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任何地方都渴望着你。”

甚至在凯夫拉维克。我们甚至在那里都渴望着你，想念着你。

我们反复听着《这里，那里，无论何地》，听着《假如我爱上你》，情况在渐渐变化，我们渐渐开始享受它们，跟随音乐一起，一起哼，一起叹息，全身心沉浸在歌曲里，我们脑海中没有卡里的屁股，也不记得在饼干区碰上她的时候，她是怎样把目光移开的。我们漫不经心地随手抓了四袋奶油饼干，而不是一袋，迫切地想要表现出自己的满不在乎，让她知道她根本不重要，从来不是那颗划过我们生命的彗星，不是《纽约时报》上的头版头条。我们迫切地想让她看见，对我们而言，她的确一文不值。

鱼没有脚，

有人要出海了。

此行定然不顺

世上最古老的著作，古老到无法说谎的著作这样说过，命运安住在黎明中，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小心，抚摩头发，用最美好的言语交谈，支持生命。

其实我们有时候像裸露的伤口一样醒来。手无寸铁，脆弱无助，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第一句话，第一声叹息，取决于你醒来的时候怎样看待我，当我睁开眼睛，从睡梦中苏醒时你怎样看待我，在那个陌生的世界，我们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我们会出卖那些我们永远没想过要出卖的人，我们会创造丰功伟绩，会飞翔，死者生，生者死。有时候我们仿佛能看见世界的另一面，一种完全不同的模样，仿佛有人在提醒你，你不一定是你理应成为的那个人，生命变幻无穷，而且——很不幸，或者感谢上帝——向着崭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向前进永远为时不晚。可后来我们苏醒了，是这样脆弱，敏感，不堪一击，于是一切都要依靠那些最初的时刻。一天也许就是我们的一生。所以小心你看待我的方式，对我说美好的话，抚摩我的头发，因为生活不会永远公平，也绝不会一马平川，我们常常需要帮助，所以带着你的言语、手臂和陪伴来找我，没有你，我会迷路，我会在时光中破碎。请在我苏醒的时候陪在我身边。

每个清晨，这间单户住宅总是少有人音。

继母早上七点就要去上班，阿里走进厨房的时候，她已经出门了，雅各布一个人坐着，面前摆着粥，他撒了一些白糖，也许是因为那天早上没人满怀深情地看他，而他也没有兴致勃勃地去看任何人，所以他机械地喝着粥，呆呆地看着前方，阿里出现的时候，他打开了收音机，因为他们之间的沉默让人很不愉快，很难适应。播音员正在谈论埃夏山，谈论它的外观，光线照在山上的样子，仿佛它对于住在凯夫拉维克的我们很重要，我们可以对你描述大海的颜色，黑色的熔岩——土壤的诅咒，还有风，本族语言中现存的所有词汇也许都不足以描述它，可今天早上的埃夏山是不是紫罗兰色，明天早上是不是如永恒一样的洁白，后天早上是不是像古老的冰岛幽灵一样的红褐色，对于我们又有什么意义——随后播音员放起了爵士乐，或者贝多芬的第12交响曲sup1/sup。接下来是新闻，阿里和雅各布听着有关铁托心脏的报道，它是一只老驼鹿，蹒跚地走过这个世界。他们几乎什么都没说，甚至没说早上好，更不会说再见，他们只是一边吃饭，一边看报，我们对世界的印象，接着一个去鱼类加工厂干活儿，另一个继续去工地盖房子。也许雅各布想起了东峡湾的山峰，想起他对它们的思念，思念着仍有可能听见永恒的清晨，他想起父亲奥迪尔，他的尊荣与光辉，像一座高山屹立在自己的生命中，或许是最高的那一座，他想起玛格丽特，他的母亲，想起他的兄弟索聚尔和居纳尔，他们也有些像山；山影响天气和阳光，山是基准，它们站在离天堂更近的地方，比我们这些世人更近。他喝完甜粥就去上班了，去那个树脂把一切都黏合起来的地方上班。

