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史道良从大学抽调到一家中央机关，他在东城分到了一套单元房，五十平米，两居室。生活中的新纪元开始了。在八年抗战般的离婚、漫长的难以忍受的单身汉生活之后，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当然，这个家只是房子，尚缺一位女主人。
单身汉的生活干燥而坚硬，
——像核桃，一堆核桃在一起磨擦发出嘎嘎的声音，到处都是硬的，干的，没有柔软，没有水。一个男人如果只有三十岁，那你就单身吧，广阔自由，繁花似锦，简直就是一片沃土，不知它能开多少花结多少果呢。
但是道良，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一个五十岁的单身汉，春天就不再是春天，春天是令人讨厌的——风沙太大了，吹得人心里发毛，杨花柳絮，飞得漫天都是，连纱窗那么小的眼它都钻进来了，而且，蚊子和孑虫，成排成排地苏醒过来，聚集在草地上。你看着离离青草，茂盛、旷远、明亮，一走近，“嗡”的一下，仿佛是各个朝代的蚊子都赶了来。下水沟也发出一股子臭气，把人搞得晕头转向；
秋天呢，天是高的，又干净，月亮也被老天爷擦过了。但月亮有什么用，儿子史安童，中秋节的前一天骑车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儿子说，家家的月亮都圆，就是我们家的月亮不圆。然后就走了。这样的秋天有什么过头，而且街上的树叶已经黄了，它光彩夺目两天马上就要落下来，杨树的叶子更干脆，连黄它都不黄，季节一到，风一吹它就掉落了。
……万物凋零的冬天，单身汉的日子就更难过，大冷天，刮着西北风，天又阴，你一个人在街上散步，那就不叫散步，而叫无家可归。食堂的饭菜总是凉的，它即使是热的很快就凉了，即使不凉看上去也是凉的，吃到肚子里沉坠坠的难受，就像吃下去的不是饭菜而是石头——这样的石头不但在饭菜里，它还在床上，在被窝里，看不见的石头布满生活的角落。
道良觉得自己条件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年纪有点大，但他身体好，看上去最多四十出头，而且，干干净净一个人，唯一的儿子跟了前妻，而且已经上大学了，重要的是，有独立住房。
好生挑挑看吧。
来来往往的女性，大多三十多岁，对择偶而言，并非妙龄——啊都是浪漫气质把她们耽误了。大家纷纷说。这些大龄女青年，多半是，一双脚踩不到地上，她踩在云端上，或者，不是云端，是汽球，五颜六色，圆崩崩的，踩一只，“啪”，破了，又踩一只，“啪”，又破了。一路踩下去，她以为这就是真正的人生呢，眼睛总是看天上的月亮，不看地上。到了三十岁，如梦初醒，低头一看，满脚踩的都是垃圾，看似斑斓，却没有一块破烂能拣得起来的。于是她们，就慌了神，她们外表看起来还算光鲜，脑子也是聪明的，但免不了总有一阵要像没头苍蝇没了主张，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拔剑四顾心茫然。只有过了若干时候（若干年，若干个月）她们才能平静下来，到那时，谁都不会像一只没头苍蝇乱飞了，她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变做一只优美的蚕，安静地吐出丝来织成茧，并且在茧里修炼成精，那时候，如果她们偶尔张望一下她们的苍蝇时期，大概会淡然一笑，像看到一出编剧拙劣的电视连续剧。
道良在冬天里到南方这座城市开会，海红正好被抽来搞会务，两人就认识了。能去北京当然不错。道良一心想要找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妻子，他觉得自己不但身体好，而且，他有活力。老馆长说这个男人是单身。
