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五年（789年），白居易十八岁，随父在衢州任上。
这一年，著作顾况“坐诗语调谑，贬饶州司户”，路过此地；时为文学青年的白居易，抱着一腔热忱，到他的下榻处登门求见。
著作，是官名，也称著作郎，主撰国史，隶属于秘书省。官位不低，从五品上，实际却是坐冷板凳的闲差。在这个有声望，无权势，有地位，无利益的清水衙门里，混口饭吃，绰绰有余，生老病死，保证待遇。但图功名，求利禄，想发达，往上爬，并非值得留恋的地方。
顾况认为自己“当得达官”，有点不安心，有点不自在。
中国文人之吃亏，多在于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当时先后为德宗相的柳浑、李泌，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权在握，安排一份要职，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他疏忽了一点，这两位是政治家，而非纯粹的文学家，谈谈诗歌，怡情悦性，饮饮老酒，消食化痰，当无不可。但要让他俩向皇帝举荐，要朝廷叙用，委以重任，授以达官，就不能不心存顾忌了。
不是不相信他的才干，不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可谁能把握得住这位大牌诗人的自由主义呢？万一吊儿郎当起来，万一胡说八道起来，谁来替他擦屁股？果然——
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
唐·李肇《唐国史补》
顾况就这样被踢出长安，谪往饶州。途中经过衢州，碰上拿着自己作品求见的白居易。一般来讲，官员倒台，通常也就狗屁不是了，立马可怜兮兮，一脸惶恐，只有他努力搭理人，而无人再跟以前那样巴结他了。而文人失败，哪怕失败得很惨，只要确实写过有一点影响的东西，还是会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学后生们，才不在乎你犯过什么错误，戴过什么帽子。
于是，遂有了白居易受到顾况赏识的这段嘉话。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五代·张固《幽闲鼓吹》
白居易这次面谒顾况，与他“初举”“应举”，了无关系。白居易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是在贞元十五年（799年）。而顾况被贬饶州，为贞元五年（789年）间事。后来，顾况隐居茅山，为贞元九年（793年）间事。这位早就受了道箓，早就隐居山林，怎么可能跑到长安去，专程为白居易鼓吹说项呢？所以，真实的历史，应是顾况在贬官南下途中，与白居易有了这次接触。
类似的文字记载，还见诸《唐语林》《全唐诗话》《唐才子传》等书，看来，顾况赏识白居易，道路传说，反响很大，才留存文人笔墨之间。那时，白居易才十九岁，名不见经传，而顾况乃诗界大腕，文坛掌门。尤其在李白、王维、杜甫等顶级大师故去之后，就他独撑唐诗一片天，因此，他的评价等于给白居易打开了文学之门，也推上了仕进之途。
第一，名人说话；第二，作品过硬，白居易顿时成了明日之星。贞元十六年（780年）第四名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782年）登书判拔萃科，元和元年（806年）“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和二年（808年）任翰林学士，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唐代的科举制度，仍受九品中正制度影响，缙绅豪门的保举，名流雅士的推荐，十分要紧，干系重大。这样一位继续高举盛唐诗歌风韵的前辈，既德高望重，又声名鼎沸，出来为白居易打保票，还有哪位主考官敢不当回事呢？
这则文坛嘉话，实际意义不仅如此。顾况所说的“居大不易”，和“居天下有何难”，并非无足轻重的闲话，确实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的真理。
第一，什么叫“居”，仅仅是指遮风避雨的屋子吗？若这样简单化地理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所谓“居”，大者，概括天下；中者，泛指人际；小者，意味周遭；实者，物质世界；虚者，精神空间。一言以概之，“居”即人的生存环境。对文人来说，我指的是那些非假冒伪劣，非投机倒把，非虚抬行市，非狗屁不是，而指那些真有才华、真有思想、真有灵感和想象力的作家、诗人，追求既广阔，又自由，无拘束，无疆界的创作天地，那是尤其不可或缺的“居”。
第三，关在一个笼子里的鸟，可能感到寂寞和无奈，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人，可能感到痛苦和悲哀，而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作家或诗人，那很可能就会发疯。因此，顾况这句看似无意的戏谑之言，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
那时还年轻的白居易，也许未必能够理解顾况对他姓名调侃的真意。因为这位著作郎，其实也是在长安“居大不易”，才卷铺盖走人的。所以，我在臆测，白居易要到唐元和十年（815年），才明白其中堂奥。
那年，他四十四岁，按孔夫子教导，已是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位诗人，仍旧改不了他那多血质、好冲动、重感情、易愤激的性格。结果，为当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暴徒无端刺杀，政府反应迟缓，他跳出来打抱不平，伸张正义，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被贬江州，尝到平生第一次失败的滋味。
人家告诉他，老弟，为什么要打你的屁股，因为你越位了。什么叫越位，就譬如一间屋子里有很多人，比你有发言权的多得是。你的爹，你的妈，你的娘舅，你的姨妈，还有你的大哥、二哥，表兄、表姐，轮不着你第一个抢着说话。老弟，你要记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为你不是鲁滨孙，那荒岛上只你老哥一个，你怎么折腾怎么是，可你在这个屋檐底下，你要玩跟头把式的话，还得注意不要碰到别人。
经过这次冒傻气，吃苦头以后，他终于懂得必须调适个人的生存环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里，努力顺应，才能达到“居天下有何难”的目标。这是了不起的觉悟，也是诗人此后一辈子谨行不渝的方向。
白居易活了七十多岁，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算是长寿者。后四十年，他一直贯彻至终这个目标，一直身体力行这个方向。第一，努力在物质世界中，营造最为适宜的生存条件；第二，努力在精神世界中，拓展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在唐代众多文人中间，他大概是唯一的，过得最快活的聪明人了。