幸好每个周四清晨情况变得更好，周五清晨自然也不在话下，生活堪称美好，能感觉到公正和渴望，雅各布的确变得愉快又诙谐，他会评价报纸上的某篇文章，或是谈论某场体育比赛的结果，并与阿里交谈，仿佛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阿里在椅子上坐立不安，急着把粥喝完，烫了自己的舌头，接着冲出家门，飞也似的逃离了父亲的闲谈与欢快，他飞奔出门，还父亲一片清净，这样他就能毫不担忧地往咖啡壶里倒上一些伏特加了。只要他离开，父亲就不用找借口去洗衣房、车库、储藏室，或者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能让他藏起酒瓶。上帝保佑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野蛮与不公，假如继母出门上班之前找到他的酒瓶，就会把里面的酒倒掉一大半，再兑上水装满，真是个蛮不讲理的臭婆娘，如此一来，雅各布干活儿时喝上的第一口咖啡实在令人失望，寡淡无味，就像这该死的生活，他真想把咖啡壶扔到离他最近的一堵墙上摔碎。假如真让她找到酒瓶的话；假如她真想大费周章去找的话。清晨不到七点，继母穿过半睡半醒的凯夫拉维克，无论天气如何，有时月色明净，有时天色阴暗，大雪纷飞，有时遇上暴风雪，有时刺骨的寒冷甚至能把人的念头生生锯断，迫使人们低头走路，那样子就像在祈祷，就像在祈祷上苍的仁慈。她倔强地前行，有时反倒对险恶的天气心存感激，感激风的嘶吼和冰雹的捶打，哪怕风像一群暴怒的公牛，她也感到愉快，特别在她起床困难的时候，或者黎明时分与疼痛有关的事情在等待着她的时候。

继母在风中挣扎，雅各布把伏特加倒进咖啡壶，阿里穿上外套，脑海中想着在他梦中出现过的翅膀，它们是红色的，他可以乘着翅膀在不同的世界之间翱翔，进入死者的世界比乘坐巴士去雷克雅未克更简单。他出门走在风里，想念他的翅膀。他在猛烈的风中跋涉，就像半个小时前的继母那样，她弯着腰向前走，用尽全身的力气逆风而行，也许在想，我以为生活会不一样。

六十年代末她爱上的那个雅各布究竟怎么了？那时的他好玩、有趣，是个非常勤劳的工人，又有点敏感，为什么现在我很难看见他好的一面，是我的眼睛背叛了我，还是他已经变得很糟？我还能原谅一个在周四、周五或周六晚上喝得烂醉后回家的男人，一个对我大喊大叫，说我疯了，说我可以用沉默干掉他的男人吗？假如他从星期四就开始喝，直到星期天酒还没醒，并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挥霍在酒精上，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买不起新家具和好厨具，那我又有什么搭理他的必要？过去三年，他曾两次花光整整一周的工钱，在外狂欢一整晚，和他的牌友豪饮，去格洛津餐厅，打肿脸充胖子，给每个人买酒，对着宇航员的相片干杯，那些星星的英雄，嘴里喊着飞行、群山和男子气概，黎明时分才回到家中，一脸醉态，根本走不了直线，要么在酒后的自怜中抱怨，要么咒骂，他对着她好一顿痛骂，说她和他的前任老婆比起来糟糕得多，阿里的母亲，那个死去的女人，横在她和两个男人之间，雅各布和阿里。我们怎么争得过那些年纪轻轻就死去的人，那些安睡在我们记忆中的人？年复一年，他们倒是越发善良和美丽，而我们这些人却越来越老了，胖了，看着自己的乳房下垂，步态僵硬，眼中的神采逐渐黯淡，思想失去了光芒，我们会犯错误，说一些愚蠢或笨拙的话，让自己难过、心痛甚至走向毁灭；但死去的人从来不会犯错，从来不会在清晨让人不堪忍受，从来不会在早餐桌上放屁，从来不会把穿脏的内衣裤丢在浴缸边，从来不会心情不好，从来不会有失公正、自私和乖戾，死去的人做的所有事就是在我们的记忆中闪耀光芒。

