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是最沉重的石头：

三十多年前，一个二月的晚上，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诵读一首长诗，一支

装满鳕鱼的笔和两行锈棕色的黏液

阿里把手推车里的商品拿出来，免税店的收银员开始扫描的时候，他，用我们的话说，才从永恒中苏醒过来——或者说，一时间他感到迷茫——一走进机场，他就处于这种状态；他清醒过来，看着柜台上的商品，一动不动，直到收银员将商品全部扫描完，再装进两个购物袋。他买了一升苏格兰麦芽威士忌、一瓶红酒和许多糖果：m&m's、果冻、比利时和其他产地的巧克力、甘草糖，这些都是他以往习惯在免税店购买的糖果，那时生活还井然有序，没有爆炸事件，一切还没被撕成碎片，无法再重新组装。那时他的三个孩子年纪还小，每次阿里去国外短期出差，他们都盼着他回家；不像现在，他们长大了，非常独立，小女儿在念高中，大女儿进了大学，读地质专业，儿子在西班牙学西班牙语，沉浸在一种阿里不懂的语言里。他付了钱，拎起袋子走了。有时候，我们好像正试图用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拖住时间，否认一切都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的事实，尤其是那些意义重大的事情，尤其是每向前迈一步我们都更接近自己消亡这样的事情。星座和它们的奥秘随着黑暗移动，我们脚下的地球以每小时十万多千米的速度在黑色的太空中飞驰，可我们不停地努力压制这种感觉、这种必然和这个事实——人类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生命是鸟儿的歌唱、海鸥的鸣叫，随后陷入沉默。不知道阿里买这么多糖果有什么用，难道这个世界还和十年或十五年前一样吗？他看着他在飞机上的邻座，那个吃薯片的女人，她说过眼泪的重要性，还有那个沉默的大个子，他们从传送带上拿走自己的行李，接着挥手，大个子名叫阿达姆，他微微举起一只手，似乎有些害羞，但也足以露出他的手掌，而她，海伦娜，举起右臂，兴高采烈地挥动，她的指头碰到了大个子的额头，她只有一百五十厘米高。冰岛之旅是他们姗姗来迟的蜜月旅行，他们一年多前结了婚，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出门，他们还预订了冬天去艾雅法拉火山的观光旅行，二〇一〇年的春夏，火山喷发将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就这样把她从不幸的婚姻中拯救出来，也让他摆脱了郁郁寡欢的生活。海伦娜说过她对眼泪的看法，它们的重要性，同时她用摸过薯片的油腻的手指碰了碰阿里的手背，然后他们继续交谈。她为阿达姆的沉默和冷漠道歉，他对飞行有深度恐惧，这很常见，她说，没什么好羞愧的；相反，对坐飞机感到恐惧合乎逻辑，也是理性的，人类没有翅膀，无法飞行，所以他觉得在空中飘浮有违人的自然属性，也违背了我们几千年以来的经验。经验“就像我们内心深处古老的洞穴”。

她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闲暇时也是诗人，而他以前是看管罪犯的警卫，银行家与政客的保镖；遗憾的是，有时候他们之间没什么差别——金钱和权势会彻底破坏道德，无可挽救。事出偶然，艾雅法拉火山喷发期间他们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同一家酒店，两个人都需要即刻赶往伦敦，海伦娜要出席一场重要会议，并在会上介绍她带领的研究小组的科研成果——关于时间，它是什么？是否存在一种力量能改变它的方向？假如真的存在，会是什么力量？而阿达姆必须在他父亲弥留之际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父亲遭遇了车祸，奄奄一息。结果上了火车，他们的座位挨在一起，于是两个人开始交谈，从那时起，他们的目光就一直无法从对方身上移开。他们的故事和幸福始于火山喷发和死亡。她四十岁，他二十九岁。海伦娜答应把她的最新诗集和他们去冰岛的旅行札记寄给阿里。

