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爆发的前夜，庞博跟我说晚上他又要去小车间工作。
他没说那个“又”字。“又”是我的心理反应。我因为这个“又”字而矛盾。我有点儿为他感到骄傲，毕竟，他是我的丈夫，在我们这个集体里，晚上“去小车间工作”是一项不折不扣的荣誉；当然，我也有点儿为自己感到难过。尽管已经是2027年，但我跟大多数女人一样，依然愚蠢地被捆绑在史前人类的本能之中。没错，我在新的时代里，依旧残存着旧时代的嫉妒心。重要的还在于，对于这种矛盾的心理，我自己也难以判断好还是不好。
“宝贝，总会好起来的，”他可能看出了我的情绪，对我说，“我想，要不了很久，你就会完全适应崭新的一切了。身为一名女性，主任当然最了解你们女人需要克服多少心理的定势与成见。我想，给我这样的机会，没准正是她想要帮助你早日获得自由。嗯，她可能更看重的是你。”
“去吧，”我说，“我挺好，也为你感到高兴。”
他套上牛仔外套走后，我在晚霞绚灿的天光中游荡于废弃的厂区。
这儿曾经是一家大型化工厂，如今密布的管道和高耸的厂房都已必然地破败。管道与管道之间的连接有的已经断裂，好像被一双大手掰成了两截；完好无损的厂房所剩无几，差不多所有窗户的玻璃都被什么神秘的力量击碎了——没谁击打它们，它们会突然“砰”的一声自爆。你要知道，这一切并没有经过人工的破坏，完全是源于大自然的伟力。不如说，是没有人工的参与，一切才凋敝得如此迅疾和匪夷所思。
废墟在黄昏中被镀上了一层金属锈迹般的红光。那些钢筋水泥之中长出的稆生植物都有了一种青铜的光泽。
这儿就是我们的圣地。半年前我们这群人聚集在了这块荒芜的厂区里。
势不可挡，不到十年的功夫，大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类已经被取代。新技术渗透到了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工种。身边的人纷纷降格为“无用者”。我们这群人还算好，可能属于最后几批被淘汰的群体了。当年专家们做过预估，数据显示，我们这个群体排在被淘汰那个行列的倒数第三位，看来还是靠谱的。
我们是一群作家和艺术家。就在两年前，我还在广州的画室里画着油画。如今从最南面的海岸线到最北面的边陲，时速五千公里的飞行列车只用一个小时就能抵达。人类突破了地球曲率的障碍，突破了声音空气传播的速度，扔掉艺术的约束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因为将一截直径五十毫米的螺纹钢徒手磨成了直径五毫米的螺丝刀，杜英姿成功地把我们这群曾经的作家和艺术家吸引到她的身边。我们没什么可以奉献给她的，这让我们对她的顺服显得更加纯粹。“无用者”首先丧失掉的就是感知物质匮乏的权利，我们无权再享有依赖工作才能换取必需品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沉淀为无用的数据，不过是加添宇宙的信息垃圾。于是，奉献财富那种古老的办法没有了用场。对于杜英姿，我们能做的，只有追随她的精神。
作为最后那几批被淘汰的人，我们可能算不上是人类最没用的一群。所以，在对杜英姿的追随中，某种尚未显明但却彼此似乎已经默默达成了的信念将我们联合在了一起。
似乎是，我们依然残存着某种可以被称之为“反抗精神”的理想。
这事儿放在十年前，我们一定会遭到耻笑，甚至会被看成遭到邪教组织洗脑了的白痴。政府会驱散我们，民众会围观我们。你瞧，我们这群曾经自视颇高的家伙，居然把一个在街边摆了半辈子摊儿的女鞋匠视为可以去虔敬膜拜的圣母。
但现在是新的时代。
这个中年女人重新燃起了我们生命的活力。我们一度几乎丧失了鲜活的生命感，差一点儿就要掉进“无用者”那无忧无虑的、凝滞的深渊。无忧无虑，曾经是所有人的盼望，但当这样的现实真正降临，如果你不是一个天性堕落的人，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样的生活会有多么令人窒息。“忧虑”忽然变成了特权，变成了奢侈品，变成了你之为你的确据，继而，就像昔日争取无忧无虑一般，不甘失败的人将去为自己争取忧虑。
