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是死亡的姐妹——

但左轮手枪在唱机转盘上

唱片封面在我们眼前

二月末，我和阿里一起把立体音响系统搬进他家的单户住宅，当时家里没人，他的继母和父亲都不在；阿里对此非常小心，他曾经带着谨慎和犹豫说过，他在攒钱买设备，立体音响，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支持；事实上，它遭到了强烈反对。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能听见从真正的扬声器里传来的音乐了，我们终于能听见音乐的纵深和它纯正的力量。我们匆忙接通肯伍德扩音器、卡式录音机、唱盘和ar扬声器，我们的手指因为兴奋而颤抖；我们坐在他卧室的沙发床上，卧室里还有带书架的书桌、椅子和立体音响，我们把《希望你在这里》放在唱盘上，调高音量，让它响亮得在天堂都能听见，我们希望住在天堂里的人也听得见，尤其是早逝的她，六十年代末，她在维菲尔斯塔齐尔医院被死神带走，她骨瘦如柴，所以死神必须非常小心地抬着她，免得被她锋利的骨头割伤，必须非常温柔，免得把她打碎——不知死神把她带到哪里去了。每个人都会孤独地死去，我们的存在和安慰也许无法洞穿黑暗，这一点让人感到痛心。所以我们懒得去想，只是尽量把音乐声开大，大到足以在黑暗中听见，足以一路传到天堂，传到当一切终结我们将去往的那个地方，那时候树木停止生长，人们不再听得见言语，雨不再落下，阳光不再照耀，土壤不再馨香。当一切以一种我们不能理解，不想理解，也不敢理解的方式结束时，我们应该不停地、毫不犹豫地试着去理解，因为假如我们放弃不可能的事物，放弃捕捉生命之外的存在，我们就会失败，彻底失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补偿。

所以我和阿里才把音乐声放得这么大，只想让天堂听见，我们播放平克·弗洛伊德，这是一支想要改变世界的乐队，我们坐在他的沙发床上，听着熟悉的音乐，以前我们经常在单声道盒式播放机上播放他们的歌，播放机是三年前阿里用递送《冰岛晨报》挣来的钱买下的。上帝保佑我们，用单声道系统和用带有ar扬声器的立体音响播放音乐差别很大，后者为音乐增添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我们能听见更为浓烈的东西，所有的乐器听起来更清晰和精准，歌手的声音更圆润丰满，仿佛我们走得更近，对生活的理解更丰富。聆听好的音乐就像打造一条直通幸福的道路。当大卫·吉尔摩唱着“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把音量开得更大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多么希望；没有什么能衡量那种愿望，数字太有限，太愚蠢，太缺乏想象力，我们多么希望你在这里。人不可能衡量的渴望，也不可能理解它，描述它，解释它，那些有所思念的人心中总有一些黑暗，总有一根穿起悲伤的琴弦，只由时间来弹拨；我和阿里在这张专辑主打歌中听见了同样的悲伤，“多么希望你在这里”，我们一遍遍地循环播放，怎么也听不够，我们迷失在音乐中，忘了去看表，阿里的父亲雅各布和继母还在上班，可因为今天是星期六，他们不会太晚回家。我们忘了保持警觉，留意钟表，指针指向四点，指向五点，可假如你在为天堂播放音乐，你就可能忘记时间，可能消失在音乐中，无影无踪。卧室在摇撼。整座房子都在摇撼。“我多么希望！”音乐淹没了世界，充满每个角落，涌向下班回家的继母，她很疲惫，简直筋疲力尽，在她开门的一瞬间，音乐像惊雷一样迎向她，像一堆乌云，渴望像闪电从中劈下来。她直接走向保险丝盒，关掉电源。