这时候海红已经离过一次婚，她的婚结得古怪，对方是市图书馆的管理员，九月结婚，到十二月又离了，不但没有给单位同事发喜糖，事先连父母亲友都没有告知。事后虽然给母亲写了封信，却始终没有把人带回家，年底，她回圭宁县城过年，竟然是一个人回去的。母亲章慕芳有点怕这个女儿，她不敢问，让海红的姨母慕竹去问，海红说：离都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简直就是目无尊长。自从十岁，海红从陆安老家回到圭宁，母女关系就开始变得别扭，到后来，两人甚至很少说话。对此慕芳惟有仰天长叹。她对亲戚们说，这个女儿生来就是很古怪的，没人同，随她去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大开，狂飙突进，海红探到了一个词：超现实主义，她发现这个词真是太适合她了，现实就是用来超越的。她一心想要成为一名超现实主义诗人（后来又改成了超现实主义小说家），在大学里，诗歌运动风起云涌，海红被裹挟着，在潮流中颠荡，她坚信，只有文学创作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其余一概是臭狗屎。
大学毕业分回了省会南宁，她穿一条红色的裙子，骑着单位公家的自行车，满城狂奔。红色的衣裙是生活灰烬的花朵。一团火焰在飘荡，疯颠，狂放，所谓激情。写诗至半夜，投稿，被退；再次投稿，再次被退。直至无穷。为什么会喜欢红色的裙子，是内心的火焰在乱窜。
同城有几个诗友，人人都是疯子，包括那个图书管理员，他专门模仿舒婷，几近乱真，诗句充满了沙滩、大海、贝壳、帆船和木棉花。
这几个人热衷于谈论诗歌。上着班，听见喇叭里喊道：柳海红，电话！海红就会从楼上的大办公室飞奔而下，冲进放着电话机的财务室。超越现实才能成为艺术家。全单位，仅两部电话机，一部在领导办公室，另一部，放在财务室的一张专门的桌子上。电话是某位诗友打来的，在一个加油站工作，闲着无事，打电话聊天。电话那头神经质，哇哇乱喊，电话这头呢，也是扯着嗓门叫喊，财务室的同志正在核对账目呢，侧目、愠怒、咳嗽。海红却依然昂首高声。诗歌必须在生活中高昂着头
海红突兀的婚姻也像是这股疯狂气息的一部分。
既像是轻率的，又像是慷慨的。她有一股子蛮劲，说得上是一往无前，她又有试错精神，人生就是用来犯错误的，这时不错，什么时候错！她是一个矛盾体，从十岁开始讨厌家庭，到了二十多岁却又早早结婚。离了呢，也释然。嗯，家庭是个性的敌人和奴役者，对，她不追求幸福，所谓幸福生活是个平庸的玩意，唯一有价值的人生是有创造性的人生。她从书本上汲取精神力量，那些从书上看来的乱七八糟的理论和她混乱的思维搅在一起，她的生活更加缺乏逻辑，更加情绪化了。
海红遇上道良的时候，正是她的废墟期。离婚之后她又谈了一次恋爱，丢盔弃甲，一塌胡涂。
疲惫、颓废、苍老。一个喜欢她的诗的高中男生来看她，他对她说：你变了，没有了朝气。他说你从前是我的理想，现在我的理想破灭了。小男孩感到失落。
生活停滞不前，暗淡，奄奄一息。她的诗歌事业没有丝毫进展，一首都没有发表。每隔几天就有她的退稿信，大信封，厚厚的。退稿退得她在单位里灰头土脸，纵然几个文友互相吹捧，也难免心里发虚。外省生活枯燥沉闷——书店里的书是旧的，摇滚、话剧、像样的画展，一概没有——像一团无从发酵的死面！还有，每天不是鸡蛋西红柿面条就是上小吃店吃米粉，再这样下去，她就要疯了。
一个废墟需要重新长出青草。史道良，这个男人，是从北京来的，不高不矮，不肥不瘦，长得甚至算得上俊朗，气质不错。在大学里教书，几年前就离了婚，仅有的一个儿子跟了他的前妻，他利利索索的一个人，单身。这是群艺馆的老馆长告诉她的，两人是大学同学。你要重新振作。
开会期间，道良请海红陪他到文具店看看文房四宝。道良说，你写不写毛笔字？我给你买一支毛笔吧，他拿起一支栗色笔杆的羊毫，用拇指挤那笔尖，颇在行。他又看中一只红木笔架，有几种款式，他拿起来问海红，这个怎么样？你帮我看看。我一点不懂啊，他怎么问我？
一条道路在道良身上闪耀，从边远的灰暗小城一直铺到首都，文化中心，名家、名刊、大出版社，闪着遥远的亮光飘过来，缀结着澄蓝的天空，无尽回响，犹如隆隆春雷。连根拔起的时候来到了，一棵小树，长在山谷里，再高也高不过山顶，如果种在山顶呢，那它当然，就成了大树。海红身上的蛮劲再次苏醒，雷声隆隆，雨点扭动着扑向大地，街道的雨水哗哗流向两边，连根拔起的时候来到了，海红一只手打着雨伞，单手扶车骑行。她一个人穿过夜晚的民族广场，从会议驻地回到宿舍，心中充满了莫名的豪情。
