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高津虽说去法国留学了三年，却只会说说卢浮宫。他不读书，但也不喝酒。又不是个画家，却整天四处去看画，碌碌无为，虚度光阴。人家还没表态是否同意将女儿许给他，他就不管刮风下雨，一到周末就上门来玩。这是个超出我理解范围的人物。当我对婚事提出反对时，京子第一个开始哭哭啼啼。这也让我颇感意外。我跟美纱以及孩子们一商量，发现他们全都赞成京子和高津的婚事。除了我之外，高津给家里所有人都留下了好印象。启介和弘之都对学问不感兴趣，定光也指望不上。所以我想，至少要把京子嫁给一个献身学问、正气凛然的学者。然而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断了这份念想。

这些暂且不谈，婚礼正式举行之前，在三池家家庭内部发生如此大事的时候，高津满不在乎地露面，我十分不悦。

“让你母亲一个人待一会儿，京子先回酒店去。”

我说道。京子和高津让旅馆备好盒饭，吵吵嚷嚷地叫来汽车，两人一起离开了。那种作派，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来玩耍的。

他们俩走了之后，房间静了下来。我本想跟美纱说几句安慰的话，但冲口而出的却是叱责的言语。

“启介变成这个样子，你也有罪过，都是你给惯出来的！”

美纱像是死了一般俯伏着。

“弘之也好，京子也好，孩子们一个个都不成器，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美纱仰起脸，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她刚走到檐廊，只见她一只手按住太阳穴，身子靠在那边的柱子上，然后朝我转过脸来。美纱静静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她唯一一次这样地看我。接着，美纱像是彻底崩溃了似的，一下子坐在了檐廊上。

“你也有一半罪过。你为孩子们做过什么呢？”

随后，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女人，突然开始絮叨起来，让人觉得她有些异常。

“孩子们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德国留学。原本是留学三年，你却待了八年。后面的五年，你不给文部省和家里一点儿音信。那段时间，我们过的是什么苦日子，你根本想象不到。”

美纱说的没错。三年的留学经费，我省吃俭用，硬是用成了八年。脑子里没有妻子儿女，没有家庭。我住在廉价公寓里，啃着黑面包，一心向往着爬上遥远的学问之巅——那如同阿尔卑斯山般的高峰。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成就。

美纱还说了这样的话：

“研究，研究，连星期天和节假日都没有。一有空，就摆弄尸体。一回到家里，就嚷嚷着尸体臭气熏人，要喝酒。喝了酒，要是能说上一两句笑话也好，可你却一边喝酒，一边一个劲儿地写德语。你为孩子们做过什么呢？你看过学校发来的成绩单么？你带他们去过一次动物园么？我和孩子们成了你做学问的牺牲品。”

在长年贫困的生活中，美纱不讲究吃穿，一直支持我从事研究。她今天如此反抗，也是让我十分意外。

我不想再听美纱抱怨，开口说道：“别说了！我把自己也给牺牲了！”

我坐在檐廊的藤椅上，再次呆呆地望着湖面。早晨起床后，我已经这样坐了好几个小时了。抬眼望向湖面上方，只见十月的比良山染上了一层别有韵味的秋色，山脚延绵，静静地落落大方地坐在那里，仿佛要拥我入怀似的。

“我到酒店那边去。不知道你昨天说了什么，那孩子一定是怀着对父母的恨死去的。”

美纱冷冷地说完，便一下子站了起来。可能是泪腺已经干枯了，她没有眼泪，面容异常光滑。她披上披肩，粗暴地收拾好东西，随即朝我背过身去，就那样走出了房间。仿佛永远不会再回到我身边似的。

一种无法形容、难以忍受的寂寞向我袭来。就这样好了！我站了起来，但又坐了下去。什么就这样好了，我也不知道。

我叫来旅馆的老板，跟他要了一个笔记本。我想打个草稿，给已经多年不曾想起的谷尾海月写一封信。谷尾海月既不是解剖学者，也不是人类学者。我在德国斯特拉斯堡的施瓦尔贝老师身边学习了七年，主要是一边研究儿斑（儿童青斑），一边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软组织人类学夯实基础。然后还有一年时间，我在荷兰的莱登博物馆里，测量了大概一千个菲律宾人的头盖骨，这在我的工作中，算是一个顺道的事儿。在这个莱登时期，在一家日本女人经营的小酒馆里，我认识了谷尾海月。当时，那家小酒馆是日本学者们的聚集地。