争取忧虑的道路异常崎岖。我们既要丢弃旧我，又要让旧我一点点复苏。因为，我们毕竟还活在时间的链条里。时光赋予我们的积习让我们在理解崭新现实的时候困难重重，我们必须抛弃固有的一切，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经年养成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惯性，都需要我们与之决裂；同时，为了抵抗这崭新的现实，我们又似乎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顽固地抓住我们的积习，给一种看似徒劳的努力找出神圣的目的，藉此，一点一点回到曾经的自我感受中去。是的，这很难说得清楚，如果需要比喻，我想，如今的我们，仿佛是处在母亲产道中的“玩意儿”。我用了“玩意儿”这个词，是因为我实在难以对我们的现状做出准确的指认——你既不是一个胚胎，也难以完全地被称为新生儿，你只是一个正挤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柔韧而潮湿的产道中的“玩意儿”。
缩回去还是钻出来，这是一场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幸运地遇到了一双为我们指引方向的手。杜英姿那双具有启示意义的手如此粗糙，经年磨铁，使得它们宛如铁的本身，掌心的硬茧犹如生锈的铠甲，十指布满瘢痕，就是十根确凿无疑的螺纹钢。这是新的时代圣母的双手，和既往怀抱基督的那双柔嫩的圣手截然相反。它翻转着我们的想象力，安抚着我们茫然的灵魂，推动着我们残存的勇气。
庞博每次晚上去小车间工作，我的心都要被这双手蹂躏一遍。我能够感到它粗粝的触摸。不，这不是一个比喻，这完全是我真实的生理反应。我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失落，同时，随着失落感而来的，竟然是那种性欲般的生理冲动。这当然是嫉妒心使然。可是这种负面的感受，如今却又显得稀缺。有什么东西在熬炼着我的肺腑心肠。
肉欲已经很久不再能够困扰绝大多数人，只有少数特权者还享有着这项古老的试探。如今性爱机器人唾手可得，并且几乎算得上是免费供应，据说有些街道的居委会还会上门分发。而失去了满足肉欲的门槛，男女间的嫉妒心就无可避免地被稀释掉了，变得罕见。以旧眼光看待，杜英姿是超越性吸引力的，或者干脆可以说，她毫无性的吸引力，甚至在那方面还具有排斥力。但在这新的时刻，她有力地颠覆了一切。
“晚上去小车间工作”，成为男人们渴望的事情。如果他们有伴侣，也应当为此而感到骄傲。因为，这几乎算得上是一个恩赐和嘉奖了——选中者得到了和杜英姿秘密交流的机会。当然，她会手把手地和他们共同磨螺纹钢——是真的手把手，她将那双粗粝的圣手捂在男人的手上，和他们一起用力，一二三四，前前后后，一二三四，前前后后。
最早发现杜英姿神迹的，是一个叫罗旭的摄影家。他是我和庞博共同的朋友。七年前，罗旭在街边换鞋掌时，看到了今天的圣母。那会儿，杜英姿的修鞋摊冷落地摆在一边，没有生意，但她却没闲着。有如神启，罗旭的目光落在了那双正在磨着螺纹钢的手上。即便以一个旧时代摄影家的眼光来看，那双手和那根螺纹钢所共同构成的美学价值，它们运动的轨迹，都极具象征性的意味——它们独立于一切逻辑之外，甚至可以脱离物理世界的拘囿，自身便构成一个抽象而崇高的概念。光着一只脚的罗旭按下了相机的快门。
其后，时代的轮子骤然加速，人类熟悉的一切落叶般地纷纷从时间之树上跌落。据说，新技术带动的相关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十万亿。饭馆没了，商场没了，电影院没了，艺术馆没了，最后，连大会堂都没了。但杜英姿的修鞋摊还在。那可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修鞋摊，成为了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它孤零零地摆在早已不复往日景观的街边儿，水落石出，像是一块在水中露了头的纪念碑。当然不会再有人来光顾，没人还会修理自己脚上穿破的鞋子，人类完全挣脱了破鞋子的枷锁。杜英姿岿然不动，坐在自己的修鞋摊后，坐在湍急的时光里，面无表情地磨着她的螺纹钢。
十年如一日，她就这么磨了下来。时代的洪水让这个行为彰显而出，就像滔滔的大水涌过，也不得不在一座孤立的丰碑前小小地迂回，它貌似一个无足轻重的阻碍，但的确给宽阔浩荡的水域制造了不容忽视的波澜。庞然之力因它而局部地改道。其意义，已经被我们这群人反复地讨论过了。
