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女兵带一个男兵，有些预料不到的麻烦。冬天地上铺个长草铺，既不脱衣又要盖被，我睡紧靠墙一头，茹志鹃睡我身边做隔离带，别人全在她的另一侧。夏天不大方便，有时把我寄存在别的班去。茹志鹃向人家声明：“表现不好你们就批评，别留情面。”又要对我嘱咐：“烧洗脚水，打扫卫生，上门板还铺草这些要抢着干啊，不要跟人家犯贫吵嘴……”
我嫌麻烦，就找个磨房、草屋或门洞等处，自己单独住。住草屋点油灯，茹志鹃不放心，就来跟我做伴儿。她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一个人占着一盏灯比跟大家挤在一个灯下方便。她记日记时要抽烟，我就坐在旁边给她卷大炮。
志鹃21岁已是成熟的大姐模样，我15岁个儿又矮人又浑。她写日记我坐一边替她卷烟，看上去大概挺奇怪。有天房东大娘到我们住的地方抱柴烧，笑着问志鹃：“参军还带着你弟？”茹志鹃一本正经地说：“不，还有我哥呢，我们弟兄都在部队。”
大嫂点头说：“这也好，有个照顾。一来我就看出来了，他是你一家人。”
我没跟她商量，当着房东面叫了声“阿姐”。
她开心地笑了。房东走后她说：“老百姓不理解革命同志关系，说是姐弟她才懂。”
从此我有时就叫她“阿姐”，不久就有人反映给队里了：“这小邓旧意识还挺强，他管茹志鹃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最高尚、最革命的称呼就是‘同志’二字呀！”
队长丁世贤笑笑，未置可否。
我把这反映告诉志鹃姐，她说：“别理他们。”
五
老战友郭卓在《哭志鹃》一文中写道：“越是受气的娃子你越要护着，邓友梅就是一个。你总算把他帮带出来了。”
确实是她帮带我走上了读写之路。
我只读过4年小学，没养成读书的习惯。在文工团我担当过“提词”重任。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连提几场就背下来了。背多了就能照葫芦画瓢“搞创作”。1946年蒋先生撕毁“双十协定”，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引起解放区军民愤怒。我编了个化装相声《国大代表》，演出后张拓同志觉得不错，给我在新四军内部刊物《歌与剧》上印了出来，还发给我一斤花生几个柿子作稿费，成为我首次印成铅字的“处女作”。此后我就常写个快板唱词供即兴演出，但既没读书也没想写文章，只想当个好演员。不料十六七岁到了变声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戏里小孩角色本来也不多，我只能点汽灯打锣管小道具，很有点苦闷。这时我到了茹志鹃班里。
不论行军多累，茹志鹃都要写完日记再睡觉。女同志集中住，她点着灯影响别人休息。我一个人住磨道里单独有盏灯，凑到我这儿写正好。嘴上也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她抽烟写字我没法睡，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于是她又说：“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便找出本书扔给我。由半强制渐渐变成自愿，终于有一天没书可读我感到手足无措了。茹志鹃总背着书。突围前下令轻装，她把军装被单都扔了，就没扔日记本和书。
我读完一本书，茹志鹃会向我提问或跟我讨论。我读完鲁迅的《野草》，她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
我就背书中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也是枣树……”
她笑道：“明白意思吗？”
我说：“就是有两棵枣树。”
“那为什么不说‘两棵枣树’，而要说‘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这一下把我问傻了，原来只觉得很有趣，没想到为什么。
“这叫强调。”她讲解说，“‘有两棵枣树’，给人印象不深。这样一强调，读者才会记住这两棵都是枣树。”
这是我平生第一堂文学课。
那时候，我觉得茹志鹃讲话句句是真理。她的某些观点，不管对不对我都接受，有的甚至影响我一生，哪怕后来从理性上我已发现不妥，感情已难改变。我读半本《红楼梦》时，她说她不喜欢林黛玉，又娇气又是非，小性子，群众关系极差。倒是薛宝钗说话有分寸，做事顾大体。要说性格坦诚直爽，黛玉也比不上晴雯。解放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正赶上研讨《红楼梦》高潮。认真学习后我当然接受作者曹雪芹对薛、林二人的定位，但感性上仍摆脱不了志鹃给我的影响。我不知志鹃自己是否一直保持她原来的看法。
学着写日记，也是她下的命令。那时我们没有“体验生活”这个词。上前线，下部队，参加战斗，进行采访，都叫“收集材料”。有一天我问她：“你每天记日记，都记些什么呀？是不是下部队收集的材料？”她说：“不是，是每天看到听到的新事，有些以后创作会用上，不记下来怕忘了，用不上练笔也好。你也应当学着记。”
我说：“天天行军，我没看到有什么材料。”
她说：“天天记，你就会注意去找材料了，不然有的事发生在我们眼前，不经心也看不出意义来。”
我听了半懂不懂。
打完“豫东战役”，我们缴获了些白报纸，她缝了个小本给我说：“你拿去学着记。你编快板，写唱词蛮有灵气，以后可以往创作上发展。”我说：“我不知道要记什么。”她说：“什么感兴趣就记什么好了，就算练习写作。”
在她督促下，我终于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只是《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了。“编者按”说这篇作品是“用日记的体裁，朴素地却是生动地报道了战场上文艺工作者的活动，实在是一篇值得推荐的文章”。
六