谷尾比我年长一些，是个与众不同的僧人，在莱登博物馆从事梵文研究。他喝起酒来，颇有些仙风道骨，用“酒仙”一词来形容可谓最为恰当。我非常喜欢他这一点。不管喝了多少酒，他的脑海里也只装了研究的事情。我不知道他研究的究竟是什么，他也同样不知道我研究的是什么。可是，我俩情投意合，都懂得学问的珍贵，互相尊重对方作为学徒的人格，肝胆相照。当我离开莱登的时候，谷尾海月想把他最好的东西，作为礼物送给我。他问我想要什么。我回答说：“你死后，让我解剖你的尸体。”

海月当场提笔在八裁纸上写下了遗言：“我的尸体赠与解剖学者三池俊太郎。”他给自己和我各写了一份，并且在自己那份上面写道：“亲属不得相争。”

大正元年，我在莱登博物馆门口与海月道别。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听说他比我晚几年回到了日本，在信浓的一个小寺院里担任住持，如今依然健在。如果到大学的佛学教室去打听一下，应该会知道隐居的老佛教学徒谷尾海月的地址。

我想借着给海月写信，度过今天这一天。我觉得，如今这个世上，唯一一个可以称之为诺言的约定，只有解剖海月的尸体这一个了。除此之外，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或人际关系，都是不可信赖的。

然而，我提起笔后，却不知道该从何写起。时隔多年，在今天这一刻，对海月深深的人性之爱，炽热地朝自己席卷而来。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我难以表达。

我放下笔，抬眼一望，琵琶湖沐浴着秋日的夕阳，散发出美丽的光芒。在遥远的东边的湖面上，静静地漂浮着数十艘小艇，如同落叶一般。启介和那个少女的——是的，那个跟启介一起殉情的女人，我曾经在湖畔酒店的楼梯上见过她。对我而言，不管怎么想，她都只是个少女。——那些浮在湖面上的小艇，或许正在寻找启介和那个少女的尸体。

结果，我没有给海月写信。我靠在檐廊的藤椅上，仿佛在忍受些什么似的，一声不响地面对着湖面。到了夜里，我回到屋内，端坐在桌前。我不时站起身来，走到檐廊，看看东边的湖面。那里有数十艘的小艇点着小小的灯火。那些灯火像是装饰彩灯一般，一动不动地待在同一个位置，直到深夜。

我第三次，也就是上一次在这里望见比良山，是在日本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我的心，世上所有人的心，都被毫无希望的黑暗笼罩着。

空袭不知何时会降临。报纸和电台不断地动员人们疏散，战局一天不如一天，暗淡的明天压在所有日本人头上。昭和十九年，就在那样一个春天，我在春子最小的妹妹敦子，一个女校五年级的学生的带领下，来过坚田。离启介出事，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当时，我跟女佣两个人，一起生活在京都吉野的家里。那年正月，弘之被调动到金泽分店工作，春子和四个孩子也一起离开京都，搬到金泽去了。虽说是工作调动，但弘之是有疏散的念头，所以主动要求调到乡下去的。弘之有四个孩子，最大的才七岁。这对他而言，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把我一个老人独自留在京都，弘之和春子好像都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再三执拗地劝我跟他们同行，但我没有答应。他们似乎认为这是因为老人家固执，其实不然。我舍不得自己的工作。不管谁说什么，我一步也不离开自己的书房。

弘之说了，活着才能做研究。可是，在我看来，只有做研究，活着才有意义。对我而言，工作就是一切。离开大学，我的工作就无法开展。我必须去解剖学教室，大学图书馆和研究室的书库，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离开京都这块土地，我的研究将陷入停滞。

