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了我一部《李苦禅画集》。
对于国画，一窍不通，但画册打开来，那一份震撼，使门外汉的我，有如扑面强风，一下子噎得连气都透不出来。那磅礴的气势，那奔放的精神，那粗犷的笔墨，那浓重的色彩，给我留下来的印象，之深刻，之惊奇，无以名状，惟有钦服。无论大师笔下的鹰、鹭、鹤、雉、鸡、雀，还是松、竹、梅、荷、蕉、兰、蔬，形似神肖之外，更有一种实实在在能够感觉得到的寓意，透出文人画的艺术魅力。
也许正是菊黄蟹熟之节，其中六幅以蟹为题的作品，更让我爱不释手。大师的蟹，虽然只是水墨渲染，但纸上数笔，那横行无忌，那泼辣刚猛，那自在自得，那神气活现，便一个个向我爬来，令人拍案叫绝。
这六幅画为：
一、题词“君自横行侬自淡，升沉不过一秋风/苦禅写”，画面为竹、蟹。
二、题词“君自横行侬自淡，升沉不过一秋风/戊子五月苦禅写”，画面为花、蟹。
三、题词“秋景/癸丑初冬苦禅”，画面为莲荷、蟹。
四、题词“秋味图/庚申春月作于京华八十三岁苦禅并题”，画面为白菜、蟹。
五、题词“画分两派，作家画、文人画。文人本不张作一画，舍其文诗之余，偶尔戏墨，即文人画之由来，然其高雅之趣，尝超出作家画之上矣。/八十三岁苦禅”，画面为白菜、蟹。
六、题词“秋味美，远长天，把鳌豪读秋水篇/辛酉冬月末苦禅”，画面为南瓜、白菜、蟹。
其中，有两幅画蟹的作品，画面略有不同，题词却都是“君自横行侬自淡，升沉不过一秋风”，引起我的兴趣。
显然不是画家肚子里的词尽了，而是他确实非常喜爱这两句诗。
可以肯定，一而再地使用这题词，是因为这两句诗反映了画家的心态。
看来，大画家真是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可不嘛，横行又如何，淡又如何，秋风一过，不都要谢幕吗？
我很赞赏画家的警句，因为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
对文人而言，说豁达，容易；做到豁达，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则更不容易。中国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实在名和位上，并不都那么想得开的。尤其在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年代，那个“学而优则仕”的“仕”字，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弄得颠三倒四而找不着北。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工人以工为主，学生以学为主，那么，文人也应该以文为主才是。但旧时文人常常不在为主的方面下力气，却把功夫全用在名位上的得失考量上。那一份斤斤计较，那一份奔走营逐，其贪婪，其恋栈，其巴结，其钻营，真是很不怕斯文扫地的。于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挠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齿，你高我低、寝食不安，你红我灰、如丧考妣，便是文坛的风景线。
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是能够悟到“升沉不过一秋风”，有这一份豁达，大概也就觉得没有必要搞得自己好不开心了。
于是，我想起明代复古派“后七子”中的谢榛（公元1495—1575年）与其诗友们升沉秋风的故事。虽然那是发生在明代后叶的事情，相距遥远，但昨日之儒林，今天的文坛，其基本状态，应该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说到“后七子”，查文学史，通常系指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一个团契性质的诗人组合。据陈登原《国史旧闻》：“明人诗社，所以较前世更为发达：一、有巨子为之室主；二、富贵家例多好事；三、能文者矜文好奇，于是此踵彼效，辈起更多。”看来，当时这种文学社团很盛行的，甚至还搞大奖赛什么的。据《明史》：“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称醉樵。尝集大名士，赋《醉樵歌》，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白金三斤；次杨基，犹赠一镒。”
金饼有多重，不得而知，但三斤白银，价值不菲，手笔也够大的。那些得不着的诗人，眼睛真要黑一大块了。