他们已经离开很久了，可能上了外面的公共汽车，阿里则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看着行李传送带载着他的两个手提箱一圈又一圈地转，他手中的购物袋装满逝去的时光，沉甸甸地晃动着。固守着逝去的一切让人不堪承受。阿里看着自己的手提箱随着传送带打转，某种东西突然在他记忆中闪现。

一个苍老的声音，说起记忆和石头。

记忆是拖在我身后的沉重的石头，一位老人曾这样说过。三十多年前，他与我和阿里一起在南部的桑德盖尔济加工鳕鱼干和咸鱼，有时候他走路弯着腰，像是逆着强风行走，即便只是在鱼类加工厂里完成种种任务，也像是顶着一股隐形的风走路，两只手放在身后，好像它们在本能地寻求庇护，逃避时间，时间令它们更加虚弱，将它们攥得更紧；你走得很慢，有一次我对他说，带着年轻的鲁莽，但克里斯蒂安并不生气，只是微笑着说，用他沙哑的声音，记忆是拖在我身后的沉重的石头。难道记忆很重吗？阿里问。不，只有当你后悔或是想要遗忘的时候——后悔才是最沉重的石头。

阿里麻木地看着他的手提箱又转了一圈，行李传送带低沉而持久的嗡嗡声慢慢变成老克里斯蒂安的声音，他从小就在鱼类加工厂工作，深知它们的来龙去脉，年轻时是个颇受器重的雇员，身手敏捷的工人，技术娴熟，坚韧如石，不知疲倦，少言寡语，毫无怨言；唯一的缺点是过度沉迷于诗歌，尤其是埃纳尔·贝内迪克松的诗歌，总是不合时宜地引用他的诗句，总是找理由提及埃纳尔，不管人们在谈论鱼，谈论桑德盖尔济的牧师，谈论天气还是政客们，有时他会背诵出完整的诗——有的特别长——用一种奇特的情绪，混合着单调和同感。然而大家没有理由因为这个责备他，因为诗歌并没有降低克里斯蒂安的工作效率，虽说他有时让人讨厌极了；他背诗的时候反而手脚的速度更快。但时间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它在飞驰，却放慢了我们的速度，在岁月的重压下，克里斯蒂安开始有了明显的衰退。我和阿里遇见他的时候，他已变得非常迟钝，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的共有人马尼是唯一愿意雇用他的人，工厂的另一个老板是一艘两百吨级同名生产性捕捞渔船的船长卡里。实际上，卡里觉得老克里斯蒂安的存在是个很大的麻烦，他在每个人面前发火，毫不遮掩，包括这位老工人，有一次他毫不留情地对克里斯蒂安大加斥责，当时我们正在俯身清理半桶新鲜的鳕鱼，卡里说，雇用他完全是浪费公司的钱，简直就是一种错误的慈善；克里斯蒂安应该能意识到他这把老骨头已经到了休息的时候，他不该妨碍别人，让自己受到嘲弄，也让别人不痛快。克里斯蒂安张开嘴，也许又想用埃纳尔·本为自己辩护，但他识相地什么都没说；卡里的脾气冲动而暴躁，假如克里斯蒂安背了一首有关鳕鱼的诗，他可不会给好脸色。老人只是笑了笑，低下头，看上去很不自在，像一只被痛打了的狗。

