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要五年了。时隔五年，我再次来到了坚田旅馆。上一次来此地，是战争结束前一年的春天。当时战局已经开始紧张，自那以后，五年的时光过去了。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又好像昨天刚刚才发生过。总之，最近，我觉得自己似乎对时间概念比较模糊。我年轻时可不是这样。在上个月的解剖学杂志上，有个家伙把我写成了“矍铄八十翁”。我还没到八十岁，还差两年时间。不过，不管怎样，在别人眼里，我已经是个老翁了。“老翁”这个词，有几分安逸的味道，我不喜欢。我喜欢老学徒这个词，老学徒三池俊太郎。
旅馆的老板曾经说过，宜于观赏琵琶湖的胜地，有三井寺、粟津、石山，还有其他一些合适的地方，不下十所。但是，要说欣赏比良山，尽管湖畔辽阔，却没有比坚田旅馆更合适的场所了。尤其是灵峰馆西北角的客房，无一处可以与其媲美，老板对此十分自豪。他还说明过，从这里遥望比良山，山容显得最为神圣庄严，故而取名为灵峰馆。从这个客房远远望去，比良山真是美丽。隔着琵琶湖，从彦根城望见的比良连峰蜿蜒向东西绵亘的壮丽景象。而这里虽然不见那般景致，却可以欣赏到比良山悠然地将数条轮廓分明的山涧揽在怀中，山脚延绵，伫立于琵琶湖西岸。一部分山顶不时被云朵遮住，那身姿有一种普通山峰所见不到的气质与风度，的确十分美丽。
话说，那个老板过世之后，至今过去了多少年呢。二十年？不，应该更久。我因为启介的事情，第二次到访此地时，那个老板已经得了中风，口齿不清了。我记得，自那以后不久，大概两三个月的样子，我收到了他过世的讣告。当时，在我看来，那老板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他其实勉强刚到七十岁左右。仔细一算，我如今已经比他多活将近十年了。
这家旅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初次来到这里，是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从我第一次坐在这间客房时开始，不经意间，五十多年的岁月悄然流逝。五十年不变的旅馆，也真是少见。长得跟过世的老板一模一样的少老板，坐在玄关边上微暗的账房里，跟他父亲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姿势。这间屋子里，壁龛上挂着的山水画以及搁着的布袋和尚摆件，可能也都是当年的东西。与此相比，我家可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不一样了。从家具、人，到人的想法，就没有一个保持原样的。而且，年年月月都在变。也许应该说是时时刻刻在变。如此发生变化的家庭，也实属少见。搬一张藤椅摆在檐廊上，一个小时后，椅子的朝向已经变了，真是让人受不了。
啊，这一刻是多么自在啊！我已经多少年没有享受过如此安然宁静的时光了。这就是学者的时光。一个人坐在藤椅上，眺望着琵琶湖，眺望着比良山，没有人在一旁直勾勾地盯着，感受不到任何不怀好意的目光，听不见任何没轻没重、惹人心烦的说话声。要是想喝热茶了，拍拍手把女佣叫来即可。不吭声的话，直到傍晚，也不会有人前来打扰。既没有收音机的声音，也没有留声机、钢琴的声音。听不到春子高亢刺耳的叫嚷、旁若无人的孙子们的喧哗，也听不到近年来目中无人的弘之的声音。
不过，家里现在一定闹翻天了吧。我突然从家里不见了，他们一定是乱成一锅粥了。最近，为了以防万一，我绝不独自外出。而今天出门之后，居然五个多小时了，还不见回家，估计就连春子也慌了手脚。“老爷子不见了！”“老爷子不见了！”——这会儿她可能正像平日里那样高声叫嚷着，上邻居和熟人家里四处找我。弘之应该是接到了电话，连忙从公司赶回了家里。我知道那小子，他既不想通知亲戚，也不想报警。话虽如此，他不管往哪里打电话，也都打听不到我的下落。他现在应该是一副难看的脸色，慢慢吞吞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就爱瞎操心，或许已经把我失踪的事情，告诉给弟弟妹妹了。定光或许已经从大学研究室回到了家里，一脸因为这种事情被叫回家而极为不悦的神色，待在我的书房里，坐在我的椅子上，愁眉苦脸地喝着茶。京子也从北野赶回来了吧。倘若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定光和京子都不会回家的。不知道究竟是忙成了什么样子，偶尔带些点心上门看望一下孤零零的父亲，也不会遭报应的。我要是不吭声，他们就把父亲抛在一边一年半载，一个两个都是不孝子孙。
