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可以在市区买半个厕所。”她走到沙发上坐下来，揉了揉膝盖。

我说：“我买了只口琴。”

“诶？”

“也许是坏的，一个音节也吹不出来。”

“不会是坏的，是你不会吹。”她说。

我从卧室把口琴取出来，她看到我的手，说：“新的伤口。”我点点头。

她把口琴接过去，摸了摸，说：“铃木c20，这是很好的入门口琴。”

她在袖子上擦了下，琴孔贴在嘴边，吹奏了几个单音，然后开始吹一首曲子。我坐在一把靠墙的椅子上，手里握着杯子，不时喝口水，她一直专注地吹着，没有看向任何地方。

在她吹完后，我说：“好听。”

“以前练习了很久，谱子只能找到吉他版的。”她低着头说。

“可以演奏的水平。”我说。

她喝了口水，沉默了下，低着头说：“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了想，说：“我在大学学了个没有用的专业。上学期间，我把十岁时的一件事告诉我妈，就没再联系上她。有个合作开网吧的朋友，他因为回家照顾瘫痪的父亲，所以把烂摊子留给我，我还了半年的债。”

“什么事？”

“我在家门口的大理石上铺了一层雪，我爸端着炸猪肉条在上面滑倒，去世了。”

“为什么要铺雪呢？”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很让人厌恶的人。”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厌恶的人，于是你在大理石上铺了雪，想滑倒他，然后摔倒的是你父亲。”

“是这么回事。”我说。

我还在尝试整理有什么可说的，但没有想到别的。

“你认为自己有罪吗？在这件事情上。”她说。

“人生来就有罪。”

“我问的不是普遍，是你，你在这件事上有罪吗？”

“我有恶意。”

“恶意在你的眼里算是罪恶吗？”

我想了想，说：“我一直认为，罪恶是一种本能，跟侵占一样。世界运行的动力就是侵占，死亡侵占生，生侵占死亡。在这个原动力下有了食物链，阶级，这些规则侵占每个个体，说是衍生出罪恶，其实这是最自发的。恶意就是在不需要侵占的生活里，发泄这种本能。”

她说：“但本能应该被克制。我猜情况可能是这样，你的父亲不是因为滑倒去世，你的恶意是一方面，他自己也有一方面的原因，如果他是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人，不会因为摔了一跤一切就结束了。你懊恼，但你从一开始就宽恕自己了，甚至美化出了别的事情。我记得你不吃炸酥肉，把父亲的死当作自己的一个节点，好像都是注定的，用命运的借口宽恕自己，用恶意美化罪恶。”

“我不认为自己美化了这件事，我也是受害者。”

“每个人都是活着的受害者，这只需要承认就可以了。但你把父亲的死用会飞的炸猪肉条来代替，看起来很特殊，就好像美化你所有的挫败一样，这就是一种叫作躲闪的东西。”

“你为什么突然讲这些？”我把水杯放在桌子上。

“因为你上次吻了我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你带我去了两次其实无滋无味的地方，你自己可能认为还不错，对于你，有某种意义，于是在我没有表达看法的情况下，你觉得我接受了。你一无所有，但是还可以带一个女人，去两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地方，你陶醉在其中，默认我也陶醉在其中。是这么回事吗？”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认定我会接受你亲我呢？我们只见过四次面，有两次，是在我的生活有了转机之后。你不该认为自己可以吻我，但你这么做了，而且丝毫不觉得有问题。”

“问题现在有了。”

“不是现在，问题一直就有，所以要搞清楚这些。”

我盯着自己的左手看着，想着要说什么。

她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从某个时刻开始，就觉得这个世界糟糕透了。那么，我究竟是在抵抗世界，还是抵抗无力的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认为世界侵占了自己，那么罪恶就来了，做罪恶的事只是缺乏契机。如果做不到，那就是用恶意替代了。道德建立在对自身的衡量上，不认为是外界的侵犯，而是自我的约束来顺从另一种规律。你不是一个道德的人，也不属于罪恶的人，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中间摇摆不定。”

“这大部分人，只是缺乏一个情境，在这个情境下，所有人都会归属到罪恶的一边。”我说。

“你说的只是一种趋势，并不是全部，人的情感复杂得要命，并不完全受情境控制。你想说的是，人在受侵占的情况下，会浑身都是冒犯的念头，对吗？”她说。

“差不多。”

“所以这种情况下，罪恶就不再是罪恶，而是世界规律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这种情况下，罪恶有了一个借口，就是生命的延续，但人可以选择另一种抵抗，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的抵抗，是对自身的。说到底，延续生命这回事，对个体的意义真的有那么大？”

“也许都谈不上意义。我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在问自己在做什么，其实只要不考虑这个问题，行动就是当下的意义，即使我思考了，并且有了一个答案，就真的算是有价值了？根本不可能。”我说。

“你有答案了吗？”

“没有。”

