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同志来看望我，还带来一盆蝴蝶兰。
送花，是时尚，近年才流行起来的，而一盆价格不菲的蝴蝶兰，这人情就显得更为盛重。
顿时，蓬荜生辉。
由此想起早年间西德作家伯尔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可惜忘记题名了，但留下的印象仍很深刻。故事的主人公，大概是一个女孩子，因阅读时间相隔久远，记忆未必准确了。她叔叔从战场上回来了，为了谋生，坚持在这个被盟军炸成废墟的城市里，要开设一家出售鲜花的商店。当时，大家连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尚不具备，觉得他的想法，实在有点儿荒唐。但是，他颇固执，因陋就简还是开张起来。想不到的是，鲜花带给人们的慰藉，所寄托着的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里，所起到的滋润心灵的作用，正是大家所需要的。结果，这家小花店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
生活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人，稍微有点闲情逸致，能“今日得宽余”地小憩一刻，就会产生对于美的欲求。美丽的花，给人们带来观感上的愉悦，和文学作品，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审美享受，是同样的。当然，无论是欣赏鲜花，还是阅读文学作品，正如伯尔的小说所提示的，前提必须要有适宜的时间和空间。假如那位坚持开花店的老板，头顶上盟军的飞机扔炸弹，眼前是党卫军那黑洞洞的枪口，我估计他就会取消这种念头了。审美，是一个人的情趣所致，一朵小花，可能给这一个人带来希望，而一座花团锦簇的花园，没准倒是那一个人的心狱。
这盆蝴蝶兰，给我许多感触，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也有年头了，这还是第一次有第一把手光临寒舍，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事，颇感意外，因此而口拙，对着如此漂亮的礼物，一时竟想不起来赞美鲜花的语言。
整个正月里，屋子里总有令眼睛一亮的色彩，尤其，阳光投射进来，姹紫嫣红，绚烂夺目，娇美艳丽，欣欣向荣，给陋室增添了不少节日气氛。花分三本，色彩不一，每本枝头，花有数朵，正是盛开时刻，悉皆亭亭玉立，朵朵绰约不凡。像小姑娘在照相机前那样，摆出个个不同的上镜姿态，努力表现出自己的风采。我马上联想起电影插曲中的一句歌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想到这个“红”，并不是指颜色的“红”，而是指花期中间最辉煌、最出彩、最“红火”的那个“红”。草木在它生命周期中，花期，是最能展现自身魅力的阶段。而花期中，开得格外灿烂的几天，又是其最具爆发力的时节。
有的花，花期长些，如牡丹；有的花，花期短些，如樱花；有的花，只一现，如昙花。无论长短，都有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最佳阶段，赏花，就应该挑选这一刻。春节过后，那娇嫩欲滴的鹅黄色一本，先萎谢了；然后，那原本就弱不禁风的浅白色的一本，也蔫落了；最后，颇为富贵大气的紫色一本，倒坚持着熬出正月，但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花盆移动，花瓣也就轻轻地飘落下来。
想想，这也正常。花有开的日子，也就有谢的日子。没有永远只开不谢的花，即使在开花的日子里，也不会永远处于全盛的“爆发”状态。于是，这盆蝴蝶兰就从视线中消失了。
“最是无情花落去”，果然。
其实，作家的创作生命也是这样，也是有花开花谢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任何作家来讲，即使最天才的作家，也没有永远的花期。作者生命还会延续下去，但灵感会凝滞，想象会枯涩，智慧会逐步衰竭，对于生活的敏感度会一天天地淡漠下去直到丧失，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理、心理衰老的过程。我在作协工作，有机会见识很多前辈作家，当那些老同志眼光中的神采，日益暗淡，风烛残年的感觉，日益明显，不用隔很久，一纸讣告便出现在案头。
其实，这些从延安来的，从东北文抗来的老同志，甚至在未老之前，就退出了文坛的竞技场。我请教过一位三十年代出足风头，鲁迅死时抬过棺材的老人家，何以后来便一蹶不振？他说，而且很正经地说，连对漂亮女人都不感兴趣的人，还能有小说吗？性情性情，有性才有情，没有了性，还会有情吗？没有了情，还会有文吗？这是他的话，我觉得很真理。
有心理的老，有生理的老，不管如何的老，老，是一种必然，失去创作力，也是一种必然。所以，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没有一个作家，像一朵盛开而不败的花，永远处于出佳作、出力作的巅峰状态之中。
问题在于有些还谈不上老的，时下也就四五十岁的作家们，写了一两部像点样子的大作以后，一下子就老得不行了，使出吃奶的劲，也再写不出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拉着大师架子，在写小师作品，包装得金玉其外，剥开来败絮其中。我想，或许是老天的调侃了，安排的花期太过短促，来得匆匆，去得匆匆，属于文学史上的过眼烟云了。