明天之前，就由他们去担心吧！明天中午，我再出其不意地回家。七十八岁的我也是有自由的，有出门走走的自由。如今正流行自由之说。即便一声不吭地离开家门，也无可厚非。我年轻时曾经喝得烂醉如泥四处留宿，从未事先跟美纱打过招呼。不声不响地待在外头三四天，从来也没有像弘之那样，打电话跟老婆汇报。弘之就是个妻管严，溺爱孩子，娇纵老婆，是个没出息的家伙。
不过，明天我回家之后，恐怕免不了一番折腾。春子估计会故意在定光和京子面前叫嚷：“就是这样，我照看爷爷，真是精疲力尽！”以她的性格，也许会夸张地趴在榻榻米上哭给人看。弘之、定光和京子，担惊受怕一整夜，肯定要把心里的愤恨都发泄出啦。我准备一句话都不说，把那些人的脸一张一张地看过去，然后走进书斋。要是弘之追了过来，冠冕堂皇地跟我说什么“今后，您不能再做这种为难人的事儿了！您以为您几岁了，想想自己的年纪吧！您做出这样的事情，孩子们可受不了。多不光彩啊！爸爸，您真是太乖僻了！”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我不想搭理。我不说话，凝望着挂在墙壁上的施瓦尔贝先生的照片，他的眼睛安详静谧、意味深长。等心里平静下来之后，我便立刻翻开笔记本，撰写《日本人动脉系统》的第九章。我提笔写道：
imjahre1899binichinderanatomieundanthropologiemiteinerneuenanschauunghervorgetreten,indemichbehauptete:……
1899年，我在解剖学和人类学方面，发表了新的见解，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主张……
那些家伙根本不懂我开始动手撰写的是什么。大概谁也不明白，这开头的一行字，闪烁着三池俊太郎作为一个学者的永恒的生命与自豪。首先，弘之就根本读不懂吧。按理说，他在学校学过几年德文的，忘得那样彻底，也真是少见。定光的专业是德文，而且还在翻译歌德的作品，读应该还是读得懂的。不过，那家伙也许只读得懂歌德。他从小就那样。他翻译的歌德估计也不靠谱。对于歌德这个文豪，我无从了解。不过，定光笔下的歌德恐怕也是跟他一个德行，难以取悦。但诗人歌德至少应该不是那种跟父母兄弟都难以相处的任性分子。一心只记得歌德、歌德，连重要的父亲在做些什么都一无所知，这种儿子真是让人头疼。日本人动脉系统解剖学的研究意义究竟何在，软组织人类学朴实却重要的工作具有何种学术价值，他对这些都无法理解吧。至于弘之，不，不仅仅是弘之，甚至连春子、京子、京子的丈夫高津等人，他们都会认为，我的这一行字还不如一百块钱宝贵。尽管如此，他们却又利用我学士院委员、某某奖获得者、q大学医学系主任等过往的社会声望，极为浅薄地在他人面前抬出我的名号。这也无关紧要，但既然如此以身为我的子女为荣，就应该更加理解我、珍惜我，不是吗？
大学那边的横谷、杉山等人，可能也从弘之那里听说了我失踪的消息。大家可能都担心我离家出走，要死在外边。或者是因为对时局愤慨不满，或者是研究工作难以如意，所以有了自杀的念头。不过，假如启介还活着，或许只有他能明白我的心情。他那双温柔可亲、清澈美丽的眼睛，应该能够捕捉到我的心绪。他是长子，出生在我的贫苦岁月，从小在大杂院里养大。所以，他具有弘之、定光所缺少的眼力见儿。即使在父母看来，他也确实比较敏感细腻。
可是，我却最不喜欢启介。他不像别的孩子那般亲近我，从未在我的膝上坐过。这或许是因为，在他懂事的时候，我去德国留学了，彼此一直没在一起生活。然而，我总觉得，假如启介还活着，他应该会摸清我的心思，一边冷冷地看着一切，一边默不作声地妥善处理，让我称心满意。
