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就是巴别塔，但巴别塔却不是塔，而是一个学术报告厅。
礼拜二下午，应物兄正在给研究生上课，接到了葛道宏的电话，要他到巴别见面。巴别位于济州大学图书馆逸夫楼的顶层，与他现在办公的儒学研究院筹备处在同一层，只是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如今国内排得上号的大学，差不多都有个逸夫楼，都是香港娱乐大亨邵逸夫先生捐资修建的，它差不多已经成为图书馆的代名词了。济大逸夫楼位于波光粼粼的镜湖的左岸，当它的身姿和蓝天白云一起倒映于湖水，你会发现它简直就像个天上宫阙。报告厅并不大，只有三百个座位。为什么是三百而不是四百、五百?这是有讲究的。“诗三百”是三百，“唐诗三百首”也是三百。三百听上去是少，其实是多，多多益善；听上去是多，其实是精，去芜存菁。
几年前，尼赫鲁大学的校长曾经在此做过一次报告。当时，学校还特意把几个印度人请到了现场，虽然他们只是在饭店里制作抛饼的，跟学术不沾边。那时候葛道宏还是副校长，负责教学科研。事先葛道宏亲自打电话向姚鼐先生求教：唐玄奘赴西天取经之前，中印还有哪些文化交流?无奈姚鼐先生耳聋，一时找不到助听器，怎么也听不清。于是葛道宏又把电话打给了乔木先生：“远一点的，再远一点，越远越好。”
“再远一点?那就远到神话了。”乔木先生说。
“神话里都有了?好啊。”
乔木先生就说，屈原《天问》里有“顾菟在腹”，印度神话里也提到月亮里面有兔子。在汉译佛典里，这个故事也多次出现，这说明中印文化交流至少有两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了。
乔木先生补充了一句：“要是问过姚先生了，那就以姚先生的话为准。”
葛道宏的演讲辞大都由费鸣撰写，这篇当然也不例外。演讲辞中引用的就是乔木先生的观点。乔木先生当时也出席了这场活动，并应邀在台上就座。当葛道宏提到那只兔子的时候，尼赫鲁大学的校长很快就听到了同声翻译，是夹杂了梵语、印地语的印式英语。因为印式英语大量使用现在进行时，所以葛道宏的话给人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那个故事并不是神话，它就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葛道宏致辞的同时，作为友谊的使者，那只兔子正以光的速度，从南亚次大陆起飞，飞临华夏大地，又飞上了月亮，两只前爪麻利地抓起杵子捣药不止。
尼赫鲁大学校长听得很入迷，说这是他听到的最好的故事。尼赫鲁大学校长还说，虽然他的足迹遍及全球，但却很少能在国外听到如此纯正的印度英语，这种美妙的乡音。校长抚摩着络腮胡子，环视着穹顶灯光闪耀的报告厅，说：“巴别，伟大的巴别。”葛道宏低声问乔木先生：“巴别?跟兔子有关系吗?”
