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奥德萨街同电话公司的几个黑女人一起回到家里，当时已快到圣诞节的黎明了。火已熄灭，我们都太累了，于是便穿着衣服上床。我的那个姑娘整个晚上都像一头豹子一样蹦蹦跳跳，我爬到她身上时她已睡熟了。我在她身上使了一阵劲儿，犹如在一个被淹死或闷死的人身上使劲儿一样。后来我放弃努力，自己也昏昏睡去。
节日期间我们天天喝香槟，早上、中午和晚上，有最便宜的，也有最好的。新年过后我就要去第戎啦，人家在那儿给我安排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差事，当英语交换教师。这是促进法美和睦相处的一项安排，旨在增进这两个姊妹国家的相互了解，发展友好关系。对于其前景，菲尔莫尔比我更受到鼓舞，他这样想是有充足理由的，而对于我这不过只是从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转到另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而已。我面前毫无希望，这份工作甚至连薪水也没有。他们指望得到这份工作的人自认有福气，能够享受传播法美和睦这一福音的特权。这是为一个阔佬的儿子预备的工作。
启程前一天晚上我们玩得很开心。天快亮时下起雪来，我们走过一个个街区，最后再看一眼巴黎。穿过圣多米尼克街时，我们突然来到一个小广场，那儿便是圣克洛蒂尔德教堂，人们正在望弥撒。菲尔莫尔的头还有一点儿昏昏沉沉，他执拗地也要去望弥散，据说是“为了好玩”。我对此有几分不安，首先是因为我从未望过弥撒，其次是我显得寒酸，也觉得寒酸。菲尔莫尔也显得衣衫褴褛，甚至比我更不体面。他头上歪戴着一顶垂边帽，大衣上还沾着我们刚去过的最后一家妓院里的锯末。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大踏步走进去，最糟的结果不过是被他们推出来而已。
看到的景象令我大吃一惊，倒没有一点儿忐忑不安的感觉啦。过了一会儿我才习惯昏暗的光线，我牵着菲尔莫尔的袖子，跟在他身后踉踉跄跄地走，这时一种稀奇古怪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像某种从铺路的冷石板中冒出的空洞的嗡嗡声。这是一座凄凉的巨大坟墓，来吊丧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这是到地下世界去之前必定会经过的来宾接待室，温度在华氏五十五度或六十度左右。除地窖最上层放出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哀乐之外，没有音乐，那哀乐活像上百万棵菜花在黑暗中哀号。身着寿衣的人口中念念有词，一副无可奈何、十分沮丧的乞丐模样。这些乞丐恍恍惚惚地伸出手来，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乞求怜悯的话。
我早知道会有这类事，不过一个人若知道有屠宰场、停尸所和解剖室这类去处，他会出于本能地躲开这些地方。我在街上常常从一个牧师身边走过，他手里捧着一本小小的祈祷书，在吃力地背诵。我自语道：“傻瓜！”过后也就不再理会。在街上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呆子，这个牧师还不算是最叫人吃惊的。人类两千年的蠢行已使我们对此不那么敏感，然而当你被突然送到这个牧师身边，看到他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发挥着一只闹钟的作用，你还是会产生一些全然不同的情感。
一刹那间这些流口水、翕动嘴唇的全部把戏几乎都有了意义。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正在上演一出哑剧，它没有使我完全惊呆，却也叫我惶惶不知所措。在全世界，凡是有灯光暗淡的坟墓的地方，你都会看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同样的恼人温度，同样的朦朦胧胧的光线，同样的嗡嗡声响。在特定的时辰内，整个基督教世界里穿黑衣的人都俯在祭坛前。牧师就站在那上面，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开饭铃或喷雾器。他对众人喃喃布道，即使他的话能叫人听懂也不再有一点儿意义。很可能他是在乞求上帝保佑他们吧，也保佑国家，保佑统治者，保佑枪炮、战舰、军火和手榴弹。祭坛上，围在牧师身边的是一群小男孩，穿着打扮像上帝的安琪儿，他们唱男高音和女高音。全是纯洁的小羊羔，全穿着裙子，看不出性别，像牧师本人一样是扁平足和近视眼。绝妙的不辨雌雄的猫叫春似的，是符合j-mol节拍的松紧内裤里的性行为。