上述“后七子”的诗社，最早发起者，却是不在其列的李伯承。“伯承未第时，诗名籍甚齐鲁间，先于李于鳞（即李攀龙），通籍后，结诗社于长安，元美（王世贞）实扳附之，又为介元美在于鳞。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实为若敖蚡冒。其后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岁，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啮齿，不欢而罢。”（《列朝诗选》）
这位诗社首创元老，也是最早被踢出局的，升和沉，也来得太快了点。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风，但古文人，倒也未必，小人成性者谅不比今人要少。第一，李和王也太不够意思，你二位得以人五人六地进入文坛，靠谁？一掉屁股，将这位引荐者一脚蹬了，未免过于薄情。就如同当代有些作家，未成名时见编辑，点头哈腰，只敢在椅子上坐半只屁股；成名以后再见这位编辑，颐指气使，眼睛立刻就长到脑门子上去了一样，倒是古今同趣的德行。
第二，这位被人家无情抛弃的李诗人，也太想不开。老到一把年纪，还耿耿于怀，也太小肚鸡肠，心胸狭隘了。至于嘛，不带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响吃饭拉屎；再说，他们玩他们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乐。至于一提往事，金刚怒目，血压上升吗？所以，无论李攀龙、王世贞，无论李伯承，都有不够豁达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坛就有多大，不一定非扎堆，非聚义，非歃血为盟，拉这个打那个的。
“升沉不过一秋风”，这是至理名言。
好了，李伯承出局，这诗社又一次面临改组，接着，就该谢榛被那哥儿俩从诗社里“开”了。谁红谁紫，谁灰谁黑，谁上谁下，谁来谁去，正是这种无聊而又无趣的文人自戕，构成文坛的热闹话题。
说到谢榛，我认为，他是一个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达又不甚豁达的诗人。一般讲，豁达，就能快活；不豁达，也就不能快活。因为，他有两个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达的遗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点，“眇一目”（《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点，“以布衣结牛耳”（《列朝诗选》）。这样，形象上的差一点和学历上的差一点，他也就无法彻底地豁达和完全地快活起来。
我对明诗所知甚少，但在“后七子”中，王世贞外，就比较欣赏他了。因为他的文学观点比李攀龙等其他人，来得宽泛些。凡在文学观点上，持“套中人”的紧闭自锁政策，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还不许别人照自己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谢榛的诗，稍有生气，就因为他能够容忍异己，不那么一条道走到黑。固然，他也复古，这是前、后七子一以贯之的主张，但他不像李攀龙那样绝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也不像王世贞那样设限，“大历以后书勿读”，谢榛要放得开些。他明白，文学是不能太过拘束的，一定要这样，而不要那样；必这样不可，而那样则不可，对于文学的发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两大弱点，使他尴尬。“眇一目”，尚可配一副墨镜遮掩。不过，嘉靖朝，北京城里有验光配镜之店肆吗？我怀疑。因此，他只能倚仗自己的诗名，做出独眼龙常有的自负神气，徜徉于首善之区。但这表面的自信，也难掩其内心的虚怯。在科举年代里，一个读书人，还是个声名大振的诗人，竟然没进过学，没应过试，是一个无缘于黉门的白衣秀士，这日子不好过。假如他一天到晚厮混在短裤党里，蓝领阶层，彼此彼此，也许无所谓了。但他却生活在一个文化精英圈内，确实有点抬不起头来。你可以用“布衣”自傲，人家却要把你当“白丁”看待，你也只好没脾气。
明代文坛派系林立，经常洗牌，重新组合，所以，升沉变化，频繁匆促，甚至来不及一秋风，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了。昨日还兴冲冲的文人，一朝离开那把交椅，就没精打采，像霜打似的蔫了；前一阵不见经传的文人，因缘际会，这一阵红得发紫，竟也能指点文坛，领袖群伦。王世贞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虽是世家子弟，可他年轻时，因为反对权奸严嵩，而弄得老父系狱，冤屈难伸那刻，在诗社早期活动中，其实是个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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