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屈原。
可有史以来，文人能够享受到将其忌辰列为全国性节日，全民为之年年纪念，获此殊荣者，只有屈原。
中国老百姓对于文人的敬重，以此为最，这也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根深蒂固，之历史久远。也许某一个朝代，某一段岁月，灭绝文化的沙尘暴会刮得乌天黑日，万马俱喑，然而，值得我们为之额手称庆的，中国文化生命力之顽强，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即使书焚尽，儒坑尽，即使“四旧”皆除尽，然而，云消雾散，霁天空阔，春风润泽，万物复苏，依旧是朗朗乾坤，文化中华。到了端阳这天，高悬艾叶，遍洒雄黄，龙舟竞渡，米粽飘香。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这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的第一句。所谓“楚之同姓”，因为他和楚王一样，原先都姓芈。这个稀见字读mǐ，字典上的解释为“羊的叫声”和“姓氏”。芈姓，熊氏，后来改为昭、屈、景三姓，为楚国三大族。管理这三姓事务的官，就是三闾大夫。屈原被免掉左徒以后，一直到死，担任着这个类似清朝宗人府的长官。第一，绝对的闲差；第二，绝对的清水衙门。这使出身于贵族门第、担任过政府要职、操作过国家大事的屈原有点郁闷。
文人分两种，一种得意，一种不得意。得意者，怕郁闷；不得意者，也就无所谓郁闷了。屈原相当得意过，所以感到相当郁闷。
其实，“左徒”，不过是谏议国政的高官而已，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但屈原的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一点，国事、外交一身挑，能起到左右楚怀王的作用。那时，楚国的都城在郢（今湖北荆州），城不大，人不多，前呼后拥的屈原，出现在街头，这个既风流又潇洒、领导时代潮流的明星人物，很引人瞩目。何况他是一个如兰似芷、洁身自好的男子汉呢！连楚怀王都十分欣赏他的风度和气派。
后来，诗人碰上了小人，最大的小人就是这个楚怀王了，不幸也就随之而来，左徒免了，去做三闾大夫，失落是当然的。任何人，再有涵养，再有胸怀，都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降职遭遇，比降职更糟的是冷落。昨天还门庭若市，今天就门可罗雀。屈原是诗人，诗人的感情本来要比常人丰富，那澎湃的、洋溢的、泛滥的、汹涌的感情，更是不可抑制，唯其难以忍受这种云泥之分的冷热、天渊之别的跌宕，感到受不了，是可想而知的事，写出不朽之作《离骚》，抒发满腔悲愤，也是可以理解的。
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太史公本人也是经历过由沸点到冰点的人生体验，对于碧落黄泉式的命运安排有过极深刻的体会，一个“怨”字，正好说到了点子上。
屈平（约前340—前278），字原。虽然，他在《离骚》中称自己“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但是，数千年来，公众习惯称作屈原。他是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最早的祖先为有熊氏，从北方迁徙到楚地。《史记》称他“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任”，说明中国文人，像屈原这样在朝当官的，并非他一人。应该看到，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能够称得上文人者，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朝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唐宋八大家，无一不具官员身份。也许所任的官职，可能有大，大如王安石，为当朝参知政事，后又拜相，可能有小，小如苏洵，任文安县主簿职，正科级干部。无论如何，有个官家的差使干干，得到一份吃穿不愁的俸禄，对于文人来说，还是挺有诱惑力的。正因如此，悲剧也就来了，这就注定中国文人无法养成独立生存的能力。
中国古代文人，无论在朝的，在野的，都明白屈原得到“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的斤两。何谓任？第一，责任之任也；第二，任务之任也；第三，信任之任也；第四，也是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金量者，落到实处的任命之任也。反之，若多一个“不”字，“王不甚任之”，就意味着老坐冷板凳，受他人排挤。再反之，如果，“王不待见”，甚至憎你恨你，那你就等着吧，好则扫地出门，充军发配，坏则开刀问斩，脑袋搬家。
诗人屈原，正好亲身经历过从“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到“王不待见”的三阶段，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投汨罗江了。
