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奇人。
说他奇，因为他不但想杀死自己，还曾经杀死过他人。中国文人自杀者甚多，杀人者绝无仅有。自杀居然不死，杀人居然不偿命，这样，徐文长是中国文人行列里的一个很特殊的例外。
五千年来，说来泄气，文人只有伸长脖子挨宰的份儿，撅起屁股挨打的份儿，哪来举刀杀人的勇气？连腹诽也不敢的。所以，历代统治者看透了这一层，遂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定论。别说三年，给他三十年，再借给他胆子，也成不了气候。因此，姑且不论徐渭杀了谁，杀得有无道理，但他能够操刀，能够下手，能够置人于死地，能够出一口恶气，干出不计身家性命的大事，对颇为脓包的中国文人而言，多少有一点振作之意。
俗话说，狗逼急了跳墙，兔子逼急了咬人，而中国文人逼急了，相比之这类小动物，还真是赧颜抱愧。既缺乏狗的唐突之力，更缺乏兔的决绝之心，立马腿酥脚麻，膝盖发软，浑身寒战，心惊胆跳，来不及地趴在地下，求爷爷告奶奶，流鼻涕抹眼泪，装孙子装孬种。这时候，哪怕扔给他一把刀，要他反抗，也是不敢接的。
所以，徐渭敢杀人，真是好一个了得。
陶望龄的《徐文长传》写：
渭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唳鹤，常中夜呼啸，有群鹤应焉。
每读至此，我就感慨万千，因为我也曾经有过想“啸”的冲动，可是，我敢半夜起来，向黑暗的天空吼出一声吗？所以，我挺佩服明代这个半夜里爬起来大啸数声，振聋发聩的同行。记得我在太行山里修铁路时，在峰高山陡的工棚里守夜，时见孤狼，乘着幽暗的月色，沿河谷沙砾滩茕然独行。偶然间，它会停下来，抬起脑袋，朝那峭壁顶端露出的月牙，嚎上好一阵。那声响在两山夹峙的河谷里，所碰撞出来的回音，能延续很久很久。我一直思索，这头狼，是吼它的孤独？是吼它的愤懑？还是吼这个世界对于它的排斥和拒绝？总之，当我想到徐渭时，我就想起那头深夜里出没的狼，也想起那个年代里作为另类的我，遭人唾弃的孤独。
我不停地打量这个明代嘉靖年间的不幸文人。大概，一个人到了敢动手杀死自己，敢持刀杀死别人的地步，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于是，所有他不赞成，他不满意，他讨厌，他反对的人和事，都敢堂而皇之地进行挑战，进行批驳，进行嘲骂，进行攻击，这种肆无忌惮、罔顾一切的精神，这种为所欲为、言所必言的风格，是中国文学天空里少见的亮丽色彩。难怪郑板桥刻了一方图章，“青藤门下走狗”，好像齐白石也有过当他走狗的意思。夫走狗者，硬是铁了心地要追随下去的。我忖度这两位大师，仅仅由于其文、其画、其诗、其书，非当这个走狗不可吗？不，他们追随的是他这个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国艺术史上，唯一的无师自法的这一个人。因为中国文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习惯于跟着人家屁股后边走，唯有徐渭，“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袁宏道引梅客生言）。这一个“奇”字，抓住徐渭的本质。什么叫“奇”，“奇”就是不同于别人。唯其“奇”，才使崇拜者对他五体投地。
徐渭（1521－1599年），明代文学家、戏曲家、书画家，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说到绍兴，我就想起明末王思任所言：
会稽非藏垢纳污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
宋之陆游，明之徐渭，是绝对当得起这句话的绍兴人。关于山阴的徐文长，有许多民间传说流行于浙东一带，无非机智、幽默、调侃、滑稽之类，这全是后来人的附会演义，不足凭信。
其实，徐渭的一生，落拓蹭蹬，宿命不幸，屡遭灾变，际遇可悲，是一个在重重矛盾中活得很累很苦的文人。因为，在这个平庸的世界上，一个特别有才华的文人，第一，很难被社会认同，他也很难认同社会；第二，很难被集体接受，他也很难接受集体。总是处于不被理解、更被误解的难堪孤独之中，不光徐渭，所有天才，这是不可逃脱的噩运。因此，西哲有云，天才的最大不幸，首先，谁教你生错了时代？其次，谁教你生错了地方？徐渭是两者皆错，结果，倒霉了整整七十三年。
