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而在人类社会里，除此之外，更有阴谋暗算、挑拨离间、欺骗诱惑、阿谀奉承等统称为卑鄙的行径。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品质，就是清高，然而，害了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做不成大事的，也是这个清高。凡清高者，不能降尊纡贵，不能营私逐利，不能藏污纳垢，不能低级趣味，因之贱不可为，俗不可为，浊不可为，恶不可为……当铁三角一心一意以除掉他为快时，主张孤高、主张洁净、主张纯真、主张正直的他，也只能毫无作为，毫不作为，唯有以诗明志，以诗感言：“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对诗人的书生气，真有夫复何言之感。
屈原之所以还能沉得住气，因为他对这个楚怀王抱有信心，“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给了他勇气和力量。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述诗人由“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的过程，只是极其简单的两行字。为什么如此草草，因为他很气愤，靳尚编造谎言，太低级，挑拨手段，太拙劣，而熊槐信之不疑，太离谱，断然处置，太幼稚。大臣混账，国王更混账，太史公大概觉得不值得为这一对混账多费文墨，故而一笔带过。“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于是，屈原降为三闾大夫，开始郁闷。
话说回来，郁闷对诗人来讲，并非坏事，不正好是创作冲动的最好契机吗？尤其进了这个坐冷板凳的清水衙门，连创作假也不用请，还不笔走龙蛇、神驰八极，作你的诗赋。然而，屈原却写不出一行字，整日忧心忡忡。连他老姐女媭也劝他，你不要再对他们抱有什么指望了。屈原说，老姐啊老姐，我是觉得楚国快要完蛋了，才坐立不安的呀！其实，那时的楚国离灭亡还远，但诗人先知先觉的神经，已经预感到祸祟将临，灾难即至，似乎危机就在眼前。中国文人也许确如人所形容：百无一用乃书生。其实，最挂牵大地山河的，是文人，最惦记祖国母亲的，是文人。历朝历代，当父老乡亲，陷于水深火热，当同胞兄弟，沦为刀俎鱼肉，站出来投笔从戎、救亡奋斗、为国为民、杀身成仁的文人，不知有几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多少大师、学者，多少名流、教授，多少作家、诗人，乃至多少文学青年，走向延安重庆，奔赴抗日前线。中国文人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土地的眷恋，从屈原开始，从来就是历史的主流。
果然，诗人不幸而言中，秦国的谋士张仪，出现在郢都的迎宾馆，楚国从此江河日下，国将不国。
怀王十五年（前314），熊槐再一次出现严重的选择性耳聋，竟然不听谏阻，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相信张仪的鬼话。“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齐楚联盟”是屈原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政治规划，也是常保楚地安泰的国策，秦国之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离间，正因为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令其望而生畏。正因为二比一，强秦不敢轻举妄动。《史记》写道：“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结果，熊槐被秦国打得灰头土脸，原来被屈原做了工作，成为其盟友的国家，也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一番。“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现在弄不清楚是熊槐觉悟到齐楚联盟的重要性，指派屈原使齐呢？还是心急如焚的屈原说服熊槐，由他出使齐国恢复联盟呢？秦国很在意楚国的这个动向，马上表示，将所侵占的汉中地还给楚国，表示友好。“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张仪，是何许人也？