1988年她曾去过一次北京，自费，一个人去玩。五次特快列车，傍晚六点多从南宁始发，在车上度过两个晚上和一整个白天，在第三天的上午到达北京。那时候你真是生猛，人流滚滚啊陌生的巨大皇都，她倒是不迷茫，挤上公交车，直奔北新桥，她去找发小俞明河的堂姐俞明雪。明雪也是海红在中山大学的学姐，她把海红安排到北航的学生宿舍，一分钱不花，住了七八天。
正是秋天，那时北京的空气还不错，没有雾霾。大街上到处都是金黄的树木，到香山去，枫叶是红的，天真蓝——无限幽远无限明净，一种近似纯金的声音整日缭绕，颐和园和北海，如在梦中，傍晚站到著名的天安门广场上，总算知道什么叫辽阔了，风从四面八方汹涌而华灯初上……一种新奇的音乐在北京的天空回荡，一个嘹亮的名字响彻在青春的嘴唇上，摇滚乐、崔健、《一无所有》，“我总是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在高校饭堂或者公园，从东城的工人体育馆到西城的首都体育馆，这支歌一往无前，在天空中迈着大步。明雪给海红搞到了首体的现场演唱会的票，你像一滴水滴落在熊熊大火中，倾刻化为了烟。巨炉在燃烧，黑色的火焰在旋转，万头攒动，气流一阵又一阵，把人举到空中又摔到地上，缤纷的色彩在旋转，由红而绿而黄，光源无数，从天上，从地下，各各涌出来。人人都忘记了自己是谁，你就是我，我也是你。歌星出场，男的长发披肩长风衣，女的寸头露出半截肚皮。欢呼，尖叫，人声汇成雷声啸叫着冲向屋顶。
明雪还带她去过一次建国门的国际俱乐部，是意大利的文学戏剧作品欣赏晚会。意大利，地中海、罗马假日、西西里柠檬，意味着无尽的浪漫，著名的某某出来了，《日出》里的陈白露。穿着月白色的丝质旗袍。演出结束后还有冷餐会呢，在二楼，一排排晶莹的高脚玻璃杯，各式饮料点心，棕黑、酒红、蛋糕黄。海红也取上一杯可乐小口喝着。
神奇的日子把人弄得醉熏熏的……
还有那些美术馆博物馆剧场，各地的文艺青年穿梭其中，来来去去，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恍惚的梦幻神情，他们像一群，腾空的人——双脚是不沾地的，他们对故乡视而不见，是啊现实不过是一层庸俗的外壳，他们要挣脱的就这层东西，他们要往艺术的空气里飞升，而艺术在哪里呢？当然，就在北京。
到北京去到北京去……海红决定到北京去。有两个问题她是不要想的：一是道良的年龄，二是是否真的和他结婚。世界上的事情都禁不住想。一脚踏出去再说，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就当它们是垃圾。
那是一个远走他乡的年头，几个朋友，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准备去日本，一个马上要去北京进修，一个说想去深圳。关系最好的一个呢，进了监狱。他的孩子刚刚三个月，海红买了一罐奶粉去看望，默坐良久。
小时候的朋友俞明河从老家圭宁给她打电话，说慕芳阿姨到家里找她，哭，让她劝劝海红，一定要找个人结婚，健康，人好就可，别的不要挑剔。“有机会一定要抓住啊”俞明河说。
她在单位宿舍举办了一次告别聚会，请朋友们吃凉拌西红柿和啤酒。他们做了一个游戏，这游戏是一位当编辑的人从北京带回来的，风靡全国，他撕成许多小纸条，每人发三张，在上面分别写上地点、事情、人名（必须是在座的人），再重新抽签，组合成句子。当然这都是没谱的事，纯属助兴。但有一个句子比较诡异：柳海红、在北京、上吊。
大家心里一紧，人人默然。空气吱溜吱溜响了一会，才有人说道：扯蛋！那时候正流传着一个末日预言，据说是一名叫做诺查丹玛斯的人在中世纪发出的，说的是，到1999年，地球毁灭，人类完蛋。不管信不信都像是一个咒语。前程固然迷茫，趁还活着，要做什么还是赶紧的吧。她亢奋迷离，又生机勃勃，连耸人听闻的预言都挡不住她。
她把新买的自行车也托运去了北京，蓝色的，飞鸽牌，用报纸缠了好几道，全部家当装满了一只大箱子，箱子是新买的。你用不着买新箱子啊，道良说。海红却暗自盘算着，一有机会就从道良身边溜走。南宁的少数几件家具，两个书架、一只带镜子的单门立柜，一只椭圆形茶几，或送人，或折价处理。床和书桌是单位公家的，不管了。颇有些破釜沉舟的样子。