我们这些在德朗盖岛工作的人从不怀疑马尼的决定，只是在想，马尼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能帮助我们容忍克里斯蒂安诗意的唠叨和慢吞吞的工作习惯。但我们不知道的是，马尼在鱼汛期开始的时候曾回绝过克里斯蒂安。他拍拍他的背，说，不，不，我这里没有你能干的活儿，接着又说，就这样。言外之意，别再给其他伙计添麻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马尼从桑德盖尔济和加尔泽大大小小的鱼类加工厂那儿听闻了这个老人的悲苦之路，他屡次被人开除。有些工厂的员工甚至拒绝和他说话；看起来他已经受够了。他曾是个如此受人器重的工人，渔业公司相互争抢着要雇用他，可现在他却被生活剥夺了资格，被排除在外，成了多余的人，尽管他还有经验和知识，还有一双虽然苍老却娴熟的手。他应该给大家让路。有一天，马尼开着货车，在路上遇见克里斯蒂安，他正从最后一家工厂走出来，肩上又多了一个“不”字，所以腰弯得更低，他几乎变成了一声沉默的啜泣，那个固执的老家伙。马尼低声骂了一句，放慢车速，摇下车窗，把头伸进风里，头上戴着他那顶不管多大的风都吹不掉的格子帽，为了说话更方便，他把烟草放进嘴里嚼。他低头看着克里斯蒂安，看着那种悲伤、那种绝望，说，好吧，明早八点到我工厂来，接着一踩油门，扬长而去，懒得去听老人的感谢。

那年冬天，克里斯蒂安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分或者五十五分就来到工厂，积极地投入工作，讨好马尼，但他常常工作一阵就要停下，仿佛是因为年事已高体力不支，或是借此遮掩他的懒散。不管他多么努力、多么拼命，也几乎无法赶上我们这群人一半的工作量。埃纳尔·贝内迪克松的诗已经无法再提高他的生产力。克里斯蒂安对埃纳尔的热情已经根深蒂固，就像生活的艰辛带给他的老茧一样，虽然他日益苍老而迟钝，他内心的热情却在增长，仿佛诗歌的非凡力量把时间从他身上夺走的气力又一次还给了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因为他每次朗诵埃纳尔的诗歌的时候，他衰老的眼睛就充满神采，他重新焕发了活力。更糟的是，他总是忘记自己的工作和周围的环境，他从不容忍闲逛，对他来说，游手好闲令人深恶痛绝，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想起埃纳尔的诗歌，也许有人说了什么，但他什么都忘了，来来回回踱着步子，像是在热身，接着那些诗句开始止不住地流淌，一行，两行，甚至一整首诗。

是什么让我们铭记？

阿里站在原地，双手各提着一个购物袋，袋里装满了逝去的岁月，他麻木地看着手提箱在行李传送带上一圈圈地打转，嗡嗡声已经变成三十多年前老克里斯蒂安朗诵《斯塔卡聚尔的独白》的声音；阿里或许会想起那句苦涩的诗：“我们短暂的幸福栖息在何处？”这句话是否跳入了他的脑海，转动记忆之轮，并让它停止在八十年代初一个二月的黄昏？

晚饭前卡里的船满载而归，这意味着我们又得工作到午夜。阿里、克里斯蒂安和我三个人在生产线末尾，鱼被剖背机剖开，再被扔进一个两米多长的水桶，传送带把湿漉漉、冷冰冰、干干净净的鱼递送过来，我和阿里就在桶中进行加工。克里斯蒂安负责腌制，但有时跟不上我们的速度，他的动作像一种条件反射，将鱼腌得很不均匀，我和阿里不得不抓起盐，快速撒在他漏腌的地方，再让鱼进入下一区域。马尼重新开放了存放区，拉开大大的舱口，倒入满满一车鳕鱼，最后一车。时值傍晚，白色的雪飞旋在昏暗的天色里，空气清爽寒冷，我们的手指在没有衬里的橡胶手套下冻得僵硬。水还在流，以防止在水管里结冰。时间过得很慢，几乎停滞了，不管取出多少鱼，大货箱内的数量似乎从没减少过，加工台边的工人们看起来全都有气无力的。真该死，太冷了，我说，诅咒着马尼，他在宽敞的门口站了很久，检视着这批鱼，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着急，对风和寒冷毫无感觉，他的双手什么都没戴，夹克的拉链像往常一样勉强拉了一半，寒冷的北风、暮气和雪花都被卷进身体。我的每一寸皮肤都在挨冻，我说。是啊，阿里说，连我的心也是。后来老克里斯蒂安似乎清醒过来；他开始行动，高高挥起盐铲，像一个感叹号，一声宣告。“白色的拥抱。”他说。我们立刻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咒骂着寒冷、夜色、鱼、停滞的时间和他那该死的诗歌，因为此刻工作又要被打断了。“白色的拥抱——我的心冰冷吗？／为何我的爱人的名字沉默地落在我的嘴唇上？”

