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甜水湾回来以后,小英子在学校见到我就躲,进教室也不看我,我知道在哪儿可以堵住她,只有一个口,无处可躲。
我把她堵在了女厕所的门口,委屈地说:“小英姐,你躲我干吗呀?”她比我还委屈,压低了声音说:“你会长针眼的!”一个女生从厕所出来,看到我站在属于她们的门口,不知道是气愤还是惊喜,大声尖叫:“流氓!”小英子说:“他要知道自己流氓就好了!”然后指着我,“阿甘,你会长针眼的!”
她老说我会长针眼,我就放不下了长针眼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说我会长针眼呀?回到家就问妈妈,妈妈一下就懂了,笑笑说:“长针眼?那就是看到了不该看的,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会长针眼的!”我知道了,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会长针眼,妈妈又笑笑,说:“那只是传说,不科学,你别信!”
我不信,可再一觉醒来真的长针眼了,一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左眼,想了想,看雨中赤身裸体的小英子还真是左眼比右眼要近些,因为侧身的缘故吧!妈妈起床后看见我吓了一跳,“儿子,你怎么啦?”我说:“你别管,我看见了不该看的,可我喜欢看,太好了!”
爸爸不这么认为,说:“甜水湾的水有毒。”妈妈一下不干了,“你说什么?”爸爸这回没有惊慌,说清楚了妈妈就不会生气的,说:“银城是老国防基地,所以国家才让最后开放呀?大山里的工厂,七八七一类的国防企业也快开始下岗了,可烟筒还在冒烟,冒出来的烟往西飘。中国一改革开放东风还真就压倒西风了,都飘到甜水湾了,污染,所以雨水里有毒,阿甘第一次去没有抵抗力,眼睛进了雨水所以感染了!”
妈妈说:“你叫了九爷还真开始一套一套的了,我看是你中毒了!按你说的,前天回来,昨天就该起了呀?怎么今天才起?”爸爸说:“我儿子发生什么都会比别人慢一点。”
“都怪你!”
爸爸就不说话了。我说:“好了好了!爸爸去政府大楼,妈妈去鸭绒厂,我去学校,咱们都出发吧!”
“我不去了!”妈妈说。
“你干吗不去上班呀?”爸爸哄着妈妈,说:“我错啦!我有毒,行了吧?”
“你又来了!”妈妈快哭了,“我赶紧做饭,你赶紧给儿子眼睛上点红霉素眼膏,可不敢轻易去医院了!”
我忘不了甜水湾,甜水湾的雨,从那以后小英子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她还被我看哭了。我好像有了心事,可到底是什么事竟说不清楚,有点烦。甜水湾的人都说是九爷带来了一场好大的雨。九爷在大雨中也哭了,我和妈妈都看出来了,爸爸总摇一摇头,“有吗?”
爸爸真傻,竟然不知道自己哭了没有,明明抹去脸上的雨水里面也有泪,我就问:“爸爸,那你流进嘴里的是甜的还是咸的?”爸爸说:“有点甜,也有点咸。”妈妈说:“这就对了,你还知道自己活着呢!”