“巴别就是巴别塔。他是说，此乃文明汇集之地。”
“想起来了，经书里提到过。”
“巴别塔又叫通天塔。《圣经》里说，‘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好啊，巴别！this名字很good。”
晚宴上，葛道宏还专门为此敬了尼赫鲁大学校长一杯酒。葛道宏后来经常提起一个细节：尼赫鲁大学校长的夫人，虽然是在英国长大的，但上了餐桌却要先侍奉丈夫吃饭；丈夫每吃一个菜，都要在盘子里留下点食物给夫人，以示相濡以沫；夫人呢，不但不感到难为情，还吃得挺香。葛道宏为此感慨：按说印度比我们还要西化，但是人家的优良传统却一点没丢。
随着前来演讲的人越来越多，演讲者的名头越来越大，巴别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响。慢慢地，在巴别演讲就成了一种身份的标志。在济州大学，第一个登上巴别讲台的是前任校长，第二个是葛道宏，第三个是姚鼐先生，第四个是外语学院院长陶仁哲先生。陶先生是陪着美国亚洲事务中心前主任来演讲的。前主任讲了一半，急性肠胃炎发作了，陶先生才捞到了上台的机会。不过，陶先生只承认那是“半个”机会，因为他只讲了半场。
演讲者大都年高德劭，难免会出点意外。最近就出了点事，好在那是自己人，而且还无子无女，不然还真是比较麻烦。她是哲学系的何为教授，哲学界的人都尊称她“老太太”。她是国内柏拉图研究的权威。两周前，她在巴别做了一个关于亚特兰蒂斯文明的演讲。根据柏拉图的描述，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对面，曾有过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亚特兰蒂斯文明，但它后来却葬身于大海。由于这个描述仅存于柏拉图的著作，实属孤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大都并不认可。但老太太对此却深信不疑，最近三十年来，就致力于研究亚特兰蒂斯文明到底是如何消失的。这一天，老太太在巴别提到，亚特兰蒂斯人曾用水晶作为能源供应城市的需求，用水晶配合着美妙的音乐来治疗耳疾，用水晶配合着植物的芳香来治疗鼻炎。说着，老太太从口袋里掏出两只玻璃弹球代表水晶，演示水晶的作用。那两只玻璃弹球似乎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无法承担如此重要的使命，竟从她的手中逃跑了，落到了讲台上。她弯腰去捡，却踩住了其中一只弹球，不幸地滑倒了，摔倒在讲台上。直到现在，她还在医院躺着。
这个礼拜二，应物兄早早结束了课，赶到了逸夫楼。逸夫楼一层大厅的圆柱上贴着海报，告知今天的演讲者是著名科学家双林院士。他每天都经过这个地方，但因为来去匆匆，从来都没有留意。有人在海报前合影或者歪着头玩自拍。双林院士来了?那么，乔木先生肯定也在，他想。
乔木先生与双林院士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他们是“五七”干校的“同学”，“文革”期间曾一起下放在桃花峪劳动。前不久，应物兄还在《口述历史之知识分子卷》一书中，看到了乔木先生口述、费鸣整理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中，乔木先生给双林先生起了个外号：导弹。应物兄当时边吃着方便面，边翻着书。看到有趣之处，他不由得笑了起来，笑得方便面都喷了出来，弯弯曲曲的，好半天都没有清理完。可以想象，乔木先生和费鸣谈话时，心态放松，表情俏皮，就像个孩子。这一点他可以理解。费鸣与乔木先生在一起，令人想起一个词：隔辈亲。
有人老是把下放说成蹲牛棚。我的老朋友“导弹”就常常这么说。我没这么说过。想得美，哪有那么多牛棚供你蹲啊。牛是劳动人民的命根子，交给你人家放心啊?我们住的可是猪圈。当然不是和猪睡一块。猪在下面，我们在上面。我们拉的屎，可以喂猪。你不要吃惊。用粪便养猪，早就有了。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所以古书上说，“豕牢，厕也。”