接着克里斯蒂安朗诵了一整首诗。

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一种远比他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把诗推上他的嘴唇，我和阿里如今对这种模式已经很熟悉，不管他是拿着铲子、刀、绳子还是一堆鳕鱼头，不管他正在年轻工人们的休息室里忙碌着什么，其实他更喜欢楼下的小房间，女人们和马尼一起在弥漫的烟气里休息。那些词语源源不断地从他口中流出，唯一能阻止他继续的力量只有马尼，可是马尼晚上不在屋里，他在雪那白色的怀抱里，他最后关上舱门，这意味着再没有什么能把我和阿里从克里斯蒂安诗的紧箍咒里解救出来。当传送带把剖开的鱼从水里拉出，渐渐填满下方倾斜的容器时，克里斯蒂安正要朗诵“独白”，他两腿张开站立，仿佛是为了在激昂澎湃的语流中保持平衡，身体微微前倾，很快，他的鼻孔里现出锈棕色的水滴，水滴不断膨胀，慢慢滴落，变成了两条鼻烟色的痕迹，它们随着诗句的韵律而颤动——三十多年后，阿里用手推车推着两个购物袋和两个手提箱穿过走廊，朝海关和出口的方向走去，克里斯蒂安略带沙哑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回响。他满脑子都是诗、苍老的声音、二月的黄昏、堆满鳕鱼的存放区和随着诗句颤动的两条锈棕色的黏液。

你得脱掉衣服；

关于负罪感和该死的左派的论断

负罪感从何而来？许多人的内心似乎饱受良知的折磨，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犯过错，遭受过失败，因而辜负自己，辜负我们所爱的人，辜负这个世界，辜负生活？会不会感觉自己的欺骗行为迟早会受到惩罚？为什么当我们意外撞见一辆警车，瞥见警察，我们的心就会慌得直跳，狂跳不止——这种负罪感从何而来？难道这就是原罪，残酷的基督教理论——我们的血液中蕴含着祖先的罪行？只有永恒才配得上上帝可怕的怒意。我们吸食母亲乳汁的时候，也吸食了一点负罪感，它融入我们的血液；不管怎样，当一个高大的海关官员走上前来，举起手时，阿里并没有丝毫惊讶，这平息了他脑海中的老克里斯蒂安的声音；沉重的诗句被撕得粉碎，一切随之消失了：二月黄昏的雪的白色怀抱、刺骨的寒冷、桑德盖尔济的鱼类加工厂、装满鳕鱼的存放区、嘈杂的切头机和剖背机，还有那个拿着铁铲的老人。