活到老，写到老，是有的，就看你怎么写和写什么了，日放一屁，不香不臭，不也照样骗得几文稿费吗？但活到老，写到老，写出来都是顶尖之作者，还是不大多见的。法国的巴尔扎克，是少数几位一直写到死的作家。他1799年出生，1829年三十岁时，写出他《人间喜剧》的第一部《舒昂党人》，以及随后的《婚姻生理学》。接下来，便不停笔地写下去：
1831年三十二岁《驴皮记》。
1832年三十三岁《夏倍上校》。
1833年三十四岁《欧也妮·葛朗台》。
1834年三十五岁《高老头》。
1836年三十七岁《幽兰百合》。
1841年四十二岁《搅水女人》。
1843年四十四岁《幻灭》。
1846年四十七岁《贝姨》。
1847年四十八岁《邦斯舅舅》。
身体健壮得像做厨师长的这个胖嘟嘟的法国人，在上帝给他的十七年创作生命中，写出了近九十部小说，还不影响他谈了好几次恋爱，打了好几次官司，阔佬似的大把大把花钱，买了无数有用和无用的物品，喝下不计其数的咖啡，这种高强度的玩命似的消耗，终于搞得他精疲力竭，身心两衰，1850年，他五十一岁时病倒便不起，新讨的老婆正好过门，给他送终。我们可以非议他的生活方式，但他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至今还是很多作家奉为圭臬的祖宗之法。作家，短命者不少，但短命，写出这么多不朽之作者，他是很少几位中的一位。
另外一位写到死，写出来的都是杰作的短命作家，就是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他生于1821年，开始写作的年纪，比巴尔扎克要早，但他却是从这个法国人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1844年，他就翻译了《欧也妮·葛朗台》。1846年，二十五岁时，才华洋溢的他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然后，他将手稿寄给别林斯基，未存什么奢望，只是想听听这位批评家的意见，谁知收到了一封令他欣喜若狂的回信。信中，这位一言九鼎的评论家断言：“真理已经展现在您的面前，并宣告您是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
尽管后来这位批评家并不赞同他的心理小说，而他也不苟同别林斯基的“使命观”，两人有了深刻的分歧，但事实证明别林斯基慧眼识人，这的确是一位天才，是开创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如果，不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触犯了沙皇当局，使他有了西伯利亚的五年流放生涯，成名应该更早一些。这样一耽误，他的《死屋手记》，直到1861年他已经四十岁的时候，才得以问世。书一出版，便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随后，他的佳作，如泉涌出：
1862年四十一岁《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1864年四十三岁《地下室手记》。
1866年四十五岁《罪与罚》。
1868年四十七岁《白痴》。
1979年至1880年，五十八至五十九岁《卡拉马佐夫兄弟》。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六十岁时，逝世。
这两位了不起的作家，各自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花从开放的那一刻起，就进入盛期，很快，又在雨疏风狂中，蓦然凋谢。突兀而起，骤然而止，真像昙花一样，花期虽短，却绽放出生命的异彩。
这样的特例，在文学史上是极少出现的。
这两位，都是那种生命的极度挥霍者，如果巴尔扎克每天不喝十杯以上的浓咖啡，以支持他日以继夜的写作，不依赖咖啡因刺激他有足够的兴奋度，也许不至于短命；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被西伯利亚的暴风雪，挫折到身心沮丧的程度，不至于终生处于悲观和抑郁的边缘，说不定会延缓其死亡；如果巴尔扎克不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似的疯狂消费；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那么耽迷于赌场；如果，这两位大师没有那么多的债主逼门，也用不着拼命写作用以还账的话，是不是还会给文学史增添更多的杰作呢……
即使没有以上这些“如果”，我想，老天爷宽限一下，再让他们疯狂若干年，也未必再能写出震撼之作，花期过去以后，谁都有江郎才尽的那一天。对于重量级的文学天才而言，其能量应该是相差无几的。法国的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就是例证，虽然相比于巴氏和陀氏，这两位长寿作家，多活了三分之一的年纪，创作生命力的花期，也几乎延长了近一倍，但是，长寿者留给这个世界的不朽之作，并不是按比例地比短命者多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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