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能行吗？你看，稍不盯着，颜料就用错了。”中年男人恼怒地对站在一旁神情尴尬的老金说，“撕了重来！”
“画不好，可以找别人，画广告的跟街上的乞丐一样多！”旗袍女人拉着男人边往外走边嘀咕，“女人为什么要做这个行当，又笨又想不开。”
我站在木凳上，尴尬而茫然，听见老金在喊：“廼莹，颜料淌出来了。”
我一怔，只见左手的颜料桶没拿稳，颜料淌在了广告牌上。我赶紧拿好颜料桶。老金温和地说：“下来吧！”
站在被我弄废的广告牌前，老金摇摇头：“这可怎么办？四块大牌子，明天一起要。刚才进来的就是电影院的经理，那女人是他的姨太太。”
我们只好在一块空牌子上重新开工。在电影院门口分手已是十点多。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回家的脚步却十分轻快。这回总算不用担心没柈子烧，没米下锅了，月底开支领回二十元，还可以在旧货市场给三郎买件皮外套。
正准备跨进铁门，三郎从门里走出来，面无表情，好像没看见我，径直朝街对面的小食杂铺走去，喊他也不应。我诧异地跟了过去，他将手里的牙缸放在柜台上，朝散装酒的大玻璃瓶指了指，要了一缸白酒，外加两支蜡烛。
我们一前一后摸黑回到屋内。黑暗中，他一仰脖子，往嘴里倒了一大口酒，然后将牙缸放在桌上，划火柴点蜡烛。他始终不说话，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心里难受，举起牙缸也往嘴里倒了一大口。他在桌旁坐下，将剩下的那点酒喝了下去，然后牙缸朝桌上一撴，仍旧一言不发。烛光摇曳，两人的影子，一个落在东墙，一个落在西墙。
“《歌女红牡丹》好看吗？胡蝶很漂亮吧。”沉默良久，他似笑非笑地问。
“你在说什么？”
“你就装吧，画完广告，你不是跟老金一起看电影去了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
“凭什么？我七点找到电影院，广告室都锁门了！我在门口一直等到电影散场。今晚的电影不是胡蝶主演的《歌女红牡丹》吗？”
泪水流了下来，酒精开始搅动肠胃。我声音嘶哑地说：“我能把你留在家里，跟别的男人去看电影？三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直画到现在呀！”
他不容置疑地打着手势，高声说：“门卫都把钥匙拿给我看了！你还装啥？卖票的人说，今天的电影是有声音的，看的人多。”
“我装？我他妈需要装吗？每天饭都吃不上，电影有声没声跟我有啥关系？”
酒劲上来了，他脸色通红，大口喘着粗气，身上的衣服脱得只剩一条短裤，赤脚在地上走来走去。头晕得很，我顾不上他。过了一会儿，他将衣服一件一件摊在地上，然后坐在上面，抓起墙根的积雪擦着脚板，冲我喊：“真凉快呀！亲爱的，你不来用雪擦个澡？”还没说完就躺在地上，两手抓着前胸，伴着干呕，又说又唱。
我的脸发烫，眼前一切变得朦胧恍惚，浑身无力，一下子瘫软在地。他蹲下身子，把摊在地上的衣服盖在我身上，嘴里说：“小妹妹，你睁开眼看看，我把衣服脱得一件不留给你盖上，怕你着凉，你还去画广告吗？”我无法张口。他继而又孩子般恼了，将衣服一件件从我身上扯下来，铺在地板上，语无伦次地数落着：“见到职业，开着门就跑了，雪吹进来一地，连我也不要了，开着门就跑了……”
半夜醒来，我发现自己盖着三郎的衣服躺在地上，他则赤裸着身子睡在一旁。他的额头滚烫，我吃力地将他拖到床上，给他敷了湿毛巾，坐在床边守到天亮，心里惦记着那四个大广告牌。卖柈子的人等在门外，我想问三郎钱在哪里。
“你在发烧，不用起来了。我一会儿通知玉祥今天的课不上。”见他睁开眼睛，我说。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
“四个大牌子，怕赶不出来，得早点走。卖柈子的人等在门外，钱呢？”
“你还要去画广告？”
“是的。昨晚我没看电影，牌子太大，跟老金在广告车间里干活，广告室只能画小牌子。”
“别说了！昨晚发那么大的酒疯，真对不起！钱，在我的口袋里。”
摸遍他的衣服口袋，不见钱的影子，他一拍脑袋：“想起来了，昨晚买酒的时候，五角钱都给了小铺。”
我只好对门口的那个送柈子的人说，一时找不到钱，下午或明天再付好吗？他没有理我，掮起柈子就走。正准备转身进屋，金剑啸走过来，对我说影院经理另找了一个副手，上午就不用去了。
6
三郎一直睡到午后。昨晚作得那么厉害，想来也确实累了。
我坐在桌旁看书，到了下午肚子一阵阵痛起来。三郎醒来，我伸手在他的额头摸摸，烧已经退了。他坐起来，伸伸胳膊，说早就没事了，他那体格不比我这小身板。给他倒了一杯热水，我说两顿没吃，还有心思逞能。饿一饿，我早已习惯，但看他挨饿，我心里难受。不能再饿下去，便跟他商量找王荫芬老师借几块钱。他点头同意，跟着我来到东特女一中的门口。天色已暗，我让他在门口等着，自己径直走了进去。
一大群女生正在操场上滑冰，发出一阵阵尖叫。隔着窗玻璃，教学楼里年迈的校役还认得我，把我让了进去。传达室外摆着曾经十分熟悉的事务牌、信箱、黑色电话机，还有衣架。再看，觉得都已是辽远的往事。我准备抬腿上楼，老头儿却拦住了我，说不能上去，有什么事儿可以代为传达。我说找王荫芬先生，他说正在楼上开教务会，结束得到七点。瞟了一眼墙上的时钟还不到五点，我只好说改日再来，然后逃也似的离开。
出了东特女一中的大门，路灯光映照着地上的积雪，一片昏黄。三郎在不远处喊我。我走过去，强忍着腹部的疼痛，低声说回去吧。见我不愿意多说，他默默跟着往回走。走了一段长长的路，我告诉他王老师在开会，咱们等不了。他关切地问我是否还能走，我说没事。
一轮血红的圆月从一小片林梢升上来，庞大而混浊。走到商市街口，月辉变得清明，浩茫的心事亦渐渐随风消散。结了一层厚冰的商市街在月下泛着白光，如同一条长长的白练。我们小心地走在上面，我的脚步开始踉跄，三郎伸手用力捉住我的手臂，一起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肚子的疼痛加剧，恨不得即刻躺到床上。终于看见25号的大铁门，脚底一滑，跌倒在冰面上。三郎赶忙将我拉起来，心疼地问摔痛了吧，然后不由分说地蹲下身子，命令我趴上去。我犹豫说自己能走，他扭头催促：“磨蹭什么，快上来！”趴在他宽厚的背上，昨晚到刚才的所有沮丧和哀怨顿时都没有了。寂寥无人的长街只有我俩，还有我们的影子彳亍向前。
三郎帮我脱掉鞋袜，让我上床躺着，然后将开水倒进一只装饼干的铁筒子里，盖好，递给我说放在被窝里暖暖肚子。我接过来，发现热水漏在手上。他赶紧拿了过去，见桌上有个空玻璃瓶，便将饼干筒里的热水倒进玻璃瓶，正一脸得意，一声脆响，厚厚的瓶底掉了下来，水洒了一地。见他裤腿被洇湿，我连忙问是否烫着了。
“没有！”他念叨着，“今天啥日子？点儿这么背！”
说罢，拿着无底玻璃瓶，嘴唇对着瓶口呜呜吹起来。我白了他一眼，正欲躺下去，有人敲门，三郎赶过去开门。只听他在外间喊了一声“大哥”，接着便看见方未艾跟在他身后往里走。见我坐在床上，方大哥有些不自在。三郎让他坐在桌旁，赶忙拿掉桌上沾水的饼干筒、无底玻璃瓶，并用脚将地上的瓶底踢到一边。看了一眼地上的水迹，再看看我和三郎，方大哥狐疑地问：“你俩干仗了？”
我俩同时笑起来。三郎坐在床沿，支吾道：“没……没有……”
方大哥说，他今天正式接替裴馨园编辑《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想做点事儿，今年即将过去，报纸打算举办一次新年征文，今天特来约稿。三郎惊喜道太好了，我难以想象这事儿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方大哥却说：“三郎忙着做家教，不一定有时间，廼莹你在家没什么事，一定要试试，别白瞎了才华。”
我有些脸红，心想哪有什么才华。
“不打扰你们了，这么早上床，指定没吃晚饭！”他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放在桌上，“去买点东西，哄哄肚皮！”
“大哥，真的不用，跟你借了好多次钱都没还，我们……”三郎尴尬道。