在中国，其实聪明的文人多得是，但活得不那么辛苦、不那么操劳、不那么忧心、不那么有负担的聪明人，却很少。白居易有一首诗《吾土》：
身心安处为吾土，
岂限长安与洛阳。
这恐怕是他对于“居”这样一个大题目，最为通脱、最为豁达的诠释了。
其实，白居易在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以敢言直谏、慷慨陈词著称。这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多血质性格所决定了的。在元和十年（这是他生命转折的关键一年）以前，他是经常上书，面折廷争，谠言诤论，以忠忱报效自任。《旧唐书·本传》里，有这样一段关于这位关东汉子，有点倔，有点犟，有点拧，有点一根筋的性格描写：
王承宗拒命，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
《新唐书·本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
白居易一生，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几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型期里全部败象。朝政之腐败，宦官之猖獗，党争之恶斗，藩镇之割据，外族之纷扰，战乱之频仍，灾难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对诗人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和触动灵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学观点，是属于干预生活的绝对现实主义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心结，在动荡岁月里的责任意识，在危乱年代里的经世热忱，是不可遏止的。所以，他从呈顾况披阅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诗人四十五岁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约为贞元四年至元和十年（788－815年），共二十多年间，白居易是以讽喻诗为他的创作重点。其中，《秦中吟》十首、《新乐府》四十首，为其代表作。
这些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色彩，鲜明的时代气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争意识，无不激起共鸣；所反映出来的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贪婪榨取，无尽搜刮，民不聊生的惨状，无不义愤填膺。他的这些诗篇，满城传唱，万众吟诵，然而，也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
正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说，“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握军要者切齿矣”，遂导致他第一次面临“长安居大不易”的失败，尝到了生存环境没有调适好的苦头。
反正，中国文人的脐带，系在大地母亲身上，系在民族国家身上，系在人民大众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统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统治者龙颜大悦，你就不可能不因为你的干预时政，挑战丑类，揭露败恶，批判权贵，说了些真话，道出些实情，而不遭受统治者的修理。
也许统治者日理万机，一时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统治者手下的牛头马面、打手爪牙，却绝不是吃干饭的。于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账旧账一起算，只有捏着鼻子“出佐浔阳”。宋人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三十九载：
元和十年，秋，或言居易母堕井死，赋《新井》诗，出为刺史。王涯言其不可，乃贬江州司马。下注：论盗杀武元衡事，宰相嫌其出位故也。
什么叫出位？就是诗人未能在此时此刻的生存环境中，调适好自己的位置。
据清人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白居易在长安的四个坊里生活过，有过自己的屋宇房舍。基本都在东市之东，约相当于今日北京城的东四环部位。贞元十九年（783年）春，白居易第二次来京会试，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才在长安正式找房子住下来，所谓“卜宅之始”，住常乐坊；为主客司郎中时，住新昌坊；为左赞善大夫时，住昭国坊；为刑部尚书时，住宣平坊。其间还曾寄寓永崇坊的华阳观。但是，京城对他来说，仍是“居大不易”。
小的人居环境，未能尽如人愿，是与大的政治气候，未能周全应对，存在必然联系。元和十一年（816年），他就在诗中写道：
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
清瘦诗成癖，麄豪酒放狂。
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
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
此时，他就已经萌发出《吾土》诗中“岂限长安与洛阳”的不再逗留首善之区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责备他的退缩、他的软弱，但你不得不认同他这种聪明人的选择。做过斗士的人，不一定要当永远的斗士。我们总是以完人，全人，尽善，尽美，去期待谁，要求谁，指望谁，推动谁，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残酷，一种不堪负荷的道义承担。你得相信，鲁迅的《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一文，绝对是人世间的真实写照。
在宋人叶梦得所撰《避暑录话》中，有一番诠释诗人远离官场纷争，跳出政治绞杀，彻底改变自己，全方位调适的精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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