在桃花峪，不是劳动，就是学习。劳动，就是种烟叶，养猪。近墨者黑，我就是那时候学会抽烟的。为了挨过那些时日，我把种烟叶看成是一种艺术活动。这倒不是我的发明。因为中国古代的“艺”字就包含有种植的意思。《书·酒诰》里讲：“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北史·铁勒传》里讲：“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学习，主要是学《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中央的意思，意在敦促我们这些人接受“敦促”，要“投降”，不要反抗。
落到了这步田地，人的脑子里还常常会有三六九等之分。有一个京剧艺术家，我就叫他兰大师吧，就认为他比我与“导弹”的级别要高，他要是三等，我与“导弹”就是六等，可能还是九等呢。有一次他就对我说，老乔，你和“导弹”是小庙里的神，没见过大香火。我的嘴也是不饶人的，说他是秃子跑进菩萨庙，充数来了。此人向来积极。有一次我随口吟诗，“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兰大师赶紧去向队长报告，说我想逃避劳动。“导弹”拦也拦不住。好在队长也是文化人，知道这是毛主席的诗，把他数落了一通。我后来就笑他，说他是拿着猪尾巴敬神，猪不高兴，神也不高兴，还惹得一身臊。
有一次“导弹”对队长说，他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草也吃了，屎也吃了，猪儿为何不长膘?他说，通过苦苦思索，他终于找到了症结：猪儿不长膘，一是吃得少，二是屙得多。在“吃得少”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下，只能从“屙得多”方面入手解决问题。有些时日了，他常常盯着猪儿看，一看就是好半天。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九方皋相马，看的是马的神气，而不是马的形体。你是看什么呢?他不屑跟我说。如今我知道了，他看的是猪儿的屁眼。他说，他想好了办法，希望得到队长的支持。他的办法就是让猪儿尽量少屙，吃进去的东西尽量在肚子里多停一会，多消化一会。这样一来，物质不灭理论，还有能量守恒理论，就会在猪儿的肚子里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为此他专门在猪圈里隔出一个个小间，地方很小，猪进去之后不能掉头。又在地上铺了一个木板，木板连接着一个杠杆。把猪儿赶进去了，他就利用杠杆原理将木板撬起来，形成一个斜坡，坡度大概在六十度左右。如此一来，便是猪头朝下，猪腚朝上。他对外声称，是为了方便计算猪儿的体重变化。我跟他开玩笑，古有曹冲称象，今有“导弹”称猪。
起初，这套办法还真是管用。猪肚子眼看就鼓起来了，都是身怀六甲的样子，又像是随唐僧在西天取到了真经，一个个红光满面。当它不得不屙的时候，屁眼就变成了喷泉。但喷得再多，还是比原来屙的少。“五七”干校的革委会主任对“导弹”的养猪增肥术很感兴趣，迅速将此推广起来。这个事迹也被迅速报告给了上级领导。接下来，“导弹”又是被领导召见，又是到处推广经验。他偷偷告诉我，这就算立功了，要不了多久，上头就会叫他回去的。
可只过了一两个礼拜，猪儿就出事了，先是拒绝进食，而后个个七窍出血，呜呼哀哉。第一头猪死去的那天，他正躲在猪圈上头用一个算盘演算导弹的运行数据。那个算盘是他用野桃木做成的。他被吓坏了。兰大师则是又唱又跳，因为他可以吃到猪肉了，尽管是死猪肉。
我后来跟“导弹”开玩笑，如今的养鸡技术就与他当年发明的猪儿增肥术有某种关系。鸡场的鸡笼和猪场的猪圈，都只是比鸡大上一圈罢了，比猪大上一圈罢了。为了让它们增肥，它们不能转身，不能撒欢。它们连人犯都不如。犯人还可以放风呢。它就是一个可以呼吸的肉块。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肯德基和麦当劳，用的就是这种鸡。我对“导弹”说，你对世界的最大贡献，除了参与导弹技术的研发，就是对肯德基和麦当劳的贡献。他当然免不了要和我斗嘴。他说我，老同学，你这是鸡冠猪戴嘛。
文中隐去名字的那个京剧艺术家，名叫兰梅菊。应物兄想起来，乔木先生对这个人历来抱有成见。几年前，兰梅菊在济州演出时，曾亲自送票给乔木先生。乔木先生说，耳聋了，就不去了。第二天，兰梅菊送来了助听器，但乔木先生还是没去。乔木先生后来的解释是，他请的都是达官贵人，我就不掺和了。这会，应物兄想，昨天，我还与乔木先生通过电话，商讨书中的一个细节，也聊了一会闲话，乔木先生怎么没有提到双林院士要来?
