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夫妇过了圣诞节就回到了纽约，他们没有忘记嘉莉；但是他们，或者说是万斯太太，从来没有去访问过她，理由很简单，只因为嘉莉没有把住址告诉她。根据她的性格，当她还住在七十八街时是和万斯太太一直通信的，但是等她不得不搬到了十三街，她害怕万斯太太会认为是家道衰落的表示，就设法不把住址告诉她。因为想不出什么适当的办法，她索性忍痛完全放弃了和她的朋友通信的权利。万斯太太对于这奇怪的沉默有些弄不懂，以为嘉莉一定离开了纽约，最后以为她已失踪而不再想她了。所以，当她在十四街又碰到嘉莉时，使她大吃一惊，她是买东西去的。嘉莉也是买东西去的。

“哎，惠勒太太，”万斯太太说，朝嘉莉浑身上下扫了一眼，“你一直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我？我一直不知道你怎么样了。真的，我——”

“我真高兴看到你，”嘉莉说，心里又快活又为难。这次遇见万斯太太真是太不巧了。“啊，我就住在这里附近。我一直打算去看你。你现在住在哪里？”

“五十八街，”万斯太太说，“就在七马路上朝北——二百十八号。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会来的，”嘉莉说，“说真的，我一直想来哪。我知道我应该来。说来真不好意思。但是你知道——”

“你住在哪里？”万斯太太说。

“十三街，”嘉莉勉强地说，“西一百十二号。”

“啊，”万斯太太说，“不是就在这儿附近吗？”

“是的，”嘉莉说。“你过些时候一定要来看我啊。”

“好的，你是一个好人，”万斯太太笑着说，同时发现她的外表有了些变化。“这个住址也说明这一点，”她心里又想，“他们一定景况不妙。”

她还是很喜欢嘉莉，想照顾照顾她。

“和我一起到里面去一下，”她高声说，就走进一家店里。

嘉莉回到家里的时候，她对于奢侈和讲究的城市生活的一切希求又都复活起来了，而她的拮据的境况的性质也显得更严重了。最糟糕的是，万斯太太几乎没有得到邀请就声称要来看她。

赫斯渥照常在看报。他仿佛对这种处境压根儿无动于衷。他的胡子至少有四天没刮了。

“唉，”嘉莉想，“倘使她到这里来，看到他会怎么想呢？”

她满怀悲痛地摇摇头。看模样她的处境已变得忍受不下去了。

她觉得忍无可忍，就在吃饭的时候问：“那家批发公司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他说，“他们不要有经验的人。”

嘉莉没有接嘴，觉得已无话可说。

“今天下午，我遇见了万斯太太，”过了一会儿，她说。

“真的吗？”他回答。

“他们已经回到纽约了，”嘉莉说下去，“她打扮得真漂亮。”

“哦，只要她丈夫拿得出钱，她就负担得起，”赫斯渥回答，“他干的是好差使。”

赫斯渥眼睛盯着报纸。他看不见嘉莉投向他的无限疲惫和不满的眼色。

“她说，她想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看我们。”

“她想到这点是不是太晚了一些？”赫斯渥带着讥讽的语调说。

他不喜欢这女人花钱的手面。

“哦，我说不准，”嘉莉说，被这个男人的态度惹怒了。“也许我并没有要她来。”

“她太会享福了，”赫斯渥意味深长地说，“除非有许多钱，否则谁都跟不上她的。”

“万斯先生看来并不觉得有多大困难。”

“他现在可能还行，”赫斯渥固执地回答，很懂得她的意思，“但是来日方长。还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可能也会像别人一般垮下来的。”

这个人的态度真有些无赖气息。他的眼睛仿佛斜睨着幸运的人们，巴望他们失败。他自己的景况仿佛是另一回事——不在话下。

这是他往日的过分自信和独立自主的残余。坐在自己家里，从报纸上看别人的作为，有时候会产生这种不愿受约束和不肯认输的情绪。忘记了在街上奔走的疲劳、寻求职业的狼狈相，有时候他会竖起耳朵，好像在说：

“我能干些事情的。我还没有完蛋。倘使我去钻营一下，我会找到许多事情干的。”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他会偶尔打扮得衣冠楚楚，修了面，然后戴上手套，兴冲冲地跑出门去。可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这活像是晴雨表上的变化。他只觉得这时正适宜于出门，去干些什么事情。

在这样的时候他的钱也得花掉一些。他知道市区有几家打扑克的去处。他在市区酒店里和市政厅那一带有几个相识。去看看他们，友好地随便谈谈，调剂一下生活。

“喂，惠勒，你好呀？”

“哦，还过得去。”

“你看上去很好。你怎么啦？”

“哦，说不上什么。”

