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瞧,谁来了

应物兄 李洱 第1页,共2页

“瞧,谁来了。”汪居常教授说。

乍听上去,汪居常好像领着另外一个人进来了。尽管应物兄知道,汪居常说的就是他自己,但他还是向汪居常身后看了一眼。汪居常身后什么也没有。哦不,还是有的,因为汪居常背着一个双肩包。

那个时候,应物兄正在与黄兴联系,以确定程先生到北京的准确时间。跟黄兴联系向来是个复杂的工作,你得先与他的助手联系,那个助手再与他更亲密的助手联系,更亲密的助手再与他的私人医生兼助手联系,然后私人医生再把电话交到黄兴手上。汪居常进来之前,应物兄倒是和私人医生联系上了一次,但很快就断掉了。原因嘛,哦,跟这名私人医生说话,实在太费劲了。私人医生姓李,出生于河南商丘,但却在新加坡长大,应物兄平时叫他李新,他也答应。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李新还保留着中国人的习惯,刚才就问了一句:“haveyoumakanalready?”应物兄一时没有听懂,正要在英语和汉语之间转换,那边电话断掉了,随后才想起来,李新说的是新加坡英语,其中的“makan”是马来语“吃饭”的意思。我们的应物兄正要从头联系,汪居常教授到了。

如前所述,汪居常是乔引娣的博士导师。汪居常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却无法把双肩包从背上取下来。应物兄就走了过去,把汪居常的胳膊从背带里掏出来。然后,汪居常先从里面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把它放到一边,然后又从包里取出了六本书,那是程济世先生的六本书,一式两本。汪居常每掏出一本,都要端详一下,似乎要检查它的品相。品相确实一般,给人以盗版的印象。它们分别是《〈论语〉今释》《朝闻道》和《儒学新传统与中国现代性》。汪居常说:“还有一本《通与变》,托香港朋友去买了。境外图书不好报销。那就不报了,我认了。”汪居常已经荣任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所以那几本书已经盖了研究所的公章。那个公章全世界独一份:它的形状像个葫芦,盖在书上就像卡通画。它是胡珩教授自己刻的。刻章本身并不费事,但要把印石章料弄成葫芦的形状可就得费点功夫了。半个葫芦刻的是阳文,半个葫芦刻的是阴文。盖了阳文章的书可以外借,刻了阴文的则用来收藏。

“听说程先生来了,麻烦你让他给我们签个名。”汪居常说。

“没来啊。你听谁说的?”

“反正我知道。放心,我不会对外说的。居常的嘴巴很紧的。”

“最近在忙什么?”

“你肯定知道的。”

哦,我还真是听说了一些事情。说起来,都与那个用葫芦刻章的胡珩教授有关。儿子胡小石被双规后,胡珩教授失踪了两天,搞得孙子孙媳差点报案。第三天,凤凰岭公墓的管理人员发现了他。那两天,胡珩教授的行踪实在诡异:胡夫人年前刚去世,胡珩教授竟然跑到墓地,把墓穴给挖开了,将陪葬的珠宝首饰全都取走,看样子是要拿来变现以抵赃款;另一种说法则是,墓穴是被消息灵通的人挖开的,胡珩教授闻讯赶到的时候,珠宝首饰已经不见了,墓穴里只剩下几个葫芦,葫芦里装着茅台,胡珩教授将它们一饮而尽,在墓坑中沉睡了两天。胡夫人生前喜欢喝酒?应物兄由此怀疑事件的真实性。经管学院院长聂许提醒他,茅台酒虽然是给胡夫人陪葬的,却是给百年之后的胡珩教授准备的。聂许说,茅台酒涨价太快,提前预备,总是好的。应物兄正是从聂许那里知道,代表学校从公墓人员手中接收胡珩教授的就是汪居常。

“没想到,居常兄也关心儒学。”

“哪里的话。一部儒学史,就是中国文明史嘛。”汪居常教授拿起《儒学新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翻到折页,说:“你看我,多认真。你看这段话,越读越觉得好。”那段话下面已画了红杠: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掷出了一只骰子,老子也掷出了一只骰子。每只骰子的六面,都写着两个字:和谐。中国社会的明天,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卡尔·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人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诚哉斯言。明天来临,昨天仍然不会结束。

然后又翻到《朝闻道》的折页,有一段话下面也画了红杠:

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都与18世纪启蒙运动有着历史渊源。而启蒙运动则受到了16、17世纪“东学西渐”影响。直到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辩证唯物主义就源于中国,马克思将之进行科学化之后,它又重返故乡。意识不到儒学于马克思主义之贡献,便难以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何会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

他对汪居常说:“居常兄看得认真啊。”有句话他没有说,那就是程先生认为,马克思是个儒家,有匡世情怀的人都是儒家。

汪居常低声问道:“我准备通读三遍。等程先生来时,好向他请教。程先生这次要来济州吗?如果要来,就不麻烦你背去北京了。我跟小乔说了,儒学研究院那边,你要保证随叫随到。”

“小乔是葛校长身边的人,我可不敢随便使唤。”

“她?她是自己人,不要客气,该打打,该骂骂。”

这话汪居常也对葛道宏说过,葛道宏只好纠正他,都是同事,怎么能打骂呢?汪居常下巴一收,说:“自己孩子,客气什么?”

