你要回到战争中去。我很抱歉。这些肮脏的纳粹。真遗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战争，就是地震。总归是死。这对生意太不利。我对死亡不感兴趣。科佩金感兴趣，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是个俄国人。”

“我不关心死亡。”科佩金说，“我只关心服务员会不会把我点的酒端来。你想抽烟吗？”

“好的，来一支吧。这儿的侍者也很脏。伦敦肯定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格雷厄姆先生。”

“伦敦的侍者也很差劲。我觉得侍者大多都很差劲。我还以为你去过伦敦呢。你的英语……”

他这话显然有点不妥，不过她一笑了之。至于她为什么这么宽容大度，他并不清楚。这差不多等于问侯爵夫人谁为她付了账单。“我是从一个美国人那里学的英语，在意大利学的。我非常喜欢美国人。他们做起生意来很精明，但同时又很慷慨，很真诚。我认为真诚是最要紧的。你与那个小玛丽亚跳舞跳得开心吗，格雷厄姆先生？”

“她跳得很好。她似乎很崇拜你。她说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你当然很成功。”

“巨大的成功？！在这里吗？”这个幻想破灭的天才扬起了眉毛，“我想你不至于给了她太多的小费，格雷厄姆先生。”

“他给了她双份。”科佩金说，“啊，酒来了！”

他们说了一会儿话，说到了格雷厄姆不认识的人，也说到了战争。他看出，她表面上故作傻样，实际上应对迅速，十分精明，不知道那个在意大利的美国人是否曾后悔过自己太过“真诚”。过了一会儿，科佩金举起了酒杯。

“我要举杯，”他故作傲慢地说，“举杯祝你们两个人旅途愉快。”他没有喝，突然又放下了杯子。“不，这太荒谬了。”他说，似乎有些不快，“其实我无心为你们祝酒。我不禁在想，你们俩各走各的，多遗憾啊。你们俩都去巴黎。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所以你们有，”他拍拍自己的肚皮，“不少共同之处。”

格雷厄姆微微一笑，尽量不让自己露出吃惊的神色。她当然美丽动人，与她这样面对面坐着，固然令他愉快，可是他压根儿没有想过他与她的关系还可以深入一下。他的头脑有点混乱。他发现，她正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他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她完全看透了他的心思。

他尽可能保持最镇定的表情。“我本来也想说同样的话。我想你的这句话应该让我来说才好，科佩金。这位小姐说不定会怀疑我这个英国人不够真诚。”他冲她笑了笑，“我坐明天上午十一点的火车走。”

“是头等车厢吗，格雷厄姆先生？”

“是的。”

她掐灭了香烟。“看来，我们不能一起走，有两个明显的原因。我不坐那班火车走，再说，我坐的是二等……或许这样更好。否则，何塞要一路与你打牌的，你的钱就会输得光光的。”

毫无疑问，她希望他们一喝完酒就走人。格雷厄姆不知怎的，有点失望。他很想继续待下去。另外，他觉得自己的举止非常笨拙。

“也许吧，”他说，“我们在巴黎见吧。”

“也许。”她站起来，温和地对他笑了笑，“到了巴黎，我准备住特立尼达附近的比利时旅馆，如果那旅馆还开着的话。希望能再见到你。科佩金告诉我了，你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工程师。”

“科佩金说大话了——他就是这么个人，刚才他说我们不应该来打扰你和你的搭档收拾东西，也说了大话。我祝你旅途愉快。”

“很高兴能见到你。你能带格雷厄姆先生来见我，你真是太好了，科佩金。”

“是他想来见你。”科佩金说，“再见，亲爱的乔塞特，一路顺风。我们很想再待一会儿，不过太晚了，我还想让格雷厄姆先生睡一会儿。如果我不管他，他会一直待在这里说啊说，说到误了火车为止。”

她大笑起来。“你人真好，科佩金。下次我来伊斯坦布尔，一定第一个通知你。au½voir，（法语，意为：再见。）格雷厄姆先生，bonvoyage.（法语，意为：一路顺利。）”她主动伸出手来。

“特立尼达附近的比利时旅馆。”他说，“我会记住这个旅馆的。”他说的差不多句句都是实话。从东站到圣拉扎尔站坐出租车大约需要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他或许会想起这个旅馆的。

她轻轻按了按他的手指。“我相信你会的。”她说，“au½voir，科佩金。你认识路的吧？”

在等账单的时候，科佩金对格雷厄姆说：“我对你有点失望，我亲爱的朋友。你给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你只要说句话，她就是你的了。你只要问问她坐的火车几点开就行了。”

“我很清楚，我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说实在的，她让我很尴尬。我不懂那种女人。”

“那种女人？！你说这话，就像一个被她弄得手足无措的男人。你腼腆起来很迷人啊。”

“天哪！不管怎样，我说了要在巴黎见她。”

“我亲爱的朋友，她很清楚，到了巴黎，你根本不会去看她。真可惜。我知道她是很挑剔的。你很幸运，却情愿不去管她挑剔不挑剔。”

