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会见，这里说的是栾庭玉与子贡的会见，发生在当天下午。地点就在希尔顿。陆空谷也在会谈现场，就坐在子贡的旁边。栾庭玉特意穿上了唐装。好像还不能完全适应那套衣服，觉得它有点勒脖子，栾庭玉把领口解开了。他们首先谈的是白马。栾庭玉对白马的解释，是邓林提供的。在应物兄的印象中，邓林从看到白马到现在，一直在忙，没见他准备材料啊。或许只需要几分钟时间，邓林就把材料准备好了。应物兄不能不感慨邓林工作效率之高。

栾庭玉提到，人们经常说的“龙马”，并不是“龙”和“马”，而是“仁马”，它代表了华夏人民的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规范，刚健、热烈，高昂、明亮。《易经》中说“乾为马”，这个马就代表着君王、父亲、大人、君子、祖考、威严。所以，龙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的奋斗精神。

栾庭玉突然问道：“黄先生听过《东方红》吗?”

子贡说：“《东方红》?好熟悉呀。哦，听过听过。”

栾庭玉说：“中国人，人人会唱。知道《东方红》从哪来的吗?从陕北民歌改编来的。哪天，您要方便，我请人给你唱上一曲。那首民歌就叫《骑白马》。”说着，栾庭玉竟然唱了起来：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妹妹，呼儿嘿哟，打日本就顾不上。

子贡说：“栾长官还是歌唱家啊。”

栾庭玉说：“歌唱家倒谈不上。”说完这个，栾庭玉回头对邓林说，“啊，给那个谁啊，就那个谁，你联系一下，准备几首歌。”然后栾庭玉说，“黄先生，你骑着白马来到济州，意义很大啊。我祝你马到成功。我也祝我们太和研究院，发扬龙马精神，把儒学研究事业推向前进。”

子贡说：“白马听了栾长官的话，也会高兴的。”

栾庭玉对子贡资助大学生换肾的行为表示赞赏。栾庭玉就是从子贡这个名字说起的。这方面的材料,显然是邓林准备的：“孔子的徒弟子贡，跟黄先生一样，也是个慈善家。子贡到外地做生意，看到在异国他乡沦为奴仆的鲁国人，就自己掏腰包把他赎了回来。善哉，善哉，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慈善精神。‘慈善’二字就出自《论语》，‘孝慈则忠，举善而教……’”

“得栾省长夸赞，黄某不胜荣幸。”

接下来，栾庭玉却话锋一转：“奇怪得很，孔子知道此事后，并不觉得他做得好。有一种说法是，孔子当时很生气，要将子贡逐出师门。当然了，主要是吓唬吓唬子贡。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就见外了。”

宾主大笑，其乐融融，只有端茶递水的服务小姐不笑。服务小姐一律穿的是旗袍。栾庭玉接着又讲：“孔子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当时的鲁国有一项政策，凡是做了慈善的人，都可以领取国家的奖励，但子贡却没有领。孔子就是为了这个批评子贡的。孔子认为，你的做法看似‘仁’，其实是‘不仁’，因为你把仁政给领进了死胡同。都像你这样，做了善事不留名，做了慈善不领奖，那么以后做慈善的人也就不好意思再留名了，不好意思再去领奖了。也就是说，如果做了慈善领不到奖励，得不到称赞，那么做慈善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人嘛，人性嘛。物质奖励还是需要的。马克思说得好，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孔子认为，子贡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别人做慈善的路给堵死了。悠悠万事，‘义利’二字，所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硬，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作用，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互动。没有‘利’，只讲‘义’，那个‘义’迟早行不通。”

“长官此言极是。”

“美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做了慈善的，可以少交税。这就是义利并举。我们老祖宗的仁政，让美国人偷了去。”

“美国人从孔子那里偷的东西，多着呢。”

“您的老师，我说的是程济世先生，对孔夫子在美国的传播是起了作用的。”栾庭玉又开始转变话题了。

“黄某深受先生之教诲。”

“请您转告程济世先生，我想他了。我盼他早日回济州看看。我先在这里表个态，到时候，我们四大班子的人，一定都去机场迎接他老人家。”

“黄某会陪同他前来。”

“我有很多问题，要向程济世先生请教。我自认为是他的私淑弟子。”

“先生听了这话，定然很高兴。”

“我们现在重新认识到了孔子的意义。比如孔子的看法对于慈善制度的建立就极有现实意义。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切实有效的慈善捐赠制度。2005年的时候，我们的民政部倒是启动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第二年，我们出台了《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说是要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但总的来说，动静不大。我的想法是，地方政府可以先行动起来，先摸着石头过河。黄先生可能有所不知，说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可是很多人啊，我就不具体说是哪些人了，他们是只摸石头不过河。摸的目的是为了过河嘛。只摸不过，不行！不是不让你摸，让你摸嘛。可是不能摸上瘾了，别的都忘了。摸要摸，过要过。”

说到这里，栾庭玉探出身来，看了看坐在他这一侧的应物兄，说：“我读应物兄的书，看到一个词，叫‘知行本体’。这个词好。应物兄，你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我用的是王阳明的观点。大意是说，‘知’的心，与‘行’的心，是同一个心。不能‘知’是一个心，‘行’是一个心。这就是二心了，就是私欲作祟了。”应物兄说。

