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将酒、诗、琴，视作“北窗三友”，可是，在他的诗集中，写琴的诗，其实是屈指可数的，而写酒的诗，却比比皆是，荦荦大观。他的全部诗歌中，至少有四分之一与酒有关。我一直思索，诗人对于酒的这一份眷恋，这一份陶醉，这一份念念在兹，这一份情有独钟，是否与《旧唐书》称“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新唐书》称“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的籍贯有些什么联系？是否与他祖先成为山西人前，还曾策马扬鞭于大漠朔方，血管里至今仍流动着龟兹民族的浪漫精神有些什么关联？
经南北朝，到隋，到唐，民族的大融合，已经模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在唐代，很有几位诗人，其出身颇具浓重的西域背景。如李白的家族源于“碎叶”说，即是一例。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热海）以西，托克马克附近的城市，很难说李白不具突厥民族的基因。如元稹，为鲜卑族后裔，已是定论。据近人陈寅恪考证，他与崔莺莺的这段恋情，很大程度上是他用掩饰的写法讲述他和来自中亚粟特的移民女子所发生的“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
陈寅恪更想象这个被诗人负心背叛的女主人公名字，应为曹九九，是一个美丽得令元稹情不自禁扑上去的酒家胡。诗人压抑不住的冲动，美女无法控制的激情，可能都是缘起边外少数民族比较发达的性腺在起作用了。用现在的语言，曹九九是来自异国他乡的打工妹，在山西永济，古称蒲州的一家酒肆中当女服务员，对于元稹的诗才、人才一见钟情并委身于他，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有酒精在为爱情助燃。
陈寅恪称：“此女姓曹名九九，殆亦出于中亚种族。考吾国自汉以来之史籍所载述，中亚胡人善于酿酒……莺莺所居之蒲州，唐代以前已是中亚胡族聚居之地……中亚胡族，肤色白皙，特异于汉族。今观《才调集》五元稹《杂思》六首之六‘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则莺莺之肤色白皙可证。由是而言，就莺莺所居之地域及姓名并善音乐等条件观之，似有辛延年诗所谓‘酒家胡’之嫌疑也。”
不过，也有学人对此说法持异议。
中国之种植葡萄，始于唐，中国之酿葡萄酒，亦始于唐，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平定西域、一统天下、民族交融的结果。而中国生产出有品牌的葡萄酒，名曰“河东乾和”，也是从山西黄河边的永济开始的，那位曹九九小姐，在她的店里用来招待情人，频频劝饮的，色如琥珀、味若琼浆、甘若蜜露、香若兰桂的葡萄酒，正是当地特产“河东乾和”名牌啊！不知为什么，山西制酒业者竟不珍惜和光大这样久远的历史光荣，而山西的文化人或许是书读得太多而呆的缘故，竟把这近乎常识的细节忽略过去，错过了多好的商机啊！
唐初诗人王绩（绛州龙门人）有一组《过酒家》，又称《题酒家壁》的诗，“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说明晋地酿造葡萄酒业的发达；而“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也说明当时山西境内确有胡人经营的酒吧，并有漂亮的胡姬陪酒。
由此可见，三晋本为酒国，白居易之不能忘情于酒，与其祖籍山西太原的因素大有干系。太原，旧属河东郡，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四》，还为河东郡之善酿缘起，记下了一则神奇的古老传说。
河东郡民有姓刘名堕者，宿擅工酿。采挹河流，酿成芳酎，悬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
由此可以想象，白氏家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生活在这块中原酒文化的发源地上，而从庾信的诗句“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从杜甫的诗句“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大约远自南北朝时期起，一直到隋、唐，乃至后来的宋、元，河东郡的桑落酒一直为见诸史册的公认名酒，被历代饮者所喜爱。
因此不妨推断，对白氏家族而言，耳濡目染，佳醪独抚，齿沾舌尝，尽爵毕觞，在生理基因中，遂有了这种喜酒好饮、把盏握杯的天性。所以，唐代大诗人白乐天好酒嗜饮，擅品常醉，应该与他祖籍河东郡这出佳酿的酒乡有着莫大的关系。