可以想象，徐文长无法见容于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之中，他该活得多么艰难。因受到仇视而愤慨，因受到抵制而躁亢，因受到排斥而卞急，因受到毁谩而狂狷，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是处于紧张之中，他不敏感，他不神经质，他不歇斯底里，他不疯狂，那就怪了。因此，不可能有心思像民间传说中的他那样，玩幽默，玩轻松，扮演一个逗人哈哈一笑的角色。
此人一生，是充满着矛盾的一生。这矛盾，固然是激发他创作的动力，同时也是制造他烦恼的根源。
他在《自为墓志铭》中剖析过自己：
山阴徐渭，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注意这“两无得”或“两不得”的“得”字，对于中国文人来讲，这是一场永远也醒不过来的梦魇。无论过去的文人，还是现今的知识分子，对于“得”，都是非常在意的。萤囊映雪，悬梁刺股，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得”。无论如何，对当下的人来说，可得的东西多，能得的途径也多，为得到而使用的手段格外多。因此，“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可能，“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可能，“暴得大名，浪得虚名”的可能，“空手套白狼”“做无本买卖”“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可能，相比之徐渭那个科举取士的时代，要多得多。
徐渭只有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下去，按其学问，按其努力，按其才华，按其心志，绝对该得，应得。但上帝从不给人百分之百，你有了文学上的一切，你有了艺术上的一切，对不起，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就是没有你的份儿。
一开始，他意气风发地从绍兴乘船，到省城杭州应省试，信心十足，相当自许，直如探囊取物耳！按他的性格，这大话肯定是吹过的。绍兴城里也都知道这位徐秀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凭他的天分，中一举业，立一旗杆，还不是唾手可得？然而，老天爷故意作梗，此公竟然从二十三岁入场，一直考到四十一岁，无不铩羽而归。
读他自编的《畸谱》，真忍不住为他一哭。
二十三岁，科癸卯，北。
二十六岁，科丙午，北。
二十九岁，己酉科，北。
三十二岁，应壬子科。时督浙学者薛公，讳应旂，阅余卷，偶第一，得廪科，后北。
三十五岁，乙卯，阮公讳鹗视学，以第二应科，复北。
四十一岁，应辛酉科，复北。自此，祟渐赫赫，予奔应不暇，与科长别矣。
四十四岁，是岁甲子，当科，以故夺，后竟废考。
陶望龄也叹息：“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宿命如此，夫复何言？
辛酉这一科，他的上司胡宗宪，一个极有权势的方面大员，还为他走了后门，关照下去，谁知他犯小人，被人家做了手脚，终于还是名落孙山。呜呼！应得而不得，想得而不得，谁都以为他该得，结果偏不得，近二十年的科场失败，与《儒林外史》里的那个范进，堪相伯仲，遂成为他人生在世的最大心病。这心病，使他狂而为文，在文坛获得极大成功，也是这心病，使他愤而面世，在人间弄得相当失败。
所以，我看出来，他为什么对早他半个世纪的唐伯虎，表现出极大兴趣。一方面，唐寅与他同为多面手，书、诗、文、画，无不高妙；一方面，唐寅也与他同为科场失意，一蹶不振的失败者。于是，视作知己，一再道及，感佩之状，溢于言表。在他的诗文中，唐寅出现的频率，是较高的。有一首《唐伯虎古松水壁阁中人待客过画》的题诗，他甚至写道：
南京解元唐伯虎，
小涂大抹俱高古，
壁中水阁坐何人？
若论游鱼应着我。
此公恨不能化为那幅画中的鱼，与这位同命同运的前辈交流，可见其内心活动之一斑。
诗中的“解元”二字，虽是信笔拈来，大有深意存焉！别人这样称呼，也许只不过是称呼而已。而徐渭写在纸面上，多少是他科举不得意的情绪宣泄。因为，唐寅考场被斥，只得了个“解元”的虚名，惶恐半生。徐渭多次乡试碰壁而归，不过是个做幕教馆，鬻字售画的广文先生，惺惺相惜，全在下意识中流露了。