最先，罗旭跟踪拍摄了那双磨铁之手，他将照片传给朋友们看。力量被传递和扩散。大家原本还囿于陈旧的审美，只当这些照片就是那种约定俗成的“作品”。但渐渐地，所有人都被大水漫过了头顶，“作品”便开始凸显它神圣的本质。随着我们越来越窒息，那根照片中的螺纹钢却越来越纤细和锋利，它就是一个反向的力量，充满了救赎的指向。当它终于在某天成为了一把螺丝刀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了从天而降的召唤。
在我们这群受过所谓良好艺术训练者的心目中，磨螺纹钢的女鞋匠杜英姿，即便不能被视为再次降临人间的耶稣，也堪称现世磨着镜片的斯宾诺莎。犹如一堆尘埃般的铁屑，我们被一块磁铁所吸引。在丧失了曾经作为艺术家、作家的优越感之后，大家陆续集合在了杜英姿的身边。
罗旭说服杜英姿离开了街头。他差不多扮演了施洗约翰的角色，就像是救世主的开路先锋。很容易，大家便找到了这块废弃的厂区。如今，离开城市的核心区域，大地上遍布着这样的遗迹。而所谓城市的核心区域，是一栋上千米的摩天大楼。少数“有用者”盘踞在里面，一边目睹机器读取星辰一般海量的数据、日夜不息地自我迭代进化，一边享用着人类宝贵的欲望、恐惧、欢喜和烦恼。
鉴于“劳动”已是一种被垄断了的特权，我们这些“无用者”一致同意，将我们安身的这块家园称为“车间”。做出这个命名时，我们将其和“公社”进行了深入的比较，最后的结论是：“车间”听起来更具有“劳动”传统的含金量，而相对于“公社”的大，“车间”在本意上的“小”，也切合我们意图抵抗时代洪流的心情。你瞧，我们从来就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小众分子，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后，我们依然还妄图这样。于是，那个属于我们的核心区域，天经地义，被我们叫做了“小车间”。它原本的确就是一个小车间，如今，我们主要的劳动都在那里面进行。与之匹配的是，我们将杜英姿尊称为“车间主任”。我们认为，在这个人类遭到全面碾压的时代，这比将一位心灵的导师唤为“圣母”或者“教主”，更加具有创世的力量。
来这儿之前，庞博和我在广州生活了差不多十年。这是断崖式的十年。我们相互眼睁睁地看着对方信心崩塌，看着曾经骄傲的恋人一天天变得猥琐。十年前，智能机器人就写出了小说，还获得了日本的直木奖，那时，身为一个小说家的庞博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味儿。但他心存侥幸，用变态的傲慢来支撑自我的确认。可重锤一记接一记地砸下来。先是发表作品的纸媒消失了，继而庞大的评价体系垮台了，最后，人们完全不再需要“小说”，仿佛刚刚跑出了丛林，压根不知道还有文艺这样的玩意儿。我经历了跟他差不多的打击，如今，随便一台机器，就能将毕加索和达芬奇结合得完美无缺，如果你需要，还能随便再给你来点儿梵高、拉斐尔，它们在“听说读写”这些核心感知力上全面超越了人类。难度被抹平了，于是价值也荡然无存。价值弥散，人们于是对之也不再抱有兴趣。
我们是第一批到此定居的成员，后来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同行，其中不乏曾经在各自的领域里卓有成就的家伙。目前，“车间”的规模大概有将近两百人。社会上如今出现了大量的群居部落，那可是真正的群居，他们生活在废弃的体育馆或者音乐厅里，在巨大的屋檐下共同吃喝拉撒；但我们妄图捍卫自己的小众气质，即使聚集在了一起，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
这块废墟足够大，曾经容纳过上万人。大家分散开，各自给各自找了窝。我和庞博选择了一台巨大的车床，它在一栋大厂房里和另外几台机器并列着，天然就像一张阔大的架子床。我们在这台车床下面构建了自己栖息的领地，在它上面的那一层堆放生活用品。
这样看来，如果在空中俯瞰我们聚居的“车间”，肯定更像是一个超大的蜂巢，成员们各自独立，又被紧密而有序地组合在一起。事实上，也经常会有政府的飞机飞来，在空中对我们进行航拍。世界被更加有序地管理着。
