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南方都市报》副刊编辑余少镭，因最近比较忙，没看您的书之前不敢乱发问，所以拖到现在才把这个采访提纲拟出来。您看一下，如有什么地方问得不妥，您多指教。我们整版文字需要四千五左右，下周见报，能否麻烦您在周六晚上把您的回答给我，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咱们也有时间商量。
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1.您在发表授奖致词的时候，曾提到家人劝您不要在这个“非典型时间”到广州来，可后来您还是决定戴着四个口罩来了。您提到这个奖项在您心中的分量。您还说到您几乎获得了中国所有的文学奖，由媒体颁发的是不是第一次？您认为，由媒体主办的文学大奖，对文坛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答：人到老年，一切就应该看得淡了。正如一年有四季的分别，人的一生，也是有着季节变化的。对我来讲，春天已是遥远的记忆，夏天和秋天也成为过客。到了冬天的人，就要好好理解《千字文》中，那“秋收冬藏”的“藏”字含义所在了。那就意味着：退出闹市，离开喧哗，回避镜头，减少接触。于是，一杯清茶，半盏浊酒，闭门读书，信笔涂鸦，便是我这几年来的基本生活状态。然而，我还是到广州来领奖了。正如你所说，我看重的是，我第一次领到了由媒体而不是文学圈主办的文学奖。
我认为，文学奖走出象牙之塔，对于作品的评断，对于作家的评断，由拥有更多受众的媒体来做这本是专门家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生活中一个崭新的事物，是应该得到喝彩，并给予支持的事物。我从来主张文学，应该发生各式各样的变化。只有变，文学才会有生气，有活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变则活，不变则死。评奖也是到了应该有所变化的时候了。二十多年来，举行过许多文学评奖，基本上都是在圈子内进行的，这一次，走到了圈子外边来，我想我不应该缺席。
“非典”是会过去的，但这次媒体主办文学奖的意义，却会长远发生影响。
2.您一直是写小说的，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了？《从严嵩到海瑞》是不是您的第一篇历史散文？现在您的创作重点在小说还是散文？能透露一些创作计划吗？
答：我在文体的变换上，不主张从一而终，更不主张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不拘泥一格，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难为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过去一直写小说的时候，也写过散文。这些年，散文写得多些，小说确实写得少了。因为现在写好小说的人，和写坏小说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如过江之鲫。我既不能与写好小说的人比美，也不愿与写坏小说的人为伍，就只好写散文为稻粱谋了。
好在当代散文家们不怎么爱读文言文的古籍，我就得以钻故纸堆，拾遗补缺，作文自娱了。
3.在当代文坛上，“历史大散文”曾经流行一时，可过了一段时间后，读者除了对几个大而无当的标题和几句煽情的语句还有点印象之外，对那些书里写什么几乎都忘了。请问您怎么看待那些“历史大散文”（我是指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散文）？
答：一位讲究口腹享受的人，到菜市场去买猪肉，他会注意到前腿和后腿的区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我，只能分得清猪肉和牛肉，属于爱吃但对食物不甚考究的吃客。也许这样的粗疏习惯，对于文学的分类，也甚不精到。譬如在散文这个名目下，还要再细分若干品类，我就把它当作专门家的事情，通常就不会那么关切的。若是有谁出个试题，考我散文和随笔的同与不同，我肯定交白卷。
文学，是变化中的文学，文学各个门类的疆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写过不少小说，长中短都写过，还曾经主编过《小说选刊》，按说，我该对小说有发言权了吧？其实未必。如今，小说的发展，已经突破传统，走出框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很难以早先的尺度来衡量的了。
我是好作品主义者，只要有内容，有情感，有见解，语言文字说得过去，也就是佳作了。你夹进嘴里的这筷子肉，是美味佳肴，吃下去就是，大可不必细考究是什么肉，是什么部位的肉，还是赶紧再夹下一筷子为好。
4.能否介绍一下《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创作过程？您是从什么时候想起要写这么一本书的？在很多散文家都在拼命地煽情拼命地风花雪月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写一部有可能“吃力不讨好”的书？
答：前面已经说过了，一个人到了他生命的冬季，是该将自己藏起来的。既不宜张扬，更不应卖弄，尤其不要挤入“现在进行时”的行列之中，秀那一把老骨头。第一，很累人；第二，很难看；第三，人家要喝倒彩的。所以，杜门谢客，闭门索居，便是冬藏的上上策了。
在这个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里，读些闲书，聊补往日之疏惰；写些闲文，宣泄心中之块垒，便是我这些年里最好的自娱。一台电脑，几本旧书，朋友电话，街头踱步，倒也怡然自乐。到了我这把年纪，不是不想“拼命地煽情拼命地风花雪月”。或许，一个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干得成什么，干不成什么，是天定的。写“裤裆文学”虽然赚钱，但上帝不给你这份“才华”，你也无能为力。
不过，做了一辈子文人，经受过那种“非正常”生活。而且，到了人生的冬天，谁也免不了要接触到“死亡”的命题，于是，便想起来写这本书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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