安静像一个拳头，向着我和阿里的眉心击来。

后来，阿里花钱买了一副好耳机，距离上次的事还不到一周时间，他挨了继母和父亲一顿骂，理由是把钱砸在这么一个绝顶荒谬、毫无用处的东西上，一套立体音响系统，简直是一派胡言，你总不能拿音响当饭吃，何况客厅里已经有一套高级音响了，不是吗？家里没人的时候，他可以时不时地用它听音乐，前提是听的时候必须有点修养，不能像一个疯子那样用刺耳野蛮的音乐狂轰滥炸，让下班回家疲倦不堪的继母耳根子不得清净，是的，他们可以达成协议，让他偶尔在客厅里用音响听听音乐，这样他就不必把得来不易的钱浪费在这样无益又愚蠢的垃圾上。只要他把钱省下来，就能偶尔搬出去住，去体会怎么做个成年人，当然他也可能永远长不大，永远一事无成。起码不能靠着对妻子出轨。永远不可能。没有机会。

他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局面几乎变得美好。

但这才是生活：某些事情对一个人来说是追寻意义，对其他人来说只不过是噪声和垃圾。很明显，在人类世界中很难找到平衡，而且我们似乎从未在相互理解上取得过任何进步。因此，我们懂得多少种语言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分歧、偏见和误解似乎是语言固有的属性，像杂草一样潜伏在言语中；除去音乐，我们或许永远不会因为任何事物走到一起。我们在音乐中存放自己的梦想，对更美好的生活、更美丽的世界的渴望，以及我们能克服缺点、嫉妒、软弱和虚荣的心愿。

也许吧，阿里在我们听完了他在赫尔约马林德唱片店买的第一张古典音乐唱片《巴赫精选》后说道。店主曾是赫尔约马尔乐队，也就是鲁尼·尤尔和居尼·索扎尔所在乐队的主唱，他和妻子一起看店，妻子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自己不在场，她经常把自己打扮得像是要去参加六十年代的舞会一样。我和阿里每个星期六早上去赫尔约马林德，头一天我们刚领完工资，每周我们都盼着这一天；店主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样招呼我们，在六十年代末，年轻姑娘们都为这个男人尖叫，把她们的围巾扔向舞台上的他，把写着爱的宣言和她们的电话号码的门票扔向他，把胸罩甚至还有内裤扔向他。他对我们没有一点架子，而且样子很高兴，凯夫拉维克的年轻人竟然对音乐感兴趣，更了不起的是，对音乐家而不是热门榜单上的歌手感兴趣，换汤不换药罢了，他说，并一起卖给我们一张奥斯卡·彼得森的唱片，一张佛利伍麦克乐队的很老的布鲁斯乐唱片，那时彼得·格林还在乐队中，他弹奏的吉他乐仿佛是眼泪做的，最后就是这张《巴赫精选》，他从一大排密密麻麻的白色唱片中找出来，除了巴赫，其中还有贝多芬、肖邦、格里格和莫扎特精选，白色唱片封面上一些永恒的碎片。听听这张，他说，并把专辑递给我们，脸上带着别样的微笑，仿佛他正手握一只天使收起的翅膀。我们也笑了笑，很真诚，可内心却怎么也想不通奥斯蒙迪尔曾给我们讲过的关于赫尔约马尔的故事，关于他们在西南区跳舞，当时内裤、电话号码和那些充满情欲的信息纷落在这位歌手身上，不过十年光景，他如今递给我们一只天使收起的翅膀，他在我们眼中是个中年男人，身材肥胖，他的脖子、肩膀和屁股上堆满脂肪，随着他移动的身躯来回摇摆，让他看起来几乎像个女人。当年把内裤、带着情欲的门票和电话号码扔给他的姑娘们现在在哪里；他是否给她们打过电话，如今她们还会期盼接到他的来电吗？时间改变了一切，把充满情欲的信息变成购物清单，把内裤变成胡佛袋；但最后我和阿里选择了《巴赫精选》，选择了天使收起的翅膀，我们回到家，把唱片放在唱机转盘上，赶在阿里的继母和父亲下班回家前，戴上巴赫和天使收起的翅膀，它在我们头顶铺展开来，我们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赫尔约马尔的前主唱脸上的微笑是那样别有深意。我们一边倾听，一边注视着蓝天，我们看见的一定是永恒，看见了它的美丽，看见了一种可能：这个世界和人的灵魂比我们想象的更美丽、更和谐。我们听着巴赫的音乐，想要流泪。