但是，我不会去死。我才没有那种无聊的念头。《日本人动脉系统》的工作尚未完成，我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做不完。我要是死了，谁也接手不了这个劳多功少的工作。它就等着我一个人。我的生命是无价之宝，只有我知道它的价值。是的，这个世上或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1909年，在柏林召开的人类学会上，克拉奇教授曾经说过：“对于三池作为一名学者的价值，我的评价恐怕要高于他本人。还请多多保重。”这是我得到的最为清冽的赞辞。可是，克拉奇教授早已不在人世了。佐仓和井口也都死了。我的工作价值，似乎只有他们两人懂得。他们俩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成就斐然。然而，他们俩的名字也从学界消失已久了。要说他们俩的工作，或许也只有我能真正合理地给予评价。
这些暂且不提，我为什么突然要来坚田旅馆呢？仔细一想，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我突然迫不及待地想坐在灵峰馆西北角的客房里，眺望琵琶湖的湖面，按捺不住地想远瞻湖对岸的比良山。这背后的直接原因，关系到那笔一万两千元的小钱，但实际上绝不是钱的问题。不是那么回事。
我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保存了一些纸张，准备将来出书时使用。我卖掉了其中的一部分，得到的钱款大概有一万两千元。昨天，我跟弘之索要那笔钱，他奇怪地板起了面孔。他大概认为，他在照料我的生活，眼下生活又困难，所以把我卖纸得来的钱据为己有，充当一部分的生活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不那么认为。那些纸张本应用来印刷我的毕生著述《日本人动脉系统》第三册。战时岁月中，我四方筹措资金，好不容易才将它们弄到手。我担心会遭遇战祸，便托人把纸保管在大学的地下室里，直至今日。对我而言，它们是任何东西都难以取代的宝贝，跟那些用来印刷无聊的小说、辞典的纸截然不同，将用来印刷软组织人类学的创始人三池俊太郎五十年的心血。倘若生逢其时，应该是会被送到全世界的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它们跟那些普通的纸张不一样。我的生命将化身为数百万个德语单词，栖身于其上。我把卖纸得来的钱放进抽屉里，不管怎样，情绪先稳定下来，准备开始工作。虽然我一直在贫困中生活，但我在心气儿上，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穷人。即使跟人借了钱，可我想买的就买，想吃的就吃，每天开怀畅饮。如果彻底成了个穷人样，那还能做学问么！没做过学问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我不小心把卖纸的事情说漏嘴了。于是，弘之和春子都开始指望上了这笔钱。我要是不松口，就算他们想动用，不也是白费劲么？
“这是我的钱，一分也不许动。”我说。这不是挖苦也不是吝啬。我是真的那么想的。
“父亲，您这样有些任性吧！”
弘之这么说，我不痛快。“生活太困难了，父亲，能不能将那笔钱匀一些出来呢？实在抱歉，如果您能同意的话，那可就帮了我们大忙了。”如果他能这样谦逊地跟我说，我就会当场改变主意，给不了一半，给五分之一是没有问题的。
这时，春子也从餐厅探出了头来，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呀！父亲说的没错，那是他的钱，还是一分不剩地交给他吧！”
“对，是我的钱。随随便便被拿去给孙子买糖果之类的，我可不答应。”
我也说了一句。弘之对此啧啧表示不满。虽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他的举动竟然如此轻薄，着实让我难以忍受。如果美纱还活着，应该不会让我经受这些吧。可是，美纱也是个生性软弱的女人，到了晚年，开始看弘之、春子的脸色办事，估计也指望不上。不过，这次事关卖掉工作用纸得来的钱，她应该不至于对孩子们言听计从。
到了今天早上，事情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我在书房里正准备开始工作的时候，春子拿着一万两千元的钞票进来，本来放在桌子上就行了，可她却说了句：
“父亲，您渐渐喜欢上钱了！”