更为精彩的，这两个人的命际遭遇，巧合得类似电视连续剧的上部和下部。
这两位考场失意，文坛知名。唐被江西的宁王朱宸濠礼聘，入幕为宾；徐应浙江督帅胡宗宪邀请，书记文案。因为官僚好附庸风雅，因为文人好亲近权力，这种一拍即合，或者，不拍也合的现象，相当普遍。唐寅聪明，聪明的人不傻，一看朱宸濠存心谋反，赶紧装疯卖傻，抽身而去，因而没有受到这位藩王叛逆的牵连。徐渭执着，执着的人呆愚，上了督府胡宗宪的船，竟不知江湖深浅，浑不晓风浪险恶，当真以为自己是船老大呢？扯蓬摇橹，拉纤挽舟，结果，差点为之送命。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可谓点准死穴，一语中的。无论标榜清高者，待价而沽者，自居清流者，终南隐居者，甚至如唐伯虎，“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者，总得有一个能领到饭票，拿到菜金，吃到公帑，取得钱粮，过去叫衙门，叫官府的所在，或长远，或短暂地依“附”着，这才不六神无主，这才不惶惶度日。
附，就是附庸、附属、附着、附靠，主从关系便分晓了。因此，不论是礼聘去的，邀请去的，拿八抬大轿抬去的，应博学鸿词科自投罗网去的；还是用枪逼着去的，拿刀押着去的，挥着大鞭子抽着去的，戴罪立功连滚带爬去的……端谁的碗，服谁的管，领谁的钱，看谁的脸，一句话，“附”是中国的士，中国的文人，中国知识分子，其精神状态和物质基础的全部。
除掉商末孤竹国的君长子伯夷、君少子叔齐偏要在周的体制外讨生活，在还少见这等孤高耿介之士。两兄弟拿定主意，“耻不食周粟”，也就是不拿周朝的工资。最后来到山西永济，在首阳山挖蕨根和薇菜充饥，可不知当地的谁，说了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二位采的这些野菜，可也是周朝土地上长的，你们能咽得下去吗？于是，这两个想不开的呆子，生生给饿死了。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伯夷、叔齐如此愚不可及的傻瓜蛋了。
你既然是一根毛，你就得找到能够附着的一块皮。即使徐渭，也不能例外。为了能在控制江浙军事大权的司令部里领一份饷，大师也不得不屈尊俯就，竞争上岗。陶望龄的《徐文长传》，写得真实些：
胡少保宗宪总督浙江，或荐渭善古文词者，招至幕府，筦书记。时方获白鹿海上，表以献。表成，召渭视之，渭览罢，瞠视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试为之。”退具藁进。（胡）公故豪武，不甚能别识，乃写为两函，戒使者以视所善诸学士董公份等，谓孰优者即上之。至都，诸学士见之，果赏渭作。表进，上大嘉悦。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宠礼独盛。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对徐渭谋到这份幕宾差使，则是高调描写，突出其“戴敝头巾，衣白布澣衣，直闯门入，示无忌讳”的文人风骨。
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胡公皆许之。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谭天下事，旁若无人，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谭谑，了无忌惮。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其实，所谓幕宾，说白了，陪着聊天儿的清客，以文字听差的扈从而已，从徐渭“深恶富贵人”的“纵诞”性格，这份粮秣，是吃不长久的。可是，胡宗宪需要一支好文笔，巴结京师当局，颇善遇他，颇优容他，表现出相当雅量。
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侦者得状，报曰：“徐秀才方大醉号嚣，不可致也。”公闻，反称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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