也许，阿里说，我们把一整张唱片听了一遍，有些曲子听了两遍，他说也许联合国安理会不该让任何一场会议开始，除非事先为与会者播放巴赫的音乐至少半个小时，因为假如任何人听了半个小时的巴赫却仍旧用恶意的和不合理的方式思考，仍旧渴望那些与美、和谐和正义为敌的东西，他就是个疯子。是的，我说，这样的人彻底疯了。

音乐可以驱散黑暗，把我们从忧郁、焦虑和消极中解放，让我们因为活着，因为存在而欢欣鼓舞、生机勃发；没有它，人的心脏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星球。既然拥有一套这么好的立体音响，不用它播放披头士乐队的《左轮手枪》，不让这张唱片在唱机上旋转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咂摸着唱片封面和背面的相片，仔细看着改变世界的那四个人，琢磨着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友情，这种友情以某种方式让他们变得战无不胜，并强化了他们的创造力。在唱片旋转时凝视他们。凝视与倾听。a面：《收税员之歌》《埃莉诺·里格比》《我只是在睡觉》。第四首歌是乔治·哈里森的《爱你爱到》。我和阿里从来不把这首歌跳过去，这显得我们很忠诚，他很有趣，我们说，很有趣，歌里有关印度的东西，不是通常众人皆知的污水，做得很好，乔治，我们可以叫你乔治吧，了不起的歌曲，也许娱乐感还差一点，但你在探索，可能过于认真了，否则这真是好音乐，奥斯蒙迪尔会这样评价。

《爱你爱到》在翻滚的印度旋涡中结束。在印度，人们一本正经地练习瑜伽，牛也很受尊敬。印度有雄壮的老虎和大象，我们不能忘记大象，什么样的人才会忘记大象呢，我和阿里喃喃自语，小声嘀咕，《爱你爱到》在锡塔琴琴音的旋涡中结束，唱片还在旋转，在两首歌之间的沉默中旋转。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时已傍晚，继母和雅各布在埃里屈尔和埃琳，也就是奥斯蒙迪尔的父母家玩桥牌，旋转的唱片进入沉默，或是空转时发出令人愉快的低沉的噪声，那种轻微的爆裂声，我们屏住呼吸，我们展开手掌，又合上，握成拳头。

紧握的拳头曾经一度是阿里祖父的情诗。

在内斯克伊斯塔泽的海滩上。

当然，我们坐在一九八〇年冬天的那间房子里，没得到一丁点儿与此相关的暗示，那时候铁托的心脏正费力地在人间挣扎前行，像一只衰老的爬行动物，像一个破碎的希望，看不见一丝光亮，而奥迪尔和玛格丽特都已不在人世，多么可怕，时间改变了一切。阿里记得她，但对祖父的印象却非常模糊，祖父去世的时候阿里只有三岁，他对奥迪尔的印象模糊得仿佛他从未存在过。不过他的荣誉证书挂在客厅里，就像一个警告：他的确存在过，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老人。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不见在我们眼前静止不动的事物，它甚至会变成虚无，因为它总在同一个地方，纹丝不动，从不改变。停滞是死亡的姐妹。一旦你停滞不前，许多东西便开始死去，甚至包括爱，虽然它是宇宙的基本元素，上帝赐予的古老礼物，对死亡唯一真实的答案。奥迪尔死了，他走了，消失了，对我和阿里来说，他没在世上留下任何东西，除了挂在墙上的证书，一动不动，毫不显眼，只有在雅各布喝得烂醉，风度尽失，卸下他抵挡生活的盾牌并将之丢在地上的时候，他才会把证书取下来，读给阿里听。