我不会喜欢钱的。这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里，我在清贫中与研究同行。除了学问，我没有其他喜欢的东西。我如果喜欢钱，那就去当个临床教授，然后辞职开业，到今天应该也是个大富豪了。我也就不必在微暗的实验室里摆弄尸体，仰仗着实业家们的资助，写什么卖不动的外文书了。春子说的跟这截然相反。就算是误会，也得有个度。我如今生活在一个与学问完全无缘的、低俗的公司职员家庭里。而且，这种时局下，依靠那微薄的薪水抚养，我觉得如果自己不在抽屉里多少存一些私房钱，心里就不踏实，无法安心工作。我没有将退休金交给他们当做生活费，他们似乎常常对此感到不满。可是，如果我把退休金当做生活费，又该拿什么来支付给我打工的学生的工资呢？眼下，退休金是我唯一的研究费用。做儿子的如果盯着自己父亲的退休金，那也太不像话了！
我没有回答春子，觉得自己哪怕说一句话，也会脏了嘴巴。我在春子面前，用发颤的手一张一张地数着从她手里接过的一万两千元，的确是一百二十张。
“好了，去吧！”我对她说道。
我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给自己点上薄茶，不就点心，喝了一碗。这个有些年月的萩烧茶碗是我过七十大寿时，一个不具姓名的学生送给我的。当时我不在家，他来到门口，悄悄地把茶碗放下就走了。这个学生和这个茶碗，我都十分喜欢。我把茶碗举在胸前，轻轻地一斜，深绿色的小泡沫静静地沿着碗边滑了下去。
我抬眼望向庭院，从大门开始一路向内延伸的灌木丛对面，一个身穿寒碜的西服的男人，正朝着玄关方向走去。最近，我见过他两三次了。我也知道他是大森屋的掌柜。春子又卖和服腰带或者衣服了吧。衣服是她嫁到这个家里时带来的，卖掉也无所谓。可是，他们的生活应该不至于困难到需要卖衣服。如果真有那么困难，把秀一的钢琴课停掉好了。十二岁的男孩，又没有天赋，却花那么多的学费让他学钢琴，真是乱来！这给我带来多少烦恼，他们知道吗！音乐是只有天才才拼命奋斗的东西。让八岁的桂子学画画，也是同一回事。这一切都是徒劳。说什么情操教育、情操教育，所谓的情操不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不跟孩子教导学问的高贵，算什么情操教育。
在孙子们的教育方面，存在浪费。在节约生活费方面，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春子说她前几天去四条擦皮鞋，花了二十元。真是让人无话可说。结果，弘之非但没有责备她，还说自己在京极街口花了三十元，那边擦得更仔细。好手好脚的夫妻俩自己不动手擦皮鞋，竟然花了五十元请人擦。让人说什么好。
尽管这样，她还一个劲儿地说生活困难，要卖衣服。真是自相矛盾。如果说丈夫是个酒鬼，喝得烂醉，生活难以为继，还可以理解。其实，我这一辈子就是那样。研究和酒，解剖室和酒馆。可是，我喝酒虽说也是浪费，意义上却有些不同。我不会请人擦皮鞋却舍不得喝酒。我哪怕给别人擦鞋，也要喝酒。对我来说，酒是我的欲望，跟研究一样，是欲罢不能的需求。
当大森屋的掌柜打开玄关的门铃声响起时，我起身换上西装，把波兰政府颁发给我的小型红十字一等荣誉勋章别在了西装背心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枚勋章。我把已经着手撰写的第九章的一部分草稿和一本德语辞典装进书包，然后将一万两千元钞票塞进了口袋。我觉得口袋可能不够安全，便把钞票重新塞进了内衣口袋。我下了檐廊，穿过中庭，从后门走上街头。也许是心情激动的缘故，走起路来，膝关节咔咔作响。
我慢慢地走到了有轨电车途经的马路上，恰巧有一辆出租车迎面驶来。我叫住了它，问司机去坚田要多少钱。原以为他会说个两百元，没想到这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司机居然开口要两千元。我不禁气得两手直发抖。可是，司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打着方向盘要把车开走，所以我说：“行，开车！”司机就那么坐着，从里面打开了车门。过去的司机，都是下车帮客人打开车门的。
汽车摇晃得厉害，让我很不舒服。我想这样可不行，便叫司机开得慢一点。我把手交叉放在胸前，收着肩膀，尽量缩小心脏的表面积，减轻心脏的负担，然后闭上眼睛。出租车离开京都市内，驶上京津国道。从这里开始便是混凝土公路，所以不再颠簸得那么厉害了。汽车从蹴上途经山科、大津，在滨大津拐弯后，开始沿着湖畔行驶。美丽的比良群峰出现在前方。“啊，比良山！”我在心里呼唤道。当我从家里出来，叫住出租车的时候，几乎是无意识地说出要去坚田。看来，我仓促间的决定并没有离谱。我的确想看琵琶湖、比良山。我想站在坚田灵峰馆客房的檐廊上，一个人悠然自在地眺望着琵琶湖平静的水面以及对岸的比良山。