这会,汪居常再次打开双肩包,从里面取出一个军用挎包,两只手提着。那包一定很沉,挎包的带子都绷得很紧。汪居常没有立即解释里面装的是什么,反而用手盖着挎包的拉链,说了一通话:“你知道,我们的研究所一直在老图书馆的地下一楼办公。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地基下沉,墙都裂了。我向学校打了报告,葛校长很重视,当天就批了。我拿着批复去了基建处。胡小石不是在基建处吗?胡小石双规之后,那里群龙无首,让我等几天。这怎么能等呢?万一出点事情,责任算谁的?别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就自己联系了一个包工队进行修补。铁皮书架移开,竟然发现墙面上跑出来几截木头。原来是道暗门。一锹下去,那暗门就轰然倒下了,向我们敞开了一个历史叙事空间。当时我不在现场。民工们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贝,没经过我的同意,就钻进去了。还好,里面并没有金银细软,只有一张沙发。沙发的扶手、靠背都是牛皮的,但已经不完整了,被老鼠啃了嘛。里面的棕丝、麻绳也未能幸免。沙发很大,无论如何搬不出来。我回来时,看到包工头正叉着腰训人——”

“居常兄——”

“别急,听我说完。包工头不相信搬不出来,喊:‘操你妈,难道先有沙发,后盖房子?脑子进水了?’一个小包工头,说来也是民工,却装作跟民工不是一个阶级了。地下室那么暗,他都要戴着墨镜。我对包工头说,墨镜摘了,好好看看,还真是先有沙发,后砌的门。正和包工头说话,民工们已经抄起铁锤子砸将起来。民工素质也真是个问题,挨训也是活该。铁锤子落下去,老鼠屎蹦起来,而且一蹦三尺高。溅到嘴唇上,溅到眼皮上,疼得呀。我觉得蹊跷。为什么要装一个暗门呢。滚开。我就让他们滚开。上去用手机一照。这一照不要紧,我就跟历史撞了个满怀。知道是什么历史吗?”

“古董?沙发里藏有古董?”

“从文化传承意义上,算得上古董。我先是听到丁零零一声响,原来从沙发里跑出来一个铃铛。随后又跑出来一个拨浪鼓——”

“居常兄,我这会真的有点事情,正跟美国一个朋友联系——”

“听我说完,你不会失望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拨浪鼓。不仔细看,你还真看不出那是拨浪鼓,鼓面已被老鼠咬了,我摇了一下,腰身上的小鼓槌打得我手指头生疼。不信你看,指甲盖都打黑了。我虽是研究现代史的,但我也知道,这拨浪鼓产生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它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叫鼗嘛,最早是一种乐器,多用于宫廷雅乐。当然,这话他没说。“你接着讲吧。”他说。

“叫鼗,táo,以前是乐器,后来是玩具。咱们再说铃铛,那铃铛是铜制的,生了绿锈,但摇出来还能响。我本来想给我孙子的,但一想,这是公家东西,不能拿回家去。这些还都不是我要说的。要说的是,我发现沙发横档上的铅笔记号。肯定是当年做沙发的师傅留下的。横档的缝隙里塞着一份杂志,叫《中原》。可惜啊,也让老鼠给咬了。幸亏老鼠嘴下留情,只是将四边咬得豁豁牙牙,里面的内容大致还能看个明白。研究现代史的都知道,《中原》主要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也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45年停刊的。民工毛手毛脚,取下杂志的时候,把封皮和前后几页弄坏了。真是该打。我要是包工头,非扣掉他们工钱不可。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也不能全怪他们。杂志和横档、挡板粘到一起了嘛。上面有一篇文章:《纪念‘双十节’三十周年:国父论辛亥革命》。可见是1942年出版的。这些我就不说了,图书馆也可以查到的。主要是沙发里还藏有东西。”

“这么说,还是有古董?”

“没有没有。一些信件,也碎得差不多了,但纸片还比较大。老鼠嘴下留情,没有嚼碎。可是上面的字迹看不清了,让老鼠尿给洇了。也可能不是尿。老鼠娶亲嘛。洞房花烛夜,小夫妻指不定怎么闹腾呢。我捏着鼻子看了看,拿着纸片对了对,你猜怎么着?竟然对出了‘程会贤将军’几个字,也对出了‘共匪’二字。很遗憾,里面没有出现‘毛’这个字。如果有,我就敢打赌,这封信跟毛泽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