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着黑色套裙，戴黑色礼帽，长筒靴也是黑色的。一条暗红色的腰带，使她显得腰身纤细，同时又使她显得丰满。当应物兄和费鸣走进她房间的时候，有一束光线刚好照临到地板上，那地板就像贴了金箔。
桌子上放着一部旧版《论语》，还有几只杧果。
她住的是国际饭店副楼b座的顶层。坐电梯上去的时候，他想过要不要暗示费鸣就在下面待着。费鸣显然也有此意，问他：“我也上去吗?”如果费鸣不说这句话，他还可能让他在下面待着。说了，他反而觉得不方便让他待在下面了。他说：“怎么，你不想上去?可是她让你来的。”
她住的是一个套间。开门的时候，她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费鸣身上，问道：“应物兄，这就是程先生提到的费鸣博士吧?”她的笔记本电脑开着。进来之后，她顺手拿着小刀，割开一只杧果。她的手指甲涂成了栗色。是赭色，还是栗色?应该是栗色。她曾把头发染成栗色，他夸过她那头栗色的秀发。此刻，黑色的套裙、黑色的礼帽，以及涂成栗色的指甲，给他一种拒人千里的感受。她整装待发的样子，似乎又说明不相信他们会来，不相信他会来。她周游各地的时候，就是这个装扮吗?这也是必要的：冷艳，拒绝诱惑。
诱惑?当这个词闪入他的脑际，空气似乎都带了电。
她把削好的杧果递给了费鸣。费鸣让了一下，她才递给他。他接住了。然后，他听见她说：“稍等，让我把这段视频看完。你们和我一起看?”
奇怪得很，她看的竟然是张艺谋。视频中的张艺谋，正深情地讲述奥运会开幕式排练时的点点滴滴。现场有些乱，有些嘈杂。虽然张艺谋嗓音低沉，但还是压过了众人的声音。张艺谋说，遗憾有没有?有！但更多的还是感激、喜悦、自豪。张艺谋说这话的时候，差不多要笑出来了，可最终还是没有笑。当然，如果仔细分辨，其实还是笑了，只是那种笑似乎不牵动脸颊，而且刚浮现就退了回去。
她还有闲心看这个?
主持人杨澜问到了技术问题，但张艺谋却没有谈。张艺谋谈的是那些志愿者付出的艰辛劳动。张艺谋侧着脸，拇指和食指卡着下巴，突然不说话了。随着镜头推近，张艺谋的眼睛骤然被放大了，隐藏在摄像机后面的那个人，或许在等待着张艺谋的泪水，但张艺谋让他失望了。只是有一层浓雾似的东西，尘埃似的东西，掠过了张艺谋的瞳仁。
因为她是代表gc集团来安排黄兴济州之行事宜的，所以他突然有点担心：她是不是在暗示我们，应该请张艺谋来导演这个欢迎仪式?
她终于关掉了视频。
随后她才解释说：“gc在欧洲有个项目要开张了，要举行一个仪式，有人建议请张艺谋过去导演这个仪式。他们发来了几个视频让我看一下。不管它了，我们说我们的。”
她先对费鸣说：“程先生叫我小陆，也叫我六六。黄兴也叫我六六。应物兄有时叫陆小姐，有时叫空谷，个别时候也叫六六。你就叫我六六好了。”
“六六老师好！”费鸣说。
“不准叫老师，也不准叫三十六。”她开了个玩笑。
费鸣本来拘谨，听她这么一说，有点放松了，都有点像愣头小伙子刚见到大姑娘的样子了。他对陆空谷介绍说，费鸣博士，是太和研究院的第一个正式员工。
“还有，”她突然想起来什么事似的，说，“也不准叫我六六六。别以为我不知道，六六六是农药。也算毒药吧?我可不是毒药。”
她是乘早班飞机从深圳飞过来的。她的行李箱太大了，令人想到集装箱。有一件鼠灰色的貂皮大衣被她取了出来，平铺在床上。她是不是觉得济州还是冰天雪地?她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取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改版后的《孔子是条“丧家狗”》，另一本是程先生的对话录《朝闻道》。她恭请他签上大名。她的话听起来非常实在：《“丧家狗”》还没有顾得上拜读，先看的是《朝闻道》。为什么先看《朝闻道》呢?因为她随手一翻，刚好看到先生在批评子贡，她想知道子贡是怎么惹先生不高兴的，就这样看进去了。
“先生可是经常表扬子贡的。”他说。
“表扬他?不会吧。先生说他是瑚琏。”
“瑚琏是贵重的器皿嘛。饰以玉，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
“再贵重，再华美，也只是器皿。君子不器。不是也有一种说法吗，说瑚琏就是胡辇，就是大车。你别给他戴高帽了。他就是给你们干活的。”
“那我就是给子贡这个胡辇拉套的。”
“拉套的是我们。应物兄是挥鞭的。你说呢，费鸣博士。”
费鸣愣了一下，说：“陆女士的普通话比我们还标准。听说陆女士以前在台湾读书。陆女士是哪位大师的高足?”