我第一次见到比良山，是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对了，比那时更早几年，我在一本当时发售的名为《摄影画报》的杂志卷首画页上，见到过比良山。那时，我还是第一高中的学生。在本乡的寄宿公寓里，我无意中翻开了一本房东家女儿的杂志，卷首第一页便是题为“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它是用当时流行的紫色彩印制作的。
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张照片上，在比良山系的山顶，一丛丛美丽的高山植物石楠花，如同花田一般覆盖在岩石裸露的险峻斜坡上。远处山脚下，可以望见一部分明镜般的湖面。看着那张照片，我莫名地心中一惊。我也不知道为何会那样，总之心里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如同乙醚般具有挥发性的刺激。于是，我再次仔细地看了看那张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
在同一页的一角，有一块用圆圈划出的地方，里面介绍了每天数次来往于湖畔各个部落间的小型蒸汽船。那一刻，我心里想道：“总有一天，我要搭上那艘蒸汽船，仰望着耸立于眼前的比良山的山脊线，朝照片上印着的山巅一角攀登而去。”——不知为何，我觉得那一天一定会到来。那一天会到来，必定会到来！该说是我对此深信不疑么？总之，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信念。
我想，要是那一天真的来了，当我登上比良山时，心里或许会觉得非常寂寞。该怎么形容它呢，就像是一种难以平静的、不论跟谁诉说也无法得到理解的心情——对了，有一个便利的词语叫“孤独”。或许也可以称它为绝望吧。孤独、绝望，是的，就是这种心情。我原本讨厌这种时髦、青涩的字眼，但它们却最能表达出我当时的心情。在那孤独而绝望的一天，我要登上开满石楠花的比良山顶，独眠于芳香洁白的花丛下。这一天将会向我走来，必定会来！现在想来，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消极心情，但当时这种心情是极为自然地涌上心头的。说起来，这便是我认识比良山，并对这座山产生兴趣的最初一刻。
数年之后，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真正的比良山，而不再是照片。那应该是我二十五岁时发生的事情了。我从东京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去冈山医专担任讲师的那年年底，准确说来应该是明治二十九年。那个时候，我被死神缠上了。年轻时，谁都有过不把生命当回事的时期。启介那样荒唐地死去，也是在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如果闯过了那一关，也会像样地多活上几十年的。可是，那个优柔寡断的家伙……不，缠上了启介的死神，或许比缠上我的死神更加凶恶、难以对付。即便如此，启介也是个糊涂虫。但是，他也有令人怜悯的地方。如果现在还活着……糊涂、愚蠢、不像话的家伙。哎，一想到启介，我便气得不行。
缠上了二十五岁的我的死神，至少跟启介的情况不一样，是个更为纯粹的家伙。我为自己的生存意义而苦恼，所以想寻死。日后成为我毕生事业的软组织人类学，尚未成为我的心灵主题。说起来，当时我的心里到处都是缝隙。虽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心里却塞满了宗教与哲学。藤村操从华严瀑布跳下，比我立志自杀晚了几年。那个时候，凡是搞哲学和宗教的人，都曾经一度被死神缠上过。万物的真相，唯有一句：不可解。人们认真地思考着这些问题，那是个不可思议的时代。明治末年有一段时期，是日本的青年们沉浸于思考、探索生死问题的奇妙时代。