残留的1948年日记，使我想起那个战斗频繁、工作多彩的年头。年初我们被骑兵从豫、皖、苏边区找回部队，不久就打响豫东战役，一口气解放了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城市。陈、粟首长为防骄傲情绪，命令文工团排演话剧《李闯王》。在本部队演完，又带着此戏去慰问从大别山回来的刘邓大军。
解放战争中，茹志鹃只在这一年上台演过戏，《李闯王》中扮演“长屏公主”。我认为演得蛮好。别的不说，用一口浙江腔的“国语”把不太口语化的台词念下来就很不容易。可显然别人有不同看法，此后排戏就没她的角色了。数年后我从一本书中看到对茹志鹃演戏的评论：“演公主的女演员高举着两只手走上台来，好像缴枪投降……”我才知道为什么再没见她上台演戏。此书作者就是茹志鹃的丈夫，我们的业务教员、导演兼作家王啸平！
本来我想做演员，她分析了我的长处与不足，认为还是往写作上努力有希望。我觉得她说得有理，便在本职工作之余学习写作。通讯、散文、鼓词、故事，什么都写。写得多了发表的也多些，终于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刚庆祝完开国大典，就给了我到首都北京接受培养的机会。
初到北京时，我每星期都给志鹃写信。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了一种笔记本，每一页都有一幅作家艺术家的肖像和一段名家语录，我拿出一个月的零用钱买了一本寄给她。她来信夸奖我：“小弟，只有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我高兴极了，以至舍不得用它。”我还想给她买个铜狮子式的图章，但因为没钱没买成，特别记在日记本上，以防有钱后忘记。这些东西当时在我眼中都是高贵的奢侈品，是我自己不敢用的。买给阿姐，尽一点孝敬之心。
由于在部队时打下点生活底儿，到北京后受到些文学熏陶，在“文学讲习所”又受到较正规的文学教育，此后几年我连续发了点作品，多少引起些注意。茹志鹃非常高兴，不断来信夸我赞我，甚至说看到我一步步追她，超过她，她由衷的高兴，比她自己写出好作品还高兴！其实她的成就比我高得多，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只拿进城头几年说：1949年《南京文艺》创刊就发表了她的剧本《800列车出动了》；1950年上海《文汇报》刊载了她的小说《何栋梁与金凤》；过了两年她的话剧《不拿枪的战士》得了军区的二等奖。她就是在这期间结的婚。解放战争中她就和王啸平要好，所以那时我就认为王啸平是我们团最有修养的艺术家，最有风度的学者，最出色的男人！进城不久王啸平就出版一本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的书，我特意向于是之等朋友推荐。于是之笑着问：“作者跟你有什么关系吧？”我说：“按理我应叫他姐夫。”于是之还真在团小组会上向人推荐说：“这本书可以买来看看，是邓友梅的姐夫写的。”啸平和志鹃的感情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当然也闹过矛盾，还在他们“搞对象”时期，有一次茹志鹃生气地说要断绝关系。我很担心，又不敢劝阻，我一张嘴她就说：“大人的事你不要发言！”茹志鹃也有最信任的人，就是老大姐魏峨，我就找魏峨告急，要她劝志鹃不要跟啸平告吹。魏峨听了笑道：“你还挺操心呢，放心好了，他们不会断的。”作品得了奖，跟恋人结了婚，好事连连，刚进城这两年应该说是志鹃最顺当的日子。
以前我总认为茹志鹃是最不像女人的，但1951年、1952年她给我的信上，谈家务谈孩子的内容就多了。大女儿安诺满月时，她寄来一张小孩照片和一封长信，照片后边还写道：“我的漂亮的小玫瑰花！”
1955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到南方旅行，专门到南京看望她。在“马标”他们家里没见到第一朵小玫瑰花却见到了更小的一朵玫瑰花，她正裹着尿布在小床上爬，我伸手抱了起来，志鹃说：“小心她会尿你一身。她叫安忆！”
志鹃虽然很爱孩子，但不黏糊。稍坐一会儿她就和啸平两人陪我去游明孝陵和中山陵，在中山陵前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相约以后每年见一次，没想到从此一别20多年。
我被划入另册后，看到志鹃姐一步步向文坛高处攀登，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见她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对其评论同时在《人民文学》发表，尽管我正处在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还是厚着脸皮给她写了祝贺信。她回信没多说自己，除了说对茅盾先生的评论感激与惊喜外，更多的是谈我。她责备我不给她写信：“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断书信，说明你丧失了自信！”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再给她写信。后来见到丁峤，他说茹志鹃出国路经北京时再三打听我的下落。有的说在十三陵挖河，有的说到延庆开荒种地，没人知道准消息。60年代我摘掉帽子调往东北。郭卓去东北组稿听说我在当地，找到了我，一见面就说茹志鹃一直挂念我，要我给她写信。这时我才知道王啸平也被错划，只因是归侨，没离开上海就是了。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九死一生，我终于熬到了邓小平同志出来扭转乾坤！1978年5月，我接到传呼电话纸条，按纸条上的号码一拨电话，听到个令人心悸的浙江腔的女人声音：“喂，你是小邓吗？”
我已不记得是怎样跑到那个招待所去的了。看到茹志鹃、郭卓如天神下降站到我面前时，我弄不清是真是梦，也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和该说什么。在一旁的郭卓看得清。她在《哭志鹃》一文中写到那次见面说：“死里逃生出来的姐弟俩，紧紧拥抱，贴脸……战火中血肉凝结起来的感情，深不可测……”
