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望龄《徐文长传》
于是，一直失意，从未牛皮过的徐渭；一直边缘化，从未上过台盘的徐渭；一直科场败北，从未神气过的徐渭，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了感觉。尤其军门权力的威风，比他家乡的陈年花雕，更为醉人，果然也就晕晕乎乎起来。想象我们这位徐大师，把自己看作督帅府的股肱人物，胡宗宪的心腹体已，拖着胖胖的身躯，扛着硕大的脑袋，往来于越东州府，奔波于剿倭前线，那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殚思竭虑、悉心效劳的“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便不禁想起“小人得志”这个对大师不甚恭敬的成语。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谭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于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有沙门负赀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其信任多此类。
袁宏道《徐文长传》
藉宗宪势，颇横。
《明史·徐渭传》
间或藉气势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
陶望龄《徐文长传》
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约束。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
这就是说，大师不见得每时每刻都大师，大师不见得不偶尔比小人还要小人。所以时下那些大师，准大师，忽然之间，很不要脸起来，也就只当看不见罢了。反正那一程子，两三年间，大师的脑袋，肯定是进了点水，以为自己是胡宗宪的宪兵队长、侦缉处长，以为自己是英国情报五处的“007”呢，这就不免好笑了。
这个胡宗宪，先附赵文华，通同作奸，陷害同僚；后依严嵩父子，密相勾结，贪赃枉法。徐渭，一介草民，未必详细知悉官场和宫闱中的黑幕，不知不为罪，也不能深怪。但是，与他有知遇之恩的沈炼，却是因劾严氏父子而终被谋害，他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痛心。因为他在《畸谱》的“纪知”一节中，写道：
沈光禄炼谓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后若干年矣，不见有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
徐渭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份赏识他的知遇之情，他是相当感激的。
所以，他写出“公道自然明日月，忠臣何意祀春秋”的《沈青霞先生祠》的榜联。写出“两上书而伏阙，一抗议而廷争，迨谪边氓，触帅臣之所忌，其于宰辅，值旧怒之未平，遂构谋而巧中，遽矫命以伏砧”的《祭沈锦衣文》的史实。然而，也是这一支笔，写出了令人齿冷的《代（胡宗宪）贺严阁老生日启》。大师的肉麻吹捧，登峰造极，“施泽久而国脉延，积德深而天心悦。三朝耆旧，一代伟人，屹矣山凝，癯然鹤立”，算是把马屁文章做到了极致。
文人的可怜，为了这块附着的皮，文人的可耻，也是为了这块附着的皮。有的人，一时间死不肯低下自以为高贵的头，一时间又不得不撅起屁股任人鞭策；有的人，一时间神气活现到天都装不下他，一时间又不得不垂手侍立听从差遣；有的人，一时间铁骨铮铮、慷慨激昂、声震云天，一时间又不得不说违心之言，不得不做违心之事。人格和文章分裂，言论与行为悖背，徐渭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曾有过这样的做人体验。想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就不忍苛责了。
同时代的汤显祖，不知是否因为这点缘故，始终与他保持着有礼貌的距离？徐文长对汤显祖的赞赏，最初由诗而起。“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见。”他曾经素昧平生地主动与之联络，对这位目空一切的大师来讲，实为破天荒之举。
信是这样写的：
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尝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藏此久矣。顷值客有道出尊乡者，遂托以尘，兼呈鄙刻二种，用替倾盖之谈。《问棘》之外，别构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支，将需洒藻。
《与汤义仍》
诗是这样写的：
《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
兰苕翡翠逐时鸣，谁解钧天响洞庭？
鼓瑟定应遭客骂，执鞭今始慰生平。
即收吕览千金市，直换咸阳许座城，
无限龙门蚕室泪，难偕书札报任卿。
信也好，诗也好，充分表现他对汤显祖的渴慕之意，期待之情。然而，这封不会不送到的信，这首不会不读到的诗，汤显祖既无复函，更不和诗，实在是件令人感到蹊跷的公案。
王思任评《牡丹亭》时曾经提及：
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妒语，大觉俯心。则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
看来，徐渭对汤显祖，大有“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的热情，而汤显祖对徐渭，只是出于职业上的尊敬，不但不愿深交，连最起码的同行来往也没有。
明末清初的周亮工说：
青藤自言书一，画次，文第一，诗次，此欺人耳。吾以为《四声猿》与草草花卉俱无第二。
清人郑板桥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说：
忆予幼时，行匣中唯徐天池《四声猿》，读之数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与终焉而已。世人读《牡丹亭》而不读《四声猿》，何故？
这多多少少都能听出一点弦外之音。
从《万历野获编》，约略能够看出一丝端倪，沈德符稍晚于汤显祖，但所记却是亲见亲闻。
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重甚至，汤时犹在公车也。余后遇汤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词。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
再说，徐渭的《寿严嵩词》，一直为人所垢辱，以天下为己任的汤显祖，不会不介意的。
这种了无回音的冷漠态度，对“眼高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皆斥而奴之，耻不为交”的徐文长来说，可想而知，是何等的难堪了。
因此，当严世蕃掉了脑袋，严分宜回乡看坟，朱厚熜大发雷霆，胡宗宪瘐毙诏狱之际，我们这位大师，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遣散后被逮有口难辩的压力，以及失去保护伞后，群起而攻之的报复压力，恐怕还包括在文坛上被鄙视、被唾弃的舆论压力，于是，身心全面崩溃，精神彻底垮台。按照现代精神病学的论点，极为天才的人，其精神状态未必就是十分健全的，“虑祸及，遂发狂”。
据徐渭自编《畸谱》：
四十五岁，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隆庆元年丁卯。
徐渭的“易”病，当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否则，他绝不可能像荷兰画家凡·高那样，跟自己的耳朵过不去，用一根大钉子刺进去。而且，因为一下子死不掉，又用棍棒敲击自己的阴囊，使睾丸碎裂，以促速死。陶望龄是唯一自始至终了解他、关注他的同乡友人，据他的记载：
引巨锥剚耳，剌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
这样极其残忍的、匪夷所思的自杀方法，史所罕见，世所罕见，说句绝对应该掌嘴的话，对大师之卓绝，之坚韧，之狠愎，之非常人所能为的奇行，触目惊心的同时，也不能不为这位中国文人所创造的非正常死亡方式赞叹。
这位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文人多次自杀未果，杀妻坐牢八年“绝谷食十余岁”；“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也哉”。
然而，生命力顽强的他，在他出狱之后到抱愤而卒的十九年间，是他创作最旺盛、作品最辉煌的时期，凡他笔下倾泻而出的“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袁宏道语），其才情睿智，其韵语华章，其彩墨精粹，其放谈高论，无一不达到了“光芒夜半惊鬼神”（黄宗羲诗）的巅峰状态。虽然，大师的晚景凄凉，结局很惨，死时“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寝”，穷得不能再穷。但是，他所留存下来的诗、文、书、画，“岂知文章有定价”（黄宗羲诗），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无与伦比的瑰宝。因此，袁宏道大声呐喊，誉他为“有明一人”。其实，他那摧折不倒、折腾不死、挺挺兀立、敢杀敢砍的精神，对于中国文人的感召启发意义，千古以来，恐怕也就是徐渭“这一个”罢了。
正是这一个，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文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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