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老友名叫桑岛辰也，在京都某大学主持考古学讲座。因久未联系，我便半赔罪半礼节性地给他写信，说我今秋务要西下一趟，一探久违的京都秋色。可当我快将此事抛至脑后之际，老友的回信才姗姗来迟，说他最近意外地在布施市某世家发现一雕花玻璃器物，乃是安闲天皇陵的出土品，人称“玉碗”。他料定此物不久必入好事者之手而遭秘藏，便劝我说，趁现在近水楼台，且君迟早也要西下一趟，莫如本月及早动身，哪怕只为一睹此碗也好。倘再犹豫，恐连秋色也瞧不到了——明信片上，桑岛的字迹依旧潦草，颇具其一贯风范。由于他本人置身一个考古学的世界，因此，他素来以为别人也会同他一样，对考古学界的大事小情皆充满好奇。他这种匪夷所思的性格一如他年轻时，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虽说学生时代我曾在桑岛的鼓动下一度对古器物产生过兴趣，可如今，诸如壶啦茶碗之类，于我来说只能是一个遥002远的世界。不过，当收到桑岛这自以为是的书信时，我竟忽然产生了一种想看看那安闲天皇玉碗的冲动。虽说我本人孤陋寡闻，丝毫不懂这安闲陵出土品乃何等古物，不过，既然是近水楼台，我依然萌生了一种想看一眼的冲动。并且，我写给桑岛的那句“一探京都秋色”也绝非言不由衷，因为我早就合计着，倘若可能的话，最好还是趁寒意尚浅之际去一趟关西，以便从工作中偷闲几日。于是，我决定顺水推舟，接受桑岛的建议，前往那曾埋没我三年读书时光的京都。也就这么点事儿，没有别的。
当时，虽然我的心底也多少被桑岛所说的玉碗搅起过一丝涟漪，可说实话，我的心思却不在古器本身，而在于它是安闲天皇藏品这一点上。至于缘由，那是因为，十多年前由于些许原因，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频频出现的晦涩的诸神名字中，唯独广国押武金日命（安闲天皇）与其妃子春日皇女这两个名字曾占据过我内心一角，且至今仍铭刻在心，从未消失。我想，既然是安闲陵的出土品，那么不是安闲天皇的藏品便是其日用品了。当然，我这兴致并非如历史兴趣或是美术兴趣那样清晰，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而已。
我只是觉得，既然是跟安闲天皇有关，看看也无妨，仅此而已。
将安闲天皇与妃子春日皇女这两个名字镂刻在我的记忆里，且至今仍无法抹去的，乃是我的妹夫木津元介，时间则是在十多年前。
木津元介原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因为彼此喜欢文学，便成了最投缘最要好的朋友。中学毕业后，我们彼此进入不同的学校，再也无法像中学时那样亲密交往，可基于这种关系，当他从某私立大学毕业，在东京某女子学校执起国文课的教鞭时，我便选定他做了妹妹多绪的丈夫。
虽然他在性格上多少有点阴郁，不过于我看来，他处事执着且坦率，对于唯有性格善良这一优点的妹妹来说，无疑是一位理想的伴侣。并且，木津从中学时代起就频频出入我家，跟多绪也很投缘。当时我父母已经双亡，我独自替父母照看妹妹，大概这一点也帮了忙吧，所以，尽管年纪尚小且有些于心不忍，可多绪刚从女子学校毕业，我依然便让木津元介娶了她。
可是，等二人结婚后我才意外发现，木津跟多绪相处得似乎并不好。尽管多绪婚后不到五年便去世，可即使在这短短五年的婚姻生活中，她脸上浮现过的灿烂笑容依然屈指可数。因而，一想起此事，我至今仍心痛。这既非多绪的过错，也怪不得木津。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大出来，不过从深层性格来说，也许二人真的是不合吧。