“没有答案，就不能对结果下定义。”她说。

我说：“那我有了一个答案，就是我根本不如一块石头，不管是站在石头的角度，还是我的角度。它的存在一样充满波折，但我会在波折里迅速消失，它的意义在于它还在这里，但我已经消失了，答案就是这个。”

“你证明了自己不如一块石头，那又怎样呢？”她说。

“我没说要怎么样。”

“不如一块石头之外，还会让人有一些别的想法，就是终于可以让自己蔑视周围的人，蔑视很多规律，蔑视他人的道德。是这样吗？”

“我最蔑视的是自己。”

“你蔑视的怎么可能是自己？下意识地判断周围事物都是不可救药的，毫不自知的，而自己清醒地知道自身毫无价值这一点，也就高于周围。活着的动力就是这一点点自知，随时随地都可以借此让自己自由，只因为知道了这一点点事情。”

“我不自由。”

她有些气愤地说：“怎么会不自由呢，你可以做很多事。”

“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能做，这是从出生就设定好的，你不能认为自己此时可以打碎一个杯子，也可以选择放下这个杯子就叫自由，这什么都算不上。因为根本控制不了自己为什么要打碎一个杯子。我抵抗不了任何事物，包括自己，也是事物规则的一部分，依然抵抗不了，所以我做不了任何事。”

“你可以借着做多余的事来嘲讽一下。”

“也许现在就是这样。”

王沛放下剩了半杯水的杯子，说：“我不责怪父亲逃避，也不怪母亲懦弱，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接受了，但没有什么事情变得更好。也可能你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才会觉得到一个休息站看一卡车猪也不错。我根本不知道这有什么特殊的，或者奇异的地方，但是比工作本身要好。外部环境的改善，没有让我感觉更好，很多时候，还不如一卡车猪出现在美甲店带来的满足感更大。会让你觉得，天啊，生活还有救。但除了难过，也许就没有其他的了。”王沛眼睛恍惚地看着地面，她伸手摸着那个口琴。

“我去买点吃的。”我说。

我走出房门，但并没有觉得更舒服，一直走到天桥底下，许多出租车停在这里，有人坐在驾驶室抽烟。我买了两份卤煮，这些卤煮看起来脏乎乎。

回到家的时候，王沛正拿着那把剪刀，她放回茶几的第二层，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剪刀？”

“这是做什么用的？”我说。

“在美甲店里，这是最大号的了。”她说。

我放下卤煮，说：“你说过美甲圈很小，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很高瘦的男人，手指很细长，非常白净。”

“这个特征不可能认出来，还有别的吗？”她说。

“他拔了我一根指甲。还有一只眼睛。”

“有点像我们店的经理。”她停顿了一下，说，“不是角膜炎。”

“你的经理具有拔人指甲的样子吗？”

“他的气质像一根钢丝。”

我说：“有照片吗？”

“没有。”

王沛注视着我的左眼，皱了皱眉。“他已经几天没来过了。”

“因为他也受伤了。”

“还不赖，记得上次你只有挨打的份。”

“这次进步了，不想只挨打。”

“算是。”她说。

“算是，突然一个念头，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说。

“我可以去店里要一张照片。”她说。

“那很好。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一直用围巾蒙着脸。”

我打开了窗户，一阵冷风吹进来。王沛打开饭盒，我去厨房拿了两把勺子出来，我们坐在沙发上吃卤煮。之后我们没有再说话。

她走的时候，我取了一件外套给她，送她到街口。路面开始泛起潮气，等到出租车以后，她上了车，冲我摆了摆手。

我看着出租车驶远，就回了家。觉得说了太多话，口干舌燥。

她最后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我关上窗，看到在前方，后半生里一团巨大的虚无还矗立在那儿。

现在看来，所有人想要参加牛蛙的婚礼，有一个核心的情感，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女人很可怜，所以要亲眼见证一个可怜女人的婚礼。这是同其他虚假情感一样令人恶心的，我吃完饭，站在街口，听到两个行人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之后，就把一天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他们也觉得很恶心。同情这种事，连看到别人呕吐感到恶心的真实都不如。

在这几天里，我去找了那间破旅馆的前台经理，告诉他我被打得很惨，指甲也被拔了，眼睛也完蛋了。他听后掩饰着自己的喜悦，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我这样做，是为了套出我想知道的事情，关于剪刀与凶手的真相。在我去过两次之后，已经了解到一些事情，然后我对着前台经理狰狞地一笑就走了，他当时有些吃惊。

周二的时候我去了王沛家里，和她睡在了一起。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陈嫣，问她怎么联系张乔生，并告诉她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听起来好像很伟大的样子，她也非常吃惊，但我也没有急于告诉她。

我从陈嫣口中，却得知张乔生已经住在医院里，恶化得很严重。他在两年前就检查出了肺癌，几天以前，在他还在忙碌着绿色工程之时，病情终于无法再让他继续装模作样了，就住进了医院。其实在我见到他时，就已经察觉到了，但没想到会如此突然。

现在，我已经知道杀害牛蛙的凶手，剩下的就是去找张乔生，没准可以拿点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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