“跟我还装什么？要知道，上床疗饿法，是咱俩去年在小旅馆一起发明的。这钱就当我预支给廼莹的稿酬。”
三郎搔搔乱蓬蓬的头发，不再说什么。方大哥忽又想起老金托他捎信给我们，明天上午九点去参加在民众教育馆的聚会。关好门，回到桌旁，三郎看着那五元钱再看看我：“前天，你说待在家里，职业不会找上门，这不就找上门了吗？说不定，写文章往后就是你的职业！”
我既兴奋又惶恐：“三郎，我能行吗？毕竟收了人家的钱。”
“能不能写好，等会儿再说。要紧的是安慰安慰咱俩的肚子，面包可比饼干筒、玻璃瓶灌热水管用。”
我们各自啃着面包，三郎说文章只要写出来，有大哥在肯定不会落选。我担心两年多没动笔，稿酬提前安慰了肚子，到时候如果写不出来多丢人。他噎下最后一小块面包，拍拍手：“放心吧！要知道，你可是公认的大才女！”
我瞥了他一眼，心想，激将法都用上了！
民众教育馆在中国三道街上。
阅报室里零零星星坐着几个人，一个中等身材，长相清秀的男子正跟舒群说着什么，身旁站着一个衣着朴素，面庞丰满、白皙的年轻女子。三郎领着我走上前去，舒群介绍说他们是罗烽、白朗两口子。三个男人坐下来低声交谈着；我和白朗一见如故，虽然比我小一岁，但我感觉她沉稳得多。
金剑啸、冯咏秋走进来，跟大家商量成立一个剧团，初步定名为“星星”，老金任导演兼舞美设计，罗烽负责剧务、外联。众人热烈发表着各自的意见，我却想着报纸的征文。中午，冯咏秋请大家到牵牛坊吃饭，白朗惦记着家里，跟我一起提前离开了。一路上，从白朗那里了解到罗烽本名傅乃琦，在铁路上工作；她自己真名叫刘莉，目前待在家里。
对我来说，写文章似乎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拿出纸笔，不知如何下手。过了很久，脑子里慢慢浮现去年春天马车刚进福昌号屯的那一幕。
四周弥漫着动物烧焦的恶臭，火堆余烬里赫然躺着一具烧焦的男尸，四肢脱落，脑袋如同半个破葫芦滚在一边。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挺着大肚子，跪在地上将头骨抱在怀里干号着。一旁的小女孩拉着她的衣角不停哭喊。几个村妇上前劝慰那发疯一般的女人不要哭坏了身子；衣衫破旧的男人们则表情凄凉地小声议论着。
死者姓王，三个月前给东家赶马车起粪，马腿让石头给折断了，一年的工钱被扣，他于是天天醉酒，睡在人家的草堆上，不久简直就疯了，狗也打，小孩也打，在田庄上乱跑乱骂。那天有人趁他在草堆上睡着了，偷偷点了把火。长工们小声嘀咕，点火者指定受了东家的指使。半个月后听老姑说那王阿嫂生下孩子就死了，孩子也死了。
也不知道那没爸没妈的小女孩现在怎样。我想写写这王阿嫂的故事，然而写下“王阿嫂的死”五个字，却感到心手间的距离是那样遥远。然而，熬过了最初的生涩，第二天我便完全沉浸在文字里，感受着一个乡村女人的哀痛。傍晚，三郎回来，我也写累了，他带我去了传说中的“牵牛坊”。
那是一栋全木结构的俄式平房，位于新城大街南头，原是一家白俄兽医院，前年由冯咏秋的父亲买下。敲开门，通往客厅的过道上立着衣架，上边挂满了衣服。宽阔的客厅里，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正围在一盏落地灯下读剧本。白朗坐在淡黄色的壁炉前，正专注地捧着一个本子在看，自然卷曲的头发散在浑圆的肩头。我在她旁边轻轻坐下，由衷赞叹她的侧影真漂亮。她面颊绯红，自嘲说天天料理家务，都快成老妈子了。
屋子太暖和，脚上的冻疮钻心地痒，我的两只脚在底下交互搓着，担心被白朗发现。又进来几个人，她起身招呼，我如释重负，无所顾忌地对付脚上的奇痒。边搓脚边打量其他人，大多是陌生的面孔，三五个坐在一起喝茶，吃瓜子，聊天。冯咏秋来来回回地招呼着，不时整理一下自己的上衣，挺挺胸，或正正领结，显出毋庸置疑的主人派头。三郎在我身后正跟一个胖军官模样的人轻声交谈。脚底下稍稍舒服了些，我拿起白朗放下的剧本漫不经心地读着。从客厅右角上的门里，走进一个矮个女人，长着一张典型的蒙古人的脸，高跟鞋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这是我的女人。”胖军官对三郎介绍说。
三郎将我喊了过去，并介绍给对方。胖军官夫妇向我微笑致意，四人坐下来闲聊。胖军官名叫黄田，现在香坊区警察署任署长，妻子叫袁淑奇。三郎和黄田还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一个第八期炮二队，一个第九期工兵科，两人有说不完的话。虽然三郎那些炮兵往事我听过多遍，但在此时，我得装作如同第一次听他讲。我想淑奇也一样。
磨电车响着铃子驶过，车顶不时闪现绿色的电光。我说淑奇真是个“小蒙古”，三郎撇撇嘴，说黄田跟冯咏秋是北平国民大学的同学，夫妇俩借住在牵牛坊里，被人戏称为“黄牛”“母牛”，这倒好，见一面，我就又给人家添一外号。
王阿嫂的故事仍在往下写。等我们再次来到牵牛坊，却是另番情景。客厅空空荡荡，桌上堆着高高一摞剧本。黄田走过来说年关风声紧，日本子这两天在道外逮捕了很多工人，是他建议暂停剧团活动，这地方太显眼，常有一大群人进进出出明显不行。见三郎和我有些失望，冯咏秋说等风声过了再活动。我们准备离开，他俩执意挽留，说朋友在一起聊聊没问题，日本子怕的是有组织的聚会。坐了下来，三个男人高声谈论着哈尔滨的形势，厨房里传出炒菜的声音，我用手肘碰了一下三郎。他有所会意，我俩起身告辞。黄田诚恳挽留道：“不要走，一起吃晚饭，不必客气！”
“真的没客气。”三郎说。
淑奇围着围裙赶出来，拉着我的手有些发急地说：“不要走，一起吃晚饭！”
我说：“吃过了！吃过了！”
冯咏秋和黄田夫妇只好将我们送到门口。临别，冯咏秋叮嘱我们一定要来参加新年聚会。
写了一天，肚子咕咕叫，我远远落在三郎后边。他停下来催促，我磨磨蹭蹭跟了上去，无端感到委屈，嘟囔道：“那么坚定地要回家，回家吃啥？”
“呵，怨我？刚才是谁说‘吃过了’‘吃过了’来着？”
《王阿嫂的死》终于写完。放下钢笔，起身舒了口气，疲惫而充实。管它散文还是小说，这是我的第一次“创作”。
三郎进屋，放下宝剑，带着我去参加牵牛坊的新年聚会。一帮新认识的朋友站在门里，友善地看着我俩，有人打趣说牵牛坊又牵来两只牛！
坐在客厅一角，我深深被那一张张洋溢着喜悦的脸感染，忘了所有的不快与焦虑，更忘了这是异族统治之下的哈尔滨。有人在高声说笑，有人在窃窃私语。无须主持人，人们自动上前表演。在黄田的手风琴伴奏下，淑奇用俄语深情演唱着《三套车》。三郎坐到了对面，挨着舒群、罗烽，貌似又要展开男人们那宏大的话题；白朗见状坐到我身边。淑奇唱完，众人热烈地鼓掌，她面色微红，朝我和白朗走过来。接着，金剑啸站到屋子中央，一脸深沉地开始朗诵他的诗：
天风在身旁旋转，
白云在脚下飞翔，
啊！白云，
你是否来自南乡？
南方那有个姑娘，
她指着我，
念着我，
在眼中放着忧郁的光？
啊，白云，
她穿着黑白格的衣裳，
常常孤独地遥望。
望着海，望着天，
望着我这海外的游浪？
啊！白云
她常哭吗，
在黄昏，在梅雨，
在床边的灯旁？
我仍期待着那以“啊！白云”为起始的下节抒情，老金浑厚的声音却停止了，只见他优雅地一弯腰，起身刹那，俊秀的脸上掠过一丝腼腆，眼里泛着泪光。我跟着众人鼓掌，眼睛潮潮的。白朗小声说，那是写给“格子姑娘”梁白波的，老金在上海学画时与之相识、相恋，回到哈尔滨始终念念不忘。深情的男人让人生出敬意，何况老金才情卓异。他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一年即将过去，或许又在怀念与“格子姑娘”曾有过的沪上岁月。冯咏秋向女仆招了一下手，从口袋里掏出三角钱要她去买些松子。
屋顶的大灯熄灭，四壁亮起绿色的壁灯，气氛由文艺渐趋狂放。唱机放送着悠扬的舞曲。静静看着屋子中央翩翩起舞的人们，我却惦记着面前的松子，盘子里已所剩无几，三郎面前的盘子也是如此。
黄田从屋角乱扭着身子来到中间，胖胖的身子做出各种奇怪的动作，样子十分滑稽。跳交谊舞的一对对都被他搅散了，最后只剩下一个满头大汗的胖子在那里胡扭乱动。有人喊“黄牛加油”，他却支持不住，在众人的哄笑里一屁股坐在地上。
绿灯熄灭，红灯亮起来，舞曲随之变得欢快，人们更加狂热。嬉闹结束，众人各自回到座位上，吃着果盘里的苹果、糖块、松子。过了很久，四壁的彩灯灭了，屋顶的大灯亮起来，人们安静下来，大多脸上现出倦容。寂静的马路上，一辆三轮摩托疾驰而过。
