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两字能形容的。
志鹃去世对我来说不只是走了一个战友，一个亲人，随她而去的是我经历的一个时代。那是个光彩夺目、青春焕发的时代。物质上很艰苦，精神上很多彩，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夺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变，不管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比那个时代好了上百倍上千倍。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点什么宝贵的东西呢？比如说那种亲密、无私，甚至可以说圣洁的人际关系……
二
我知道阿姐会生气，因为遗体告别那天我哭了，当着一屋人我出声痛哭。她警告过我：“小邓，你记住，你要是再当众哭鼻子，我永远再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说话时间是1947年一个夏夜，在鲁南突围的路上，在茹志鹃写过的“澄河边上”。
华东野战军文工团一个队正在叶飞将军率领下，摆脱九倍于我的敌人的追击与拦截，越过津浦线，超过澄河，向西疾进。
那是华东战场最残酷、最激烈的一年。我们刚在孟良崮消灭敌军74师，增援敌军就沿陇海路、胶济线、津浦路从南、北、西三面合围扑来，只在东边留一出口，口外是大海。老蒋先生给“徐州剿总”的命令就是“把陈、粟共军赶过大海！”我们跟蒋先生斗了斗心眼：白天在敌机侦察下红旗招展地摆庆功宴，演戏祝捷；夜幕一落分头转移，悄无声息地从敌军夹缝中钻出口袋。南、北、西三面并进，只留下大海一面供蒋先生凭眺。野战军文工团分作几队深入部队。我和志鹃姐到一纵部队演戏庆功。天黑戏散就随部队插入鲁南敌后。先向南疾进，天亮后有敌机侦察时转向东行，来到沂河岸边，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埋锅造饭，指战员抓紧时间休息。大家以为吃饱肚子后要东渡沂河。不料一觉醒来，接到紧急命令做180度转弯，沿白天走来的路退回去。
就这样，我们远离了根据地沂蒙山，向豫、皖、苏、鄂一带走了下去。正逢雨季，走山道山洪暴发，走平原遍地成河，最难走时拼搏一夜才移动四公里！脚上的鞋被泥水沤烂山石磨穿只好丢掉，军装淋湿了烤干，烤干了淋湿仍贴在身上。多少个日夜没正经开饭没进村宿营，饿了抓一把雨水沤烂的煎饼渣填到嘴里，困了边走边打瞌睡。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到敌人伏击，我两个脚掌溃烂，背部生起核桃大的脓疮，仍旧咬紧牙关前进，不敢掉队一步。
这天夜里正走在一片泥泞的小道上，后边赶上来一支炮兵，带着几头驮炮弹的骡马，一会儿插到我们左侧，一会儿漂蹿到我们右侧，把队伍搅得挺乱。走到一个岔路口，我站住脚想看清前边同志往哪边走，一匹骡子从我身后蹿过来，炮弹箱铁角正撞在我背上疮口，钻心剧痛使我顿失控制，尖叫了一声中带出了哭音。立即招来一阵责备与嘲笑：“嘿，碰一下就大声叫痛，像个丘八吗？”“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你算轻伤还是重伤呀！”“这动静像个男人吗？”……
我那一点哭音本是在失控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发现后已极力忍住，他们这一说，委屈超过了痛感，也惹起逆反心理，能忍我也不忍了，索性痛痛快快地放声哭起来。火上浇油，又引出来怒吼声：“要哭到路边哭去，别叫我们陪着丢人好不好！”“这么大了，理智点！”
一片男人声中，冒出个女中音的话声了：“你们公平吗？炮弹箱把他背上的疮都撞破了，怎么不说炮兵反倒说他呀！”她提高声音严厉地喊道：“炮兵同志，骡子撞我们人了，为什么还不来人牵着！”
这两句话一说，把责骂声压下去了。有人跟着说：“可不是，小邓背上血都渗出来了。”炮兵那边本来看着我笑的，这时不笑了，有人默默走过来拉住了缰绳，把骡子牵到一边去了。
我想收住泪水却收不住，只是刚才带有苦味这时变得甘甜。我站到路边等说话的女同志上来，轻轻叫了声：“志鹃姐……”还没等我说出感谢话，她拉了我一下，压低声音说：“小邓，你记住，要再看见你哭鼻子，我永远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这话我记住了。此后几十年我几乎没再哭过。1957年定为“右派”，我没哭。“文化大革命”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我眼都没眨。甚至母亲去世也只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泪。在去殡仪馆的路上我告诫自己：“快70岁的人，不要失态。”可是一进灵堂就失去了理智。
三
50多年来，我的小说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位大姐型的女兵。