栾庭玉点了点头，说：“具体到做慈善这件事，怎么过河呢?怎么行动呢?需要尽快研究，并且来说，还要尽快拿出个方案。现在看来，像当初的鲁国那样，对于做了慈善的人给以很大的物质奖励，暂时好像还行不通。因为有些人会说，他们做慈善是因为他腰包很鼓，钱多得没地方花，为什么再给他们送钱?竟然还有一些半吊子的经济学家也持这个看法。当然了，他们用词很讲究，说这是原罪感的问题。说这些慈善家大都有原罪感，捐钱捐物是在抵消自己的罪。不能这样看，不能这样说。并且来说，真的不能这样说。”栾庭玉略略欠身，“黄先生，我本人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是听到一次，反对一次。我倒是相信应物兄那个说法。应物兄有一句名言：真正有罪的人是没有原罪感的，有原罪感的人反倒是没有罪的。讲得好。”

“应物兄，此乃至理名言啊。”子贡说。

“我有个想法，《慈善法》正式公布实施之前，有两点可以先做起来。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让慈善家美名远扬；二是在经贸合作方面，政策可以适当倾斜。并且来说，黄先生，这次你又是做慈善，又是捐助太和，功德无量啊。如果黄先生在济州投资，我们也得给你让利啊。”

“香港的朋友说，在大陆做生意，一靠警察，二靠妓女。栾长官就是警察和妓女啊。”子贡突然改成了粤语。

栾庭玉先是一愣，继之咳嗽了两声。领导的咳嗽从来不仅仅是生理现象。电视台做录像的一个女记者也把脸偏离镜头，朝这边看了过来。而一个文字记者则干脆站了起来，似乎要发火。当然没有发火，只是提了提腰带又坐了下去。

只有两个人在笑：一个是子贡，另一个就是应物兄。

应物兄赶紧解释：“黄先生说的是，一靠政策，二靠机遇。”

子贡也用普通话又说了一遍：“一靠政策，二靠机遇嘛。我还是懂国情的。”

栾庭玉模仿着子贡的话，说：“‘警察’和‘妓女’都让黄先生赶上了。”

电视台那个做记录的小伙子，带头鼓起了掌，随后当然是掌声一片。这是一个小花絮。这个花絮，当然是子贡有意为之。一个俗气的花絮。子贡后来问应物兄：“这个玩笑开得好吧?气氛太严肃了，需要调节一下。”

子贡又问邓林：“邓大人，开这样的玩笑，栾长官没有反感吧?”

邓林回答说：“毛主席和外国元首会谈的时候，也是非常幽默的。”

应物兄想起来，他刚认识子贡的时候，也觉得子贡有点俗气。但程先生说，俗气，就是烟火气。做生意的俗气，做研究的文气。俗气似乎落后于文气，但也没有落后太多。一个人啊，有时候俗气一点，也就舒服一点。舒服一点，对活着就更有信心一点。程先生当时还举了个例子。在中国听音乐，看上去就很俗气。拿个二胡，在街上一坐，舞台就有了。拿根粉笔在地上画个线，剧院就有了。嗑瓜子，喝茶，下棋，样样都不耽误。好像没听，可什么都听到了。想鼓掌就鼓掌，想拍腿叫好你尽管拍。腿拍肿了，说明你听懂了，说明你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了。还可以吃涮锅呢，白菜豆腐尽管上。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都随你。有人流泪有人笑，大人叹息小孩闹，都随你。这就是人间。看着很俗气，却很有趣。可在西方呢，你得规规矩矩坐好。只能竖着耳朵听，别的什么都不行。别说放屁了，连咳嗽一声都是犯罪。身体已经被钉住了，而座位就是十字架。一场音乐会听下来，腰酸屁股疼，两眼冒金星。哪里是享受啊，受刑嘛。

关于那个站起来又坐下去的记者，邓林后来告诉应物兄，那个人正四处活动，想调到省政府，在栾庭玉手下谋个一官半职。邓林对此人极为不屑。邓林说：“他逢人就拍马屁。为稻粱谋而折腰，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他拍马屁的技术让人不敢恭维。他污辱的不仅是他自己，还有拍马屁这个职业。你都看到了，他把皮带都抽出来了，要抡人家了。有这个必要吗?”应物兄想了想，当时好像只看到那家伙往上提裤腰，并没看见往外抽皮带。

邓林提醒他回忆一个细节：那个人正做记录呢，中间竟然把本子丢到了地上，还闹出了一点声响。

“这又怎么了?”他问邓林。

邓林说：“难道你没有注意吗?老板本来坐得好好的，突然跷起了二郎腿，身子还微微地斜到了一边，嘴角也咧了一下。老板那是在放屁。他把本子丢到地上，是要替老板遮掩一下，也暂时转移别人的注意力。”

有一点是应物兄没有想到的，栾庭玉在随后的谈话中，突然提到了投资问题。这个好像不属于原定的话题范畴。栾庭玉说：“黄兴先生若在济州投资，或在省里任何一个城市投资，政府一定在税收方面，在土地征用方面，在银行服务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还可以授予黄兴先生‘荣誉市民’的称号。省里有规定的，凡是获得这个称号的海外投资人，政府还可以在原来优惠的基础上再给予较大程度的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