海关官员向前一步，举起强壮的手臂，阿里脑海中的一切都消失了，他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对不起，手推车不能推出去，海关官员抱歉地说，他似乎很尴尬，轻轻敲着手推车，放着两个手提箱和两个购物袋，被一个消失的世界压垮了的手推车。阿里环顾四周，显然他是唯一一个还没离开的乘客，久久站在行李传送带旁边，看着自己的手提箱漫无目的地兜圈，完全没有意识到免税店已经没人了。对不起，阿里说，他看着海关官员，突然觉得他很熟悉，让人不自在的熟悉，但他很快抑制住这种感觉，伸手去拿箱包，假如他能尽力肩负起那些在痛苦中消失的东西。这时海关官员把另一只手放在袋子上，问他，或者对他说，还是一副抱歉的样子，仿佛他觉得这件事十分让人为难和尴尬，你不介意我们检查一下你的箱包吧？接着他给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的同事使了个眼色。一股焦虑形如拳头在阿里的胃窝里翻搅；他清清嗓子，耸耸肩，掏出手机对时间，看见两条未读信息。另一位海关官员一声不吭，抓起两个购物袋，轻松地提起来，他是个年轻人，还不需要和往事较劲。跟我到隔壁房间走一趟，年长的官员说，假如你不介意的话，他温柔地补充道。阿里小声嘀咕，接着又走来一位年轻的女长官，她提走一个手提箱，阿里曾在行李传送带上匆忙地打开过它，只是为了塞进三本在凯斯楚普机场买的杂志，一本音乐杂志《滚石》，一本科学杂志《天文学》，还有一本美国杂志，其内容似乎介于色情和淫秽之间；阿里挑书的时候，感到烦躁不安，或神思恍惚，发现自己突然立在一架子和性有关的杂志和dvd面前，性是我们既隐藏又宣扬的原始本能，承认也好，否认也罢，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世界里几乎没有什么事物能像性本能那样遭到歪曲或误解，尽管如此，一切生命由此而来。

女官员把他的手提箱放在一张长桌上，接着离开房间关上门，他松了一口气，箱包旁边站着三个人，除了阿里，还有另外两个官员，他们迅速又灵巧地清空箱包，把所有物品整齐地摆在一边；那位年轻长官快速地翻看了阿里所写的关于诗人约翰·西于尔永松的手稿，这是二十多年前阿里就梦想着写的一本书，却始终犹豫不决，不知何故，不敢动笔，也许是害怕年轻时的梦想破灭，害怕他无法举起那块石头。不过，他在哥本哈根流浪的时候还是动了笔，没向任何人提过，几乎是一种秘密写作。那位海关官员随意读了一两行句子，这让人痛苦极了，他一动嘴唇，阿里就感觉他读进了自己心里。官员放下手稿，他并不感兴趣，接着翻了翻手提箱里的其他书籍和三本杂志，把它们摇了摇，当他摇动情色杂志的时候，阿里低下头，不知何故，这本书在那一刻似乎比任何东西都要淫秽。年轻长官对着杂志舒了口气，或者说嗤之以鼻，接着把书撂下，它刚好落在长桌边，封面朝上；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孩直勾勾地盯着阿里，她在哥本哈根时那满眼的挑逗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悲伤与空虚的交织，好像在拍摄之前，摄影师对她的生活做了一些可怕的论断。照片像拳头一样击中阿里的双眼，他突然意识到，这女孩最多十八岁，或者大约和他的小女儿同龄。她张着嘴，灰色的眼睛流露出悲伤，也许是因为没人愿意再拥抱她，在凄凉的夜晚，在锋如刀刃的生活面前对她柔情满腹，百般安慰。两位官员站在那里，好像正对着空空的手提箱出神，两只购物袋皱巴巴地躺在杂志旁边，像两只死鱼眼。另一位高个子官员，让阿里很不自在地想起过去他应该认识的某个人，他打开阿里的另一个手提箱，把它清空：两本书，一本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智利之夜》，另一本是汉内斯·彼得松的诗集，还有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面大多都是阿里关于约翰·西于尔永松那本书的想法，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是诗句或小说的灵感，这些句子来得突然，让阿里感到十分恐惧，毕竟他已经二十年没写过小说了。除了这些物品，箱子里还有他的苹果播放器、父母的照片和颁给奥迪尔的荣誉证书。海关官员带着好奇翻看着笔记本，好奇得近乎轻率，接着他举起带相框的证书，好像吓了一跳。他站在那里，低头阅读上面的文字，阿里在一旁看着，他注意到不知是失眠还是微笑所致，官员的眼边现出了皱纹，他的嘴角微微下撇；生活可以很艰难，即便对那些身穿制服手握权力的人也如此，他硕大的肚子把身上的白色制服衬衫顶了出来，下撇的嘴角或许是因为这些多余的重量，至少二十千克，可能将近三十千克，这是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走到哪里、夜晚睡在哪里都不得不负担的重量，其他人的嘴角就没下垂得这么厉害。他的眼睛很特别，起初散发着浅灰色的光，接着现出一抹绿色，仿佛有微光在深处闪耀——当海关官员把眼睛从证书上移开，阿里才明白，突然明白过来，同时为自己没有早些认出他而感到惭愧，你怎能忘记你的表弟，尤其是这位表弟，怎能忘记那双带着绿色光芒的浅灰色眼睛，怎能忘记，你能原谅这种健忘吗？海关官员的嘴微笑着张开，或是傻笑着。阿里喊道，真该死，是你吗，奥斯蒙迪尔？！