对奥迪尔的表彰。喝醉的雅各布。继母的沉默。

《左轮手枪》还在唱机上旋转，唱片封面就在我们眼前，我们长久地看着封底的大照片，仿佛自己成了四重奏的一部分。唱片在两首歌之间沉默地旋转。仿佛它被卡在《爱你爱到》和《这里，那里，无论何地》的沟槽之间，不敢开始下一首歌，在沉默中旋转，在停顿中旋转，借机让我们回想这一切。下一首歌当然要开始；这个世界的耐心不会超过两首歌之间的停顿。阿里握紧拳头。握紧的拳头曾是奥迪尔的情诗。一百年前他在一片海滩上握紧拳头，几个小时后，玛格丽特说，假如我的裙子下面什么都没穿，你就会知道我爱你。一个人还有可能收到比这更美的爱的宣言吗？她裙子下面的确是赤裸的，得到这个宣言的男人太幸运了不是吗？尽管如此，生活将很快对他们亮出闪亮的尖刀，这一把把刀将割得他们伤痕累累。我的裙子下面什么都没穿，阿里的祖母说，她六年前过世了，最后几年她住在埃琳和埃里屈尔的家里，睡在他们家宽敞的前卧室里，她很苍老，头发稀疏而纤细，假如没人帮忙，她连裙子也脱不下来，恐怕再也没法在裙子底下赤裸着身体，也不会有人惦记着想看一眼，恰恰相反，我们恐惧老人的裸体，没有任何欲望去观赏那些衰老皱巴的身体，它们会让我们想起干梅子，很不自在地让我们想起那种无人能够逃脱的毁灭性的力量，让我们想起我们会衰老，会枯萎，想起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再没有人想看我们赤裸着身体，我们再也不能说，假如我的裙子下面什么也没穿，你会知道我爱你，因为这传到世界的耳朵里就像一种威胁，或是悲惨的笑话。假如没人帮忙，玛格丽特就无法脱掉裙子；直到最后，她兜着尿布睡觉，她的牙齿放在床头柜上一个盛满水的杯子里，她肿胀的双脚让阿里想起风干的老香肠，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夜里的她那样年轻，那样迷人，美式长裙下的胴体让人无法抗拒，东峡湾的山峰是赞美诗，对于我和阿里来说，它并不存在——在我们看来，它从未存在过。

因此——过去的每一段经历，无论大小，无论美丑，欢笑声和一只手的触摸，一切的一切迟早会消失在操场上，注定被遗忘，被摧毁，被消灭，却只是因为没人记得，没人想过，也没人存留下来，所以我们历经的一切都会渐渐化为虚无，甚至连空气都算不上，多令人痛心，这如此巨大的浪费，并推着我们走向虚空。一个人的生活充其量不过是几个孤单的音符，不成曲调，偶尔发出声响，却不是音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你讲述几代人的经历，这百年历史，抑或行星，彗星，这首流行歌曲，这张来自末世的热门榜单——因为我们想让你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在一条连衣裙底下赤裸着身体，她的乳房小巧圆润，她纤长有力的双腿紧紧锁着奥迪尔，这样你就会知道，也永远不想忘记每个人都曾拥有青春，这样你就会明白我们迟早都会燃烧，满怀激情、幸福、喜悦、正义、欲望地燃烧，因为它们都是火焰，照亮黑暗，不让凶猛如狼的遗忘靠近我们，这火焰为生命加温，这样你才不会忘记去感受，你才不会变成墙上的一幅画，客厅里的一把椅子，电视机前的一件家具，一个盯着电脑屏幕的人，一个呆子，你才不会对什么都无所察觉，才不会变得麻木，才不会沦为权力的玩物、经济利益，才不会变得微不足道、冷漠无情，至多是一个神秘齿轮上的润滑油。燃烧吧——这样火焰才不会衰弱、消退和冷却，人间才不会变成一座冰窖，变成月球的另一边。

假如我的裙子底下什么也没穿，你就会知道我爱你。

阿里握紧拳头，我说了什么，最后唱针离开沟槽，《这里，那里，无论何地》开始播放。西格伦的右眼。她靠着拉达旅行车呕吐，没过多久她就脱去紧身牛仔裤，在拉达车的后座上分开双腿，让卡里，一个三十几岁、留着一脸黑胡子的有三个孩子的父亲，把硬邦邦的阴茎插进她的身体。三月的凯夫拉维克，我和阿里坐在他的卧室里，同一时间我们看见一个十月的夜晚，社区中心外一个农民的路虎车前座上，卡里的白色屁股正快速地起伏，像两个快乐的小男孩带着节奏不时从后座上探出头，博在唱歌，仿佛受到鼓舞：“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我在任何地方都渴望着你，但最渴望的是在一辆拉达旅行车的后座上。