当他向巴别走去的时候，一些人正从巴别出来。他想，这些人实在无知，真是有眼无珠。他们难道不知道双林院士和他曾经代表的那个杰出的团队，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却让它悄悄溜走，岂不可惜?
“我为你们感到羞愧。”他听见自己说。
他从侧门悄悄进去。屏幕上正放着一部资料片：漠漠黄沙中，一些人在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他们或年轻，或年老，都穿着中山装，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清一色的男人。终于出现了一些鹅卵石，出现了绿草，出现了一片水。这个时候，他才发现是影像本身旧了，有点发黄，而不是黄沙把它染黄的。随后，风又吹起黄沙，他们捂着鼻子继续前行。银幕上没有声音，这使得它好像一部默片。
当他适应了巴别的黑暗，他发现巴别的座位已经空了大半。
突然声音起来了：“在这里，你是看不到双先生的身影的，但你看到的那些身影，又都是双先生。双先生此时在哪呢?他已经奔向了新的征程，致力于实验中国原子弹小型化的研究。”
屏幕上出现了一份报纸，又一份报纸盖住了前面的那份，第三份又摞了上来。都是外文，都是发黄的报纸。播音员说：“因为当时苏联正在孤立中国，而且正值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陷入下台风波，所以《真理报》以很小的篇幅报道了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却用一个大版面来报道澳大利亚反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纽约时报》倒是发表了关于此事的文章，声称中国依然是贫弱国家，不足为惧，美国还是会保护亚洲国家云云。不过，不久之后，美国就选择了与中国建交。当时只有法国给出一定的好评。”随后，播音员朗诵了《费加罗报》的评价，它用中法两种字幕的形式出现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一夜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屏幕渐渐发亮。借此机会，他用目光搜寻着葛道宏的身影。葛道宏既然不在台上，那就应该坐在前排。葛道宏的后脑勺没有头发，比较醒目，容易辨认。前排是空的。第二排有人，但葛道宏显然不在。台子两边也没有人。
他走了出来，一时间茫然四顾。
和逸夫楼的东头一样，西头也有一个大露台，它是下面一个阅览室的屋顶。有几个人腋下夹着本子在那里抽烟。他们正在议论双林先生。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哦不，猴群、狼群、鸭群都是如此，马上就会形成一个微型的权力结构。有人发号施令，有人则只能听着。如果只有一个人呢?那么在他的众多意识当中，必定也有一个意识占据上风，他想。他一眼就看到，坐在一只石凳上，屁股下面垫着黑色笔记本的那位，就是临时头领。那个人围巾很长，腿也很长，一条长腿跷在另一条长腿上，弓着腰。此人话语中包含着讥讽：“知道吗知道吗?物理学界现在通常把他看成是搞哲学的，哲学界的人又认为他是搞物理学的。由于他经常对经济问题发表看法，所以他现在又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界的人却不认账，倾向于把他看成一个诗人，因为他曾经写过诗。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听众当中，一个人用手赶着另一个人吐出的烟雾，补充说道：“双林有一首诗被谱成歌曲在中学生当中推广了，所以诗歌界又认为他是个词人，专门为流行歌手写歌词的。”
另一个人说了：“我看到了乔秘书给葛道宏写的开场白：如果中国设立人文科学院士，那么他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院士了，他还会是人文科学院士。既是格致翰林，又是人文翰林。简称双林。他对人家评价这么高，人家却不给他面子，根本不上台。”
“你们在说双林院士?”他问。
人们都看向了他。那个跷着长腿的人犹豫了一下也站了起来，说：“应物兄，您说说，他已经老糊涂了，现在请他来，还有什么用?早干吗去了?”