我第一篇小说写于1952年。那年夏天我作为“赴朝慰问团创作组”成员住在大连写作。我写了篇小说叫《咱们都是同志》，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写好后交给团长田汉同志审阅。田老读完高兴地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嘛！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
这篇小说处女作发在北京文联的《说说唱唱》上。发表后主编赵树理同志对我说：“看来你能写兵，下个月正逢‘八一’，刊物要发篇纪念性作品，你再写篇好不好？”
我就写出了第二篇小说《成长》，是抗日战争故事，主要人物又有个女兵！老赵同志看了后说：“女兵写得不错，就是认不出她姓甚。别的字你写不清楚，我根据上下文能猜，这姓名没法猜。到底是个啥大姐？”我拿过纸写了个“茹”字。老赵同志看看说：“茹大姐？你咋想出这么个姓来，这叫我上哪儿猜去？”
那时我20多岁。后来被划人另册停笔22年。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政策再给我写作机会时，我已年近半百。第一部中篇小说就是《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写了一群女兵。我对其带头人、班长周忆严描述是——
“周忆严今年19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她很少发火儿，至多脸红一阵，话语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
周忆严班里还有个比她小6岁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气横秋外带调皮捣蛋。在艰苦战斗中周忆严以班长的严谨和母爱温暖竟把她调理成了合格的革命战士。
这几篇作品似乎只有最后一篇志鹃看过。这篇小说发表不久，她来北京开会，一见面就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追赶队伍的女兵》我看了，写得不好。开头虚张声势，好像周忆严身上要发生很多惊心动魄的情况，结果什么大事也没有，毫无精彩之处。”
过了一阵她忽然问我：“我只比你大6岁吗？不止吧。”
我说：“宿迁战役时我15，你满21。”
她说：“我一直觉得比你大得多……”
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现在大了。《军长》、《那五》都写得蛮好嘛。写那些才显出你的特色来，不要再写什么女兵了。”
大概她没看过我另外几篇写女兵的小说，因而提也没提起。
我直到最近才发觉这个女兵形象，在我作品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我从没意识到这是志鹃姐的影子。把人物命名为“茹大姐”完全是下意识的。
我庆幸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请志鹃看这些作品。看了她肯定不喜欢。我写得不像，连她十分之一的面貌也没描述下来。我写她永远不会赶上安忆。
但是这篇文章我不能不写。不写我的心安不下来。我只能写我心中眼中的茹志鹃，和别人心中眼中的她未必一模一样。我只想把自己心目中的茹志鹃记录下来，为怀念她的人增加点话题，给研究她的人留下点资料。
四
战争时期，革命军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坦诚、透明、平等。也争吵，也怄气，但说开就完，不搞你死我活的斗争。见不到敌意攻击、恶意诽谤、穿小鞋、放暗箭、脸上赔笑脚下使绊等丑行。我十五六岁时常受几个大同志数落、气恼、冷落，原因在我。他们无坏心也无恶意，充其量是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言行，恨铁不成钢。这是我成年后回首往事悟到的。在当时我却是很不服气，很愤慨。在逆反心理作用下还故意干惹他们生气的事，当然他们也有误解我的时候，我真的在做好事也被看成是逞能干、出风头。
平心而论，当年同志们对我还是够容忍的。假如今天有这样的孩子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喜欢他，我的态度也许要比当年人家对我强烈得多。瞧么，年纪不大，毛病不少，任事不懂，老气横秋，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叫他点汽灯烧坏纱罩；叫他敲锣敲断锣锤；唱歌跑调；演戏净犯“舞台自由主义”。秧歌戏本就以唱为主，派他个主要角色，上台去没唱两句觉得嗓子不好，竟大声向乐队宣布：“别拉了，不唱了，改成快板。”弄得后台乐队无法伴奏，前台演员不会接词儿。团里开会批评这一错误，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定语。这叫个什么？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都欠准确。只好现创造个名词“舞台自由主义”！有时他也想干点好事，结果把好事干坏。部队住在老乡家，帮群众干活儿是好事。扫院子、打柴火都行，可他偏要给房东到井上挑水。沂蒙山区挑水用瓦罐，水没挑来罐子打了好几个，只好大家凑钱替他赔！战争环境中人们难免有些暴躁，责骂他几句无可厚非。