“日本宪兵在巡逻！”
没人在意黄田的话，冯咏秋礼节性地提议大家继续玩儿，众人却起身朝门口走，取下衣帽准备离开。淑奇将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嘱咐回家再拆开看。我与她拥抱了一下，跟着三郎随众人离开。
一声声狗吠回荡在深静的夜里。
我边裁信封边问三郎，吃了很多松子吧，他说三角钱都买了松子真是可惜，别人当零嘴，咱可是当饭，自然吃得多。信封里装着一张十元的票子，淑奇的善良与细腻让我感动得难以自持。
中央大街传来新年的钟声，我上前紧紧拥抱着三郎，祈愿新的一年不再挨饿。我希望那一下又一下的钟声早点寂止，尽快送走我的一九三二！我无法控制自己，趴在他的肩头放声大哭。
三郎轻拍着我的后背，说：“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7
街道两旁的杨树带来春的消息。
柈子、米面暂不用愁，我和三郎悠闲地走在中央大街上。一家影楼的大橱窗里摆着一张巨幅结婚照，新娘身披婚纱，坐在椅子上，端庄典雅；新郎浓眉大眼，一身黑色燕尾服，立在一旁。三郎豪气地说哪天我们也去拍一张。我没接话，只觉得那真是非常美好的一对儿，片子也拍得好，难怪商家拿来招徕顾客。
三郎介绍说照片中的男子名叫孔罗荪，是“蓓蕾”文学社的发起人，算是哈尔滨文学界的前辈了。我感觉新娘有些面熟，他说当然了，人家是东特女一中的“校后”，名叫周玉屏。他接着告诉我，孔、周去年九月的婚礼，被报道为“皇后之嫁”“孔雀开屏”，轰动了半个哈尔滨，婚后两人以蜜月旅行为由逃到了关内。我想到去年九月我正在医院里挣扎。
乏了，在街边长椅上坐下，晒晒太阳。循着手风琴声，街对面一个盲人正歪着脑袋，沉浸在一个人的演奏里。一群俄国女人花枝招展地走来，刺鼻的香水味久久不散。房东三小姐被簇拥其间，手拿烟卷用俄语大声说笑着。或许，在她眼中，我和三郎这样一对匍匐在半地下室里的小兽，居然也走了出来。
中午回到院内，方未艾正等在耳房门口。进屋后，他扬扬手里的报纸：“廼莹，恭喜你！文章写得很好，顺利入选新年征文。这不，已经登出来了。”我打开《国际协报》，果然副刊整版刊载着我的《王阿嫂的死》。我激动不已，只听见方大哥对三郎说“廼莹出手不凡，前途未可限量”。
收起报纸，听他们哥俩交谈。方未艾说自己即将离开《国际协报》，由白朗接着编辑《国际公园》，叮嘱我们日后多跟她联系，多写点稿子，境况会慢慢好起来。起身离开时，忽又想起手里还有一封通过报社转给三郎的信。
喜悦洋溢在心底。我开始在厨房忙碌，生火、和面都有了特别的意义。三郎拿着信笺走过来，靠在门框上，喜不自禁地说：“好事成双，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正围着围裙忙着调面粉，停下手里的动作，期待地看着他。三郎告诉我，他的高小同学陈华正在长春编辑《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特地写信来约稿。
“有白朗和陈华的关系，往后咱们在哈尔滨、长春发表文章都不成问题。《大同报》还是“满洲国”的官方报纸，影响也大。你就安心写作好了。”
有了自己可以做也愿意做的事，我暗暗为自己打气。三郎出门后，收拾好碗筷，坐在窗前，铺开稿纸的那一刻，内心格外充实。写下标题“弃儿”，往事潮涌眼前，噩梦虽然过去，而我的写作就从那一场大水开始：
水就像远天一样，没有边际地漂漾着，一片片的日光在水面上浮动着。
泪水从脸颊滑落，洇湿了字迹。那个孤独无助的夜晚来到纸上，我再次感到害怕，趴在桌上难以自控地啜泣。
窗外阳光很好，院里传来大声的喧闹和远远近近的脚步声人间已是四月！
三郎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轻抚着我的头发。我抱着他大声哭出来。他拿起桌上那张写满字的稿纸，轻声说：“都已成了过去，忘了吧！”
我喃喃说：“那抱走的孩子……”
晚饭后，他提议出去走走。
初春的夜，这条浮华浪漫的街彻底从寒冬里苏醒。我们浮在各种乐声里：流浪人的手风琴声，日本舞厅的舞曲，马迭尔饭店阳台上的乐队演奏……长街中段的横口处，一台唱机用很大的音量，正播放着不同语种的歌曲，时而日语，时而法语，时而俄语……我们朝江沿走去，光线渐渐黯淡，乐音渐渐淡远。一对母子蹲在墙根哀哭，一个老头站在街口乞讨。
这是一个如此分明的世界。
《弃儿》终于写完。早饭后，读着《国际公园》上朋友们的文章，只见上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编者按”：
摩登女子的口红，如同鲜血。资产阶级的小姐们，正是靠吸血而活着，鲜红的嘴唇便是标记，将人血涂在嘴上，那是污浊的嘴。
孟希敲门进来，神情落寞地问三郎哥呢，我说出门寄稿子去了，接着便对他说起那段“编者按”。他红着脸说写得不好，处了两年的女友跟人走了，情绪受影响，说话不理性。原来是他的手笔！我安慰他失恋算不得什么，这本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那段话相信会激起很多人的共鸣。他来通知我和三郎，剧团近期重新开展活动。
将小孟送到院内，王丽手拿烟卷，正坐在树下读报。猩红的嘴唇里吐了一口烟：“这报纸今天发什么神经，什么小姐不小姐，血不血的！骂谁呢？”
我朝小孟做了个鬼脸。他看见王丽，却有些挪不动脚，恋恋不舍地一步一回头。
风吹在身上暖暖的，天光越来越长。哈尔滨开始进入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写了一天，我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三郎走进来，将几张报纸和一封已拆开的信往桌上一丢，兴冲冲地说：“陈华来信了，《弃儿》写得很好，六号开始在《大同俱乐部》上连载，预计十七号载完。这是前两天的报纸。”
“一开始就发表万余字的长文，廼莹，你的起点很高哇！”
拿起报纸，那些熟悉的段落映入眼帘。写作给了我说不出的快乐，同时给予我快乐的，还有那群有意思的人。我们一起排练辛克莱的《小偷》和白薇的《娘姨》，排剧间隙一起打闹、闲聊，其乐融融。我能感觉出舒群、罗烽、老金跟我们有些不一样，三郎告诉我，他们还有方大哥都是组织里的人。我没什么政治信仰，只觉得他们都是非常有才华的好人。
《大同报》上的文章不断刊出，《弃儿》之后又发表了《腿上的绷带》《看风筝》，还有别的几篇。谈起我的文章，舒群他们对《王阿嫂的死》《看风筝》的评价比较高，说给满洲文坛带来了新气息。我不懂什么文坛，只想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舒群来商市街找三郎商量，我们哈尔滨作者群是否可以利用陈华的关系，在《大同报》上创办一个文艺周刊。三郎一听很是兴奋，说干就干，不久《夜哨》诞生了。由三郎整理好大家的稿子，每周往长春邮寄一次，再由陈华从中编选，发表在报纸上。一年后才知道，舒群的那次来访，实则是组织交给的一个任务。
七月的哈尔滨最具活力，中央大街的浪漫格调毕现。三郎脖子上系着黑色蝴蝶结，上穿俄式花衬衣，下着西装短裤，手拿三角琴，边走边弹。我则是花短褂加黑色学生裙，脚蹬三郎的尖头皮鞋，跟在一旁。不在意路人好奇的目光，我觉得自己全然新生，即便落拓，仍自信是这条街的一部分。
明亮的黄昏，三郎带我到松花江上划船。
院门口，王丽一身淡绿色的布拉吉，拿着一封信飘了进来。三郎调侃说，收到了一封情书?她脸一红，随即问我们干什么去，一听说划船，便要我们等等，也要跟着一起去。
小船在江心飘荡，王丽兴致高涨。在她的要求下，三郎唱了一段《四郎探母》，令我大为惊奇。王丽接着唱了一首俄语歌曲。唱完后，三人奋力划桨，小船快速驶向江心沙洲。
回来后，三人又坐在院子里纳凉、聊天。我的胳膊疼得几乎抬不起来，问王丽怎么样，她紧张地看了一眼正房的窗户，提醒我小声点，要是被她妈听见，就再也不能到江上划船、洗澡了。我吐了一下舌头，朝王家正房看去，房东太太正在纱窗后边收拾碗筷，于是回头故意高声问她俄语学得怎样，王丽高声回答还行，接着小声说：“明天下午早点走，我想在江上多玩一会儿，你们先出去，在街角等我。”