其实是妈妈回到故乡就鲜活起来,也能说出有时候爸爸会说出的话来了。爸爸像烤白薯,里面热外面煳了,而妈妈像苦瓜,外面翠绿里面却是苦的。
我不太会形容,原谅我不会形容吧。
我开始做梦,从甜水湾回来后老爱做梦。梦到那天爸爸被光屁股的老人和孩子们围在老树中间朝天拜,谢雨,一个神圣的祭拜仪式,九爷在中间。
村里的壮年大都离开甜水湾出去打工了,好多人都是跟着小英子的爸爸出去给城里人盖房子的,说挣到大钱回来给自己家打口井。小英子的爸爸扬言要给小英子和她病妈妈打一口甜水湾最牛×的井,钻地三千米打出温泉来,带着农民建筑队离开银城到北京去了。
我觉得小英子发誓要到北京上大学就是去找她爸爸。多年以后,小英子上大学从北京回来过第一个暑假,都知道她没有找到的爸爸,一九九九年的春节前从一座没建完的高楼上跳下来了,把自己给弄成了一张肉饼。小英子没见到爸爸,却见到好几个三岁八岁十二岁各种口音的管她叫姐姐的弟弟妹妹,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次上高三,老师给我们复习外国文学,再看马克·吐温《竞选州长》的时候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美国那事儿是假的,而小英子的爸爸留下来的孩子都是真的,校长知道,知道学法律专业的她还给好多从天而降的弟弟妹妹做过亲子鉴定,只有一个dna对不上。我猜想她拿着五六份都跟她有血缘关系的鉴定结果一定快哭了。
一九九八年刘主任主持了“银城全国高考状元”庆祝会。刘主任已经是副市长了,王市长已经是市委书记了,到省纪委的孙副书记没有什么进步,千禧年一过,二〇〇〇年该退休了。爸爸正式调进了政府办,招待科改成第二办公室了。银城越来越大,收了很多的县,在每年六月全国统一高考的时候重视教育了。
政府的人在开政府会的时候都特别重视教育,讲话时个个慷慨激昂,还有些人痛心疾首。刘副市长带着九爷去银城一中庆贺,王书记发表了讲话,说:“少年强,中国强!”祝贺改革开放二十年银城出现第一个全省高考状元。而我老惦记成人礼时的套套是怎么回事,一想起小英子,身体的某个部位开始有反应了,有一种想亲她的冲动。小英子说:“阿甘,你复读再上一年吧!如果明年考上大学,我就回来还让你亲我,让你抱我,真的!”
还可以抱她,还可以亲她,为什么?你听懂了吗?心动了吗?不告诉你。我怎么能够说出从甜水湾回来以后第二年清明节的秘密,我们上五年级,在我拉着她的手上北山的山顶去看九爷飞,在爸爸飞之前,我和她两个人在我家,不能说,小英姐不许我说出去。
我时常回味起那个情景,多么的激动。
我有信心也考上大学,到北京去找她。我知道已经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了的小英子是在鼓励我,我高兴,不知道怎么说,只会说两个字,套套。她想了想,说:“阿甘,你一定会知道什么是套套的,因为你爸爸是九爷!人们忘不了他,我更是,要不是九爷,咱们一中哪儿来的计算机教室啊!”
她忘不了九爷做过的好多事儿,而我忘不了她亮晶晶的胴体上溅起的雨花,破碎了的水花,那样美。我记住了破碎也是一种美,爸爸不同意,说:“阿甘,美就是美,不美就是不美,这才是真理。”
从甜水湾回来以后我和爸爸开始有了分歧。我想起了一个叫罗丹的人说美是到处存在的,要有善于发现的眼睛。我发现了小英子的美,她那隆起的小巧乳房和娇艳的红唇。爸爸不同意,让我忘了那个情景,告诉我发现美的并不是眼睛,而是心,只有心才能够真正地发现美。爸爸居然敢驳斥罗丹,让我震惊。爸爸又耐心地告诉我,不要相信眼睛,比如天上的星星,我们看到的很多星星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星星穿过无数光年才会到达地球,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可能已经不在了。
这听起来多让人悲伤。爸爸让人悲伤。
梦原来是黑白的,我梦不到甜水湾那棵树上的绿色嫩芽,也没有梦见过不喜欢我的姥爷,还有身子总是斜着的大舅。大舅站立走路斜成那样居然没有摔倒,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真怕长大后也成那样,对未来有了些担心,就问爸爸。爸爸明白了,微笑着说:“阿甘,心要正!心正了,身子多歪都没关系!”然后拍拍我的肩,很欣慰,“再说我们阿甘也没斜成那样,将来一定是大帅哥!”我好高兴,问:“那我可以娶小英姐吗?将来跟小英姐结婚!”
爸爸想了一会儿,说:“我看没什么不可以!不过你得好好学习,考上一中,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阿甘行的,没问题!”我好高兴,爸爸说我行我就行,兴奋地说:“小英子说我上大学就知道什么是套套了!太好了!”爸爸愣了一下,沉重地说:“套套?噢,套套!有人为它死,有人为它活。不能没有它,也不能为了它,套套可真是喜人又害人哪!”