从古至今，山西是出好酒的省份，所谓“河东桑落酒，三晋多佳醪”，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其丰沛富庶的天然资源，与其传统风格的酿造技术，与其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读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列举盛唐时期享誉域内的名酒时，河东桑落酒与剑南烧春并列。那么，到了今天，植根于山西水土的诸多名酒，以其优良的品质，以其上乘的口感，以其沁人的芳香，以其清冽的滋味，大获当代饮者的青睐，也是古代酒乡河东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吧！
白居易饮过的桑落酒，当代人是很难再有此口福了，但近代中国，山西的酒，总是榜上有名。其实我之饮酒，不能满觞，大有苏东坡《题子明诗后》一文中所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的意思。蕉叶，是一种浅底酒杯，容量不大。我就是属于这类愿意喝一点酒，但酒量有限，喝得不多，绝非主力的酒友。可是我很愿意在席间，在桌上，在小酒馆里，在只有一把花生米、一个搪瓷缸子，席地而坐的露天底下，看朋友喝酒，听朋友聊天。尤其喜欢西汉杨恽所作《报孙会宗书》，向往那“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的激情，期待能够抒发出自己胸中块垒的热烈场面。
1957年我当了“右派”后，发配去劳动改造的第一站，就在贯穿豫西北和晋东南的铁路新线工地上。河南这边，山极高，极陡，极荒凉，山西那边，地极干，极旱，极贫瘠。那时，我劳累一天以后，铁路供应站卖的那种散酒，喝上两口，倒头大睡，曾经是解乏兼之忘掉一切屈辱痛苦的绝妙方剂。起初，瓶装的山西名酒，还在货架上放着，颇引得爱酒的我嘴馋。但打成“右派”，工资锐减，养家糊口，哪敢奢侈，也就只能远远看上一眼，聊过酒瘾而已。
身在晋地而不饮晋酒，心中总有一点欠缺的感觉。
到得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物资供应渐显匮乏之际，别说瓶酒，连散酒也难以为继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记不得是属长治市管，还是归长子县管的两地交界处的小镇上，一家已经没有什么货品可卖，只摆放着牙膏、牙刷的供销社里，居然在货柜底下，我发现还放着一瓶商标残损的名酒。当我倾囊倒箧，连硬币都凑上，将这瓶酒拿到手，对着冬日的太阳，那琼浆玉液的澄澈透明，当时，我的心真是醉了。
而将这天赐良机、不期而得的佳酿，带回到工棚，与我那些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友，共享这份快乐时，他们也都喜不自胜。人总是在没有的时候，才体会到有的可贵，人总是失去以后，才知道拥有的价值。那瓶酒，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冬天，晋东南的丘陵地带，夜里干冷干冷，寒号鸟叫得人心发怵，帐篷里尽管生着炉子，也不免寒气逼人。不过，这瓶酒，却经过一只只手握过来，透出温馨，透出暖意，尤其后来打开瓶，酒香顷刻间将帐篷塞满，那时，尽管酒未沾唇，我的这些工友们就先醉成一片了。
说来好笑，当辛酸成为历史，也就不觉其苦涩了。那时，几乎没有别的下酒物，你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有人从炊事班讨来一些老腌咸菜，蔓菁疙瘩，一个个吃得那么香，喝得那么美，成为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个回味不尽的话题。
不过只是一瓶酒，却能焕发出人们心头的热。
他们知道那时的我是“右派”，也知道我曾经是作家，而且因为写什么小说被打下来的。于是有人问，老李，你不是说过好诗如好酒，好酒如好诗吗？你不来上一首？
我一愣，我还有诗吗？我灵魂深处还能发掘出来一星半点的诗意吗？
尽管我马上想起来白居易的“唯当饮美酒，终日陶陶然”的诗句，可我却“陶陶然”不起来，尽管那倒在杯子里的酒，芬芳扑鼻，馨香无比，其味佳醇，其韵悠远，但在那种政治境况下，唯有愁肠百结，只剩满腹悲怆，哪有诗意存在的空间，哪有诗兴挥发的余地，真是愧对佳醪，辜负琼浆，竟一句诗也写不出来。
不过，我倒也并不遗憾，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那瓶使人们心头熊熊燃起来的好酒，那一张张把我当作朋友的脸，在我的全部记忆中，却是最最难忘的一首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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