“划个船，至于吗？”
没接三郎的话，见正房没了灯光，王丽问：“上次来的那个孟编辑，人咋样？”
“你说的是《国际协报》的孟希？”三郎抢着问。
“是……”王丽的语气有些吞吐。
“很不错的小伙子。最近，跟女友分手了。”我随口道。
三郎似乎嗅出了什么：“你跟他有故事？”
“怎么可能，收到一封信而已！”
“情书吧！”
“不是……不是，你尽瞎说！”
我对他们之间的对话一点兴趣也没有，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你们聊吧，我非睡不可了。”
一连几天，三郎什么时候上床的，我完全不知道。
“昨晚啥时候睡的？你跟三小姐都聊些什么，那么起劲？”早饭桌上，我禁不住问。
“凌晨一点多。”他扒了口稀饭，漫不经心地说，“聊些什么？哼！尽是些痴男怨女的事儿。不出我所料，小孟果然写情书追求她了，怪不得前天在报社碰见，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原来被咱院里的女神给折磨的。”
“三小姐那么漂亮，追求的人也不多他一个。”我自语道，“真的爱上了吃人的资产阶级小姐。”
“你说什么？”
我没接三郎的话，半认真地说：“你倒是跟她挺谈得来！天天都聊到更深夜静，哪来的那么多话要说，跟我倒是话越来越少。”
“我说呢，今天的菜怎么这么酸，原来醋放多了。”
“别装了。你不是条坦直的汉子吗？我可是什么都能扛的女人！”
“她是对我要好，真是少女的心思！”
“谁？”
“你还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我自然知道！看着低头扒稀饭的三郎，心想，那么漂亮的富家小姐居然看上了穷家庭教师！
他抬起头：“我坦白对她说了，跟她不能相爱的，一方面有你，再者，彼此也相差得太远，让她理性点。”
“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话没说完，眼泪便涌了上来，放下筷子，坐到床沿上。
“这不是你问起来的吗？难不成我特意向你显摆？”三郎有些恼怒，将稀饭倒进嘴里，放下碗筷坐过来，“好啦，别生气！”
我把脸别向一边：“见到漂亮女人，你只考虑要不要追，从不考虑能不能追！这次怎么了？”
“好吧，那是从前，有了你之后，全都不一样。”
“好一张贫嘴！”我破涕为笑。
“吃饭吧！别自寻烦恼。”
我将头靠在他的肩上，轻声说：“三郎，生活稍好一点，我就隐隐感到不安！”
他拍拍我的肩头：“放心吧！你那颗敏感的心呀！”
下午，我在写作中，三郎坐在小板凳上看稿子。
罗烽、白朗还有小孟来了，见我刚刚放下手中的笔，白朗为打扰了我写作而面带歉意。罗烽将他和白朗以及老金、舒群为《夜哨》写的稿子交给三郎，说进院门时刚好碰见小孟。我和三郎会心一笑。听三郎说“小孟恐怕有别的事儿”，孟希连忙解释：“我是路过，顺便来看看三郎哥、廼莹姐！”
三郎没接小孟的话，对罗烽说来得正及时，长春正在催稿。罗烽感慨《夜哨》顺利创刊，三郎功不可没，大家的写作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白朗拉着我的手说：“咱们几个中你最有成绩！”
“那可都是我不停打气的结果呀！”
我嘟嘟嘴。白朗笑起来。天热，罗烽提议到江上划船，一行人便往外走，小孟不停回头朝王家正房张望。我看在眼里，故意问看什么呢，他红了脸吞吞吐吐地问王小姐是否在家。王丽正好跨进铁门，我高声说：“王小姐在这儿呢！”孟希一抬头与王丽的目光碰在一起，两人都有些脸红。三郎也有些不自然。
王丽问走在前头的三郎：“你们……”
“划船去！”
看了一眼自家正房，她小声说：“在街角等我啊！”
“满意了吧！”我挽着白朗的手，瞟了孟希一眼。他的脸涨得通红。
来到江边，朝白朗使了个眼色，我拉着三郎，她拉着罗烽跳上一只小船，将一对玉人剩在岸上。罗烽和三郎挥动桨板，小船迅速驶向江心。王丽站在岸边，一脸娇羞地喊：“你们坏呀！你们坏呀！”
江风拂面，我的心一如江面般开阔，跟白朗有说不完的话。
划至江心，两个男人停下桨板，高声唱着。四周到处是小船和阳伞，王丽和孟希的小船正缓缓离岸。三郎故意用桨板激起水珠，落了我和白朗满脸。接近沙洲，他和罗烽跳下去，把小船拖到沙滩上，然后朝江心游去。我和白朗将头昂在水面上，两手抓着泥沙，双腿浮在水面上，脚丫子不停地打水。不会游泳的人就这样过过瘾。远处沙滩上，王丽和孟希坐在阳伞下，边抽烟边亲密地交谈着。
西边出现大片的火烧云，回到岸上，王丽跟了过来，卷曲的长发飘在风中，嗔怪道：“你们都是坏人！”
那一刻，愿有一阵罡风吹过，小舟在风中倾覆，我和美人一起沉入江底。
早餐摆在桌上，三郎教课回来，我将孟希发表在报纸上的诗念给他听。
“什么歪诗？吃饭！”
放下报纸，我感叹道：“天哪，真的要爱到一起死！”
夜里再一起纳凉，三郎和王丽的聊谈变得有一搭没一搭。
“你们聊，我去睡了。”我的话音刚落，三郎也说：“我也困了。”起身跟我回屋。
点燃桌上的蜡烛，我问他怎不多聊一会儿。
“有啥好聊的。”他在桌旁坐下，一本正经地说，“想跟你说件事儿。”
我正感诧异，他接着说：“廼莹，我想咱俩合着印本书。”
“能……行吗？哪有钱？”
“事在人为，没什么行不行的！”
三郎说我近期的创作真的很有成绩，他虽然写得少一点，但以往也写了不少东西，两人认真选选，合在一起印出来，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创作，同时也是一种激励。想到他的大部分时间被养家占着，我的内心有些酸楚，憧憬等以后稿费多了，他就不用再当家庭教师，一定比我更有成绩。
印书的钱的确是个大难题，不过他说可以先在报纸上把广告登出来再慢慢想办法。如果能跟印刷厂通融，先印后卖，将卖书所得去还印刷费就好了。
随即，我们进入关于生平第一本书的设想里。他说书名都想好了，就叫“青杏”。我嫌平淡，问“跋涉”如何，他立即赞同。靠在他的怀里，我轻声说如果能成，一定要把初识时，他见到的那首《春曲》选进去。
“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三郎说：“这几句诗，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8
转眼便是秋天。那个酝酿于夏天的梦想，竟然真的即将实现。
《跋涉》的全部书稿终于抄好，金剑啸为它设计的封面是一幅山水图案，山是灰黑色、金字塔形，水是几条银色的曲线条纹。山水画在一条约一寸五分宽的窄带上，横拦在封面的三分之二处，下边是书名和作者署名。处处显示出老金的用心。
九月底，将抄稿、封面送到《五日画报》社的印刷所，他们嫌图案太复杂，无法制版。三郎捡起墙角的一块木板，用桌上的红色蘸水钢笔写了“跋涉”“三郎”“悄吟”“1933”几个字，说就用这个做封面。对方说这倒没问题。我被第一次出书的喜悦激动着，更没有什么讲究。
《跋涉》能够下厂印刷，主要得益于舒群，他一个人资助了四十元，三郎的另一个朋友陈幼宾资助了十元，余下的被《五日画报》社社长王岐山慷慨免除。四十元是很大一笔钱，舒群平时极其节省，听三郎说后，我心里十分不安。周围朋友的慷慨让我们深受感动，亦被深深激励。挽着三郎的手，走在中央大街上，被大欢喜追逐，我俩如同两个孩子。路过华梅西餐厅，他提议进去喝一杯。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要了两杯伏特克，拿起酒杯，我俩碰了一下，为《跋涉》干杯。
从华梅出来已然正午，太阳晒得人有些燥热。三郎脸膛通红，又提议去江上划船，从口袋里摸出两角钱说，花了算了，管它呢！来到江边，我们选了一只船底铺着青草的小船，三郎跟船夫谈好了价钱：一角五分，一个点儿。船夫推开小船，我们轻摇桨板，小船顺流而去。
沐着江风，仰头看云，内心被彻底清空，身子好像浮在白云之上。