我是一只缩在隔板里的蜜蜂——庞博晚上去小车间工作的时候，躺在车床下面的我，呼吸着带有铁锈味道的空气，就是这样想象着的。我想象着，有脆弱的翅膀在我肩膀上艰难萌生，有黏液糊在我的身体上，我的四肢稍微碰撞，就有可能折断落下终身的残疾。在这样的时刻，如此具有温度的焦虑弥足珍贵。你要知道，如今，人们入睡前更多地只会将自己想象成浩瀚矩阵中一个微末而冰冷的数据。
庞博黎明时钻回了车床下面。他在我身边小心翼翼地躺下，手臂轻轻地搭在我的腰上，从身后抱住我，将呼出的热气冲着我的脖颈。晨曦无声地侵入了我们的领地，只照亮了我躺着的那一半。我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从亮处转身，用一只蜜蜂的心情抱住了暗处的他。
起初，在半梦半醒中，我们一动不动地就这样抱在一起，像是被自己生产的蜜汁粘连住了。后来，我渐渐苏醒。“蜂后”这个概念在一瞬间突然跃进了我的意识，同时，就像被惊动了的蜂群，与之相关的那些欲念也蜂拥而起：生殖器官发育完全的雌蜂，由受精卵发育而成，垄断交配权，能分泌蜂王物质维持蜂群的次序。
我依然没有动，但呼吸变得粗重、急促。
庞博也没有动，但我能够感到他抱着我的胳膊加重了力气。
我们开始默默用力，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地抱紧对方。
“给我。”终于，我忍不住向他索要。
“怎么了，怎么回事？”他却用质疑拒绝着我。
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了，究竟有多久，我竟说不清楚。此刻，久违了的欲望令我既欣慰又难过，就像他的拒绝一样，也是令我既难过又欣慰。欣慰不用去多说了，难过却也是无从说得清楚。
十年前，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就推出了先进的男用性爱机器人，“洛克希”，身高一百七十公分，体重二十七公斤，肤色和发色可以定制；她不会打扫卫生，不会做饭，但在那方面她可以做到任何事情；她还能倾听你，感受到你的触碰，她也会入睡，并且，她还复制了人类的十几种人格特质，奔放，狂野，害羞，冷淡，天真，善良，友好……但和今天的这类设备相比，“洛克希”就像一只刚刚走出非洲的母猩猩。女用设备也早已经齐头并进了。肉体欲望的解决途径早已不成其为一个问题。
如果理解了这样的背景，你就会理解我在这个清晨欲望升起又被拒绝之后的欣慰与难过。我渴望某种复苏，它降临了，让我变得湿润多汁，但我又不愿复苏了的渴望被简单满足。我被悬置在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像一只琥珀里被囚禁的虫子。我只有咬着嘴唇，湿漉漉地眼涌泪水。
“瞧瞧你，瞧瞧你，居然还哭了。”庞博叹息着，一边替我擦眼泪，一边说，“你瞧，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晚上去小车间工作了，你明白，如今只有工作才是唯一的救赎，那是我们终极的道路，你都说过，每一次工作，就好比是一次信仰的仪式。”
这话我可能说过，但我此刻不愿想象那个“信仰的仪式”。我把头埋在他的胸前，等眼泪完全被吞下后，起身从车床下钻了出来。
我走到了室外。晨风薄凉，草木在废墟中随风轻摇，世界衰败，但像每一个清晨那样地依然宛如一个奇迹。
我在外面的水龙头前洗漱干净，回去穿上牛仔外套，拿起我的那根螺纹钢，走向一公里外的小车间。
路上不断遇到上工的同伴。曾经的作家、艺术家们用眼神默默地打着招呼，顶多轻轻互道一声“早安”。我们都穿着相同的牛仔外套。如今政府统一给“无用者”配发服装，款式极其丰富，任由你满足自己着装的想象力。当你走入人群中，你会觉得自己身在一个缤纷的时装发布会上。在这样的风尚面前，我们这个群体选择了最朴素的牛仔外套。它不仅仅是我们统一的工装，穿上它，还会令我们具有一种整齐划一的修道士的气质，同时也令我们获得了一致的认同感，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
小车间孤零零地矗立在厂区的一隅。它可能是做某种高危化学实验用的，当初就没有和这座大型化工厂的主体建筑融为一体，形同孤悬海外的一块飞地。这恰恰成为了我们挑中它的缘由。