不过，这也只是从木津的个人角度得出的结论。多绪深爱着木津，爱之愈深，对木津的期望就愈大，自然就平生出一些不平和不满来。或许多绪是想独占木津的爱情吧，她对木津的感情始终是那么专注那么执着，甚至在旁人看来都到了可笑的程度。这种情形，我自然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多绪经常向我哭诉木津的冷淡。可我每一次都觉得二人的不和远未到影响生活的程度，一旦由着多绪的脾气把事情闹大就不好了，所以每到最后，我反倒都变成了多绪的劝解人。而事实上，在我看来，木津跟中学时没有任何变化。他对多绪的态度多少是有些冷淡，不过，若说木津生来就是这种性格，这倒也能说得过去。所以，我虽是多绪在这个世上唯一能帮着拿主意的人，却从未顺着她的意思去做。说真的，我甚至从未真正地帮她拿过一次主意。因此，多绪去世后，我多少也有点愧疚。我兄妹二人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多绪短暂的一生便益发让我觉得凄惨，因而，我一直心痛。尽管十多年过去，可直到现在，每次想起妹妹，这种心痛仍会在我的心里复苏，让我受不了。
大概是多绪去世一两个月后的某日，我来到木津元介的家里。突然沦为一名鳏夫后，他的房间里处处都透出一种阴湿和脏乱。
当时，木津刚下班回来，西装都没脱，他把桌子搬到外廊，正托着腮在那儿发呆。由于多绪去世时是四月份，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所以当时的季节不是春末就是夏初了。木津似乎并未发现我，在夜幕降临的昏暗外廊里一直盯着狭窄小院的某一点在发呆，直到我走近身旁跟他打招呼。发现是我后，他“呃”了一声。我猛然发现，他的脸上是那么忧郁，令我都有点吃惊。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为什么去找他了，只记得当时尽量避免提及去世的妹妹。由此看来，妹妹之死造成的创伤依然在我和木津的心里滴着血。想来，离妹妹去世的时间并不算久。
然后，我二人便在外廊里喝起酒来。也不记得我们是如何转移到那话题上的了，总之木津从书架上拿来一本厚厚的今译版《日本书纪》，翻开一页放到我面前，半强迫地让我读。内容则是安闲天皇以皇太子身份迎娶春日皇女为妃时的情形，开始是“月夜清谈，不觉天晓。斐然之藻，忽形于
言，乃口唱曰”的前言，然后便是天皇对爱妃吟唱的歌以及爱妃的回歌。
以安闲天皇的“八岛国，妻难求，闻春日之乡有丽女，有好女”为开始的这节诗歌，我学生时代便在大学的课堂上听到过，当时颇为感动，至今留在记忆里。其中“妹手缠我，我手缠妹”这一直白描述性爱的句子也的确让当时年纪尚轻的我倍感瞠目。
可妃子随后所和的歌我却完全没有记忆。事实上，妃子的歌并非当时所和的歌，而是天皇驾崩时悲伤的歌，可不知为何竟被混入了这里，这一点也是我当时从木津元介那儿第一次听来的。
“这是天皇葬礼时妃子的悲伤的歌，这一点古来已有定论。且不管古人如何理解，关于这首歌的‘心’，你个人是如何理解的？”
当时木津元介用他一贯的老练的措辞说完，又倒着将放在我面前的书瞧了一会儿，然后突然用异样的节奏朗读起来：
“隐口之初濑川有竹流来，隐竹、寿竹也。粗端造琴，细端作笛。乐人奏三室山，余登山远眺，唯见磐余之池，水下游鱼浮于水上，皆闻声叹也。大君拥天下，细纹御带，随风飘逸，人皆叹焉。”
木津怪异的语调很可能是他在学校授课时朗读课文的语调，不过在我听来却多少有些滑稽，甚至还有些跑调与悲哀。
他一本正经，缓缓地朗读完后，说道：
“你明白此歌的‘心’吗？这难道不是一首悲伤的歌吗？
肯定悲伤。因为它是天皇驾崩时妃子所吟的悲伤的歌。它是一首悲歌。当然是悲歌。不过，妃子对天皇究竟有没有爱情，对此我却持怀疑态度。还有比这更清晰更整齐的悲伤吗？这是跟爱情无关的悲伤，是完全跟爱情分离的。里面压根就没有一点妃子的恸哭。妃子看到天地间的一切都在悲叹，就为它们代言了。或许妃子对天皇并没有爱情。可天皇去世时她还是很悲伤。忍不住地悲伤。就是这样的一种悲伤。我是十分清楚的。”