我在昏暗的光线下尽量仔细地观察这儿的情况。既令人眼花缭乱，又叫人目瞪口呆。我自忖，整个文明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真是太棒了。不论下雨还是天晴，下冰雹、雨夹雪、雪、打雷、闪电、战争、饥馑、瘟疫，都不受丝毫影响。总是同样的恼人温度，同样的胡言乱语，同样的在脚腕上系带子的鞋，同样的上帝的小安琪儿唱男高音和女高音。靠近出口处有一只开孔的小箱子，是为继续天国的工作而设的，于是上帝的恩典便会像雨点一样落在帝王头上，落在国家里，落在军舰、高效炸药、坦克和飞机上，于是工人会增强臂力，有力气屠宰马、牛和羊，有力气在钢铁大梁上钻孔，有力气在别人的裤子上缀扣子，有力气出售胡萝卜、缝纫机和汽车，有力气消灭虫子、打扫马棚、倒垃圾箱、洗刷厕所，有力气写新闻标题、在地下铁道里剪票。力气……力气。原来这喃喃自语和戏弄人的把戏只是为了给人一点力气！
我们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以通宵狂欢后的那种清醒意识审视这个场面。我们这样窜来窜去一定很惹人注意，因为我们的外衣领子竖着，从不画十字，除了低声说几句麻木不仁的话以外，嘴巴一动也不曾动过。假如菲尔莫尔不那么固执地在仪式正进行一半的时候从祭坛边走过，或许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一切。他在找出口。我估计他想着走到出口那儿就可以一饱眼福，看一看这最最神圣的场面，这就是说要近距离仔细看一看。我们一路平安无事，朝着很可能是出口的那一道光线处走去，这时幽暗中猛地闪出一位牧师拦住去路。他想问问我们要去哪儿，正在干什么，我们相当有礼貌地回答说我们正在找出口。我们说的是英语的“出口”，因为当时受到惊吓，我们一时想不起法语“出口”怎么说。牧师一句话不说，紧紧抓住我们的胳膊，推开一道边门把我们狠狠推搡出去。摇摇晃晃地，我们跌进刺眼的阳光中。这件事发生得那么突然，猝不及防，待我们来到人行道上仍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我们眯上眼睛走出去几步，然后又出于本能转过身来。牧师仍站在台阶上，苍白得像一个鬼魂，他像魔鬼那样狠狠地瞪着我们，准是连肺都气炸了。后来又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不怪他，不过当时瞧见他穿着长袍、头上扣着一顶小瓜皮帽的滑稽相，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看看菲尔莫尔，于是他也大笑起来。我们站在那儿，当着这个可怜虫的面足足笑了一分钟。我猜他起初有一点儿茫然不知所措，不过他突然冲下台阶，一边还冲着我们晃拳头，似乎真动气了。他冲出围墙，一路狂奔过来，这会儿某种保护自己的本能提醒我快溜走。我拽住菲尔莫尔的袖子逃开了，他还像一个傻瓜似的说：“别，别！我可不跑！”我嚷道：“快跑啊！咱们还是快点儿离开这儿为妙，这家伙已经完全疯啦。”于是我们开溜，竭尽全力逃走了。
在去第戎的路上，我们仍在为这件事情大笑。不过我的思绪又回到另一件可笑的往事上，那件事同今天发生的事有点儿相似，是我在佛罗里达短暂停留时发生的。那是在有名的繁华时期，我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冷不防遇到麻烦。我试图解脱，结果却同一位朋友一道更深地陷入困境。杰克逊维尔尤其处于被围困状态中，大约有六个星期我们被困在那儿。天下所有的流浪汉和许多以前从未做过流浪汉的家伙似乎都游荡到杰克逊维尔来，到处都人满为患：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消防队和警察局，旅馆和公寓。到处都挂着客满的牌子，绝对客满。杰克逊维尔居民的心肠已经变得很硬，我觉得他们像是穿着甲胄在来回走。这一回又遇到食物这个老问题，食物和一个睡觉的地方。食物正从南方用火车运来，有橘子、柚子以及各种水分很多的食品。我们常从货车棚旁走过，看看有没有烂水果，那也很难得。