志鹃要到我家里看看。当我领她走进孤零零乱糟糟的住所时，她把眉头皱成了一团。不等坐下就打听我的境况。听说我已妻离子散，并已被迫“自愿退休”，她什么都不再问了，用手支着头仰首看天，半天没说话。
为缓和气氛，我说：“阿姐，我们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今天我要给你做顿饭吃。”
她说：“好的！”
我买了肉和黄酱给她做炸酱面。我做饭她站在旁边看，越看越不放心，不断发出疑问：酱不是这样炸法吧？这菜煮熟了吗？面怎么这么粗呀？我发现她有些女人气了。
我想办法叫她安心坐下。从床下找出一沓我写的文字：“你坐在这里看看这个好了。”
她问：“这是什么？”
我说：“有天我上街，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广播陈毅军长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回到家一肚子话找不到人诉说，就写在了纸上。只为宣泄自己的感情，没打算给人看的，所以没头没尾。”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没出声。等我把饭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来吃饭时，她用手按住稿子说：“喂，你把它改成小说！”我奇怪地说：“没人会发表我的作品，改小说做什么？”她沉稳地说：“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不说我们认识，争取先发出来。万一发表后有人反对，就承认情况调查不细，疏忽大意……”
我考虑有没有必要叫她为我冒险。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才40多岁，既没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呀，试一试，也许能打开一条路呢！我是来开文联理事会的，会上一致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据说大有来头。局势会往好里转，我们能见面就是好兆头……”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小说，叫她带回上海。但20多年除去思想汇报和认罪书，别的没写过，已不会写小说，改得不成样子，她看后很失望，立即退回来叫我再改写一遍。信中写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七
茹志鹃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我重新改写了小说，把稿寄给了她。
1978年7月号的《上海文艺》又出现了失踪多年的“邓友梅”三字和他的小说《我们的军长》！我拿着这本刊物止不住热泪滚滚，对着南方放声说：“阿姐！我谢谢你了！我该怎么报答你！”空喊听不见，我急急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寄往上海。
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来信责备说：“每来信必感谢，实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写的又不是我写的，何谢之理？而且竟然说出报答的话，岂有此理！简直有点‘四人帮’的帮风！”发过脾气，她又转回来督促我的写作：“我认为你现在需要准备一些写得像这一篇那样的好小说，你需要放一个排枪，《上海文艺》、《北京文艺》、《人民文学》连发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强烈的反响。9月份准备发表评论你的作品的文章。现在我有一个矛盾，就是你手里那个《女兵》，从你的角度考虑，是给《人民文学》发表有利，但从我们刊物看呢，当然很欢迎。只要我一开口，你是不会拒绝的。我怎么办呢……我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开口。首先我是姐姐，然后是编辑。不过你快点吧。在我们9月号评论你的同时，就在《人民文学》发表吧！”
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荣获了一等奖，成为我获得文学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志鹃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学天地中来的。
随后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个和睦温馨幸福的后方。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活，志鹃阿姐一直在默默地关照着。
进入新时期，她边做编辑边搞创作，在不断发现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时，她写出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好小说。正当看到一个茹志鹃新文风越来越鲜明之时，她却心甘情愿地把精力放到上海作协领导工作上去了。
其实，志鹃自己何尝不知道这对她是极大的损失和磨难呢？我曾问过她：“你干嘛要担任这工作，这会影响写作的。”
她说：“我想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叫他们早点出头。他们有才能但缺少经验，要有人帮助解决困难才能闯出一条路来。我愿意为他们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