如今通向它的道路完全是靠我们的脚在杂草中踩出来的。数条蜿蜒的小径最终在它那里汇聚，令它像是道路的终点和真理的归宿。也许通往它的道路是平缓的，但每次走向它，我都有种爬坡的攀登感。我想我的这种错觉，其他人可能也有，因为大家行走在通往它的小径上时，身体都是微微前倾着的。于是，日复一日，走向它的我们将它走成了一块心目中的高地。
在这个清晨，当我们快要走到小车间时，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车间主任”。
杜英姿背对着我们，面朝小车间洞开的大门，短短的灰发在风中纷飞。远远望去，一个臃肿的身形镶嵌在黑洞洞的门框里。在我眼中，这个画面有着一幅中世纪宗教画的效果。不，她没有那种画风里圣徒们超拔的气息，但那臃肿的中年女人的背影，却更符合我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对于救赎者的想象。
她像一头缓行的猪，时代风驰电掣的飞行列车从她身边呼啸而过。这样比喻，我绝没有一丁点儿诋毁她的意思，相反，这头缓行的猪，在我内心代表着这个时代最高的沉着。
当我们走到她的身后时，大家不约而同停下了脚步，和她保持着大约十米的距离。这个距离大约就是凡俗与圣神之间的距离，既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也不是那么触手可得。有人开始给我们分发早餐。每人一杯热牛奶，一块羊角面包。大家默默地吃吃喝喝，像是仪式的某个进程。
她兀自面朝着小车间敞开的大门，似乎是在善解人意地等待着我们先填饱肚皮。小车间的这两扇门值得说说。原本，它当然是那种锈迹斑斑的铁皮门。我们到来后，将铁皮门拆掉扔了，代之以两扇极富东方色彩的那种会令密集恐惧症者不适的布满门钉的大红木门。至于为什么这么干，谁也没给出过答案，好像这么干压根就不需要有个说明。我想，这是源于我们对自己文明顽固的自信。
有人收走了我们手里的空纸杯。杜英姿又站了片刻，才慢吞吞地转过了身子。正在抹嘴的人将手停在了嘴上。我不想描述她的容貌，因为既有的那些陈词滥调一旦用来形容她，就会充满了亵渎和诋毁。所以，我只能简单地说，她长着一个中年女鞋匠应当长着的脸。望着这张脸，我的心里常常暗自喟叹：唉，我为何还要嫉妒？！但是，上帝啊，又让我如何才能不愈发地嫉妒？！
她也望着我们，眼神像往常一样地空洞。偶尔，她的眼睛会拼命睁大一下，形同下意识的痉挛。人来得越来越多了，大家穿着同样的牛仔外套，每人手里都扭着一根三十厘米长的螺纹钢。这场面，就像是一场革命前夕短暂的寂静——暴民们正在等待他们的领袖发出起事的号令，暴风骤雨正在最后的关头酝酿。
跟往常一样，我们依然期待着她能对我们说点儿什么。但依然跟往常一样，她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实际上，我们之中可能没几个人听到过她说话，反正我是没有过。她是一个沉默的先知，只行动，不说话。据说被她特许在晚上进入小车间工作的男人们，才有可能聆听到她的只言片语。但传出来的那些“只言片语”更像是一些气声，例如“哼”和“哈”这样的象声词。这愈发令她接近了一个圣母所应有的神秘。
她不说话，像是只身和我们将近两百人对峙，像是一头困兽陷在围猎的中心。她的气场一点都不逊于我们。她只需要站在那儿，就能散布磅礴的蛮力。时间在晨风中凝固了，或者被按下了暂停键。鸦雀无声，唯一的动静是有人整理牛仔外套下摆发出的那种声音。
终于，她扬起了双手，动作就像一个迟缓的老妇在做着第十八套广播体操。举起，放下，举起，放下，如是三次。那双粗糙的圣手有力地掀动了凝固的时间。于是时间得以重启，继续流转。我们发出了克制的欢呼，随着她起伏的双手，“噢”“噢”地低声叫着，同样如是三声。难道，这还不能算作一个鼓动人心的仪式吗？我们犹如刚刚完成了一次洗礼，额头俨然还挂着圣洁的水珠。
然后，她就垂下双臂，慢吞吞地挪开了身子。她就那样突如其来地慢吞吞地走开了。她一挪动，你才会发现她比你原来认为的还要臃肿、迟钝，还要不知所以和不知如何是好。她在行动中释放出来的信息好像是：她自己觉得来这儿给一群疯子当圣母是一个荒谬的错误。
我们目送着她离开，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她走得真是慢啊，在这个峻急的时代里。