这些小事情使他觉得这世界还差强人意，虽然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

他曾经打得一手好扑克。有几次应酬中，他净赢了一百多块钱，在当时这笔钱只不过给打牌添点兴趣而已——不是头等大事。现在，在这样的好天气里，他倒有点想来试一手。

“我可能赢它两百块钱。我对此道还不生疏。”

应该说句公道话，他是心里有了好几次这种想法才付诸行动的。

他第一次闯进去的打扑克的去处在西街一个渡口附近的一家酒店的楼上。他以前曾到那里去过。这时有几组人正在打扑克。他看了一会儿，发现按发牌前下的赌注计算，总额为数极大。

“给我一副牌，”在新的一局开场的时候，他说。他拖过一只椅子，仔细看着牌。那些玩牌的人默默地打量着他，表面上并不明显，但却是这么全神贯注。

一开始他的手气不好。他拿到一手杂牌，既无顺子又无对子。

“我不要，”他说。

凭这手牌，他甘心输去他在发牌前下的赌注。再打下去，他的手气终究不错了，使他赢了几块钱回去。

一次小胜利，正像一点小聪明一样，确实是桩危险的事情。就在第二天下午，他又来了，想来玩玩，再赢些钱。这一回，他拿到一副三张同点数的牌，坚持不断地下注，结果惨败了。他对面一个好斗的爱尔兰青年的手里有一副更好的牌，他是赌场所在地的坦慕尼堂地区的一个食客。赫斯渥对这个家伙的咬住不放大为吃惊，他不动声色地连连下注，倘使是“偷鸡”的话，真是极其高明的手法。赫斯渥开始犹豫起来，但是他要，至少想要保持镇静的态度，他从前就是靠这个来欺骗牌桌上的那些工于心计的青年的，这些人仿佛不是观察对方外貌上的迹象（不管它们多么微妙），而是观察思想和心情的。他克服不了心中的胆怯的想法：这个人有一副好牌，会坚持到底的，要是愿意这么跟下去的话，会把最后一块钱放入赌注的。但他还是想多赢一些——他一手牌极好。为什么不再加五块钱呢？

“我加你三块钱，”那个青年说。

“我加五块，”赫斯渥说，掏出筹码来。

“再加一倍，”那个青年说，推出一小堆红筹码。

“再给我一些筹码，”赫斯渥拿出一张钞票，对负责的管理员说。

年轻的对手的脸上露出了讥讽的冷笑。赫斯渥拿到了筹码，照加了赌注。

“再加五块，”那个青年说。

赫斯渥前额上汗湿了。他这时已陷得很深了——对他说来，非常深了。他已放上了整整六十块钱。他本来不是胆小鬼，但是一想到可能输掉这么多，使他气馁了。他终于放弃了。不再相信他手里的好牌了。

“摊牌吧，”他说。

“红桃顺子，”那个青年说，摊出一副同花的大牌。

赫斯渥的手掉了下去。

“我还以为比你强呢，”他有气无力地说。

那个青年收进筹码，赫斯渥就走了，在楼梯上停了步，数了数剩下的现钱。

“三百四十块钱，”他说。

输掉了这一笔钱，加上日常的开支，已花掉了不少啊。

回到公寓后，他决心不再赌钱了，要找些事情做。然而，事实上正是骄傲——对过去好时光的生动的记忆——使他停手的。他确实又走出去了，但是漫无目的地稍微走了些路，就使他垂头丧气，又像以前那样麻木不仁了。他就回到家里，在屋角的椅子里坐下来。

嘉莉记起了万斯太太说要来拜访，又温和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那是关于他的衣衫的。就是这一天，他回到家里，就换上了在家里闲坐时穿的旧衣服。

“你为什么老是要穿这些旧衣服呢？”嘉莉问。

“在家里穿好衣服有什么用？”他问。

“哦，我以为你可以心情舒畅些。”接着又加了一句，“可能有人来看我们。”

“谁？”他说。

“哦，万斯太太，”嘉莉说。

“她不用来看我，”他板起面孔说。

这样缺乏自尊心和冷漠，使得嘉莉几乎恨他了。

“嘿，”她想，“他就是坐在那儿。说什么‘她不用来看我。’我认为他就是没脸见人。”

当万斯太太真来看望时，事情给弄得分外糟糕了。她经常出来买东西，就在有一次来了。一路穿过这普通的门厅，她敲敲嘉莉家的门。嘉莉不在家，这使她事后甚感痛心。赫斯渥来开门，以为是嘉莉在敲门。这一次，他确确实实吃了一惊。这是他已失去的青春和自尊的最后的呼声。

“呀，”他结结巴巴地说，“你好呀？”

“你好？”万斯太太说，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她立即发觉他手足无措的样子。他不知道是否要请她进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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