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这首诗写得含蓄朦胧，隐约从容，清愁淡怨，欲说还休，你很难说他有多大欢悦，但也忖度不出他有多大忧愁，高兴吗？显然不，痛苦吗？也未必。妙就妙在他似乎说了什么，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说，然而，字里行间，你还是觉得他想表达出来什么的，可是，究竟是什么呢？他也不会明确告诉你，你还是自己去琢磨吧！如果你一定要探讨什么叫“神韵”的话，这种游移不定、模糊闪忽的境界，也许正是答案所在了。应该说，王士祯这组早期作品，还没有完全漂白，因而也未完全具有他“神韵”说的风格。正是其中还能读出一点“故国之思”“盛衰之感”，所以顾炎武、冒襄这样的铁杆儿明末遗民，也随之唱和，而让他名震海内，比得一个什么大奖更为光彩。
于是，王士祯沿大运河奔赴扬州，尽管他不是很乐意来到扬州当一名“粗官”，但是却对这座人文荟萃的东南重镇，所能提供给他的人脉资源，有着极大兴趣。第六感觉告诉他，这简直是开挖不尽的富矿，你可不要错失良机啊！因此，他迅速地判断形势，适应环境，改变策略，转移重心，这就是他非同一般的高明和精明了。虽然他的“神韵”说的诗歌创作，漂白得毫无政治，但没有政治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这位标榜不讲政治的文人，却做出极具政治性质的决定，从到扬州的第一天开始，要打造经营出一个属于他的文学天下。所以，他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到扬州任推事起，到康熙四年（1665年）被调回京，返礼部任职，这五年时间内，全方位地，多层次地，与各界人士进行密集的交游、往还、酬唱、饮宴，为自己打通人脉，积攒人气。他以扬州为中心，以长江为纽带，辐射苏、浙、皖三省，凡斯文冠盖，学者鸿儒，前朝遗老，当时俊秀，华族贵胄，陋巷穷儒，门生子弟，世家故旧，倡优乐工，艺人票友，无不在其高频率的面对面的接触之中。甚至那些北上京师的江南名流，那些京城南下的外放高官，因为都要乘船经大运河，而必在扬州码头暂歇，贻上先生也要一一酬应，交通声气，送往迎来，以示礼敬。第一，他没有架子；第二，他真的慷慨；第三，学问虽大，但求教之心迫切；第四，他的文学漂白观不具政治色彩，无所挂碍，倒也为他打开各党各派的门，提供方便。于是，大家无不为其磊落的风采、风雅的谈吐而倾倒；为其博赡的学问、灵韵的诗篇而折服。一而十，十而百，口碑不胫而走，主人雅，客来勤，圈子越来越大，五年扬州，打下他一生受用不尽的人脉基础。
在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记载着时人对他的评说。
吴伟业曰：
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
冒襄曰：
渔洋文章结纳遍天下，客之访平山堂、唐昌观者，日以接踵，渔洋诗酒流连，曲尽款洽。客相对永日，亦终不忍干以私。尝有一莫逆临别，公曰，愧官贫无以为长者寿，署有十鹤，敬赠其二，志素交也。
徐釚曰：
虹桥在平山堂法海寺侧，贻上司理扬州，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虹桥矣。
宋荦说：
阮亭谒选得扬州推官，游刃行之。与诸士游宴无虚日，如白、苏之官杭，风流欲绝。
康熙三年（1664年），扬州任满的他，得到总督、巡抚、河督的联名保举，入京供职。
文学圈，说到底，也是江湖。既然是江湖，并非总是风平浪静，优哉游哉的所在。能够在惊涛拍岸、暗流汹涌、水深莫测、险象环生的江湖中，混出一点名堂的，都非等闲之辈。近三十年，或近半个世纪，我也颇见在江湖上出没的老资格、暴发户、小混混、没脚蟹，自我感觉良好，视自己为浪里白条，张牙舞爪，不可一世，谁知扑通狗刨儿两下以后，便没了身影，闹出笑话；以为自己为时代先锋，花拳绣腿，弄潮冲浪，谁知天桥把式，全是嘴上功夫，几个浪头下来，便淹得眼睛发直，贻人笑柄。江湖好混，混出名堂，不易，作家好当，当出水平，也难。所以，如王士祯者，有真功夫，有大学问，有理论依据，有创作实践，加之信众的鼎力支持，加之盟友的扎实奥援，这两个“加之”，十分关键。只有如此前拥后护，才能在江湖中得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