靠近一处沙洲，三郎说以往这里常有老毛子男男女女脱光了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说完，他跳上沙洲，拉住小船，让我扶着他的肩膀上岸。四周一个人也没有，见他脱光衣服跑进水里，我也想学学俄国人，体验一把释放身体的感觉，在船身的遮挡下，脱掉衣服，赤身趴在水里。身上的燥热即刻褪去，上岸趴在沙滩上，与天地格外亲近。突然，一只小船划过来，我赶紧跑进水里，等它过去，迅速上岸穿好衣服。三郎回到岸上，发现衬衫不见了，我指着江中一团白色的东西说在那里。他划船追过去，靠近后放下船桨，伸手捞起一条大鱼，高举着冲我大声喊：“你看！”
“晚上，给我煎了！”
回到沙洲，他一脸得意。我担心不新鲜，他掀开鱼鳃：“你看，通红的，新鲜着呢！”心中有鱼，他便不再留恋沙洲。上岸还了小船，说不能光着膀子在中央大街上走，要我回去拿了衬衫送来。等我满头大汗地赶回，日已西斜，三郎正跟船夫们坐在伞样的布棚下喝茶吹牛。伸手要租船剩下的那五分钱，他却说付了茶钱，一个铜板也不剩。
我急了：“煎鱼要用醋啊！”
“能吃就行，没那么多讲究。”他满不在乎地摆摆手。
几天后，再次跑到印刷所，《跋涉》已经印好。
次日便是中秋节，工人们都放假了，来不及装订。看着那些散发油墨香的书页，我们有些等不及，自己动手装订起来。傍晚，三郎叫来一辆马拉斗车，装上一百多册新书走在回家的路上。马脖子上响着铃铛，我俩不时扭头瞅瞅车斗里码放整齐的《跋涉》，虽然不名一文，却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财富聚散有时，文字或许传至百年。
随后几天，将书分赠给牵牛坊的朋友们，《跋涉》一时成了大家聚会的话题。随着同发隆商场和一些书店开始代售，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转。柈子、米面不用愁，两间屋子还安装了电灯，再也不用在摇曳不定的烛光里写稿了。三郎对新事物永远充满好奇，在朋友撺掇下，开始学驾车。他出门后，这间半地下室就完全属于我，坐在桌旁，铺纸提笔便是另一世界。写累了，看一眼高高码放在屋角的《跋涉》，或者拿起一本翻翻。
沉浸在文字里，一天很快过去。三郎推门进来，将一卷报纸丢在桌上，替我揉捏着双肩说，写了一天，歇歇吧。我很享受地仰脸问他车开得怎样。他停止手里的动作，比画着双手握方向盘的样子：“比前几天好多了。我那身手你不是不知道，这点事儿难不倒我！”
汽车对我来说太遥远，切近的是脑子里的那些人物。
见我不接话，他拿起桌上的报纸，指着一篇文章，说：“你看，《大同报》在介绍咱俩的书呢。”这么快长春就有关注，倒是令我十分意外，起身接过报纸。鉴于他刚才随时随地地吹牛，我故意念道：
“全书的笔调是一致的。这正可说明，作者因为生活的挣扎，已把自己的手训练熟了。至于三郎的粗暴和悄吟的细腻，那是男女生理上不同的关系，悄吟的小说，在某一点来说，似乎有比三郎高出之处，而他们的值得介绍，无可非议！”
“看把你得意的！”
放下报纸，我难掩喜悦：“真的如你所说，《跋涉》让更多人了解了我们的创作。”
这回，我已有心理准备接受他的得意，三郎却没有接话，从屋角拿起一本新书，坐到桌前，貌似漫不经心地说：“新认识了一个朋友，上海来的，要本书。”说完，提笔在扉页上写了几个字，起身将钢笔递给我，“你也签上。”
接过钢笔，一见“程娟惠存”，我便朝他瞟了一眼：“是个女的？”
“哦，是个热爱文学的中学生，来哈尔滨找哥哥，哥哥出差了，照顾她的小王是跟我一起学开车的熟人。”三郎边倒开水边漫不经心地说。但我明显感到他有些不自然，提笔在“三郎”的后边签上“悄吟”，半调侃道：“该不会有别的故事吧？”
“过两天，人家还要来家里拜访你这位女作家呢。”
“呵，找上门儿来了，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接过签好字的新书，他有些不耐烦：“行了，行了，别一天到晚酸不拉唧的。有人想读咱们的书是好事，想见见作者也是人之常情。毕竟还是个孩子。”
“谁酸不拉唧？”我掠过一丝不快。
“好，好，你没有！行了吧。”
我没理他，朝厨房走去。正好有人敲门，他跟了过来。拉开门，只见黄田面色凝重地站在门口，扭头看了看，关好门，一言不发地径直走到里间，在桌旁坐下。不知发生了什么，我和三郎坐在床沿上，紧张地注视着他。
“上午接到通知，《跋涉》因没经过当局审查，已被定为‘非法’，且有‘反满抗日’嫌疑，今天起禁止出售。警察已从书店、商场没收了一批。你俩往后要留心，写文章更要注意！”黄田说，“最近风声紧，日本子为了加强文化统制，出动大批宪兵、便衣，不断抓人酷刑逼供。”
我骤然紧张，不自禁地朝屋角看去。
三郎倒还镇定：“知道了，谢谢黄兄提醒。”
黄田的神情缓和下来，说也不必过于紧张，留心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接着问我俩是否愿意学俄语，他给淑奇请了一个俄文家教非常不错，如果愿意学，可以介绍，学费不用管。我连忙点头答应。让朋友破费，三郎有些过意不去。黄田起身往外走，说：“三郎见外了，算不得什么。就这样定了，每周三下午让佛民娜小姐上门来教。转移一下注意力，避避风头也好。”
一连几天，我让三郎尽量少出门。
上午，他在家里写稿，我到院子里晾衣服，王家正房传出争吵声。只听王太太高声说：“是他？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接着又听王丽说：“三郎？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我早就看不惯你，天天跟两个穷鬼搅和在一起，隔三岔五到江上划船，当我不知道？外边没疯够，回来在院子里聊到半夜不睡。你看看，他那样子，春天、秋天、冬天，三季只有一件夹外套，一看就是个不详细的人，谁能保准不是强盗？”
“哎呀，妈！人家两口子都是作家！”
“作家？哼，拉倒吧，就他们那样儿，还是作家？”
“行了，行了，真拿你没办法，说起来就没完。”沉默了一会儿，王处长接着说，“他俩的新书引起日本人注意，也不排除有人恶意造谣，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得找玉祥师傅探探究竟。你俩也不必大惊小怪，武术课停一段，对玉祥看紧点，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到耳房那边去。”
“玉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
见王太太在抹眼泪，我赶紧回到屋内，正准备跟三郎说，王处长就在外边敲了两下窗玻璃，示意他去一趟。我跟了出去。片刻过后，王家客厅便传出三郎的声音：“怎么可能！”王丽走出来，嘴上叼着纸烟，表情冷淡地说：“收到一封黑信，说玉祥师傅要绑他的票。”我大吃一惊。
回屋后，三郎一屁股坐在桌旁，出着粗气，一言不发。我轻声劝他别生气，指定有人故意造谣，制造麻烦。他平静了些，说应该是《跋涉》带来的。
佛民娜是个十八九岁的俄罗斯姑娘，身材苗条，有一双清澈湛蓝的大眼睛。
我和三郎如同两个小学生，坐在桌子两端。她开始教一些简单的俄文单词：“我的”“你的”“爱人”。“印度鸡”俄语念作“印捷以嘎”，三郎的舌头转不过来，老是念成“印度嘎”。佛民娜就用“印度嘎”作为他的俄文名字。我学得倒是比较轻松，每次上课，三郎挨批评的时候居多。或许越来越紧张的形势，让他有些心不在焉。除了在民众教育馆排练话剧，我俩基本上不出门。
排练结束，金剑啸招呼大家到商市街商量公演事宜。中学生徐志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主角，说有事得先走，老金叮嘱他公演千万不能缺席。
一场秋雨过后，冬天的脚步近了。一行人走在湿漉漉的街面上。白朗挽着我的手走在前边，低声说：“听到关于《跋涉》的传闻了吧。大家都十分担心你俩。”她接着提醒我近期多留心身边可疑的人。我不自禁地扭头看看，舒群也正在神色严峻地跟三郎小声说着什么。老金、罗烽同样面色凝重。
几个人在屋子里坐下后，老金说经过三个多月的排练，《小偷》《娘姨》《一代不如一代》，都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罗烽接着汇报公演计划，说联系了好几个地方，民众教育馆要我们配合政府，在“满洲国”纪念日演出，被他和老金拒绝了。