弘之说过，活着才能做研究，七十三岁的我心情更是迫切。那时候，每天早晨，当我坐在桌前准备开始工作时，我的血管便会浮现在眼前。我知道，我的血管已经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用手指一捏，立刻就会像饼干那样变得粉碎。抛开战争，我也在跟自己的生命竞争。我觉得，活着一天，就是赚了一天。即便进展顺利，要完成《日本人动脉研究》，也得我能活到九十三岁。对我而言，彻底完成这项工作，终究是种奢望。但是，我想至少多写一章是一章，多写一节是一节。因此，我准备把自己的著述分成几册，逐次付梓，把已经脱稿的部分先送往印刷厂。可是，我面临的局势是，连那些印刷厂也可能随时关门。

此外，即使我的部分著述有幸得以出版，将这些书送往国外的途径，可以说完全都堵死了。我曾经以为，在德国驻神户领事馆的斡旋下，好歹能够将书送到轴心国的大学去。可是，从欧洲的战局来看，我这最后一线希望，恐怕也要落空。

那个时候，我整日伏案工作，珍惜每一寸光阴。写了就好，只要写了放在那里，终有一天会有办法解决。在我死后，经过几年或几十年，通过某种途径，我的工作终将会获得世界上学术界的正确评价，成为一块不朽的丰碑。而且，会有许多学者继承我的研究，最终完成软组织人类学的事业。我这样想着，坚信不疑，不断地鞭策自己。

但是，尽管如此，我那时常常梦见自己的草稿被火焰吞没，熊熊燃烧，与青烟一起升上高空。每当那个时候，一梦醒来，我总是泪湿双眼。

那段时间，我非常讨厌从大学附近一家小小的旧书店门前经过。我知道，在那家店的角落里，堆着一捆跟京都地志相关的草稿，落满尘埃。那部草稿是用毛笔精心地誊写在和纸上的。我不知道它是由何人所写，内容价值几何。但不管怎样，它是某人孜孜不倦地付出巨大努力之后的成果。从我发现它那一天开始，近三年来，它一直扎着细绳，以同样的方式搁在书店的同一个地方。一想到我那《日本人动脉系统》的草稿，跟数百张的图版一起，也会遭遇那本京都地志草稿一样的命运，我便心如刀绞。每当我从那家旧书店门前经过，不免想到自己的著述可能的惨淡未来，便内心黯然。

那个时候，每逢星期天，春子的妹妹敦子便会从芦屋过来。也许是为了安慰我这个独自工作的老人吧，她每次都会从小手帕里掏出自己烤制的面包，或是把两三个当时非常珍贵的苹果整整齐齐地摆在我的桌子上。

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叫敦子的十七岁的姑娘。她跟喜欢花哨的姐姐春子不同，是个稍微有点消沉，但非常纯朴开朗的少女。我对孙子们总是感受不到什么亲近之情，唯独对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敦子，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如骨肉的暖意。敦子似乎也挺喜欢我这个老头子。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散步。平日里，我都是吃过早饭就开始工作，但那一天比较特殊。我在院子里胡乱地走着。春日早晨的阳光透过灌木丛，明媚地洒在地上，可我的心却被一种冷漠、暴躁的情绪所占据，说不上究竟是愤怒还是寂寞。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只好在院子里来回地踱步。

我的情绪之所以如此波动，是因为当天的报纸大事报道了文化勋章获得者名单公布的消息。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两大领域，选出六位学者，作为最高荣誉，由国家颁发给他们文化勋章。

我看了一会儿他们的照片。所有人胸前都佩戴着勋章，站成一排。啊！我也想要一枚这样的勋章，像这样得到表彰，像这样被称颂业绩，像这样得到国家与人民的尊敬、关心与理解。过去，我从未羡慕过名声与物质，但是这一刻，我也想让这世间的荣誉落在我瘦削的肩上。

我的事业难道不比这六个人的伟大么？我把报纸放在茶室的餐桌上，回到书房，在书桌前坐了下来。但是，我马上又站了起来，走出书房，来到了院子里。这难道不是为我的毕生事业画上句号，且值得国家予以表彰的一件事情吗？我的工作难道不配得到政府的称赞、国民的尊敬、国家的保护吗？——如今，哪怕是再渺小的荣誉，我也想要得到。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名声，我也想把它紧紧抓住。