此去北京当然不是嫁人，是借调。
她拿着借调公函和工资证明，还领了两百斤全国粮票，到一家行业报纸报到。是史道良帮的忙。在北京，这类报纸估计有上百家吧，中国纺织报、中国环境报、中国教育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政协报、中国电影报、中国工商时报、中国改革报、中国合作报……等等等等，任何报纸到了北京，一律冠以中国，虽说是各部委的行业报纸，听上去也像是一份中央大报。海红到其中的一家，副刊，编辑。
她住在哪里呢？东城，一幢有电梯的高层住宅，史道良的两居室单元房。道良说，你先住在这里吧，若不愿住，慢慢再找地方。先住下，将来一切都会尘埃落定。
道良已有一张木板单人床，因准备结婚，又购了一对单人弹簧床，还置办了一对单人沙发、一张可以打开当床的两用长沙发、衣柜、书桌、茶几、吃饭用的折叠桌，样样都齐全了——这些家具都是道良一样样买回来的，早在住办公室的时候，他星期日没事就去逛家具店，看中一样，就买一样。九十年代初，还不时兴送货上门，他借来一辆脚踏三轮车，自己蹬车到家具店运货。他带上麻绳纸板，又垫又捆的，然后蹬车穿过北京的大街胡同，阳光透过槐树叶子漏在他身上，一跳一跳的。到单位楼下，几个单身同事帮忙，把家具搬进办公室，倚墙靠着。正规的办公室里堆了这些包扎着的物件，有点像杂物间，又像是装修之后未完工的一角，总之有点古怪。史道良同志，你的小日子有眉目了。
分到新房子，道良又蚂蚁搬家地，一样一样搬过来。他怀着憧憬，创造新生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好日子来到了，他站在入住不到一年的单元房里，阳光满屋，照在他光彩熠熠的脸上，他真是显得年轻。环顾四周，他对刚刚来到的海红说：看，什么都有了，就缺窗帘。我是故意不买窗帘的，以后谁跟我结婚谁就买窗帘。
海红不答话。先住进来再说。
最方便的是有一部电话分机，从楼上飞奔到财务室接电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她窝在沙发里，足不出户，打电话。遥遥渺渺的远处角落，手指一按，指落声起。几乎是神仙的日子。
除了给副刊约稿，也跟朋友打电话聊天。北京的朋友暂时只有俞明雪。俞明雪，俞明河的堂姐，生于1957年，父母都是圭宁县城中学老师，比海红大五岁，插过三年队，早海红两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两人本来不熟，后来结伴两次返校，这才混熟了。返校路途颇周折，要从圭宁县城坐车到玉林，从玉林坐火车到贵县，再坐船，才能到广州，明雪一路说笑，照顾晕车的海红。大学毕业，俞明雪分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她是海红在北京联络最多的人。
海红一边住在史道良的单元房里，一边找住处。她求俞明雪帮忙。明雪想来想去，领她到红星胡同的一处四合院，去找圭宁藉的一位退休老部长。事先打了电话，门房问了一声就开了门。一个清亮的女声迎出来，抬头看，一个风韵犹存的妇人站在廊檐下，肤白发黑，深蓝紧身高领毛衣，披一条深紫色披肩。部长夫人。她有多大年龄？来客了——她冲里屋唤道。字正腔圆若话剧演员。老部长出来，胖胖的，眉眼慈和。他哈哈几句，握喧两下，指着夫人说：这是我家的总理，有什么事情就跟她说。
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夫妇二人与周恩来夫妇的合影，黑白照片，背后是一棵树伸出的树杈，还有一角屋檐。话一开头，夫人就纵谈天下事，都说台湾经济腾飞，知道什么呀，他们带到台湾多少吨黄金不提，我们不过是一个烂摊子。部长笑眯眯地望着她，又笑眯眯地望望客人。宛如一个心满意足的孩子。
作者“林白”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