木津元介半痴迷般地呓语着。起初我还以为是木津的脑子不正常了，可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激情在侵扰着他而已。虽然，他平时感怀时也会突然心血来潮，说出一些武断的言辞，可伶牙俐齿的他今日竟如此絮叨，这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我从未见他如此不苟言笑一脸严肃地盯着我说话。
我有点畏惧，插不上一句话，只得将酒杯一次次送往嘴边。他本人则继续在自言自语：
“完全不同的两首歌被并放在了一起。安闲天皇的歌中充满了爱情。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之歌。看来他是十分爱妃子的了。可妃子的心里却没有一丝的波澜。对一个心爱之人的死是无法这样吟唱的。可她依然很悲伤，十分悲伤。”
当这些话不知重复到第几遍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他是不是借《日本书纪》中的歌谣在向我苦诉自己现在的心情呢。如此想来，他的一言一语中似乎的确透着一种辩解——
向我这个妻兄解释他对生前的多绪的冷淡。想到这里，畅快的心情突然化为不快涌上我的心头。于是，当他再次用怪异的语调低低地口诵起“隐口之初濑川”时，我不由得说了一句：
“还有完没完！没劲！”
连我本人都感到了自己话中的残酷。听到此话，他忽然沉默下来，然后就在尴尬的气氛中默默地喝着酒。不久，他似乎不胜酒力，前去喝水，可正要走下外廊时，我见他身体一下跌倒，然后竟不顾体面地用两手撑着地，慢腾腾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地朝井旁走去。他的背影看起来又老又孤单。
当时，连我都觉得，他的精神已经垮了。无论他跌倒时的样子还是爬起时的样子，还有那跌跌撞撞走路时的样子，无不透着一种不同于醉酒的无力感，透着一种心灵上的空虚。
大约三年后，木津元介应征入伍，后来在中国华北的前线病死，因而我也未能再次询问他当时的心情。可是现在，当妹妹与木津皆成故人后，我这才对自己那夜跟木津闹别扭的行为多少自省起来。那一夜，木津既未矫揉也没有造作，他是用那晚的言辞对生前几乎未感受到他爱情的年轻妻子之死表示强烈的悲伤。或者，他是用极其直白的方式向身为妻兄的我来哭诉自己的这种悲伤。
每当想起妹妹短暂且不幸的一生，想起木津之死，我总会想起安闲天皇的妃子所唱的那句“隐口之初濑川有竹”，以及木津那奇怪的语调。至于，木津对这节歌词的理解是否真的正确，我也再未调查过，直至今日。且不管他的解释是否妥当，总之，不知不觉间，那安闲天皇便带着一种亲切感印在了我的心里。可以说，作为上古时代的一位君主，他与其他诸神是不同的，他拥有十分人性的一面，是一位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
当我手持桑岛辰也邀我去看安闲天皇陵出土的雕花玻璃碗的书信时，我便产生了一股不顾一切想目睹一眼的冲动。
也并非出于我对古代珍奇器物的好奇心，只因它是一件被用满含着妃子不可思议的悲调的歌唱所埋葬的一位古代君主的收藏物。
当我抵达京都的时候，已是临近十一月的某日黄昏，几乎是桑岛辰也用明信片为我指定的最后期限了。由于时间有点晚，我担心他的研究室快要关门，所以一下火车便赶奔那早已沉浸在校园暮色中的大学研究室去找他。
当时桑岛正准备回去，久别重逢的喜悦写在脸上。好险啊，你怎么连个电报都不提前打一下！——他毫不客气地责备着我。