不论如何，必须让人们在心中铭记住三池俊太郎的名字，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三池俊太郎所作的研究的价值。然而，我的生命在流逝，国家将要灭亡。我的数千张草稿前途堪忧，命运叵测。我毕生的事业，可能在尚未获得人们的正确评价之前，便化为乌有。“施瓦尔贝老师！”突然，恩师的名字脱口而出，我潸然泪下。

这时，大学办公室打来了电话，说是文化勋章的获得者之一k博士的庆祝会明天将在大学召开，让我在会上代表名誉教授发表贺辞。我拒绝了。

过了不到五分钟，这回是我教过的学生、医学系的横谷教授打来电话，还是拜托我刚才那件事。

“我没那个时间给别人写贺词，还有一堆自己必须干的工作。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明天死了都不奇怪。”我说道。

横谷有些惶恐，就此作罢。

我刚把话筒放下，不知是哪家报社又打来了电话，还是请我就某个勋章获得者说几句话。

“我对自己工作之外的事情没有兴趣。就算你特意上门也没用。”

说完这些，我便挂了电话。照此看来，可能还会有电话继续打来。所以，我把话筒给摘了下来。

我又走到了院子里。我沉浸于一种莫名的愤懑、悲伤与孤独之中，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正在这时，敦子身着水兵服和劳动裤，从院子中央的灌木丛中钻了出来。她的脸上绽放着花儿一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敦子把一些食品放在了檐廊上，说是家里人让她捎来的。

“伯伯，咱们一起去琵琶湖怎么样？”她说道。

“琵琶湖？”我对她突如其来的提议感到有些愕然。

“一起去吧！我想去那里坐船。”

虽说是战争时期，但春日煦暖的阳光，让这个少女格外开朗活泼。我自己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那时候我居然对敦子的说法毫无异议。

“好吧，那就带我去琵琶湖走走吧。”

我说道。今天我能做到的，便是听从这个少女的指挥，跟着这个少女去她想去的地方，仅此而已。说实话，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在京津电车三条站的站台，让过好几趟电车，才终于来了一辆有空位子的。我们上了车，前往大津。自从启介出事之后，我已经二十年没有见过琵琶湖了。我在大学任职期间以及后来的时间里，因为宴会或者其他事情，有过几次来大津的机会。但是，自从启介出事以后，我就不想再见到琵琶湖，总是避免到这边来。

然而，当我在敦子的带领下，来到琵琶湖，我的心就被琵琶湖的美深深打动了。岁月真是可怕，启介的自杀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湖面像是撒下了一片片小小的鱼鳞似的，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敦子说了想来这里坐船，的确，湖面上小船和小艇四处可见，仿佛只有此处没有战争的阴影。

我望着坐落在湖对面的比良山，突然想去坚田看看。恰好来了一艘开往坚田的汽船，我便邀请敦子一起登上了汽船。

大概三十分钟后，汽船到达坚田。我们两人在灵峰馆稍事休息。那天，灵峰馆里老板的家人都不在，只有一个态度冷漠的女招待。走廊的玻璃窗破了也没有修好，当时不管哪里的旅馆都这样，整个宅邸一片荒凉。

走出灵峰馆，在码头附近，敦子让我登上小艇。我生平第一次乘坐小艇。敦子从船老板那边借来一个薄薄的坐垫，把它垫在我的腰下，然后拉过我的手，让我攥住了船舷，说道：“手抓在这儿。”

湖上一只船也没有。小艇载着我们俩，静悄悄地在湖面滑行。敦子挺起胸膛，用力地握桨划船，额上沁出了汗水。

“伯伯，开心么？”

