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儒；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处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唯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余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得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
要知道，对中国文人来说，最大的诱惑，是握权，最大的机遇，是升官。假设，换一个人，这样的人际网络，这样的夤缘关系，这样的后台背景，这样的机遇门路，还不得半夜做梦都会笑出声来？这不等于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那座藏金洞吗？只消一句“芝麻开门”，还有什么要求、什么欲望，不能满足的呢！
可白居易简直像有洁癖似的，远离着一切是非，逃避着所有邪恶。这就是诗人令我们钦佩的地方，因为，他表现出来一种高尚的约束，可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中国文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新唐书·本传》赞他：
观居易以直道历，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元）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其实，佛家讲戒，就是提倡自我约束。为了清心寡欲，为了洗却尘凡，为了进入修心炼性，为了超度通脱，为了尔后有可能的成佛成仙，就得戒。然而，这对凡夫俗子而言，谈何容易，戒所以为戒，正因为不戒，若是世人都戒，也就无所谓戒了。唯其不成，这才有戒。大千世界，充满诱惑，芸芸众生，六根不净，欲望也就成了饮食男女几乎无法抑制的本能。因此，不戒或许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有无可指责的一面，但也有不可恣肆的一面。所以，能戒，能约束，更多体现一种人格力量。
白居易之了不起，即在于此。
前人对其卷入漩涡中，跳出是非外的洁身自好，也有很高评价：
乐天素善李绅，而不入德裕之党，素善牛僧孺、杨虞卿，而不入宗闵之党，素喜刘禹锡，而不入任、文之党。中立不倚，峻节凛然。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予按乐天尝与刘禹锡游，人谓之刘、白，而不陷司马党中。及与元稹游，人谓之元、白，而不陷北司党中。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其风流高尚，进退以义，可想见矣。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当然，我们还要了解到，白居易之聪明，之睿智，之不断地调适生存环境，之不停地拓展精神空间，从而延续了他的人生、他的诗歌，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价值。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应该为白居易设身处地想一想。大环境，也就是中唐残酷的党争倾轧，黑暗的政治迫害，无望的社会沉沦，深重的民族危机，所构成的这“居”，使他逃避躲让之外，别无选择。
他在《与元九书》中，曾经这样自我坦诚过的：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在那里编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从此，诗人实际上中断了他的政治性很强、现实性很浓的讽喻诗写作。倒不完全因为这些作品曾经给他带来了不幸，而是中唐的腐败黑暗，政治迫害，朋党倾轧，兵燹灾变，使他的兼济之志，除了无穷的碰壁，无谓的麻烦，无尽的讨伐，无聊的暗算外，弄得焦头烂额外，一无所得。于是，他在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方面，另辟精神空间，创“元和体”，别出蹊径，独树一帜，不但改变了唐代诗风，也影响着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
文学是要变的，作家也是要变的。不变的文学，必死无疑。同样，不变的作家，总有一天，老调子已经唱完，就该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了。古今中外，很多真正的作家，最后采取自杀的手段结束生命，就因为这种没有出路的彷徨所致。在我们这里，却是相反，那些大作家，老作家，根本已经写不出东西，还要硬写，还要一本书一本书地推到我们眼前，好像发誓，不逼得中国读者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于愤怒与痛苦中自杀，决不罢休似的，也真是今古奇观了。
再没有比绵延中唐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更能暴露那最污浊、最阴暗、最寡廉鲜耻、最见不得阳光的丑恶灵魂了。
宋人钱易在《南部新书》里，讲了一则小故事：
白傅与赞皇不协，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缄之一筐，未尝开。刘三复或请之，曰：“见词翰，则迴吾心矣。”
看看这个李德裕，是个什么东西，也就无须废话了。
因此，白居易在开辟新的精神空间的同时，也在另谋新的生存环境。
《旧唐书·本传》说：
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恩，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訏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弱，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置身散地，冀以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也许，任何一个信口雌黄的人，任何一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个习惯于高调指责一切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软弱、转向、后退、认输。可是，善良的人们，怎么不能替这位诗人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冲锋陷阵，为什么要慷慨就义，为什么要奋不顾身，为什么要一往直前呢？
文学在变，生活更在变。
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事变发生，白居易写过：
《咏史》
彼为俎醢机上尽，
此作鸾凤天外飞。
去者逍遥来者死，
乃知祸福非天为。
《九年十一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祸福茫茫不可期，
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
是我青山独往时。
从这些诗句里，我们看到在那场血腥的政治屠杀中，他能够侥幸脱险，未遭杀身之灾，是心有余悸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是在肯定自己，这些年来，为改变生存环境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为，大约从长庆四年（824年）起，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便基本上离开“居大不易”的长安。而从大和三年（829年）起，一直到会昌六年（846年）去世，就一直居住在洛阳外郭城东南端的履道里。得以存在下来，得以进行创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为他的快乐神仙。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池上篇》，讲述他在洛阳履道里那个精神家园里的幸福时光：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歇肩。
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
有叟其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
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
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
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
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白乐天，终于在洛阳，在静静的伊水边，实现了当年顾况对他“居天下有何难”的期许。
世事短暂，文学长久，聪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们钦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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