房间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陈列箱，箱子上、书架上、办公桌上，能放东西的地方全摆满了五花八门的器物以及奇形怪状的土制人偶和破瓦片等，颇为杂乱。而就在这杂乱房间的一角，我与三年未谋面的桑岛辰也对坐下来。
“这是你的房间吗？”
我打量着四下里问。
“大学毕业都多少年了？要一两间房子有什么好奇怪的。”
桑岛不卑不亢地说着，仿佛自己用天生的大嗓门所说的这句话有多么好笑似的，他一面笑一面在昏暗的房间内打开电灯开关。房间瞬时亮了起来，研究室特有的那复杂深邃的阴影被投向四处，在这阴影塑造出的谷中，桑岛那刚步入老年但比上次见面时更显疲倦的娃娃脸凸显出来，上面还挂着一种单纯的平静，除学问外对其他一无所知的平静。
“还能看吗？”
我问。
“安闲陵的玉碗？”桑岛说，“岂止是能看？你小子的运气简直是太好了。”
仿佛在说他本人似的桑岛面带喜色，然后便说起欲将正仓院的白琉璃碗与玉碗放在一起的荒唐事儿来，而且就在两三天后。
接着，桑岛辰也用从前糊弄我们时一样的语气向我灌输了一下玉碗的预备知识——简而言之，安闲陵玉碗就是如此这般的一样东西。
听了他的介绍，我这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人称玉碗的安闲陵出土的雕花玻璃器物竟大有来头，但凡对考古学稍有了解的人，通过江户时代的记录，几乎无人不知它的名字。当然，也只是记录中有记载而已，至于实物的下落则无人知晓。因此，这次偶然在布施市被发现，则是彻底弄清了记录中所说的这只“玉性不明”的碗，原来其“玉性”的真相便是今天的雕花玻璃。
在享和元年的《河内名所图会》的古市郡西琳寺一条中有如下记载：
“玉碗本山之珍宝也，径四寸，深二寸八步，四周及底有星状圆形相连。玉性不明，距今八十年前洪水之时，安闲天皇陵垮塌，其中现朱等多物，此碗则混其中而出也。其地为村内田中某农家所有，藏于本寺。”
文化元年版的三浦兰阪《河内摭古小识》的西琳寺一条中也有“玉碗安闲帝陵畔所出”的记载，足见其作为当时河内西琳寺的镇寺之宝颇有名气。
另外，在蜀山人、大田南畝的《一话一言》中也有“河内古市玉碗记”一栏，其中记录了国栖景雷与京都茶人宗达所撰写的两篇文章，藤井贞干的《集古图》中则载有这玉碗的图。
《一话一言》中所录的国栖景雷的文章是如此记载的：“兵戈之后，里民掘此御陵，此里之长名神谷，其男仆自土中获玉盌一只，藏其家中百年有余，后献于西琳寺。”
从这些古时的记录来看，玉碗出土后在神谷家（《河内名所图会》中则为田中家）被传了百余年，后来被捐献给西琳寺，由于国栖景雷的记录成文于宽正八年，因此玉碗出土的时间，倘若从宽正八年往上追溯百余年的话，至少应是元禄年间才对。
即，玉碗是在元禄年间被从安闲天皇陵挖出的，当时随泥沙流出后，被藏于神谷家百年，后来又被进献给河内的西琳寺，成为该寺的镇寺之宝，十分有名。明治时代废佛毁释之时，随着西琳寺悉数被毁，玉碗也随其他的佛具宝物下落不明，杳无音信，只留下了上面的记录。
“玉碗的发现对我们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可更有趣的是，此物跟正仓院的皇室御物白琉璃碗居然一模一样，因而又平生出一个更大的新问题。”
据桑岛讲，正仓院的皇家藏品，每一件都被认为是圣武天皇时代的东西，即主要都是8世纪的东西，可安闲天皇陵新出土的玉碗竟然跟皇室珍藏的白琉璃碗一模一样，如此一来，这皇室御物的所属年代也需要被追溯到安闲天皇时代而重新加以审视了。
“不仅形状大小，连雕花图案都如出一辙，所以这两个雕花玻璃碗，与其说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不如说是由同一人同时制造更为妥当。当然，关于正仓院的白琉璃碗，人们都认为它是从波斯经中国、朝鲜传入日本的。尽管不将两只碗放在一起便无法弄清楚，不过，或许它们原本就是一对吧。
