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吟的，酒是品的。
好诗要慢慢吟诵，好酒要细细品味。吟好诗，品好酒，不但是古人，也是今人的一种美的身心享受。
不过，说来不觉有点遗憾，如今，好酒是越来越多，好诗却越来越少，酒吧是越来越贵，诗刊却越来越糟。写诗的人越来越茂盛，读诗的人越来越稀缺。于是，自二十世纪初胡适的《尝试集》倡白话诗以来，中国便成了一个有酒可品、无诗可吟的极其缺乏诗意的国度，想想唐朝，处于酩酊状态下的那些诗人，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好，该是多么令我们羡慕的了。
大约旧时诗人，懂酒、识酒、知酒，深谙酒之妙处，能从中汲取到诗的灵感，当今诗人，善饮者不少，明白酒之真谛而形诸绝妙文章者却不多。所以，在唐朝诗坛上，无论初、盛、中、晚，凡好的诗人，差不多都好酒，而且还非一般的好，是嗜好，是癖好，有的甚至到了无酒不成诗的地步。因之，诗有酒意，酒有诗情，便是唐朝诗歌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色。
据宋人叶廷珪《海录碎事·酒门》：“李白每醉为文，未尝差，人目为醉圣。白乐天自称醉王，皮日休自称醉士。”可见当时诗人与酒是个怎样密切的关系了。再往远看，从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从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中国，无数好酒的诗人，写了无数出色的饮酒诗。
在中国，凡间名遐迩的好酒，都留在了诗人的作品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捧读他们这些锦词绣句，那佳醪浓浆的口角噙香，那金盏玉杯的诗情画意，那酩酊陶然的情致风雅，那玉山倾倒的酣畅淋漓，仍令人不禁酒兴大发。
所以，好诗如好酒，耐人玩味，好酒如好诗，让人心醉。
虽然，“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但唐代诗人中，李白写酒的诗，在数量上远不及白居易。宋人方勺在其随笔集《泊宅编》中说过：“韩退之多悲，诗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言饮酒者九百首。”看来“白乐天自称醉王”，当非虚言。读《白香山全集》，真可以说他是一位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文学大师。
白居易（772—846），唐代大诗人，字乐天，祖籍太原，曾祖时迁至下邽（今陕西渭南北）。贞元进士，宪宗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赞善大夫等职。元和十年（815）在首都光天化日之下，宰相竟被军阀所派来的刺客行凶，差点送命。而朝臣慑于地方割据势力，不敢作为。诗人跳了出来，大声疾呼，上书阙廷，力主严办。结果，得罪权贵，扣他一个越职言事罪，贬为江州司马。
中国文人的脐带，系在大地母亲身上，系在民族国家身上，系在人民大众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统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统治者龙颜大悦，你就不可能不因为你的干预时政、挑战丑类、揭露败恶、批判权贵、说了些真话、道出些实情，而不遭受统治者的修理。
也许统治者日理万机，一时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统治者手下的牛头马面、打手爪牙，却绝不是吃干饭的。何况这些握权者，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对于文人的集体焦虑感和排斥意识。于是，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账旧账一块算，只有捏着鼻子“出佐浔阳”。
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在那里编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从此，诗人实际上中断了他的政治性很强、现实性很浓的讽喻诗写作。本来，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诗篇中以揭示民众痛苦、揭露统治者罪恶为己任，至此，别出蹊径，独树一帜，写闲适诗，创“元和体”，成为他新的精神空间。
你可以责备他的退缩、他的软弱，但你不得不认同他这种聪明人的选择。做过斗士的人，不一定要当永远的斗士到底。我们总是以完人全人，尽善尽美，去期待谁，要求谁，指望谁，推动谁，说到底，其实这是一种残酷，一种不堪负荷的道义承担。落在谁的头上，谁也受不了。你得相信，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绝对是人世间的真实写照。
穆宗接位，召回长安，当时宦官猖獗，朋党倾轧，不再愣头青的白居易，不想也不敢蹚这浑水，自请外出，历任杭州、苏州刺史。文宗时曾官太子少傅，武宗初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以诗酒自娱。明人王世贞看不上白居易，他说：“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道未成，慎勿轻看，最能易人心手。”（《艺苑卮言》卷四）
王世贞领衔明后七子，喜欢以领袖状指点江山，其实，他不了解，文学是要变的，作家也是要变的。不变的文学，必死无疑，同样，不变的作家，总有一天，老调子已经唱完，就该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了。古今中外，很多真正的作家，最后采取自杀的手段结束生命，就因为这种没有出路的彷徨所致。而当下，在我们这里，却是相反，那些大作家、老作家，根本已经写不出东西，还要硬写，还要一本书一本书地推到我们眼前，好像发誓，不逼得中国读者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于愤怒与痛苦中自杀，决不罢休似的，也真是中国式的今古奇观了。
也许，任何一个信口雌黄的人，任何一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个习惯于高调指责一切的人，任何一个其实很王八蛋却总将别人看作王八蛋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软弱、转向、后退、认输。可是，善良的人们，怎么不能替这位诗人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冲锋陷阵，为什么要慷慨就义，为什么要奋不顾身，为什么要一往直前呢？
世界在变，时代在变，生活更在变，那么，一个聪明的不那么认死理的文人，也就不可能不变。何况他该呐喊的，也声震九霄过了，该斗争的，也挺身而出过了，他终于知道自己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救世主，于是，换一种无伤大雅的生存方式，也是无可厚非的。
据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庚》载：“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客过其墓者，奠以卮酒，冢前常成泥泞。”可以想象，甚至到了宋代，人们对于这位一生嗜饮的“醉王”，对他提倡的适可而止、尽兴为善的饮酒哲学，还非常尊崇，非常仰慕。
抄录在下面的这首诗，也是他的饮酒经济学的总结。
朝亦独醉歌，暮亦独醉睡。未尽一壶酒，已成三独醉。勿嫌饮太少，且喜欢易致。一杯复两杯，多不过三四。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一饮一石者，徒以多为贵。及其酩酊时，与我亦无异。笑谢多饮者，酒钱徒自费。（《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五）
还有一首《劝酒歌》，更把人生的况味、世情的参悟，写到了极致的境地。
劝君一盏君莫辞，劝君两盏君莫疑，劝君三盏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天地迢遥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身后堆金拄北斗，不知生前一樽酒。君不见春明门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游人驻马出不得，白舆素车争路行。归去来，头已白，典钱将用买酒吃。
一般来说，不懂酒者，无诗；不好酒者，无好诗；不善于在酒中觅得诗魂诗魄者，诗人的想象翅膀也难以高高飞翔起来。白居易，甚至到了晚年，还写下《劝酒十四首》，虽醉眼蒙眬，但对世界看得异常清晰；虽酒意盎然，但对人生保持相当清醒。诗前的那短短序文，大致可以看到这位自封“醉吟先生”的诗人，是如何沉醉于酒乡之中，而有特别冷静的思考了。
予分秩东都，居多暇日，闲来辄饮，醉后辄吟。苦无词章，不成谣咏。每发一意，则成一篇，凡十四篇，皆主于酒，聊以自劝，故以《何处难忘酒》《不如来饮酒》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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