楚怀王芈槐，也叫熊槐，是个昏君。中国出过二百多个皇帝，其中一大半属于昏君，熊槐则是其中最自以为是、最乱作主张、最不知深浅、最自取灭亡的一个。昏君的最大特点，都患有一种叫作选择性耳聋的大头病。君子想要陛下听的，他听不进，装疯卖傻，置若罔闻；小人想要陛下听的，他听得进，句句入耳，如闻纶音。这种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只听甜言蜜语，不听直言谠论；只听顺心的话，不听逆耳之言。如果熊槐和他儿子熊横，也就是屈原碰上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智商提高一点，头脑清醒一点，屈原在跳江前也许会踯躅一下，楚国还有救吗？楚国还能救吗？一想起他老姐女媭那句绝望的话，本来，听蝲蝲蛄叫唤，你还不种地了呢！可现在，楚国都没有了，老弟啊，你还种个什么啊？于是，走上自沉之路。
战国后期，群雄纷争，七国之中，秦和楚，地盘大，人口多，都是具有相当实力，而且拥有领袖野心的大国。秦国东进，要一统天下，楚国北上，也未尝不想一统天下。
但是，秦为一流强国，楚为二流强国，二流当然赢不过一流。然而，二流加三流加四流，肯定大于一流。“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八个字，乃当时的大形势。屈原的政治主张，说来也很简单，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合抗秦。经他反复奔走，多次说服，终于将齐、燕、赵、韩、魏五国首脑集聚于楚国京城郢都，结成反秦联盟，楚怀王被推为盟主。江陵这个城市，现在也不大，那时就更不大，满街都是来自各国的贵宾和他们的侍卫、随从，因为没有实行普通话这一说，作为这个联盟秘书长的屈原，必须精通各地方言，安排吃住，组织观摩，准备礼品，送往迎来。
春秋战国时期，谁要能够一呼百应，纠合诸侯，歃血为盟，谁就是无上荣光的诸侯共主，最为人企羡。熊槐得到了空前的虚荣，马上觉得堪与祖先楚庄王媲美，高兴得挂不住汁，脸上五官挪位，更加赏识和重用屈原，自不用说，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弄得他老婆郑袖，好一个吃醋。此时的郢都，最快活、最得意的人，莫过于屈原，文人快活得意的标志，就是不再用功，不再写作，即或提起笔来，也是游戏笔墨。我记不得是否为老托尔斯泰的名言：一个在赌场得意的人，他在情场必然是要失意的。政治上进步，文学上退步，是自古以来文人难以治愈的痼疾。我在文坛厮混这多年，颇见识一些朋友，自从仕途上一路顺风以后，他们的文学人生，也就迅速进入了更年期。也许还会写，都属无用功。这就是《离骚》中所写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时令不饶人，花期不再来，除非发生奇迹，上帝托梦，才能让他回复文学青春。
当上诸侯共主的楚怀王，遂将国家交给屈原全权处理，入则议国事，出则会诸侯，忙得一塌糊涂，那些日子里，他一句诗也写不出来了，作为博导的他，连学生宋玉、唐勒、景差所交的作业，也抽不出工夫批改。中国的文人在政治上得意的时候，文学就会出现短板。相反，在文学上成功的时候，政治就会失聪，这是中国文人很难两全的弊端，也是我们在文学史上常常读到的案例，文学大成功，政治大失败，因而丢了脑袋，送了性命，屈原就是首例。他在“王甚任之”的时候，作为文人所特有超乎常人的品质，如独到的观察角度，如敏锐的感知反应，如提前的预知能力，如应激的防范措施，统统置诸脑后。他不知道他在替楚怀王发布旨令增强国力时，他的敌人在摩拳擦掌；他不知道他在为抗秦联盟的加紧团结而努力时，他的反对派在磨刀霍霍。这个世界上，有益虫，就有害虫；有家畜，就有野兽；有君子，就有小人；有爱国志士，就有汉奸走狗。通常情况下，地球上生物链的构成，维持在一比一的平衡状态，而在诗人屈原的左右，老天爷好像特别眷顾他，一比三，这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上官大夫靳尚，专搞小动作的公子子兰，最贪小便宜的王后郑袖，结成一个反屈原的铁三角联盟。
屈原不聋不瞎，自然了解铁三角在他背后搞的一些名堂，但是，诗人的最大疏忽，是对那个昏君耳朵根子软的选择性耳聋毫不戒备。屈原作为楚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游说除秦以外的五国，也是纵横捭阖、得心应手、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高段级谋士，但应对这个充满邪恶的铁三角，却无能为力、乏善可陈。既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实施有效反击。顶多感叹两声，“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那可真是一点用都不顶的感慨。
诗人宣泄感情的手段，当然就是作诗，其实到了正面冲突的时候，比诗歌更有力的是拳头。可完美主义者屈原，理想主义者屈原，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是吟诗作赋，这就注定他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不会妥协认输，不会向黑恶势力低头，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也不会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进行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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