“纪念‘满洲国’成立？真是笑话！”三郎气愤地说。
“正因为拒绝了他们，民众教育馆不再提供排练场地。最近，我在联系巴拉斯电影院……”
罗烽说完，众人七嘴八舌地表达着意见。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去，目光动不动被墙角的《跋涉》牵走。老金最后说近期就不排练了，等公演场地联系好了再通知大家。众人散去，舒群故意走在后边，提醒三郎将不安全的书报赶快烧掉，以防日本宪兵来查。
送走他们，我和三郎迅速关好屋门，将《跋涉》搬到厨房，藏在柈子里。回到里间，不敢开灯，我点燃一支蜡烛，跟在三郎身后。他从床底拖出柳条箱，我将蜡烛立在地上，开始帮他清理箱子里的东西。报纸、稿子一一拿出来仔细翻看一遍，地上到处都是纸片，接着又将箱子里的书籍拿在手里，一页页地翻。三郎翻得比较快，我不停叮嘱仔细点。翻完最后一本书，他说：“就这些了！”我不安地问：“你确定？”说着，将地上的一张纸片点燃，丢进一旁准备好的瓦盆里。
三郎迟疑了一下，从书里拿出一张高尔基的照片丢了进去。更多“可疑”的纸片被丢进去，我紧张地用一根小木棍拨弄着，不时看看门口，害怕突然闯进人来。
纸片迅速燃成灰烬，火光渐渐小下去。心情稍稍舒展，坐在桌旁喝水的当儿，我忽然看见那张吸墨纸上有字迹，放下杯子，展开一看，上面竟然写着“小日本子”“走狗”“他妈的满洲国”，心情又即时紧张起来，不由分说地丢进瓦盆里，火光重又燃起。
“吸墨纸啊！是吸墨纸！”三郎边跺脚边恼怒地低声吼道，“那么大一张都烧了，烧花眼了？看你用什么！”
“吸墨纸重要，还是性命重要？”
“就不能把字剪掉？犯得着为一只虱子，烧掉一件棉袄？”
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愣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套“满洲国”“建国”明信片摆在桌子正中，然后将桌上的书籍检查一遍。两本封面上带有“满洲国”字样的书，看也不看就收了起来，替上《离骚》《李后主词》《石达开日记》。三郎将一本小学算术课本拿出来摆上，顺手将《世界各国革命史》抽出来，自言自语说那里边记载着日本压迫朝鲜的历史，不能摆在外面。我一听，拿起来就往瓦盆里送。他一把按住我：“疯了吗？你疯了吗？”
没心思吃晚饭，关灯躺下，院子里传来狗叫，还有开关大铁门的声音。只听三郎在黑暗中说：“不要怕，我们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谣传不要太认真。”过了一会儿又说，“他妈的，哪天抓去哪天算！睡吧，睡不好，明天脑仁儿疼。”
剧组的人聚在巴拉斯电影院，老板要看看试演效果再决定是否提供场地。金剑啸环顾众人，才发现不见了徐志。大家面面相觑，白朗说他可是从来不缺席的。三郎和白朗试演了《小偷》中的一幕，罗烽正跟老板交涉，我们等在门口。
“你们最近怎么样？”舒群小声问三郎。
“没什么动静。前怕狼后怕虎，啥也做不了。这年头碰上什么算什么，他娘的，管不了那么多。”
舒群没言语。罗烽走过来，大家急着问是否谈成了，他摇摇头说条件太苛刻没谈拢。白朗沮丧地说三个剧排了三个月，不能公演实在可惜。大家没有接话，默默散了。
佛民娜等在门口，进屋后，拿出两张作业纸摆在桌上。我的那张整整齐齐，三郎那张凌乱不堪，满是批改的红色记号。她赞许地看了我一眼，接着一脸严肃地对三郎说：“你看人家进步得多快，练习做得多好！你总是不用功，花了学费，不好好学习。下次再这样，我就用‘电线杆’揍你！”
刚才一路上的紧张和恐慌立马被冲淡。见三郎低头不语，我心里想笑。
9
一个月过去，不见什么动静，我们感觉是自己吓唬自己。
为着旧戏，三郎正跟人在报纸上打笔仗，照常出门给报社送稿。屋子烧得暖暖的，我的心境渐渐安宁，每天趴在桌上写稿，累了，看看窗外的大雪。
一天下午，写作被敲门声打断。开门后，只见门口站着一对陌生的男女。我正欲张口，小伙子自报家门道：“你是悄吟女士吧，我姓王，是三郎的朋友，我们学开车时认识的。”
我立刻意识到眼前的小姑娘是谁。小王介绍说：“这是从上海来的程小姐。很想认识你，这不，特地让我带她前来拜访。”
小姑娘冲我微笑道：“谢谢你和三郎先生签名赠书！”
进屋后，程娟表情活泛地对我说：“我来哈尔滨四十天了。北方话还是讲不好，你大概能听懂吧！”
屋里一下子来了两个陌生人，我倒有些拘谨，淡然答道：“说得挺不错的！”
她接着兴致颇高地谈起跟三郎认识的经过。说小王也是到哈尔滨后才认识的。那天两人一起逛同发隆，看见摆着卖的《跋涉》，她感觉作者“三郎”像是个日本人，于是问一旁的小王，他们居然相熟，不久经他介绍就和三郎认识了。
“获赠大作，真是荣幸之极。这两天三郎先生跟人打笔仗，我十分同情他的观点。”说着，拿起桌上的报纸翻翻，“他在这篇里骂那些唱旧戏的是‘奴心未死’，真是痛快！”
小姑娘自顾自说着，我几乎插不上话，静静打量着她。她也不时看看我。她脸面素净，一条红色绸带束着漆黑的头发，葡萄灰的袍子上撒着黄色的碎花，整个人干净漂亮。屋子暗下来，拉开电灯，听见王丽在窗外约三郎晚饭后去滑冰。循声看过去，她晃了晃手里的报纸，朝屋里看了一眼，眉毛一扬，人影一晃，竟推门走了进来，看着程娟诧异地问：“你怎么在这里？”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程娟一脸俏皮。
这时，听见玉祥在窗外喊自己回家吃饭，王丽便说“一会儿再聊”，就匆匆离开了。
程娟告诉我，她俩是在舞场认识的。原来程小姐也经常出入舞场，环境跟我不同的人，我难有说话的兴趣。沉默了一会儿，她说：“读了《跋涉》里的文章，在我的想象中，作者应该是非常浪漫的一对儿。还有，你的那首小诗很是打动我。”
她说的仿佛是一件跟我无关的事儿。我平淡地听着，没有接话。三郎走进来，后边跟着王丽，程娟顿时兴奋起来。屋子塞得满满的，我越发觉得自己多余，目光从三郎移到程娟身上，又移到王丽身上。王丽又吵着要三郎表演才艺，他毫不推辞，作势要唱。王丽让他等等，回家拿来胡琴、口琴，说不能清唱。
接过胡琴，三郎拉了把椅子，坐在屋子中央，拉了两下，调好琴弦。王丽背靠火墙，点燃一支烟，面带微笑，红脸，绿绒衣，一头卷发，浑身散发着西洋少妇的风情。程娟则是一脸女中学生的天真。在两位美人的注视下，三郎兴致越发高涨，清清嗓子，边拉琴边唱：“杨延辉坐宫院……”
王丽吐了口烟：“哎呀呀，怎么还唱这个？这不是‘奴心未死’吗？”
程娟笑起来。三郎满不在乎说：“只要两位小姐高兴，在下就‘奴心未死’一回！”
“我准备晚饭去！”
我觉得有些肉麻，看了三郎一眼，进到厨房里，烧水、和面。里间传出男男女女的高声欢笑。我用力揉着面团，不时看看自己那晃动在墙上的影子。
三郎着家的时候越来越少。
夜里，我坐在床上看书，他经常趴在桌上写信。我好奇地问他写给谁，那么勤！他便说是陈华。
风声又紧了起来。走在街上，听见后边有人喊，回头看时，白朗、罗烽神情紧张地跟了上来。四人一起朝前走，白朗小声告诉我，徐志被捕刚放出来，昨天离开了哈尔滨。见对面有人走过来，我惶恐地碰了一下她的胳膊。白朗马上不言语。在一个僻静的街口，我们停了下来，罗烽说老金发现有可疑的人出现在家门口，这两天没敢回家，也正在考虑离开。
“找黄田打听打听去。”跟罗烽、白朗分手后，三郎说。
在科勃采夫电影院门口，一个瘦高个儿男人走到三郎身边，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接着朝一条横街走去，三郎紧跟其后。我死死盯着三郎，心跳加剧。两人在街口踱来踱去，只听见陌生男人说：“你们剧团已经抓走了两个，你也应该预备预备。”
“预备什么？怕也不成，遇上什么算什么。”三郎平静地跟对方握手道别，然后看了我一眼，“咱们走！”走了几步，低声说，“别害怕，是个熟人。”我那始终提着的心稍稍放下，嘀咕道：“神秘兮兮的，吓死我了！”
在办公室找到黄田，他说还不知道抓捕剧团成员的事儿，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特高科办事一向神秘。问不出什么，我俩只好忐忑不安地回到商市街。跨进铁门，王丽神情呆滞地告诉我们小孟走了。三郎一惊，问什么时候，她说是昨天晚上。离开哈尔滨前，还要走了她的一把水果刀，说是防身用。三郎撇嘴道：“水果刀能防身？”