敦子问道。船桨击起的飞沫溅在我的脸上，且寄身于这极不安全的小舟之上，未必觉得舒适，但我还是回答：“啊，痛快！”不过，我严厉禁止敦子把船划得离岸边太远。

从湖上望去，岸上四处樱花绽放。或许是因为没有尘埃，眼前一片阳春四月的风光，不带一丝腥味，透着一抹凉意。比良山也非常美丽。

小艇附近，一条鱼儿跃出水面。“呀，鱼儿！”敦子瞪大了眼睛，不断用力地挥桨，把小艇往鱼儿跃出的地方划去。我看着敦子的一举一动，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在湖畔酒店的楼梯上一晃瞅见的那个十八岁女子。我前后只见过她一面，她跟启介一起殉情了。我总觉得敦子身上有她的影子。或许是因为敦子看到鱼儿跃出时流露出的少女夸张的惊讶表情，或许是因为她划船时敏捷的动作，总而言之，一瞬间，敦子和那个女子的身影重叠交错，混为一体，我感到了一种眩晕。那个女子可能是跟敦子一样的少女。我发现，对于那个夺走启介的女子，我如今没有一点恨意，反而抱有一种近似于亲情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对启介都不曾有过。

当年吞没了那个女子和启介的湖水，现在正包围着小艇。我凝望着湖水，把手从船舷伸了出去，浸在了水中。湖水比我想象的更加冰凉，它从老人干瘪的五指间缓缓流过。

敦子已经不在人世了。战后的斑疹伤寒轻易地夺走了她的生命。美纱也过世了。我曾经讨厌的京子的公公高津文四郎也离开了人世。谷尾海月在停战那年也死了。好人坏人都没了。

海月过世的时候，关于尸体解剖一事，信浓的谷尾家曾经即刻来询问过。由此看来，海月并没有把他跟我在三十四五年前所做的约定视为戏言。不过，当时因为时机不对，我束手无策，所以无法实现当初在莱登跟海月许下的诺言。

或许是天黑了的缘故，从湖面吹来的风，让我觉得有些凉意。尤其是脖颈和膝盖，格外冰凉。虽说现在是五月，却让人想要套上一件毛衣或者丝绵袄。今天，耳鸣显得格外厉害，仿佛风声一般。不过，实际上，风也的确刮得猛烈。

这会儿，因为我的失踪，家里应该人仰马翻了吧。让他们好好想想吧。说不定大学的横谷和杉山都接到了急报，觉得这是恩师的重大事情，便都赶到家里来，一脸奇怪的表情吧。横谷和杉山如今作为大学教授，都颇有名望。但是，他们一点都没有继承我的学者性格。关于我工作的价值，他们丝毫没有从本质上理解。一看到我，便恭维我“三池老先生，三池老先生”，但恭维人不是本事。在我面前口口声声“老先生，老先生”，背地里都叫我“老头儿，老头儿”吧？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我知道，战争期间，那两个人要不忙着搞大学疏散工作，要不负责动员学生，可以说完全脱离了研究事业。我虽然没有吭声，但觉得他们作为学者已经走到了尽头，心里非常失望。所谓学究绝非他们这样的人。

租船处有个粗陋的栈桥，我曾经跟敦子一起在那里登上小艇。只有那里荡漾着小小的涟漪。仔细一看，湖面上也起了波浪。出租用的小艇上，白色的旗帜随风飘扬。那白旗现在还没被收起来，看来应该是被遗忘了。近来，我看到一些本该收好的东西没被收好，便会非常在意。没收得整整齐齐，我就不会安心。我本来不是这种脾气的，是家里人把我变成了这样。我从书房可以看见春子晒在外面的衣服，如果我不说上几遍，她便不会收回去。弘之把贴好邮票的信件搁在桌子上，一忘就是好几天。京子和定光也有责任。不仅是家人，研究室的那些家伙也是如此。拜托他们做一个关于淋巴腺的简短报告，时间过去一年了，结果把中期报告送来给我的，是一个年纪最小的旁听生。

啊！我什么都不想了。想来想去会让人疲惫不堪。除了《日本人动脉系统》之外，我什么都不想了。因为这无聊的事情，浪费了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到了晚上，必须把这部分的工作补回来。工作、工作，老学徒三池俊太郎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工作。今晚夜深之前，必须把第九章的图版说明写出来。如果说明写不出来，至少得把标题处理好。对了，让女招待把酒端过来先放着，等写完后睡觉时，喝上几杯。拿四两好酒来，酒壶要好好洗干净。——以前一个小时就做完的工作，最近我要花上一天。有时甚至需要两三天。衰老真是令人可怕！