“话不能这么说。”
长着一双长腿的人说：“我们并没有诋毁他，只是想说，他现在有多种身份，但没有一个身份对我们有用。”那人问同伴：“是不是这样?”随后，他们异口同声：“可不是嘛。”这异口同声，造成的效果并不是庄重，而是轻佻，而是盲目，而是不加思考的随声附和。我们的应物兄此时分析着这种现象。当一个人置身于森林中，你就会迷路，就会变成其中的一株树，变成树下腐烂的枝叶。你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森林的一部分，包括天上的浮云。在黑暗中，必须有月亮的指引，你才能走出那个森林。因为月亮是变化的，所以你还需要知道月亮运行的规律，以计算出自己的路线，这样才不会再次迷路。
而双林院士，就是那个月亮。正因为他对双林院士有着一定的了解，他才没有加入他们。我觉得，你们都是在胡扯。
长腿接过别人递过来的一根烟，说：“他应该送去克隆。”
给长腿递烟的人说：“他的问题是，他不思考。他说的都是大白话。我说得对吗?”
长腿说：“所以，他就是上台讲了，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
芸娘的弟子文德斯有一段话，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当时他们在讨论，古代科学家当中虽然也有从事艺术活动的，但他们却从未形成自己的思想。当中一些最杰出的人士，比如沈括，中国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比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任何一个人物都要伟大，但他仍然没有提出属于他自己的思想。这时候，很少发言的文德斯说话了。文德斯的话首先是对他们的委婉嘲讽：“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年代，最激发思的，是我们尚不会思。”
众人就静了下来，看着这个柔弱的孩子，看着他到底要说什么。应物兄知道，他们这其实是看在芸娘的分上，才对这个孩子保持了必要的尊重——他毕竟是代表芸娘出席的。众人的目光似乎使文德斯有点害羞，但他克服了害羞，说道：“确实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并不思’。科学不像人文那样‘思’，是因为科学的活动方式规定了它不能像人文那样‘思’。这不是它的短处，而是它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科学以研究的方式进入对象的内部并深居简出。科学的‘思’是因对象的召唤而舍身投入，而人文的‘思’则是因物外的召唤而抽身离去。”
“你的意思是，这两者缺一不可?”这是谁问的?是我吗?反正我听到这么一声问。
文德斯的回答是：“它们相反相成。”
应物兄记得，文德斯当时还提到了一个神秘的笔记本，上面抄录了黑格尔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文德斯这是要说什么?是说我们这些领取了高额经费来编撰《艺术生产史》的人并不高明吗?反正此话一出，众人就不说话了，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逗狗的逗狗。
此时，在巴别外面的露台上，头顶正飘着一朵云，乍看像个人形，似乎压得越来越低。它镶着金边，好像装上了金质画框。天空因此低垂下来。他想起来，陪着乔木先生在桃花峪摘桃子时，只要轻轻地把树枝一拉，举手就可以采摘。他觉得，他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接住那个画框。
另一个人说：“您什么时候上去讲讲啊?我们保证捧场。”
我不需要你们捧场。但这句话他没有说。他说的是：“我?我还配不上。”
刚才声称没有诋毁的人说：“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啊。谦虚使人落后，骄傲使人进步。这是商业社会的原则。”
两千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敢说出这样的话。你们真是什么都敢说。
这时候，校长办公室的乔引娣过来了。她穿着套裙，类似于制服。制服就是制度的外衣，但相同的制服包裹着的则是不同的肉体曲线，不同的肉体曲线又包裹着不同的自我。有一点，他一直没向费鸣挑明：你原来的角色正被乔引娣一步步顶替，所以你需要给乔引娣挪出位置。也就是说，与费鸣的自我产生了冲突的，就是她的自我。他对乔引娣的身世了解不多，不过，给女儿起名叫引娣的，大都有重男轻女的倾向，父母通常都想再要个男孩。他曾在芸娘家里见过她，闲聊中曾问过她有没有弟弟，她笑了，说导师也曾问过她。她说：“我的弟弟多了去了。校长办公室的那些人，比我小的，都是我弟弟。”
乔引娣说：“您怎么在这儿，都等着您呢。”又对那几个人说，“小点声。不说话，能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