我怎么争得过她呢，继母很纳闷，她在大风中穿行，潮湿的狂风，她不得不一个人把风劈开，她知道没人会扔给她一个救生圈，这种认定让她坚强，让她倔强，让她的嘴更坚决，也许更顽固，可这是生活的过错，不是她的过错。雅各布昨夜很晚才回家，在打完桥牌之后，每周四他都会在凯夫拉维克的桥牌俱乐部打牌，你是指酒鬼俱乐部吧，她有时会这样说，她清楚自己不该说出来，清楚这样说招人烦，也清楚这样说话只会让一切更加艰难，但她不能总这么压抑自己、控制自己，就像某种未知的力量正迫使她说出充满讥讽与伤害的话一样。雅各布昨晚牌打得很糟，一整晚手气都很差，这不正常，他说，身上的酒味很大，目光涣散。是不是你喝得太醉了才分辨不出红桃和方块呢？她不无挖苦地问，她清楚用这样的语气问这样的问题显然很不明智，也清楚她脸上轻蔑的表情是他不堪忍受的，会让他在失意的时候感到窝火。他曾经那样温柔和敏感，假如她也回以温柔，他甚至可能会伏在她的膝上大哭，或许还会提起他母亲，说他有多思念她，说他梦想去过更好的生活，一种不同于她所经历过的生活，这样想让他很痛苦，他或许会说她过得并不幸福，这一点她在日记里写得很清楚，埃琳保留着她的日记，直到现在，雅各布都不愿去读，也不敢去读这些日记；或许他会说起阿里，说他们仿佛不认识彼此，完全形同陌路，互相无法沟通，“我的儿子”，他会这样说，“儿子”这个词在他口中仿佛是语言里最脆弱的词——或许她还会劝他别去阿里的卧室，别用他的伤感和满身的酒气吵醒阿里。

但愿她能回以一点温柔。

但愿。

可是她不行，她就是做不到；她对生活的不满太多，她愤怒是因为他大醉后回家，是因为这已成了家常便饭，这就是为什么她抱起胳膊告诉他，她是怎么处理掉他的牌，告诉他也许他分辨不出红桃和方块，让他看见自己脸上的轻蔑。够了。她没让自己忍受他多愁善感的抱怨和酒后的眼泪，可与此同时也沦为了愤怒、无理和辱骂的目标，她以牙还牙，用尖锐的话保护自己，可悲的是这些话张口就来，能轻易用作匕首。一切肯定会变得更好，更容易，假如他学着控制自己，抑制自己。他打过她两次，打得不重，也不敢打得重，或者是喝得还不够醉，他接着辱骂她，说她不仅性冷淡，还长得丑，是不祥之兆，是他生命中最坏的东西，他把他能想到的最重的字眼都扔给她，重得让他在清晨懊悔不已，他还记得这些话吗？她想，风中的她步履艰难，大风似乎想把一切都撕成碎片，把一切都吹走，净化这个充满歹徒的国家，可风却无法吹起她，她的不幸稳稳地压住她，是她衣袋里的两块大石块。她劈开风、时间和生命，来到她工作的地方，米兹内斯冷冻厂，凯夫拉维克最大的一家工厂，拥有规模庞大的加工公司，无数船舶停在海上，八十名员工在陆上工作，它还有全西南区最大的速冻间，连美国军方都租了其中的一部分用来储藏食物：供士兵及其家属食用的火鸡、牛肉和午餐肉——每个星期五的午后，一辆卡车从基地开过来，载满了下一周所需的食物。负责基地冷冻食品储存的军官把火鸡运到办公室分发给员工，每人一整只火鸡，老板一个人两只，凯夫拉维克的一些家庭总能在星期五晚上吃到鲜嫩多汁的火鸡，这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可的传统，多么奢侈！这位军官长相十分英俊，个子很高，是一名越战英雄，他显然具有意大利血统，皮肤黝黑，眼睛明亮，还有一头黑发和丰满强壮的胸部，动起来就像一头黑豹。当他出现的时候，加工部的一些女工总会频繁地歇工抽烟，不管天气好坏，她们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去仰慕无限美好的事物？他有时会加入她们，和她们一起抽烟，一起调侃，一起大笑，他真是帅得要命，他自己也清楚，管他呢，一年要是有一两次，你知道，能让他钻进我两腿中间也不错，女人们笑着说。继母从不参与这些事。你疯了吗？她宁愿被枪毙，也不愿站出来为一个美国军官精心打扮，阿谀逢迎，表现得像一头发情的母牛。不过她偶尔也像她们一样，抽支烟休息一下，她不经常这样，只在生活变得更糟的时候，变成仙人掌、拳头和流沙的时候；每逢这样的日子，走出大楼，去下面抽烟就是件惬意的事，她可以一个人不被打扰地靠在工厂光秃秃的墙面上抽烟，凝视着大海，什么也不用思考，什么也不用做，除了抽烟，看海——她那来自北方的老实巴交的朋友，童年的伙伴。在海边，所有悲伤都能被安抚。

