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那些时候，史永年在屋后的空地上种了巴掌大一片麻，私塾早已绝迹，史家祠堂的桌椅俱已不在，地面磨得凹凸磷磷，墙面、屋顶、门口，一色旧了，不过，门楣上贴的纸却是新的——红纸黑字“政治夜校”，给旧沉沉的屋面添了鲜亮，两边有红色对联，时兴的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是史永年的手书，方圆三十里，过了几十年，仍是史永年的字最好，乡野对书法，代代都有讲究，门口的字，若不厚实、不圆润、不提神，那还要它做什么！
私塾改作了政治夜校，前私塾先生呢，
如今他种麻，
关于麻，有两种，黄麻和线麻。黄麻是生产队种的，要送到公社收购站，卖给国家。线麻呢是史永年种在屋后空地的，它多年生，一年能掰好几次。齐根一折，麻杆和麻皮就分开了，再一边一撕，麻皮撕下来，用竹篾片刮掉麻皮，挂在门口晾。
麻根黄白色，像人参。不要动它，让其留在土里，到了第二年，它又长出来。
线麻晾干了，史永年就坐在门口捻麻。
他坐在门口的竹椅上，跟前放一只倒立的方木凳，凳子四脚朝天，用来缠麻线，腿边放一只筲箕，有大半筲晾干的麻丝，人呢，把麻线一根接一根的捻起来缠到凳子脚上。
除了种麻，他有时还教孙子二社对对子。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日子还算安稳——除了1950年土改时被陪绑，前几年被抄了一次家，二十多年没受大的折磨。成份评了中农，史永年很满意，“中”最好，中庸，中和，俱好。大儿子仁良去学木匠，又出了师，活计多得干不过来，朱尔出工去了，银禾五六岁，在门口玩泥。史永年就在竹椅上，一根一根的捻着麻。跟陶渊明的日子比起来，几乎相去不远。
还更闲散，不必“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屋后种麻园中摘菜，还能坐下看会子书。
幸得书没有被抄掉——
《诗经》是乾隆二十年夏四月，善成堂藏板，《御纂诗义折中》，楷体个个端庄，有蚕豆大，黄黄的册页，纸绵软，字漆黑，这墨到了哪朝哪代都丝毫不褪色，薄薄的一册在手，又柔和又妥贴。三儿子道良的课本纸是反光的，伤眼睛，新时代的书都是伤眼睛的。老本的《诗经》十册，都在，书底按天干排，甲，国风周南召南，乙，邶风庸风卫风，丙是王风郑风齐风魏风，书自然是自己的好，天头空白，有自己新笔批的小字，正文中隔几字就有红墨的圈点，是给道良断的句。
还有六册《中华字典》，民国十六年修正，其实就是《康熙字典》，字太小了，戴上老花眼镜也看不清了，部首都在封面，天头的篆字大还能看得见。他的印章有两枚，盖在扉页，一枚是名字，另一枚是号。民国十六年，那一年差点去了黄埔。
此外还有《袁了凡纲鉴》。
还有《论语》《大学》《中庸》《尚书》《礼记》《孝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孟子》《尔雅》。
一个书柜的书，都还在。
一九六七年，同宗的一个侄子带人来抄家，因他听老辈人讲，这家有银元埋在地下，就把屋后竹园的地挖下去几尺深。天黑了，只挖到了竹根，他们没拿到银元，就到朱尔房里拿走了一对瓷罐子。
1973年的夜晚，一百瓦的大灯泡罩住了老屋，在一片明晃晃中那些人，爬上屋脊四脚并用，老屋的瓦被人揭下了。
史永年，他看着瓦一块块脱离了屋顶，屋顶不再像屋顶，老屋再也没有头发了，横条剥落，头皮掀起。拆砖的敲击声一阵阵撞在胸口，老屋的皮肤瓦解了，露出内脏——衣柜、木箱、大木床、米缸和水缸，木盆和瓦盆，装黄豆的坛子，盛花生的罐子……它们蓬头垢面，如同落难的家小，在空地上铺了一片。
1973年，老屋在大雨中，
地上的木床木箱大缸小缸坛坛罐罐们被大雨淋得不像它们自己了，眉目模糊面容愁苦。银禾与美禾，两个孩子坐在门槛上，屋子没有了，屋顶也没有了，只有门槛上还有一道门头，能挡住些雨。家里的一只鸡，在地上的散乱瓦砾中寻食，坛坛罐罐泼出了黄豆，鸡也全身淋湿了，像刚从滚水汤里逃出来的落汤鸡，它还没长大呢，刚长到两只拳头大。孩子坐在门槛看着，也知道了伤心和凄凉。到了晚上这只鸡就快不行了，它吃了黄豆，胀肚子，胀得倒在地上，快死了。朱尔要救它，她从一片狼籍的坛坛罐罐中找出一把刀，把鸡嗉子剖开，把黄豆挖出来，再用黑线把刀口缝上。
这只鸡就死里逃生活过来了。
企桶，木做的站桶，及成人腰高，上口小下口大，中间有站板，孩子站在站板上两腋卡在桶口，可转动，孩子可不用人抱。冬天在站板下方放一只烘炉，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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