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享受到无比自由的庄周，物质世界非常贫瘠，精神世界却非常宏富。于是，“心如泉涌，意如飘风”，发挥出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后来的中国，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些令人震惊的奇思妙想，却不是很多见的了。屈原那时代，李白那时代，还能产生出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光彩；20世纪以降，说句不好听的话，作家的数量在增加，作家的想象力却在下降，有些作家连本色也弄不好了，只剩下不三不四，这不能不感到诧异的。
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文人，会变得如此拘束、拘谨、拘泥，渐渐失去先人们那张扬的想象力，那鲜活的生命力，那坚定的自信力，和那源自传统精神的原动力呢？
第一，中国的重史轻文，史贵于文的文化性格，束缚了中国文人的想象力。
这就得先从“小说”这个词汇，最早见于书面文字的这段《庄子》引文说起。“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周所说的这个小说，不完全是现在所谓的“小说”，只能说是具有后来小说的萌芽。在他看来，小说不过是浅薄的道理，琐屑的言谈，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无论怎样加以修饰，也不可能求得高高的美名，而这种东西对于通晓宏大的道理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那是差得很远的。
在班固的《汉书》里，我们又看到了在中国文字中初次出现的“小说家”这个词汇。在他看来，“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那口气相当蔑视，就像旧时官绅老爷看待剃头的、修脚的、搓澡的、擦背的仆役佣工一样。
所以，在中国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中，从官方到民间，文学是旁门，史传才是正宗，甚至连文人，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愧。某孝廉作关帝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人可不学耶？
（袁枚《随园诗话》）
这时已是清代了，文学作品到了如此深入人心，如此家喻户晓的地步，仍然是狗肉不上席，好像后娘生的，坐不到正位上去。小说家言，写进诗里，被人笑掉大牙，能不让罗贯中、施耐庵寒心吗？由于把史传抬得很高，把文学压得很低，史传的写实性、求真性，被置于尊位，文学的虚构性、演绎性，则视为不入流的东西，只有自惭形秽的份。这种史传文体的发达，这种实录文风的提倡，实话实说，事事有据，所录所记，字字有本，不妄测一事，不枉增一言，长此以往，作家若要循着史官的路走下去，岂不成了法院庭审时的笔录员吗？
第二，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阉割了中国文人的想象力。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文人的残暴肆虐，动辄获咎，言论致罪，文字狱的高压政策，对一部分文人的伤害，成为绝大部分文人心头的阴影。清人龚自珍有诗，“避席畏闻文字狱”的这个“畏”字，正是这种恐怖统治，对中国文人想象力起到戕害作用的写实，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考察，文人被阉割的想象力，应该是从南宋以后逐渐钝化，逐渐弱化，逐渐像晒干了茄子那样蔫化下来的。
在中国大历史的框架中，基本可分为两截，自汉至唐，中国人的基本主张，为放，是睁开眼睛向外看。汉以这份气度，做大事业；唐以这份气度，有大格局。一个民族，有这份气度，显得宽容；一个国家，有这份气度，显得发达。在这样的宽容、发达、气象万千的气度下，一部文学史，自然显得气象万千，中国文人的想象力，自然也无边无沿，无垠无限，显得大手笔、大文章的华彩万状。
然而，自宋至清，中国人的大政方针，是收，是堵住双耳转身向内。向内，必保守，必收敛，必自闭，必封锁，虽然，元曾地跨欧亚，明曾屡越重洋，清曾大拓疆界，但绝无汉唐向全世界袒露胸怀的盛世气度。在这种龟缩政策下，拒绝变化，抵制改革，害怕革命，敌视自由，对一切外来事物，坚决阻隔，唯恐民知民闻；对一切不同的想法，当作异己，必除之而后快。这样下来，中国文人的想象力，还有什么伸展的余地？
所以，面对强敌入侵，局限江南一隅，四面楚歌的弱宋衰世，虚假道学与伪善理学，在这种大背景和大形势下，应运而生，成为那个衰朽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凡一个苟延残喘的政权，一个朝不保夕的统治者，必然要禁锢思想，桎梏自由，扼杀浪漫，铲除精英。而要达到窒息整个社会生气的目标，就需要这些像煞有介事地坐在尊位上的腐儒，在思想领域里为他们维护这份统治。
先让你在精神上奄奄一息，还用着什么想象力吗？清初思想家颜元，有过一针见血的说法：
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
（《朱子语类评》）
本是一条活鱼，被腌成咸鱼以后，鱼还是那条鱼，但已经是条死鱼、臭鱼，中国人都被封建礼教捆绑得了无生气，中国文人的想象力，还有任何翕张的可能吗？这也是明清以后，中国文人失去了灵活之气、壮伟之气、阳刚之气、生龙活虎之气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庄敬自强的大雅之音，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典雅风流的璀璨文章，汪洋恣肆的壮丽史诗，成为可想而不可求的鲁殿灵光的根本原因。
想象力成为晒干了的茄子，文学也就到了终结的日子。
第三，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思想，局限了中国文人的想象力。
文学，某种程度上说来，是作家想象力的竞赛。“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只用这一句，便把沸沸扬扬的漫天大雪，那种逼人状态写活了。白居易谪贬九江，听到艺人弹奏琵琶，他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音乐的质感，每读到此，常惊叹诗人想象力的丰富。如果，我们从唐宋八大家的官场跌宕，文学生涯，生活积累，学养成就来看，他们都是在跳出唯实主义，规范习性，本分思想，跳出拴在这块土地上生于斯，死于斯的狭窄空间，才有可能生出惊世骇俗的想象力来。
这就是庄子在其名篇《逍遥游》中所写到的那两个自得其乐的小动物了。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蜩，即蝉，学鸠，即灰雀，隔树交谈，高声朗语，既快活，又欢畅。这一个说：“你飞到我这里来，我飞到你那里去，不过咫尺，一跃即至，干吗一飞就是九万里呀？有毛病不是？”那一个说：“飞千里之遥，光粮就得准备三个月，累不累呀？”于是，在榆树和枋树之间的这两位，奚落了鲲，嘲笑了鹏，满足得不行，幸福得不行。其沾沾自喜，其得意万分，也就明白为何有些作家想象力匮乏了。
既然把自己的全部想象功能，定格在榆树和枋树之间，能指望蜩和学鸠所写出来的作品，那意象，那境界，那视野，那幅员，能拓展出多大的局面吗？正如《淮南子》所说的：“井鱼不可以语天，拘于隘也。其视也卑，其思也微，其见也下，其明也昧。”那想象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代中国作家，很难说其不努力，不敬业，很难说其以写二等品，以当二等作家就满足，很难说其不想五洋捉鳖，四海捕鳌，弄一条巨无霸上来。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大师之梦，都有一份不朽之望，然而，为什么这些可敬的同志们宵衣旰食，废寝忘餐，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也才不过捞起一条小尾巴鱼呢？
问题就在这个最古老的最原始的“哥斯拉”故事里，庄子道出了隐衷。
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可与经于世亦远矣。
（《庄子·外物》）
“揭竿累”，拿着小鱼竿，“趣灌渎”，守着小河沟，“守鲵鲋”，志在小鱼小虾，“其于得大鱼难矣”。
于是，想象力到哪里去了，也就不言自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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