他和苏秦，乃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张名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凡战国时期所有大大小小的战争，无不经由这两张嘴的挑拨、调唆、忽悠、撺掇而打得不亦乐乎的。他俩而后，中国再无一张嘴具有如此大的法力，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这就是为什么屈原总是输给张仪的缘故了，因为文学家玩政治，哪能玩得过真正的政治家呢？据说，张仪初到郢都，观察到“王甚任之”的屈原，便对郑袖说：南后啊，您真是天下第一、世间无二的美人，然而，您知道吗，齐国通过屈左徒，正准备献给怀王陛下一打或者两打，不一定有您漂亮但一定比您年轻的姑娘，以示两国通好呢！可想而知，熊槐尽管非常赏识屈原，但哪禁得起铁三角的联合攻势。略施小计的张仪，就把诗人摆平了。
怀王二十四年（前305），秦楚签订“黄棘之盟”，本来与齐为盟，转而向秦靠拢，基本国策的改变，屈原当然是要竭力反对的。楚国的有识之士，也认为这是不平等条约，如果说过去的齐楚联盟是兄弟关系，那么现在的秦楚联盟则绝对是主从关系，这不是卖国吗？一时舆论大哗。楚怀王也好，铁三角也好，都觉得将屈原留在郢都，碍手碍脚，于是将他流放到汉北。
在封建社会里，处置异议文人，无非杀、关、管三道。杀，即杀头；关，即坐牢；管，即流放。关是要供给人犯吃喝的，管则是限定在一定区域之内，允许自由行动，吃喝政府不管，是生是死，全看流放者的命大还是福薄了。也许因为流放，从经济角度看，省钱，从管理角度看，省事，所以，中国的清朝，俄国的沙皇，都热衷于将异议文人流放到人烟稀少、荒凉偏僻之地。清朝为乌苏里江，沙皇为西伯利亚，那都是不死也得脱层皮的地狱绝境，文人发配到了那儿，基本上很难活着回来。
屈原比较走运，六年以后，怀王三十年（前299），他从汉北回到郢都。让所有他的朋友、他的敌人惊讶的，他还是他，还是那个毫不顾惜自己的安危，敢于犯颜直谏的诗人，虽然他早就不再是“左徒”，官职让楚怀王免去多年，但一日“左徒”，终身谏诤。第一，他忠君；第二，他爱国。有话不说，有言不发，那不是屈原的性格。大家这才明白，汉北的流放，不是挫折了他，而是锻炼了他。他请求面见熊槐，对这位正兴冲冲要赴秦王“武关之会”的怀王，提出谏阻的意见。秦国乃背信弃义之国，武关乃权谋苟且之会，陛下已经上过当，为什么不接受教训，还要自投罗网呢？《史记》载：“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身死而天下笑”，就是这位极糊涂、极白痴、极混账、极愚蠢的昏君下场。
怀王死，其子熊横继位，是为顷襄王。六年（前293），秦将白起扬言讨伐楚国，熊横计穷，无奈，只有向杀父之国告饶。屈原写诗反对再度向秦求和，并表明他尽管受到迫害打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眷恋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返的忠诚感情，至死不渝。他提醒顷襄王熊横，王考所以落得尸横外国的结果，是由于“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楚国的老百姓也认为，如果不是子兰的催促，如果听信屈原的劝阻，怀王不会死在异国他乡，这对令尹子兰构成很大压力。于是，这个坏蛋唆使另一个坏蛋，也就是靳尚，在顷襄王面前谗害屈原，铁三角再次发挥作用，置屈原于死地而不复，更何况熊横与他老子熊槐，可谓一丘之貉，于是，一纸诏令，永远流放，不得再进国门，从此，屈原再也没有回到郢都，他老姐女媭天天倚门等待，直到泪尽，直到老迈，也未能盼到她弟弟归来。
如果说，他的第一次流放是对楚怀王的完全绝望，那么，他的第二次流放，则是对楚国的完全绝望。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楚都，满城都是兵马俑般的枭悍秦兵，楚国臣民哪见过这等阵仗，只有拱手降服。次年，消息传到流放途中的屈原耳边，这位爱国诗人终于舍不得离开故土，也不愿意他心爱的故国灭亡在他眼前，悲愤交加，自沉汨罗，以死殉国。
司马迁在这篇列传的最后，这样写道：“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同死生，轻去就”，就是中国文人对于生养自己的土地，那一份眷顾之情，也是中国文人对于抚育自己的祖国，那一份热爱之心。此情，此心，便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所在，也是我们至今每年的端午节，都要向爱国诗人屈原，肃然致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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