“天哪，老兄，你好像忘了我是有妇之夫！”

科佩金举起双手。“英国人之见！毫无道理可言；你只能呆呆地傻站着。”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账单来了。”

他们出去的时候，经过玛丽亚身边，她和她最好的朋友正坐在吧台边。她的朋友是个土耳其姑娘，愁眉苦脸的样子。玛丽亚对他们微微一笑。格雷厄姆发现，那个穿着皱巴巴的棕色西装的男人早已不见了。

街上很冷。寒风呜呜地吹着挂在墙上的电话线。凌晨三点，这座苏里曼大帝之城，静得就像最后一班火车开走了的火车站。

“天就要下雪。”科佩金说，“你住的旅馆离这里很近。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走着去。”他们往前走去。他接着说：“你要走了，我想你不会看到这场雪。去年在萨洛尼卡附近，一列森普龙东方快车被大雪耽搁了三天。”

“我要带上一瓶白兰地。”

科佩金哼了一声：“我不是很羡慕你的这次旅行。也许是我老了吧。再说，在这个时候旅行……”

“噢，我擅长旅行。一路上我不会那么容易感到无聊的。”

“我不是说无聊。战争期间，会发生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我想会的。”

科佩金把大衣领子扣好：“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上次战争期间，我的一位奥地利朋友从苏黎世回到柏林，他一直在苏黎世做生意。他与一个人一起坐火车，那人自称是来自卢加诺的瑞士人。他们一路上谈了很多事情。瑞士人向我的朋友谈起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生意和他的家乡。他看起来好像是个很不错的人。火车刚过边境，在一个小站停下来，上来了几个士兵和警察。他们逮捕了这个瑞士人。我的朋友也不得不下了火车，因为他和瑞士人在一起。我的朋友并不惊慌。他的文件很齐全。他是一个很好的奥地利人。但是来自卢加诺的那个人吓坏了。他脸色苍白，哭得像个孩子。后来有人告诉我的朋友，那个人不是瑞士人，而是意大利间谍，很快就要被枪毙。我的朋友很沮丧。你想想，一个男人谈论的是不是他所爱的人和事，这总能分辨出来的。毫无疑问，这个男人谈到的他妻子和孩子的事都是真的，只有一件事不是真的——他妻子和孩子在意大利，不在瑞士。战争，”他严肃地补充道，“总是令人不快的。”

“确实如此。”他们走到阿德勒宫酒店的外面停下了脚步，“你要不要进去喝一杯？”

科佩金摇摇头：“你这个建议真是太好了，不过你必须睡一会儿。这么晚才让你回来，我很愧疚，不过这个晚上我们在一起过得很愉快。”

“我也很愉快。非常感谢你。”

“别客气。不用现在告别。明天早上我送你去车站。十点前该准备好了吧？”

“没问题。”

“那么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格雷厄姆走进旅店，在大厅的门房办公桌前停下来，取了房间钥匙，告诉值夜门房明天早上八点叫醒他。晚上的电梯不供电，他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二楼的房间。

他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他把钥匙插进锁里，转动钥匙，推开房门，用右手在墙壁上摸索着电灯开关。

突然，黑暗中出现一缕火焰，一声爆炸声震耳欲聋。旁边墙上的一块灰泥掉下来，刺痛了他的面颊。他还没来得及走开，甚至还没来得及想，又亮了一次火焰，又响起一个很大的声音，他觉得好像有一根白热的金属条突然按压在他的手背上。他疼得大叫一声，身子向前跌倒，躲过了从走廊射向漆黑房间的那道亮光。又有一颗子弹打到墙上，在他身后，灰泥掉了一地。

这时房间里一片寂静。他半蹲半靠在床侧的墙边，两只耳朵被爆炸声震得嗡嗡作响。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窗户大开着，有个人影在窗边移动。他的手好像发麻了，但还能感觉到鲜血开始在他的手指间流淌。

他一动不动，头上的脉搏砰砰地跳得很厉害。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气味。这时，他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他看到有个人——看不清是谁——跳窗跑了。

他知道，床边应该还有一个电灯开关。他用左手摸着墙，寻找那个开关。他的手碰到了电话。他不由自主地一把抓起了电话。他听到守夜的门房咔嗒一声接通了总机台。

“三十六号房间。”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对着话筒在大喊，“出事了。我需要帮助。”

他放下电话机，跌跌撞撞地冲向浴室，打开浴室的灯。他右手手背上有一个很大的伤口，血汩汩直流。一阵恶心感从他的胃部出发，直冲他的头部。他听见很多房间的门哗啦一下打开了，走廊里人声嘈杂，大家在兴奋地谈论着。有人在猛敲他的门。

陶赫尼茨：德国出版商，以在欧洲大陆出版发行廉价平装版英语文学作品而著名。（若无特别标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八英石：112磅，约为50.8公斤。

皮阿斯特：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和苏丹等阿拉伯国家的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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