绝望中，有一天夜里我拉上我的朋友乔，来到一家犹太教会堂里，当时里面正在做礼拜。这是一家新派会众聚会场所，那位拉比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音乐也很打动人，是犹太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悲哀曲调。礼拜刚结束，我便大摇大摆地来到拉比的书房里，要求见他。他接待我的态度还算过得去，待我说明来意，他便吓坏了。我只是求他给我和我的朋友乔施舍几个钱，可是看着他瞧我的那副样子，你还以为我已开口要把会堂租下来当保龄球场呢。最后，他突然直截了当地问我是不是犹太人，我说不是，他便发脾气了。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要来向一个犹太教牧师求援呢?我天真地告诉他，我一贯信任犹太人，我是很谦卑地说这话的，仿佛自己不是犹太人便是一个古怪的缺陷。这也是实话，但他根本不为所动。不，先生。他简直吓死啦。为了赶我走，他给救世军的人写了一张便条。他说：“这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呢。”说完，他便无礼地转身去照看他的会众。
当然，救世军也拿不出什么东西给我们。假如我们每人有两毛五分钱便可以租一个铺在地上的床垫，可是我们两人加起来也没有五分钱。我们来到公园里，在一条长椅上躺下。天正在下雨，我们便用报纸遮盖在身上。估计躺下还不到半小时，一个警察过来，一句话不说就狠狠扇了我们一巴掌。我们马上爬起来站在地上，还跳了几下舞，尽管当时没有一点儿心思跳舞。屁股上被那白痴王八蛋掴了一掌后，我觉得真他妈的恼火、悲哀、沮丧，心情极坏，真恨不得炸掉市政厅。
第二天早上，为了报复这伙好客的王八蛋，我们一早便精神焕发地站在一个天主教神父的门口。这一回，我让乔出来说话，他是爱尔兰人，还带点儿爱尔兰土腔。他的眼睛也非常蓝，温情脉脉的。只要乐意，他还能叫它们湿润起来。一个穿黑袍的修女打开门，可她并不请我们进去，却要我们在走廊里等她去禀报那位好心的长老。过了几分钟，那位好心的长老来了，像一部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我们这么早打搅他、破坏他的雅兴是为了得到什么?一点儿吃的和一个睡觉的地方，我们天真地答道。好心的长老立即问，那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从纽约。从纽约吗?那么你们还是尽快回纽约去吧，我的孩子们。这个大块头、大胖萝卜脸的狗杂种没有再说什么便劈脸把门嘭地关上。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俩还在无助地四处乱逛，像两只歪歪倒倒的双桅帆船那样。我们碰巧又路过那位神父家。老天爷在上，这个大块头、淫荡的萝卜脸正在从巷子里往外倒车呢！他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朝我们眼睛里喷出一团烟，似乎在说：“这是赏给你们的！”那轿车很漂亮，后面装着好几只备用轮胎，好心的神父坐在方向盘前，嘴里叼着一根粗雪茄。这根雪茄那么粗，味道那么足，准是一根“花冠”牌的。他的坐姿也很优雅，你很难模仿得来。我没看见他是否穿了长袍，只看到顺着他嘴角淌下的肉汤和那根散发出香味的五十美分“花冠”大雪茄。
去第戎的路上，我不由得追忆起这段往事。我想到在那些痛苦、耻辱的时刻我本该说、本该做而又没有说、没有做的一切，那时仅为向别人讨一口面包就要叫自己堕落得不如一条虫子。尽管我镇定自若，往昔的侮辱和伤害仍然使我感到痛苦。我仍能感觉到那个警察在公园里朝我屁股上掴的那一巴掌，尽管那只是一桩小事，你或许会说那是一堂短暂的舞蹈课。我走遍整个美国，也曾到过加拿大和墨西哥。到处都一样，你若想要面包就得干活，受人摆布。整个地球是一片灰蒙蒙的沙漠，是钢和水泥铺成的地毯。生产吧！更多的傻瓜和螺钉，更多的带刺铁丝网，更多的狗食，更多的刈草机，更多的滚珠轴承，更多的高效炸药，更多的坦克，更多的毒气，更多的肥皂，更多的牙膏，更多的报纸，更多的教育，更多的教堂，更多的图书馆，更多的博物馆。前进！时间不等人，胎儿正在穿过子宫颈，那儿却连一点润滑通道的羊水都没有。这是干燥的、扼杀胎儿的分娩，没有一声哭号、一声喊叫。向来到人世间的孩子致敬！从直肠里腾腾腾地放出二十一响致敬的礼炮。沃尔特说：“我戴帽子全看自己高不高兴，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以前有过你可以挑选适合的帽子的时代，不过时代在变，现在为了挑选一顶合适的帽子你得一直走到电椅上去，他们会给你一顶瓜皮帽戴。有点紧，怎么啦?不过没关系！挺合适的。