五十年前，在这个房间里，我曾经一心寻死。年轻时，无欲无求。如今，我渴望着哪怕多活一天也好。施瓦尔贝老师和东京的山冈教授都过世了，他们都死不瞑目吧。他们都想多活一天，再多做点工作。谷尾海月也是如此。他曾经心怀大志，想要编写一部梵文辞典，但终究未能如愿。本来，所谓宗教家，说到生死问题，或许跟常人有所不同。——但是，海月绝非宗教家。他是一个学者。正因为他是学者中的学者，所以我才喜欢他！海月应该也是死不瞑目吧。说是悟道，但所谓的悟道，归根到底不过是怠惰者装饰门面的念佛。人只要活着，就必须勤勤恳恳地工作。除了工作，人生下来还有何种意义？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晒太阳。人生下来，也不是为了贪图幸福。

今天，我想看一看比良山。非常想看比良山。那时候，我赶走了春子，想让自己的怒气平息下来，便点了茶。可是，尽管我在点茶，心里的疙瘩却依然还在。我喝完一碗茶，把萩烧茶碗搁在膝盖上时，不曾想，比良的山容倏地浮现在了我的心里。接着，当大森屋的掌柜进了门，玄关处的门铃响起时，我便下定了决心。比良山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远方召唤着我。这半天来，我待在这里，尽情地欣赏着比良山。白天，色彩曾经那般浓郁的比良山脉，从方才开始，突然变得淡薄起来了。相反地，它与天空之间的界线，反而愈见鲜明。恐怕不到一个小时，这一切便将全部消融于暮色之中。

今天乘车经过京津国道时，蹴上的杜鹃开得很美。同属于杜鹃科植物，眼下石楠花或许已经开满了比良山顶。在那山顶的某处斜坡上，白色的花儿正在绽放。大朵大朵的白色花儿一齐盛开，铺满了整个山坡。啊！倘若能够眠于那山巅上香气四溢的石楠花丛下，我的心该是多么的惬意。我仰望着夜空，四肢舒展，啊，只是想象就已经神清气爽。似乎只有在那里，我的心才能得到安慰，才能心旌摇曳。时至今日，我本该试着攀登一次比良山。可是，事到如今，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可能爬上那座高山的顶峰了。对我而言，这比完成《日本人动脉系统》还要艰难。

雪天里，穿着棉衣来这里投宿的时候，启介出事的时候，和敦子一起划船的时候，我都望见了比良山。我总是望着比良山，却从未想过要登上比良山。为什么我从未有过这个念头呢？也许是季节不对？不，不是的。我觉得，或许是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具备攀登那座山的资格。

昔日，当我看到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时，我就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比良山巅。那一日或许就是今天。可是，如今即使再怎么想攀登，对我而言，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好了，回房间吧。让他们尽快把晚饭送来，我必须开始工作了。听不见孩子们的吵闹，如此安静从容的傍晚，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了。好像哪里传来了铃声。是老人耳朵的错觉么？在耳鸣声中，我确实听到了铃声。不对，还是听错了吧。当年，在德国特里伊贝鲁菲的山中小屋里（当时，我跟施特尔达博士一起去那里撰写论文，目的是针对他在西伯利亚发现的红色骨骼展开讨论。）我曾经一边工作，一边听着挂在牛头上的铃铛发出的声音。那声音真是美妙啊。方才那个铃声，或许就是数十年前的那个铃声，出于某种原因，让我想起了它，听到了它。

快点让我吃晚饭吧，我必须工作。我必须投身到那片珊瑚林般红色的血管图谱的世界中去。

日本山口县萩市一带烧制的陶器，柔和质朴，深受茶人的喜爱。

腊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日，寺院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

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成道的法事。

位于琵琶湖畔的海门山满月寺，以近江八景之一“坚田落雁”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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