我懂了,记住了爸爸的话,套套喜人又害人,有人为它活,有人为它死,那我为它不死不活就对了。
我感冒了,经不住甜水湾的清明雨,那一场泪雨。妈妈管甘家旺的山叫“泪山”,我就管甜水湾的雨叫成“泪雨”。小英子到北京上大学以后,给《银城晚报》写散文,把银城写成了“泪城”。她隐去了日新月异的城市的名字,提到了九爷,没有提我。
小英子到北京上大学肯定把我忘了,要不就是把我放在了记忆深处,她比我还难忘记我看见过她的裸体吧。我就该存在她尘封记忆里的最深处,我不知道“深处”有多深,是哪里,那里有没有光,是不是很黑,会不会像梦一样没有色彩?我怕黑,在黑暗中会那样的无助,肯定遗传了爸爸什么,爸爸怕星星。
也不是怕星星,爸爸怕夜晚的星空,一九九九年春天里他跟两个人走之前的那个夜晚,我才知道爸爸怕星空,不敢抬头看有星星的夜空,而且哭了。北山的家里已经有了自来水,爸爸本准备吃完饭洗个澡的,第二天早上好陪美国来的新表姐夫去甜水湾的大峡谷飞一次。我又有了一个新表姐夫,纯种美国人,手上胳膊上胸脯上全是毛。表姐说新表姐夫还没进化成中国人这样,吃半生不熟的牛肉,每天晚上跟表姐在床上做广播体操,表姐喜欢,说美国是女人的天堂,把银城宾馆的总经理都给吓着了。约翰是代表美国一个大财团被表姐引到银城来投资的,换了三次房间,最后定在最高层的房间。刘副市长笑着说:“约翰可别把银城宾馆给弄塌了,水管爆裂再给银城洗了澡,多浪费水呀!”
甜水湾缺水,因为缺水才叫了“甜水湾”,尽管也属于银城。老天爷更爱城市吧,爱银城,为银城的每个人都安排好了现在和未来。爸爸一点儿都不知道,只知道爷爷病了,回甘家旺看爷爷,有人看见爷爷站在甘家旺的山顶,老说他是一只鸟,要飞向甜水湾的大峡谷,不想再遥望,把青春岁月差点撞上的爱情落到实处。
我知道了,“爱情”无论什么样,记忆总是比现实美,哪怕那是个麻子姑娘。村主任怕爷爷一不小心真飞了,再从甘家旺山顶掉下去。那时候还没有我,妈妈还没有找到爸爸,甚至根本不认识爸爸,不知道城关镇小学教六年级的语文老师会成为我爸爸,个子那么低,可妈妈在还没有见过爸爸之前已经确认了爸爸的高大,田老师好“高大。”
爸爸坐在了五十六座长途汽车上,在最后一排睡着了,一出银城就睡着了。睡得舒坦,在汽车上睡觉很别样,还做梦呢,梦见自己像一只老鹰在空中盘旋,一辆大汽车在孤独地上山,那高高的峻岭……然后被一阵骚乱吵醒。
爸爸眨巴着眼睛,揉了好一阵才醒了,看清楚了,是三个留着大鬓角、穿着喇叭裤流里流气的男青年正在拉扯女司机。那时候去甘家旺的还叫长途汽车,终点站是甜水湾,都知道开车的是一个贼漂亮的女司机,我的大姨。爸爸还不知道她会成为我的大姨,一点儿准备都没有,毫无迹象这么漂亮的女司机后来会是我大姨。
爸爸这才发现汽车停了,三个流氓一个人扯着我未来大姨的头发,一个拽她的腿,还有一个搂住她的腰,从后面还把手伸进她的白毛衣里。她紧紧压住不让他伸进去,那流氓一下就从腰带伸进了她的裤子里,乱摸,那时大姨二十二岁,她无助地边哭边叫,“来人呀!大家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