我们朝耳房走去，听见王丽在身后说：“三郎，程小姐给你写了封信，门房给了我，已从门缝塞进了屋里。”
进屋，一封信果然躺在门边。三郎拾起来，拆开扫了一眼，快速塞进口袋。我感觉怪怪的，没说什么。进到里间，关上门，他仔细检查了一遍门锁，然后从床底拉出柳条箱，将里边的书籍又拿出来翻了一遍，再放回去。桌上的那排书，我也重新检查了一遍，这才心安。两人坐在桌旁，彼此看着对方。
“没路费，咋走呢？又能逃到哪里？”三郎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我满心沮丧，心想，以前闹饥饿，吃上顿愁下顿；如今刚刚能吃顿饱饭，却又闹恐怖。三郎拍了一下桌子，起身说：“别管了，能咋的？天天神经兮兮的，日子没法过！爱咋咋的！程娟让我教她滑冰，走，一起滑冰去！”
“这个时候还有心思滑冰？”我有些无法可想，“要去你自己去！”
三郎真的独自走了，恐怖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他，而我无从意识到上海来的这个十七岁小姑娘已然改变了我的生活。
不知过了多久，三郎和程娟顶着满头雪花回来了。小姑娘想尝尝我做的炸酱面。我在厨房里默默忙碌，他俩在里间叽叽喳喳地说着话。程娟虽然对北方面食很感兴趣，但有我在，三人吃得十分沉闷。放下筷子，她说饱了，三郎连忙起身相送。我边收拾碗筷边说好走。三郎正准备上前拉开屋门，我清楚听见程娟在问“有信吗”，三郎扭头朝我看了一眼，高声说“天冷路滑，路上小心”，拉开屋门的同时，又小声说“没有”。
三郎关好屋门。我拿着碗筷，来到厨房门口，极力压抑着恼怒：“你们天天见面，还要写信？”
“没……有……”
“你俩当我是聋子、傻子？请你告诉她，这鬼鬼祟祟的客人，我不欢迎！”
程娟不来了，三郎还是天天出门。我没心思过问他在做什么，但上海来的女中学生明显搅动了他的心，也搅动了我的心。
这一年就要过去了，风声越来越紧！
窗外飘着大朵大朵的雪花，炉膛里柈子烧得旺旺的，不时传出木块炸裂的声音。我盯着窗玻璃上欢快流淌的雪水发呆。三郎走进来，将一封信丢在桌上，边脱外套边说非走不可了。
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消息，也没什么好奇怪。陈华来信说《夜哨》也出事了不能再出，并特地嘱咐三郎把不安全的报纸烧掉。我说不是都烧了吗，三郎说那二十一期《夜哨》恐怕也不安全。说着，从柳条箱里拿出一叠报纸。我们的作品都在上面，我实在有些不舍，便问，一定要烧？他拿起报纸不容置疑地转身准备进厨房，听见有人敲门，又连忙警觉地塞进床底。
我去开门，是金剑啸。看见三郎那惊慌的样子，还有床底的报纸，老金说《夜哨》就不要烧了，太可惜，待会儿他带走，替我们留着。三郎表情松弛下来。见老金今天穿着一件崭新的外套，帽子也是新的，我说：“今天是啥日子？相亲回来，这是？”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说不定要去上海，就做了两件衣裳，进当铺，卖破烂，新的也多值几个钱。”
我和三郎一惊，问什么时候走，他说还没定，问我们，三郎也说再看看。老金建议要走的话，五六月间海上风浪小，少遭罪。我提议一起走，他说到时候再说。《夜哨》停刊了，他计划从明年一月份起，在白朗主持的《国际协报》副刊上再创办一个《文艺》周刊，还是原班人马。不过大家都得换个笔名。
送走老金，我问三郎：“吃什么，面条还是米饭？”他感慨道：“天哪！居然能选择着吃。”我心里说，是啊！有烧不完的柈子，不愁吃，不愁油盐，三郎也不用当家庭教师，却天天担惊受怕，时刻想着离开。真他妈的！
两天后，舒群来商市街聊了一下午。形势很不好，他准备过完春节就去青岛。我说我跟三郎也有离开的想法，但不知道该去哪里。他说等到了青岛再跟我们联系，如果去青岛，大家在一块儿还可以做点事情。有了个去处，我心里安稳许多。
送走舒群，程娟来了。
“廼莹姐，三郎在吗？”她怯怯地问。
“不在。有事吗？你可以写信呀！”
她的脸霎时通红：“我后天返回上海，来告个别。”
“那，你明天再来！”
见我没有让她进屋的意思，她便转身走了。
第二天，我提着一篮子菜从早市回来，推开门，撞见三郎正将一封信塞到程娟手里。见我进来，程娟慌忙将信塞进手袋的时候，里边掉出一朵玫瑰干花。我装作没有看见，径直走进厨房，听见她在跟三郎搭讪：“那，我走了！欢迎你和廼莹姐有机会来上海。”
既然她真的走了，而且上海那么遥远，程娟也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孩子，我就不想再对三郎说什么，虽然那朵玫瑰干花对我来说十分刺心。想到要离开，此刻，我对哈尔滨的复杂情感，远远压过了三郎所带给我的烦恼。
两人坐在桌旁一言不发地吃着早饭。一个头戴学生帽的年轻人敲门进来，三郎介绍说是他的一个朋友，法政大学的小李。我起身到厨房拿碗筷，请他一起吃早饭。他急忙制止，说：“关于你们，风声很不好。我的同学弄进去了一个。”三郎惊讶地问是什么时候，他说就在昨天。学校已经放寒假，那个同学正准备回家就被带走了，今天一早又来了日本宪兵，在宿舍搜了个遍，翻出一本《战争与和平》来。
“跟《战争与和平》有什么关系？”三郎问。
“在他们看来，那也是危险书籍。”小李说，“我还听说，有人要对你放黑箭。”
三郎说：“我又没做什么。”
小李认为现今说什么都没用，他们无缘无故就拿人，把《战争与和平》都搜走，说是调查调查，也不知道调查什么。我急切想知道“放黑箭”的会是什么人。他看了我们一眼：“我得走了，你们小心。”
我和三郎再次找到黄田的办公室。他非常忙碌，说话不方便，让我俩午后在马迭尔咖啡室等他。
生意冷清得很，咖啡室里几乎只有我俩。黄田终于来了，侍者送上三杯咖啡，三郎用小匙搅了搅，轻声对黄田说：“风声越来越紧，我和廼莹想离开哈尔滨。”
听了这句原本试探性的话，黄田竟不假思索地说：“走了好！我看，你们早该走！”
我和三郎一时愕然。
“走吧！没什么好犹豫的。不用担心路费，我给你俩拿钱。”黄田喝了口咖啡，看了看左右，低声说，“这两天，我在特高科里听他们审问抓来的人，皮鞭子抽得那个响啊！心想，要是自己的朋友弄进去一个，那声音可怎么听？走吧，越快越好！”
出了咖啡室，我和三郎十分茫然，漫无目的地朝江边走去。风很大，我心乱如麻，挽着他的手走进道里公园，谁也不说话。池子里结着厚厚的冰，几个外国小孩大呼小叫地在上边溜冰、嬉闹。三郎写诗的那个亭子还在，顶上满是积雪。
回到商市街，天色渐暗，远远看见一个日本宪兵模样的人站在王家院门附近。继续朝前走了一段，只见那人足穿高筒皮靴，正在铁门外徘徊，路南边停着一辆三轮军用摩托。三郎拉了我一下，我们停下来，那人朝摩托车走去。我俩对视了一下，大步走进街边一家面包店。
眼睛注视着窗外那个男人，我朝一块面包指了一下，伙计问是否要红肠，我心不在焉地点了一下头。那人骑上摩托车，发动马达走了。我这才回过神来，伙计将切好的红肠、面包包在一起，递给我：“三角五分。”付了钱，跟在三郎身后匆匆离开。进到院内，我懊恼地说家里有吃的，买这些做什么？袜子又不能买了。
“谁也没有逼你买东西啊！你怨谁？”
他的话加重了我的懊恼，这惊慌失措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儿。在黯淡的天光里，只见一对青年男女站在门口。走近了，对方在招呼我们：
“三郎先生。”
“廼莹姐。”
程娟旁边站着一个陌生的小伙子。三郎上前开门，进到屋内，程娟指着小伙子，用俄语介绍道：“这是我的爱人！”
三郎面露不快。我寡淡地邀请他们一起吃晚饭，将刚才的面包、红肠用盘子装好放在桌上。三郎出门买酒，要为程娟饯饯行。我只好进厨房再炒几个小菜。
一个十七岁的上海小姑娘，在哈尔滨人生地不熟，三个月就有了“爱人”。居然用俄语，难道是连自己都有些说不出口？幸亏我和三郎都学了几句俄文。不知道程娟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大约想撇清早晨那一幕，以示她没跟我抢“爱人”。
四人都不怎么说话，各自拿着一小瓶伏特克喝着，沉闷极了。