就算不是一对，那也很可能是经某人之手被同时献给日本朝廷的。然后不知从何时起这对玉碗又被拆散，一只传入正仓院，另一只则作为安闲天皇的陪葬品被埋进了土中。然后在历经一千几百年的岁月后，两只碗又要被摆放在同一处——
虽然此事三天之后才能变成现实。怎么样，你不觉得有趣吗？”
桑岛说。
两个外来的雕花玻璃器物，历经多舛的命运，在时隔千余年后再次相聚，这是一件怎样的事情？正由于它们是没有感情的器物，因此它们从来就没有那种忧郁的情感，这只能说是两件器物的命运轨迹所发生的交集，而这种交集又带着一种物理性的纯洁，让人感到一种美。甚至连我这个门外汉都不由得产生了一些兴趣。于是，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样，在桑岛那独具特色的话术的煽动下，我不禁答道：“真想看一眼啊，倘若方便的话，届时也带我去吧。”
我在吉田山腰的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故地重游，这晚秋季节的前半天，我是在眺望窗对面山坡上那赤松的粗糙树皮中度过的。由于在京都的三年学生生活中有一年是在这吉田山腰的某民宿中度过的——当然，那家民宿如今早已不在——所以，放眼望去，一切都带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下午时我去了一趟四条，然后乘市内电车去了西边的郊外，从北野一直逛到等持院。这是我学生时代在星期天等节假日常走的一条路线。来到繁华的市中心后，心里总觉得不平静，于是朝北野方向走去，因为那儿仍跟从前一样，令人保持着从前的心境。从傍晚到晚上，天空一直阴沉沉的，仿佛要下阵雨的样子，可半夜开窗时，始带严冬感觉的月亮早已升上了水一样青蓝的天空。
次日，我如约在京都火车站跟桑岛辰也会合，然后去大阪，赶往布施。从这天到次日，两天的行程我全交给了桑岛辰也。桑岛给我制定的日程是，上午在布施市的n家观赏所藏的玉碗，下午则去古市，依次拜访三个地方：与玉碗渊源颇深的安闲陵与西琳寺，还有在江户时代曾珍藏过玉碗的当时的神谷家。不过这日程未必是为我个人专门定制的，他本人似乎也有私心，想重新目睹一下玉碗自安闲陵出土后仍因缘不浅的地方与场所。——尽管起初时我以为他是专为我腾的宝贵时间，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
“学者是根本不会陪着游客玩的。你做人太天真，所以才成不了学者。不过也幸亏如此，你才不会被穷神附体。”
桑岛说道。虽然口头上这么说，可事实上他向来是将晨礼裤当作平常裤子来穿的，外加一双军靴。这副打扮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被穷神附体而远离时髦的人。可尽管如此，他的身上依然透着一股考古学者的气质，一种任何人都模仿不了的清高。
我们在布施市的世家n家的客厅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看到了玉碗。玉碗所以能被发现，据说是因为今年夏天的时候，河内乡土文化研究会——当然桑岛也是该会的主要成员了——曾在大阪b报社的礼堂举办过一场报告会，报告人是东京的i博士，题目是“飞鸟时代与河内西琳寺”。报告会结束后，这位n家的年轻主人便拿来一个包袱，要求给鉴定一下，于是才发现了此碗。
“这只能说是一种佛缘了。毕竟，作为西琳寺的镇寺之宝曾一度闻名遐迩的东西，偏巧又在西琳寺报告会的当天被带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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