差一点。

她吸了一口，让肺部充满烟雾，甜蜜的毒药，为何如烟草这般美妙的东西却是有害的、肮脏的，让你的肺部充满黑色的焦油？

继母靠着大楼灰色的水泥墙，闭上眼睛体会这一刻，体会她耳中的大海，海用昔日的声音和她说话，她只需要闭上眼倾听，就会回到北方，她在那里徘徊，在此刻数也数不清的荒野和山脉背后消失，消失在北方和过去。当她睁开眼睛看表时，她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在海边湿滑的岩石上小心地探路，她害怕滑倒，走得很慢，慢慢往某一个方向走，去哪儿都无所谓，因为前方除了湿滑的岩石什么也没有，一些岩石的表面覆盖着海藻，然后是海水，是大海。继母抽着烟，快抽完了，还剩三四口，她想一个人静静地享受，因此在心中暗骂这个姑娘，她以为她是谁，不好好工作，跑到这里打发时间，穿着工作靴在湿滑的石头上摸索着前进，摇摇摆摆，一脸怪相，竭力保持着平衡。继母认出了这个姑娘，她也来自北方，她认识她的母亲和继父。真该死，她喃喃地说，因为姑娘没有停脚，尽管她的前方只有大海和雷克雅未克，在三十千米的海外，或是西边的斯奈山半岛，离她至少有一百千米的距离，天气晴朗的时候能看得见，那时候日子像孩子一样快乐，冰川是天堂的颂歌；它是冰岛的最高荣耀之一。可今天看不见冰川，离它很远，也几乎看不见雷克雅未克。这个傻姑娘既不停下，也不犹豫，她走入大海，两千年前耶稣曾在加利利海的海面上行走，向几个渔夫施以魔法，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能走在水面上。这个北方来的姑娘走下岩石，一只脚立刻踏进大海，另一只脚也随后跟上。你看，没有人能在水面上行走，这就是为什么鱼没有脚。

她到底在搞什么？继母心中纳闷，尽管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这一点也不像她，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她不会把任何东西丢在地板上和桌子上，或者扔在椅子上不去收拾，她会把东西放回原处，不管是在自己家还是在别人家；你来找我之前，我总会把家收拾得格外干净，雅各布的妹妹、奥斯蒙迪尔的母亲埃琳说，有一天埃琳会在德国的首都遭遇一场车祸，被一辆黑色的奔驰车抛出三米多远，很快她的生命之火就会熄灭，那美好、温柔的生命，其因宁静而美丽，要是我们的语言能为你完美地描述她该有多好，这样你也会思念她，我们才有我们的价值；你来找我之前，我总是把家收拾得格外干净，她总是这样说，对着继母亲切地笑着，继母也回以微笑，埃琳大概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让她愿意报以信任的人，就像她面对大海时那样。