有些歌曲像时光中巨大的红杉，

高飞的天使

有些事情改变了一切。有人死去，你就会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太阳系的行星，花儿怎样在细雨中低头，一个人吻你或不吻你，语言中闪烁的光芒都会不同。世界总在不断变化，没有正确的形式，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怎样看待它，上帝眼中的山是什么形状，它们是紫罗兰色的草药，还是古老的玫瑰，上帝的视野一定和我们完全不同，也许从天堂向下看，美国西海岸巨大的红杉就像高飞的天使。有些事情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我们的样子，我们看见的、感知到的一切——还有我们倾听的方式：这个冬天，我和阿里要把《这里，那里，无论何地》翻来覆去地听很多遍，才能再度爱上它，这两分二十五秒的时间。最后，我们彻底地、完美地融入了这首歌，沉溺其中，成为这一百四十五秒的一部分，感受着音乐固有的幸福和舒畅：有些歌曲像时光中巨大的红杉，高飞的天使。我们可以沉浸在歌里，不会看到卡里的屁股像魔鬼喷射的唾沫一样从拉达汽车的后座上方弹起。“我在任何地方都渴望着你。”麦卡特尼唱得格外忧伤；不到一周后，我们在合作社碰到了她。就在我们动身回南方之前，我们在饼干区碰到了她，当时我们的距离不超过一米，我们听得见她的呼吸，她把目光移开，可我们看见了她的嘴角，看见它们从一开始就有同样的悲伤，看见每一个雀斑，看见它们像亲吻一样。她把目光移开，显然决定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过是一首蹩脚的流行歌曲，排在世界末日的热门歌曲排行榜的第三百八十七位。我们想，好吧，原来她是这样的人，只想让老男人在后座上操她，还狂吐不止，好吧，滚蛋吧，我们会忘记你的，“再见宝贝，蓝色的宝贝，一切都结束了，蓝色的宝贝”。我们拿起一包饼干，弗仑牌的奶油饼干走了，把她从我们的生活中驱逐，三天后我们乘坐绿巴士南下，可它沿着布拉塔布雷卡坡向下开的速度太慢，所以我们无法忘记她的雀斑、她的嘴唇，更别说她那由列侬和麦卡特尼共同谱写的眼睛了，正因为如此，这个冬天我们仍然觉得用音响播放《左轮手枪》或《难过的一天》是件困难的事。“假如我爱上你”，我会把溅在你脸上的呕吐物擦去，扯掉你的紧身牛仔裤，在我该死的车后座上操你，我们的白色屁股像两个孩子快乐的脸庞，像一个咧开嘴的邪恶的笑。我们倔强地坚持听着这两张唱片，尤其是《左轮手枪》，期盼音乐能抹去我们的记忆；现在是二月，接下来是三月，铁托的心脏是一只老蜥蜴，一个破碎的希望，是变质的良心，我们反复听着歌，寻思着卡里有没有戴避孕套，或者及时拔出来，他是不是在用粗哑的嗓音低吼，她也在说，哦，卡里，宝贝，什么时候你想要我就尽管拿去吧，你是个男人，不是傻头傻脑的毛头小子，不是北极热门歌曲排行榜上的第三百八十七名，她拉起上衣，露出小小的乳房，它们本该伏在阿里的手心，像一声轻柔的低语。操，伙计，西格伦的奶头比葡萄干大不了多少，不知哪个农民的儿子这样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想到脱去她的衣服，爱抚她的肌肤，一连几个小时，我们都渴望把自己的手放在她小小的乳房上，毫无疑问，它们像黎明一样美丽，仿佛一滴眼泪，一颗坠落的星星。我们坐在路虎车里，比约吉唱着，“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们直接对着瓶子喝酒，大口大口地喝，接着溜回社区中心，这种耻辱，这种拒绝就像一对匕首插在我们背上，世界多么丑陋，它真丑陋，丑陋，丑陋，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