小车间容纳不下将近两百人一同进去工作。如今几乎每天都有新人不断地加入，随着团体可以想见的膨胀趋势，规则也制定出来了：每次能够进入小车间工作的，限定为五十人，其余的人在室外围坐着干活儿；分批次轮换，所有的人都能够有规律地进到小车间里去。这种规则的确立，不但形成了有效的秩序，还使得我们的小车间完全具备了一座圣所的公平性。
它的确是一座能够用以朝拜的圣所。当我们在清晨的时候走进去，晨曦从天窗涌泻而下，宛如一道天幕垂挂在眼前，而这道天幕的聚光所在，恰恰是那把锃亮的螺丝刀——它居于小车间的正中央，摆在一张绿漆斑驳的铁皮工作台上，唯一的装饰就是衬托着它的那块白色的毛巾。没错，它就是杜英姿毕十年之功将一截螺纹钢磨就的那件圣物。
我们团团围坐在这把螺丝刀的周围，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磨螺纹钢。大家领到的螺纹钢规格统一，直径五十毫米，长度三十厘米，完全符合我们供奉着的那件圣物的原初形制。我们就在地上那么磨着，一二三四，前前后后，一二三四，前前后后。水泥地面不可避免地被磨出了纵横的沟壑。天长日久，除了供奉圣物的那张铁皮工作台的下面，小车间的地面逐日下沉，渐渐地，被我们人工磨出了落差，像是给这个空间升起了一块长方形的跃层。没有谁指出这个现象，但大家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不去触碰那块长方形的神台基座，同心协力地通过降低地面来抬高我们心目中那块神圣的祭坛。磨了半年，水泥地面下沉了大约有三厘米，但我们中大多数人手里的螺纹钢，还是一根标准的螺纹钢。
我们就这样磨呀磨。我们通过磨呀磨抵抗着自己“无用者”的命运。你可以说这是滑稽，但确凿无疑，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庄严。
由于并没有一个现实性的诉求，我们这种非现实性的劳作其实是很轻松的。没谁想要给自己制定一个时间表，手里的螺纹钢究竟何时会被磨成螺丝刀，我们压根并不关心。我们只是盘腿而坐，机械地磨来磨去。这个时候，我们终于放空了自己，开始冥想，神游天外。当然，也不排除打盹乃至酣睡。
每过一个小时，会有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大家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也可以走出小车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和外面的同伴聊几句。来这儿之前，大家都是旧时代“坛坛圈圈”里的人，相互之间熟人不少。说是“聊几句”，其实不过只是个说法儿而已。如今我们没什么可聊的，在庞然的现实之下，人在逐渐丧失着说话的动力。
为此，罗旭开始组织大家一起唱歌。他担心我们过快地丧失语言能力。他真不愧是一个先知的开路先锋。在很大程度上，“车间”的形成完全是因为他的努力。我可以肯定他是受到了某个启示，才会像施洗约翰那样走向旷野，预言神的到来。是他最早用镜头捕捉到了磨铁的圣手，是他将杜英姿引来了这里，当大家越来越沉默的时候，他负责用语言来阐明制度和纪律。天经地义，罗旭是我们车间的“副主任”，他是主任的助手和代言人。
对于他如今所扮演的角色，我心里有着蒙昧的感受。他是我和庞博共同的朋友，还是庞博介绍我们认识的。但我跟他上过床。其实也不是在床上，是在我家的厨房。他把我放在橱柜的台子上，让我的两条胳膊撑在身后，掀起了我的裙子。那已经是许多年前了，当时庞博烂醉如泥，因为他刚刚听到了机器人写出的小说获得了直木奖。
罗旭瘦弱，单薄，长发披肩，但如今他宛若受到了神秘力量的加持，有了金钢不坏之身，明晃晃地焕发出惊人的能量。
他在我们休息时组织我们唱鲍勃·迪伦的《时代正在改变》：
嗨！到处流浪的人们
聚在一起吧
要承认你周围的水位正在上涨
接受它。不久
你就会彻骨地湿透
对你来说如果你的时代值得拯救
你最好开始游泳，要么就如石头般沉没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嗨！作家们，评论家们
用你们的笔做预言
睁大你们的眼
这种机会千载难逢
不要说得太快
因为车轮还在旋转
很难说谁会成名
因为现在的输家将是未来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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