你必须待在法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在将生与死划分为两部分的子午线上行走，这样才明白在前面等待你的将是何种难以预测的景观。带电的肉体！民主的灵魂！洪水浪潮！上帝的神圣母亲啊，这一番蠢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地球被烤焦，破裂。像一群兀鹰围着一具发臭的尸体，男男女女汇集在一起，交配，然后再飞往各处。我们就是从云中像沉重的石头一样落下的兀鹰，就是它们的爪和嘴！它巨大的消化器官有一个专嗅臭肉的鼻子。前进！不怜悯，不同情，不爱也不谅解地前进！别请求宽恕，也别宽恕别人！更多的战舰、毒气、高效炸药！更多的淋菌！更多的链球菌！更多的轰炸机！越来越多，直到所有见鬼的工厂被炸成碎片，地球也一起完蛋！
一下火车我就马上明白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所公立中学离车站不远，我在冬日薄薄的暮色中摸黑穿过大道朝目的地走去。正在下小雪，树上结的霜晶莹闪亮，我经过几家空荡荡的大咖啡馆，看上去像阴沉的候诊室。寂静、空旷的幽暗，这就是它们留给我的印象。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小镇，出产的芥末多得车载斗量，大桶、小桶、罐子和精致的大口瓶里都盛着芥末。
看到那所学校，我心里凉了半截。来到大门口我仍拿不定主意，便停下考虑是不是还要进去。可是我没有买回程车票的钱，胡思乱想也于事无补。有那么一会儿，我想给菲尔莫尔打电报，可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一个借口，于是只得闭上眼睛走进门去。
正巧校长先生不在，他们说这天他休息。一个小驼背过来主动提出带我去学监先生的办公室，那是第二号人物。我紧跟在他身后，他蹒跚走路的怪样子使我觉得很好笑。他是一个小怪物，在欧洲所有不那么像回事儿的教堂门口都栖息着这种怪物。
学监先生的办公室宽敞、空旷，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等他，驼背冲出去找他。这儿令我觉得相当自在，这个地方的气氛使我清晰地回想起美国的一些慈善机构，我从前常常在那些地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等某个满口甜言蜜语的狗杂种来仔细盘问我。
门猛地被打开，学监先生踏着碎步趾高气扬地走进来。我勉强忍住才没有笑出声来。他穿着一件常礼服，同鲍里斯从前穿的那件一样，一绺头发垂在他的前额上，也许斯麦尔佳科夫留的就是这种卷发。他严肃，脾气大，目光锐利。他不说一句鼓励的话，马上拿来写着学生姓名、课时和课程的单子一次向我交代清楚。他告诉我给我划拨多少煤和木柴，接着又马上告诉我课余时间由我自行支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后这一桩是我听见他讲的头一件好事，这话听了叫人那么舒服自在，以至于我马上为法国祈祷，为它的陆海军，它的教育制度，它的小酒馆以及所有混账机构。
这一套手续办完，他拉动一只小铃，听到铃声驼背便来带我去总务先生的办公室。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同，更像一个货栈，到处搁着提货单和橡皮图章，脸色灰白的办事员用断铅笔在笨重的大账本上飞快地书写。待他们把我的一份煤和木柴分出来，我便和驼背一起推着一辆手推车朝宿舍走去。我分到的房间在顶层，与学监们住在同一侧。这情景有几分好笑，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或许有一只痰盂。这儿有一种很强烈的准备作战的气氛，仅仅缺少一只背包和一杆枪，还有一只黄铜酒杯。
分给我的房间相当大，屋里有一只小火炉，炉上装着弯曲的烟囱，恰好在铁床上方拐弯。还有一只装煤的大箱子，木柴就堆在门口。窗外是一排完全用石头砌起来的凄凉的小房子，里面住着杂货商、面包店主、鞋匠、屠夫，全是一伙白痴似的粗人。我的视线又越过他们的房顶，光秃秃的山岭中有一列火车在喀哒喀哒响，车头发出尖锐的汽笛声，伤感，歇斯底里。