是我，兄弟，他的表弟奥斯蒙迪尔咧开嘴，笑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的一张脸全变了，既带着一种迷人又毫不掩饰的自信，还有一丝淡漠——这一种我和阿里，还有许多人几十年来一直所艳羡的表情，此刻在他的脸上明媚起来。搞什么鬼呀，阿里说。他不确定对方究竟是吓了一跳，还是纯粹的开心。都差不多，奥斯蒙迪尔附和说，我还以为你认不出我了。你是变得不太一样了，阿里充满歉意地说。奥斯蒙迪尔本能地拍拍肚子，手伸过鼓出的肚皮；三十多年的时光都包含在这个动作里。

奥斯蒙迪尔：我看你随身携带的竟然是外祖父的证书。

阿里：是的，它是爸爸最近寄给我的。我住在，确切地说，我以前住在哥本哈根。

奥斯蒙迪尔：我知道。不用说，我们都很关心你爸爸，可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只要有人对他表现出一点担心，他就会感到烦躁。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在报纸上读到过，也听说了你的成功。全家人都很骄傲——为你骄傲！

阿里：成功——让我喘口气吧！

奥斯蒙迪尔：你上了报纸。

对，阿里说。他突然感到难过，他的表弟，我们昔日的领袖、榜样和英雄有时候会把成功和上报纸相提并论，这就是他衡量生活或成就的方式。一时间阿里心中充满了对生活难以言喻的悲伤，它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让他和奥斯蒙迪尔在这种情境下相遇。奥斯蒙迪尔的众多身份并未让他创造更多价值，我们始终认为他将用自己的方式征服世界，从没想过他最终会沦为一名凯夫拉维克机场的海关官员，并且至少超重十五千克。他低下头，这样奥斯蒙迪尔就看不见他眼中显而易见的失望。可我对他的生活又了解多少呢？阿里想，他或许很快乐，和大多数只会吹嘘的人相比，找到幸福并让它永驻，难道还算不得更大的胜利吗？难道不是唯一重要的胜利吗？他四下扫了一眼，看见那本杂志，他的焦虑又回来了，执着地感觉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他看着那个女孩。她年轻得简直不可原谅。她叫什么名字？在七岁、八岁或十岁的年纪，她梦想成为什么呢？可能是芭蕾舞女演员、公主、艺术家或店老板，但绝不是一个浑身赤裸、坐在冷冷的镜头前的女人，让那些陌生人，男孩和男人，年满十五岁就行，那些男孩和他们的曾祖父，对着她手淫。她的名字会是什么呢？她善良吗？害怕吗？衣衫褴褛吗？受过伤害吗？

奥斯蒙迪尔清清嗓子。声音不大，却像一声枪响，让阿里吃了一惊。另一位海关官员，年龄最多三十岁，清瘦又结实，一头黑发向后梳，使眼睛显得很不好看。奥斯蒙迪尔的额头发红，他尴尬地说，恐怕我们还得做一个更彻底的搜查。他的同事点点头，从胸膛里舒出一口气，仿佛正期待着一场对峙。

阿里：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