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刚听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知道这肯定是一部很沉重的书，所以，在开始拜读之前，我已做好了“啃”的准备。可没想到的是，您竟然是以这种通俗、轻松而且琅琅上口不乏节奏感的语言来进行叙述。您在触及那些黑暗历史中文人的悲惨遭遇时，引人发笑的黑色幽默随处可见。虽然那种笑是苦笑，但这种内容和语言的“冰火两重天”，使您的文章成了本世纪初最为特立独行的历史散文。这种语言特色，是您豁达的人生观使然，还是因为您觉得荒诞历史必须用荒诞的笔调来描述，才会达到一种反常的和谐？
答：我是崇尚幽默的。我也认为能不能幽默，会不会幽默，是一个人的境界高或者低的分野。但是，中国人之缺乏幽默，是我们忍受了太多的沉重、太多的历史积淀，太多的完全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认为你害了什么病，一定要你张嘴吞下去的药丸。这是命运。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幽默感的话，恐怕活下来就比较的累了。
也许，我有过太多的笑不起来的光景，有过更多的欲哭无泪的光景。因此，我无论为人，还是为文，守住力所能及的幽默心态，并尽量保持着快乐每一天的精神。这可能是身心健康的一个秘诀。
我愿把这个秘诀，无偿地奉献给我的读者，诸君不妨一试。
6.不知为什么，我在读《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时，虽然您写的是历史，但我总是觉得很多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仿佛就在我身边（或者说又重演了）。这是不是说，中国文人的厄运，总是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如果这个问题太敏感，就不用回答了。不好意思，但我忍不住要问。）
答：这个你忍不住要问的问题，我不认为多么敏感。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无限反复的长河。河水会发生大小快慢的差别变化，或排山倒海，或涓滴细流，但是，绝不能，也无法隔断的。前人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7.您在书中提到，知识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对权力的亲和力。可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不对权力产生欲望的。因为，没有一个满腹经纶的人不希望学以致用的。《论语》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种解释说，孔子认为，学问要能被时世所沿袭，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除了出仕，似乎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让自己的学问应用于社会，哪怕是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您认为呢？
答：有一位伟人说到中国知识分子时，用了一句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士”的全部悲剧，其根源就在这里。
8.造成历史上众多文人非正常死亡，既有来自当权者为维护统治需要而戕害文人的客观原因，也有来自于文人本身弱点造成的主观原因。这本书中，既有对那些造成文人非正常死亡的当权者毫不留情的批判和鞭挞，也有对文人自身阴暗面人木三分的刻画。而且，我觉得对书中文人的剖析是最生动的。这是不是因为您本身就是一个文人之故？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时候有没有一种也在解剖自己的感觉？
答：谢谢你对于我这部作品的解读。再没有比听到一位高明者对作品的准确剖析，更有知己之感了。
你说得很对，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既有这个群体外部的原因，也有这个群体内部的原因。我一直认为，自有曹丕的“文人相轻”的说法以来，文人们如果仅仅局限在“相轻”上，或许是文学之福。因为轻同行的时候，必须要知道自己之长和他人之短，才能从容地以长轻短。同样，有出息的作家，更要了解自己之短和他人之长。取长补短，方不至于在轻人的同时被人所轻。
然而，“文人相轻”，总是要发展到“文人相嫉”的。休看这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造成文人非正常死亡悲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些在文学上无法取得超过他人优势的人，便利用非文学手段，诸如权力、金钱、舆论、不正当的手段，达到目的。试想，一个经常在帝王耳边咬舌头的文人，会给他同行带来什么福音吗？
9.1957年您因在《人民文学》上发了一篇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改选》而被打成右派。按您书中所写，您也曾经一度接近了“非正常死亡”的边缘，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最有可能使一个文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文人愿意忍辱偷生？
10.跟您接触不多，但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非常豁达乐观的长者，这从您的书中也能看出来。您受的那些非人的打击，似乎在您身上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我想知道，是什么能使一个人达到这样的精神高度？
答：对以上两个涉及我个人命运的提问，说来话就长了。我不是借机推销我的书，如果你赏光购买一册《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或许对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和中国作家的沧桑史，稍稍能有一点皮毛的了解。
11.我总觉得您的书还有一种没被评论家所提及的美，那就是残缺美。您在书中似乎有欲言未尽的感觉。众所周知，还有一些非正常死亡的文人未被您列入书中，为什么？您是否准备再写下去？
答：我一直这样抱有信心。即使我不写，别人也会接着往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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