海水淹没了那姑娘大腿的一半，她继续向前走，也许走得很慢，却很坚定，仿佛那里有人在等她，她迫切地前去赴约，一个溺水的船员，一只男性人鱼。她到底在搞什么？继母重复着，可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像一个最卑微的懦夫，低头看见手里的香烟不知所谓地燃烧着，她把香烟举到唇间，吸了最后一口，品尝着烟草气，突然她仿佛醒了过来，怪异的麻痹感退去，她意识到这个傻姑娘可能想淹死自己，她走得太远了，海水已经没上了她的臀部，她还在往前走。继母扔掉烟，向着姑娘的方向冲去。

她已经二十年没奔跑过了。从她十几岁的时候在北方算起，说实话，她已经忘了怎样奔跑，忘了奔跑的感觉，身体内部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及血液是怎样循环的。她从冷冻厂一路跑向大海，遗忘已久的动作唤起了她对北方新的记忆，如此强烈，如此清晰，仿佛她同时在两个地方，两个不同的时代奔跑；在凯夫拉维克，在寒冷刺骨的风中，也在北方，她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跑到自家绿色的牧场，冲上前吓跑羊群，羊儿穿过篱笆间的大洞，贪食着草地上鲜甜的青草。她跑过草地，在阳光下，怡然自得，天空是蔚蓝的永恒，蔚蓝的微笑，血液在她体内欢唱，因为活着如此有趣，因为她浑身满溢着生机和对生命的热望，尽管这个夏天很多事都改变了，连奔跑都变得有些不同，因为她刚发育的乳房轻柔地起伏着，在她的胸膛上颤动，就像有人贸然闯入其中，她也不能完全确定该以此为傲或是羞愧，可有关这一点，她并未多想，只是在那个夏日欢跃地跑进牧场，永恒似乎带着幸福和阳光降临大地。她像个孩子——几乎像个少年——一样奔跑，跑过昔日的牧场，轻盈又顽皮，像一匹小母马，同时，她也身为一个生活在凯夫拉维克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奔跑，穿着靴子和长过膝盖的白围裙，她几乎没有意识地迅速解开围裙，接着蹚进海水里，开始喘气，冰冷的大西洋猛地将她从过去、从记忆中拽回来，她胸脯的重量和僵硬的身体让她感到她已不再是一匹小母马，不再是永恒的玩伴，它走了，就像其他愚蠢的幻想一样。大海唤醒了她，让她全神贯注，她快速地向女孩蹚去，水越来越深，再过一会儿她就不得不游起来了，她轻轻地移动，没有尖叫或者大吼，她觉得这样做似乎会让姑娘受到惊吓，就像她记忆中的羊群，或许她会因此游得更远，而不像现在这样缓慢，仰面漂浮在渐渐收紧的海浪中，凝视着灰色的天空，因为一个求死的人没有必要匆忙行事，等待他们的只有死神。这姑娘让自己漂浮，接着开始下沉，因为她想淹死自己，想从生活中消失。不，继母喘着气，不要，假如我能帮你。继母用胳膊抓住她，姑娘开始大喊，她先是大喊，接着尖叫、乞求、命令，放开我，随后加上一句，你这该死的婊子！没人能在我眼皮底下淹死，继母一边说，一边努力躲开姑娘的拳头和指甲。西加，她就是西加，就是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一个清晨我和阿里遇见的那个姑娘，正是那个被戈用脚死死踩在地上，那个跳上卡车说“假如我错过这个，那真是浑蛋”的姑娘，可是才过了四年，她却想了结自己，而且差点达到目的，要不是继母心情不好，出来抽烟休息的话，因为生活不易，继母说过，有我在没人会淹死，她说得很平静，仿佛正走在街上和别人对话，或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隔着篱笆和邻居交谈，但语气却带着某种绝对，某种像山一样难以逾越的事物，所以西加不再挣扎，不再用手打继母，不再抓挠，也不再咒骂，身体顿时软下去，任继母带着她游回岸边，游向湿滑的岩石，游向她极力想要逃离的生命。

原文如此，贝多芬并没有第112交响曲，此处可能为某贝多芬音乐集中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