从扬州开始，围绕着他的人气集团逐渐成形。从调回北京，任礼部主事、户部郎中起，他的这个鼓吹、哄抬、忽悠，发力的后援团，更为壮观，在制造舆论、拉高行情方面，很起作用。近人张舜徽分析：
士祯享名之盛，身后尤彰于生前，亦半由后学表章之力。
其实也不尽然，王士祯能够进入康熙的视线当中，这帮啦啦队的大合唱，陛下不可能无耳闻。就看当时，比他大二十岁的宋琬，要请王“定其诗笔”；比他大十五岁的施闰章，求王核定其诗集，还要“登堂再拜”。有几个文人是傻子？再说胡子一大把，岂是白活的，正是看到王的如日中天的声势，看到王背后有当今圣上的影子，才不得不对他降贵纡尊，曲意逢迎。而比他大一岁的徐乾学，虽为顾炎武之甥，但却是一个与其舅绝对背道而驰的势利小人，那就更为马屁了。
往岁郃阳王黄湄、江都汪季，邀泽州陈说岩、新城王阮亭及余五人，集于城南祝氏之园亭，为文酒之会。余与诸公共称新城之诗为国朝正宗，度越有唐。
显然，这位康熙权相明珠的亲信，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的门师，提前获得内部消息，王士祯即将大发达，这才抢先加冕他为一代宗师。
果然，人要走运，鬼神难挡，天上掉的馅儿饼，不偏不倚地砸到了他的头上。据王士祯的《召对录》《渔阳山人自撰年谱》，那故事还颇具一点今古奇观的味道。
康熙丙辰（十五年），某再补户部郎中，居京师。一日，杜肇余臻阁学谓予曰：“昨随诸相奏事，上忽问，今各衙门官读书博学善诗文者，孰为最？”首揆高阳李公（霨）对曰：“以臣所知，户部郎中王士祯其人也。”上颔之，曰：“朕亦知之。”
明年丁巳（十六年）六月，大暑，辍讲一日。召桐城张读学（英）入，上问如前。张公对：“郎中王某诗，为一时共推，臣等亦皆就正之。”上举士祯名至再三，又问：“王某诗可传后世否？”张对曰：“一时之论，以为可传。”上又颔之。七月初一日，上又问高阳李公、临朐冯公（溥），再以士祯对，上颔之。又明年戊午（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遂蒙召对懋勤殿。次日特旨授翰林院侍读。
从此，王士祯入值南书房。
要是知道康熙那几年里，由于强撤三藩，激使吴三桂反叛，双方战争处于胶着状态，胜负前景不明，因而觉得江山不稳。由于害怕人心败乱，更害怕文人给他捣蛋，这个精明的政治家，需要一个文化战线上的领军人物，为他稳住阵脚，也就不诧异王士祯为什么会鸿运当头了。从康熙所说“朕亦知之”忖度，这个以“神韵”说，以漂白文学为创作主旨的王士祯，早就是陛下心目中的不二人选。所以，王士祯进入南书房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他漂得再白不过的三百首诗，送呈御览。康熙阅后，大喜，因为正合孤意，赐名曰《御览集》，并评语“作诗甚佳”。
从此，康熙恩典不绝，十七年，赐御书“存诚”“格物”二匾；三十九年，赐御书“带经堂”匾额；四十一年，再赐御书“信古斋”匾额，“二十五年中三蒙御笔题赐堂额，荣宠逾涯”。与此同时，他也由少詹事、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一路升迁到刑部尚书，达到他人生得意的巅峰。然而，大清王朝的诗运，一路下坡，再无起色，直到晚清龚自珍出现前，无一震撼中国的诗人，也无一感动中国的诗篇，王士祯漂白文学的“神韵”说，当不能辞其咎矣！
尽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作为文人的这个群体，一无骨骾之性，二无阳刚之气，三无黄钟大吕之声，四无批判现实主义之锋芒。一个个油光水滑、甜嘴蜜舌，滋润而且快活，坦然而且自得。长而久之，久而长之，总是将文学漂白，犹如蒸馏水中养鱼，早晚会因缺氧，而肚皮朝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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