待驼背替我生好火，我便向他打听吃的。还不到吃饭时间，于是我穿着大衣倒在床上，把被子盖在身上。我身边便是那只已用过不知多久、摇摇晃晃的床头柜，尿盆就藏在这里面。我把闹钟摆在床头柜上，望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滴答滴答地流逝。一道蓝光由街上透进屋里，我倾听卡车隆隆驶过，一边茫然地瞪着烟囱，瞪着用一截截铁丝捆住的烟囱拐弯处。我一辈子从未在摆着煤箱子的屋里住过，一辈子没有生过火、教过孩子，而且我也还从未干过没有报酬的工作。我感觉到自由自在，同时也觉得受到束缚。这很像一个人在选举前的心情，所有的骗子都已得到提名，这时却有人恳求你为某一合适人选投票。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受雇者，一个万事通，一个猎手，一个流浪汉，一个划船的囚犯，一个寒酸的小学教师，一条蛆和一只虱子。我是自由的，可我的四肢却戴着镣铐。我是一颗拥有免费餐券的民主的灵魂，可是没有机车那么大的力量，没有声音。我又觉得自己像一只钉在木板上的海蜇，但我最明显的感觉是饿。闹钟上的指针走得很慢，还得消磨十分钟火警警报才会响起。屋里的阴影更深，静得吓人，这种紧张的寂静令我的神经难以忍受。窗子上堆积着小团小团的雪，远处有一台机车发出刺耳响声，过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炉子已在熊熊燃烧，可是没有散发出多少热量。我担心自己会一觉睡过去，错过晚饭，那意味着必须空着肚子躺一夜，无法入睡。于是我十分惊慌。
还要等一会儿才会敲响开饭锣，我跳下床锁上门冲到楼下的院子里。在那儿我迷失了方向，一间又一间四边形的房间，一道又一道楼梯，我在这些建筑物里进进出出，发疯般地寻找餐厅在哪儿。我走过一长队不知正往哪儿去的孩子身边，他们像一群用锁链锁住的囚徒缓缓向前移动，队列前面有一个监工。最后我瞧见一个戴礼帽，精力旺盛的人朝我走来，我拦住他打听去餐厅的路。正巧此人是我该拦住的人，他正是校长先生。同我巧遇，他感到高兴，马上便问我是否已安置妥当，还有没有可以替我效劳的事情。我告诉他一切都已办妥。后来又冒昧地添一句，说只是有点儿冷。他宽慰我，说这种天气是很反常的，不时有雾，还有一点儿雪，那时天气就要坏一阵，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说这些话时他始终挽着我的胳膊，领我朝餐厅走去。看来他倒是一个蛮不错的人，一个正常的家伙，我自忖道。我甚至还幻想以后我也许会同他关系密切起来，也许在某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会请我去他的房间，给我弄一杯热酒喝。走向餐厅门口的这几秒钟内，我幻想各种各样的友好场面，我的思想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飞驰。就在餐厅门口，他突然同我握手，抬抬帽子同我道别。我茫然不知所措，便也碰碰帽子。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件寻常的事，不定什么时候你会碰到一位教员，甚至从总务先生身边走过时也是一样，你都要碰帽子。也许你一天会与同一个人相遇十来次，那也一样，你一定得向他致意，哪怕你的帽子破了也罢，这才是礼貌的举止呢。
我总算找到了餐厅。它很像东区的一家平民诊所，砖墙，无灯罩的灯和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当然少不了一只带拐弯烟囱的大火炉。饭还没有端来，一个跛子跑进跑出，拿盘子、刀叉和酒瓶。几个年轻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我走过去做了自我介绍，他们极其友好地接待了我。老实说，几乎是过分殷勤，我弄不太懂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屋里就挤满了人，于是他们很快把我介绍给每个人。接着，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一个圈子，斟满酒杯，唱起歌来……
一个晚上我起了一个念头：
我呼唤宙斯去干被绞死的人的屁眼儿；
风起绞架徐徐吹动，
看呀，那个死尸在摇头，
于是我跳起来去干这个死人儿，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知足。
在过于狭小的屁眼儿里亲吻，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虽受苦倒也快活；
在过于宽大的屁眼儿里抽动，
人们茫然或是泄愤；
那样的情景令人十分厌恶，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知足。
歌声刚落，卡西莫多便宣布开饭。