她笑了：“大师?高足?现在哪有大师?大师不是大师，都是扮演大师。高足也不是高足，只是充当高足罢了。”她连自己都一块挖苦了。只见她环抱着双肘走到了窗边，眺望起了窗外的景色。窗外没有树，只有流动的风，更远的地方有几片乌云，它们在风中被分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又迅速融入了灰色的天幕。要是她昨天到就好了，应物兄想。昨天，虽然天气好不到哪里去，但天空中却悬浮着雄奇的云朵，阳光也不时刺破灰色，给云朵镶上金边。
她说：“香港朋友问我，应物兄先生回国了?我说是啊。朋友问，怎么回去了，不是听说程先生要把他留在哈佛吗?在国外待着，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海外新一代帝师。我说，我也不知道，见到了应物兄先生，替你们问一下。”
“六六，你也拿我开玩笑。你叫我先生，怎么这么别扭。”
“对了，听说在济大，‘先生’是个专用名词?不过，叫不叫是我的事，答不答应是你的事。”
“我回国工作是应该的。我的工作关系一直放在济大。”
“我告诉朋友，应夫人在国内。在新一代海外帝师和家庭之间，应先生选择家庭。这是儒家的选择。没有女人，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国?没有国，哪有帝师?我也不知道，这样回答，行不行?”
“六六，我回国的时候，本来要和你告别的，但你出差了。”
“程先生对你回国是充分理解的。这本书说得很明白。”她拿起《朝闻道》，翻了一下，又合上了，说道，“正像程先生所言，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儒学研究从来都跟日常化的中国密切联系在一起，跟中国发生的变革密切联系在一起。儒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儒学研究有如庄子所说的‘卮言’，就像杯子里的水，从来都是随物赋形。程先生认为，现在回国，正是研究儒学的大好时机，正好大干一场。”
“程先生说得对。”
“应先生原来不是做诗学研究的吗?《诗经》啊，屈原啊，玄学啊，东西方诗学的比较啊，怎么突然转向了儒学研究?这个转向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香港的朋友也这么问我。”
他没有想到，她会正儿八经地问到这种问题。或许是因为费鸣在旁边。或许她真的关心这个问题。他的舌头把腮帮子挑了起来，吸着气。他的这个动作不代表牙疼，而代表沉思。就在他沉思的当儿，陆空谷突然说，她认识一个人，那个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个活跃人物，提起传统文化就只有两个字，糟粕！可是后来，他竟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且也开始从事儒学研究了。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人有一年在德国，刚好遇到夏时制和冬时制交接的那一天。那一天突然多出来了一个小时。这时间怎么打发呢?就在这一个小时内，他第一次开始思考如何度过余生。他一边在广场上拿面包喂鸽子，一边思考着这个严肃问题。路过一个书店的时候，进去转了转，偶然看到一本书，就是中英文对照的《论语》。他当即决定，将余生献给孔子，献给儒学。
他不知道她说的是谁。
陆空谷接下来问道：“莫非这就是禅宗所说的顿悟?应先生也是这样吗?”
既然陆空谷这么严肃地提问，那么应物兄也就觉得自己也必须严肃地回答。他说：“每一个对时代做出思考的人，都会与孔子相遇。孔子不同于那些识时务的小人，但他理解那些小人，并试图影响他们。所以孔子是一个温和的人。我也是个温和的人。孔子把自我身心的修行，看成是一个不会终结的过程。它敞开着。孔子反对怪力乱神，他不相信奇迹，不依赖神灵。这说明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同时他又很谦卑。他的道德理想是在一个日常的、变动的社会中徐徐展开的，所以孔子是一个做实事的人，办学，教书。他谁都教，有教无类。他不是一个凌虚蹈空的人。所以，我首先是对孔子感兴趣。我没有办法不感兴趣。你对他不也挺感兴趣的吗?”
陆空谷说：“但是孔子却无家可归。应先生也有这种感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