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邪恶的话，就不是恶作剧了。我不能保证这篇报道会发。如果张乔生生气，一把火烧了报社，我就成了罪人。”

“传销的你敢写，卖血的也写，这件事不能写？”

李宁在手里把玩着一根竹签，“人年轻的时候会做很多错事，我已经做了六年狗仔还没缓过来，娱乐新闻虽然毫无价值，也因为毫无价值才可以一直做。我那两年得了抑郁症。”

“每个人都有抑郁症。”我说。

“我的抑郁症会发病，抽搐。”他说。

“那不是中风吗？”

“是抑郁症引起的抽搐。”

“头一次听说抑郁会引起抽搐。”

“抽搐可以缓解压力，跟伸懒腰一个道理。我回去要跟主编商量一下，但我想知道，你在其中是个什么角色，你跟这件事有一毛钱关系吗？”

“有，我在整个过程里捡到了一块钱，但我不知道该还给谁。”我说。

“你比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有生命力了，之前的你就像条蛆。”他说。

“我至少不需要每天抽大麻才活得下去。”

“这不算什么，我不会更严重，做到这点就知足了，我靠自己的能量抵抗抑郁症，不依赖药物。”他懒洋洋地说。

我们没有喝酒，谈完这件事，李宁就走了。当天晚上，他拍到了一个男演员在宾馆幽会的照片。他因为这次没有喝酒肯定大赚了一笔。有些事看起来就很神奇，一个男人劈腿，会带来一连串经济效益。拍照片的会赚钱，写报道的会赚钱，独家的新闻还会因此有更多的插播广告费。这个男人不过是寻求慰藉而已，却能让很多人大捞一笔。他知道在一百米之外，举着大长焦的李宁是个深受抑郁困扰的人吗？又或者，他知道卖血半年可以让一个人在之后的二十年生不如死吗？不论是血液还是一个男人幽会，都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寻找剪刀也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我因此还捡到过一块钱。

两天以后，李宁所在的杂志刊登了这篇报道，不过在报道里没有透露具体的人，只是详细讲述了一场即将举行的不同寻常的婚礼，但可以猜测出一些情况。李宁说很多人打电话到杂志社想知道更多，大家普遍的态度是想了解那个女人是怎么想的。这根本称不上问题，在古代，这个国家的贫民次子只能跟牲畜结婚，没有人会觉得诧异，人们做某件事是因为这可以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这还需要想吗？

“我看到报道了。”陈嫣在电话里说。

“张乔生有联系过你吗？”我说。

“他问我，是不是我想公开，我说不是，他说这没什么。”

“然后呢？”

“没有然后，他说这没什么。我看到报道，也没觉得里面的人是自己，我所做的，跟报道所引导的是不同的方向，我可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说，他不觉得曝光有什么。”

“听起来是，他觉得好玩，好像别人也掉进了他的圈套。”

“毫无意义的圈套啊。”

“本来有意义的事就不多。”

“你再也没有见到过张翰？”

“没有，最后见到他的是你。”

“你认为是他杀了牛蛙吗？”我认真地问了。

“我不知道，我感觉不是，杀牛蛙太作践自己。”

“我曾经在你家附近见到过黎凯。”

“我也见过他，他跟我说过几句话。”

“说什么了？你告诉他牛蛙的事情了？”

“我告诉他了。如果要我说，他做那件事的可能比较大。”

“他在哪家银行上班？”

“文化东路的银行。”

“再见。”我说。

“再见。”

“等等，”我说，“他给我寄过一封信，和一把枪。”

“为什么？”她说。

“我不知道。如果我现在想找到他，该怎么办？”

陈嫣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说：“他从哪儿弄来的枪？”

我好像想到了什么，说：“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知道怎么找到他，我一定会问清楚。再见。”我挂掉了电话。

有那么几天我觉得心情很好，觉得能控制很多事，并且乐观地认为张翰也即将要出现。我可以找到他，问他，是你杀的吗？他也许会否认，但我肯定可以看出来，我知道撒谎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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