这些学监是一群快乐的人。那位克罗打起饱嗝来活像一头猪，坐下来吃饭前总要先放一个大屁。他们告诉我，他能一连放十三个屁，这个记录至今尚无人打破。还有亲王先生，他是一名运动员，喜欢在傍晚进城时穿一件无尾晚礼服。他相貌英俊，像个姑娘，而且从来不沾酒，也不读会伤脑筋的书刊。他旁边坐着珀蒂·保罗，保罗来自米迪。他整天什么都不想，只想女人。他每天都要说：“从星期四起我就不再谈女人啦。”他同亲王先生好得难舍难分。下一位是帕斯洛，一个十足的小无赖。他在学医，到处找人借钱，没完没了地谈论龙萨、维永和拉伯雷。坐在我对面的是莫莱斯，老夫子们的鼓动者、组织者，他执意要称一称肉，看分量是否差几克。他在学校附设医院里占着一间小房子，他的死敌是总务先生，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很大声望，因为大家都恨那个人。莫莱斯有个伙伴，叫“讨厌鬼”，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家伙，容貌像一只鹰。“讨厌鬼”非常节俭，却充当放债人的角色。他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一件雕刻作品，是所有阴郁、乖戾、难对付、爱抱怨、不幸和内省的魔鬼的混合，德国中世纪武士的神灵就由这些魔鬼组成。“讨厌鬼”无疑是犹太人，我到这儿以后不久他就死于一场汽车事故，这个事件使我不用偿还借他的二十三法郎。除了坐在我旁边的雷诺，其他人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他们属于那些毫无个性的一群，他们组成工程师、建筑师、牙医、药剂师、教师等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们与他们以后会拿来取笑的人区分开，他们完全一钱不值，是构成可敬又可悲的市民核心的毫无价值的人物。他们低头吃着东西，而且总是第一批大叫大嚷要添饭的人。他们睡得很死，从不抱怨，既不快活也不沮丧，他们是被但丁发配到地狱门厅的平庸的一群，是上流社会的人物。
按照惯例，吃完晚饭大家就马上到城里去，只留下在宿舍里执勤的人。城中有几家咖啡馆，都是又大又凄凉的大厅，第戎昏昏欲睡的商人们聚集在这儿玩牌、听音乐。咖啡馆里挺暖和，这是我能替它们说的最好的好话，座位也过得去。总有几个妓女转来转去，为喝到一杯啤酒、一杯咖啡她们会坐下来同你聊天。可是音乐很糟，竟是这种货色！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坚守在第戎这样一个肮脏的地方，再也没有比一支法国管弦乐队的演奏更叫人疲乏、头痛的了。尤其是，这是一支悲怆的女子管弦乐队，它奏出的一切都像在尖叫，在放屁。其节奏很枯燥，像代数一样，又具有牙膏那种合乎卫生的稠度。这种呜咽怪叫一小时竟要收那么多钱，而且迟到的人活该倒霉！它演奏的调子是那么悲哀，似乎老欧几里得用后腿站着吞下了氢氰酸。思想的王国已由理智完全开拓，没有给音乐创作留下一点点空间，除了手风琴的空板条。风呼啸着从中穿过，将太空撕成碎片。不过，在这个边远的城镇里谈论音乐就像在死牢里做梦喝香槟那么荒唐。音乐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我甚至连女人也不去想，因为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沮丧、寒冷、荒芜、阴暗。头一天晚上回家时，我注意到一家咖啡馆的门上刻着卡冈都亚的话，里面却像一个停尸所。不管怎样，还是继续往前走吧！
我有的是时间，却没有一文钱可花。我一天只上两三个小时会话课，之后就闲着。教这些可怜虫英语又有什么用呢?我真替他们难过，整个上午苦苦地念《约翰·吉尔平的旅行》，下午上我这儿来练习一种死去的语言。我想起自己也曾浪费许多时间读维吉尔的作品或是吃力地念《赫尔曼和多罗特娅》这类谁也看不懂的废话。真是疯了！学问只是一只空面包篮！我又想起卡尔，他能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他每写一本书都要在里面拼命恭维不朽的、千古流芳的歌德。尽管如此，卡尔却缺乏常识，找不到一个阔婊子，无法弄一身换洗内衣。这种对往昔的眷恋以排队领救济食品和住防空洞告终，其中有一种讨人厌的感伤。这种精神上的喧哗确是令人讨厌的，它竟许可一个白痴往德国大炮、无畏战舰和高效炸药上洒圣水。每一个满腹经纶的人都是人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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