却也有人不恼怒，不发火儿，以更深的爱心来感化他。这样的同志有：马旋、鲁萍……不止一个，总代表就是茹志鹃。
被骡子撞后有一天白天行军，碰到敌机轰炸，她跟我趴在一个坟头后边，敌机俯冲扫射时我们埋下头，敌机扫过后我们就聊天。她好像不经意地问我：“那天你为什么故意放声哭？”
我说：“疼的，骡子把我背上疮撞破了，我忍不住疼。”
她说：“头一言是没准备，忍不住，可一发现你就忍住了。正好这时有人出来批评你，一听批评你又故意放声哭的，对不？”
我冲她笑笑：“你看出来了！”
“这点鬼把戏还骗我？你跟他们故意赌气，是不是？”
我说：“我忍住疼不再哭，他们还骂我丢人！反正是丢人，那就哭个痛快。”
“我正要替你说话，可你这一哭我没法说了。”
我摇头说：“说也没用，反正我在他们眼里一无是处！”
“不，许多同志还是公平的。丁队长、马旋、顾绎，连小梁背后也说你有优点。”
“我还有优点？”
“从突围以来，你没掉过队。”
“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事多了，并不是人人都做到呀。还有，在澄河边上，你跟小耿两人在河岸上放哨，前有洪水后有追兵，你毫无惧色，设法联络上胶东民兵，把我们大家都架过河来了，这应当算坚强勇敢吧？给你俩记一功也不算过分吧？”
我暗中得意，但仍用不在乎的口吻说：“嗬，照这么说我还不错呢！”
“你打锣用心时打得很好，汽灯也点得不错，演戏也入戏，既不忘词也不怵台。你还能编快板，填唱词，按你的年纪这也不容易。”
“可除去你谁也不承认我也有长处。”
“那是因为你尾巴翘得太高，引人反感，其实大家心里也承认你有优点。”
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就算人家不承认，自己总还得承认吧？首先要自己看重自己！自己把成绩不当事，当着全队一哭鼻子，人们当然就只记着你的眼泪鼻涕，谁还记得你放哨值勤的样子？划得来吗？”
我不再嬉皮笑脸，有点难堪地把头枕在胳膊上了。
她眼睛盯着我继续说：“你的优点，要培养出来并不容易。你的缺点都是些屁事，注意一点就可以克服。叫小缺点掩住了大优点，不上算，好冤枉！”
我已养成条件反射，听到教训从心底反感，可是志鹃教训我，我却没有反感。听别人一说我就浑身发冷；志鹃说我却能从心底生出暖意。嘴上不说，心里把她的劝告接受了。
不久调整序列，男女分别编班。唯独把我从男兵班抽出来，编进茹志鹃当班长的女兵班；后来又改回来男女混合，我仍留在她的手下（有人说是羽翼下）度过了解放战争的大半段时光。我一人调进她组时，队长一宣布就有人发出了笑声。队长特意做了解释：“这是茹志鹃同志建议的。她说女同志组确实需要有个男同志帮助做事，大家想想前天夜里行军的事，那就是个例子……”
连续雨季行军，同志们的大腿都被磨破沤烂，夜行军时男同志都“解放前进”。前晚走到半路要换向导，前边传下口令：“往后传，有穿着裤子的上来一个。”传遍男兵队伍没人应，传到女兵处才有人回话：“请男同志先穿上裤子，我们好上去。”传到一半，有人醒悟似的说：“男同志穿上裤子直接去找向导好了，还用女同志上来干什么。”
队长这样一说，没人做嘲笑状了。会后，丁队长把我叫到一边说：“今天你表现很好，有人笑你也没吵，这就是进步。”我说：“我服从命令。”我没讲茹志鹃已经给我透过信。头一天她对我说：“男女同志要分开编组，可我想把你调到我班里来。”我说：“我愿意。”她说：“你要想好，这班可就你一个男同志啊，有人会说笑话的，你不要跟人吵！能做到吗？”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她才去队部提的建议。
自到她手下我的日子就好过了。没有人对我再说刺话，我也就不再赌气斗嘴。怕给组里添烦，我也少惹是非。在男同志组时，别人都比我年纪大，我干活儿少点心里无愧。一夜行军走得腰酸腿疼，到目的地号房子抱铺草我就偷点懒。如今我是唯一的男子汉，不能女同志干活儿我反赖着不动。有一天我在泥泞中挣扎着打起摆子来，浑身发抖两腿拌蒜。茹志鹃过来要背着我走，遭到我强烈抗议。我赌气离开她跟马旋一块儿去走，虽然是由马旋拖拉着走完全程，但没叫人背。这样，在小组会上我就受到了表扬。我以前净受批评，一表扬浑身紧张，从此事事小心，不敢放任。我这摆子是隔一日一发，发烧时我决不声张。有一天我参加抱铺草，动作慢了点，并且喘粗气，茹志鹃马上伸手摸我的脸，摸完立刻说：“放下，你在发烧，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能干！”她瞪眼说：“我命令你坐在这里给大家看背包。”我站着不动，她两手按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按在背包上，又打我一拳头说：“气死人！”扭头就走了。我坐在背包上禁不住眼泪直流。我自小离家，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母爱，这一拳打出了我对她的信赖与敬畏。是一种小辈对长辈的依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