程娟将瓶里剩余的酒倒进嘴里，一口咽下，然后说谢谢款待，家里有朋友等着她，得走了。送走那对“爱人”回来，我看着三郎问还喝吗，他失落地摇摇头。我在厨房里收拾碗筷，他站在门口说了声“我出去一趟”，便拉开门走了。
这显然是个敏感的时刻。他高估了我的大度，即便自感有些龌龊，我还是放下碗筷跟了出去。远远看见他进了下趟街的一个小院。站了一会儿，天太冷，正准备离开，我看见程娟脚步踉跄地走出来，后边跟着三郎。两人走进院旁的杂货铺，片刻过后出来，程娟手里多了一瓶酒，正准备跨进院门，三郎捧起她的脸强吻了一下，转身消失在黑暗里。程娟张望了一下，进到院子里。
回到空无一人的半地下室，脸上的泪水早已冰结。不禁想起东兴顺旅馆的那个初识之夜，耳边回响着三郎那豪气冲天的话：爱便爱，不爱便丢开！不知道他是否还爱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我“丢开”。刚才被他强吻的小女孩整整小他十岁，即便如此境地也丝毫不影响他的多情。
一个人想了好久，心中唯一的慰安是小姑娘明天就真的离开了。过了今晚，三郎就会回来。我哪里知道，他们的故事今晚只是暂告一段落。
三郎回家，我决计不再提程娟。天这么冷，我只担心他如果醉倒路边会被冻伤。比起白天所经历的，这才是更大的恐惧。捧着书，文字却全然进不到眼里，时刻倾听着院门处的动静。
第二天早晨，阳光满窗，三郎带着满脸宿醉的痕迹推门进屋，告诉我程娟乘坐一早的火车回上海了，便倒床睡去。
我替他掖好被子，心想，这多情的人该不是在火车站守了一夜吧。
10
又是三月，寒冬即将过去。
程娟走了，三郎的心已收回，紧张的时局似乎也有所松弛。舒群虽然走了，朋友们也不再紧张兮兮地提离开。我和三郎的俄语学习仍在继续，佛民娜还是批评他不用功，威胁要拿电线杆打他。
我的心重新归于平静。三郎在温习俄语，我坐在桌旁想写一个长篇的东西，在稿纸上写下第一章的标题“麦场”。刚开了头，三郎让我示范几个俄语单词的发音，他怎么努力，舌头还是转不过来，折腾得烦了，便丢下书本，提议去看看松花江开江。
太阳很好，照得人暖暖的。靠岸的江冰坍塌了下去，融成一片片的水，在太阳底下闪着波光。远处冰面上经冬的积雪灰扑扑的，不再耀眼。大大小小的冰块在江中间顺着水流缓缓移动，冰块与冰块碰撞时，发出巨大的响声。
竟然碰见了罗烽和白朗。大家在一起活动的时候少了，上次见面还是去年年底的事。我和白朗拥抱在一起，然后欣喜地看着对方。罗烽和三郎互相打听着舒群的消息。罗烽说舒群走后杳无音信，问三郎，他也摇摇头。
三郎想看江桥，四人便朝上游走。
不多久，我便感到浑身燥热，他们仨的脸上都沁出了汗珠。站在桥面上，只见一条大江朝东流去，满是大大小小缓缓蠕动的白色冰块。一列火车呼啸而过，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令人震颤。江风不再凛冽，带着些许暖意。抬头遥望漫天的白云，顿时忘掉了所有的烦恼，还有所处的时世。
郊野满目荒寒，寻不到一丁点绿意。北中国的春天来得这么迟！
我和白朗都带了秋林红肠和列巴，两个男人想喝酒，于是沿着土堤走下去，偶尔见到一两处泥墙草顶的破落人家，却始终找不到酒馆。走累了，坐在土堤上，无拘无束地聊上几句。不远处的船坞里躺着一艘黑色大船。罗烽说那是“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击沉的战舰“利捷”。船帮上的弹孔清晰可辨。我想起当年“佩花大会”的情形。为了抚恤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家属，我和同学们上街给行人佩戴自制的小兰花，让他们捐一点钱。战争的见证还在，而那些往事早已遥不可及。
四月下旬，《麦场》开始在《国际公园》上连载。越来越多的文字发表出来，我的写作劲头更旺。早饭后，一杯清茶唤醒我脑子里的那些人物和故事，一坐便是一天。
放下钢笔，揉揉发涩的眼睛，活动一下脖子。白朗推门进来，从包里拿出几张报纸放在桌上，说《麦场》连载了整整一个月，今天结束了。《文艺》周刊创刊两个多月来，我提供的稿子最多，在《国际公园》上发表的作品也最多。她跟报馆商量决定聘我为《国际协报》的特约记者，每月开支二十块哈大洋。说着，她将一包银圆放在桌上，说：“你跟三郎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期待你俩有更多作品问世。”
我万分感激她为我所做的努力。她说姐妹间不用客气，风声没那么紧了，好好写吧！
送走白朗，看着桌上刊载作品的报纸，写满文字的稿纸，还有那包银圆，我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走上了靠写作养活自己的路。三郎进来，掏出一封信，欣喜地说舒群来信了，邀请我们一起去青岛，并已在《青岛晨报》为三郎找好了工作。
“一定要走吗？”
“流浪去吧，哈尔滨也不是家！”
我的眼里满是泪水。三郎跟我来到厨房。墙上的木格子里整齐摆放着装满白盐的罐子、酱油瓶、醋瓶、香油瓶；盐罐子旁边摆着一大包海米，还有一罐炸好的肉酱；墙角放着满满的米袋、面袋，炉前整齐码放着柈子。
眼泪挂在脸上，我说：“你看，咱们多富足！”
“如今肉酱拌面，还不如去年黑列巴蘸白盐的日子舒坦！”三郎有些落寞，转而骂道，“他妈的，小日本子！”
看着灶台上的家什，我不禁问：“这些怎么办？”
“真是小孩子，锅碗算得了什么？”他笑起来。
11
离开哈尔滨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我却大病一场，症状还是肚子痛得厉害，一番治疗下来，终于有了好转，身子却虚弱得不行，医生嘱咐不要过于劳心劳力。三郎有些着急，让我到乡下的朋友家里休养一段时间。一开始，我说什么也不愿意，但到底扛不住他那耐心的哄劝。
一个人在乡下，真是度日如年。窗外一树树洁白的梨花静静开放。小时候，在后花园每次见到梨花开，祖父便念叨五月节快来了，小荣华又大了一岁。
静养还是很有效果，待了十三天，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上完最后一次俄语课，我们将佛民娜送至院门口。听说我们五天后就走，她显出惜别的神情。我让她等等，跑回屋将给三郎买的那块米色软绸围巾拿了出来，请她在上面绣点什么留作纪念。佛民娜欣然接了过去。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和三郎都有些怅然。他提议照张相作为对哈尔滨的纪念，我立马赞同。虽然没有燕尾服，没有婚纱，但我俩还是稍微修饰了一下。我坐在椅子上，身穿一件半截袖子、蓝白色斜条纹绒布的短旗袍，梳着两根辫子，扎两朵淡紫色的蝴蝶结。三郎立在一旁，穿着那件俄国高加索式绣花亚麻衬衫，腰间束着一条暗绿色带有穗头的带子。都不过是哈尔滨青年男女最常见的打扮。照片洗出来，送给白朗一张，不久被《凤凰》文学杂志社要去做了封面。三郎为此骄傲得不行，说不输摆在中央大街的橱窗里。
临行前一天，三郎忙着跟朋友们告别，我则惦记着厨房里的瓶瓶罐罐。
地上摆着水壶、面板、水桶、蓝瓷锅、三只饭碗、酱油瓶子、豆油瓶子、一只带柄铁锅……一个中年旧货商人站在门口跟我讨价还价。实在没有心情再讲下去，希望他早点走，我好一个人静静。门口的东西，还有旧棉被、破皮褥子、旧鞋子都被拎走了。厨房空空落落，行李都打包了，此前简陋整洁的家一片狼藉。倚着门框，眼泪簌簌落下。对那些没有烧完的柈子，甚至三郎那双穿破了的傻鞋，我都有说不出的留恋。
柳条箱、手提皮箱和布包袱放在屋子当中。我怔怔看着窗外。三郎手拿宝剑，摆出招式在院子里给他的小徒弟上最后一课。三天前就知道师傅要走，玉祥边做动作边抹眼泪。早课完毕，三郎将宝剑送给他做纪念。那孩子接过去，扑上前抱着他哭着喊“师傅”。
三郎拎起两个箱子走在前面，我提着包袱跟在身后。
拉开门，他转身说：“走吧！”
这是我们住了五百多天的家！跨出屋门的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街车、行人、店铺还有杨树不停晃过。站在商市街和中央大街的交口回望来路，我在心里默念：
别了，商市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