一到十二月，我便带着一本《碧岩录》，自冈山直奔京都，来到了嵯峨的天龙寺。我以居士的身份待在g老和尚门下参禅修行。那时候，我每天夜里都要坐禅，深夜端坐在正殿的走廊上。正殿背后，有一个结着薄冰的曹源池。有时，我也坐在池畔的岩石上参禅。待到腊八接心结束时，我已经连站都站不稳了。现在想来，当时应该没有别的原因，主要是营养不良、过度疲劳、睡眠不足导致了极度的神经衰弱。
腊八接心那天，一早等成道会结束后，我便立刻离开了天龙寺，奔向大津。成道会一结束，我就走了，所以大概是八点吧。寺院里，四处都是松树墩子，上面薄薄地落着一层白雪。那天早晨十分寒冷，耳朵和鼻尖都冻僵了。即使在嵯峨，这么冷的天气也十分罕见。我身着云游僧人的棉衣，赤脚穿着木屐，从嵯峨出发，经过北野进入京都，然后穿过山科前往大津。当年，我一刻不停地大步行走在今天乘车经过的京津国道上。我至今依然记得，当我从山科一家名叫“兼代”的鳗鱼饭店铺前走过时，雪纷纷扬扬地飘落着，强烈的饥饿感向我袭来。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前往大津呢？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如果说是想起了几年前在《摄影画报》卷首画页上见过的比良山，向往之余动身前往的话，不免有些事后附会的味道。我很可能是去琵琶湖求一处葬身之地。或者，也可能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晕晕乎乎地来到琵琶湖，望着湖面，突然起了寻死之念。
那天可真是冷呐！我进入大津之后，便取道向北而行，沿着湖畔一直往北走去。死神与我一路同行。我的右边是一望无际的琵琶湖，冰冷的湖面不见一丝涟漪。不时有野鸭三五成群地从岸边枯萎的芦苇丛中腾空而去。
前方可以望见叡山。在更遥远的前方，白雪皑皑的群峦叠嶂，醒目而美丽地屹立着。一路上，我见惯了林木稀疏的嵯峨群山的平缓曲线，而眼前的峰峦则以一种别样的险峻之美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跟途中遇见的商人问了问，才知道它就是比良山。我不时停下脚步，跟死神一起望着比良山。远远地，比良山的山脊线充满了神圣庄严之美。初次见面的比良山，让我看得入迷。
傍晚，我终于来到坚田的浮御堂。一整天，时断时续地飘舞着的白色雪花，从那时开始下大了。稠密的雪花一刻不停地下着，开始吞噬整个天地。我久久地站在浮御堂回廊的檐下，湖面已经彻底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用冻僵的手从褡裢里取出钱包，解开带子一看，里面露出一张五元的钞票。我攥着这张钞票离开浮御堂，来到了湖岸边上的一家旅馆。这家旅馆虽然颇具规模，但莫名有几分驿站客店的感觉。我迈步走进了宽敞的门厅。它便是现在的灵峰馆。
我站在门厅，把五块钱递给了正在账房里用被炉取暖的老板，跟他说要在这里住一宿。他是个剃着光头的中年人，跟我说房钱可以明天再付。可我硬是把钱塞了过去，老板一脸疑惑地盯着我，态度突然变得殷勤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女佣端来了热水。我坐在玄关入口处，撩起衣服的下摆，把冻得通红失去了知觉的双脚浸入盆里的热水中。这时，我才缓过气来了。接着，我便被带到了这家旅馆最高级的客房。夜幕沉沉，已经是掌灯时分。
我一言不发，在老板娘的照料下吃完晚饭，便背对着壁龛开始坐禅。当时，我已经下定决心，准备第二天早晨从浮御堂旁边的悬崖跳下。像石头沉入水中一样，这五尺之躯会静静地沉入湖底么？我感到不安。我反复地想象着自己横躺于湖底的尸体，想象着那是一个男人格外伟大地死在那里。
那天夜里，四周一片静寂，不亚于天龙寺的禅堂。寒意逼人，甚至于身子一动就感到刺痛。连着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那里坐禅。拂晓时分，我突然回过神来，感觉身体非常疲劳。我结束坐禅，上了趟厕所，然后躺了下来。房间的角落里铺着床，但我没去碰它，就在榻榻米上枕着手，准备在天亮之前，打个一两小时的盹儿。
突然，传来“嘎”的一声尖叫，像是要撕裂喉咙一般。这一定是夜禽的啼声。我抬起头来，四周跟方才一样，万籁俱寂。正想重新入睡，“嘎”地又传来了一声。我觉得那声音似乎就是从枕旁的檐廊下方传来的。我站起身来，点上纸座灯，来到檐廊，打开了一扇遮雨窗。外面一片漆黑，纸座灯的光线只能照到檐前一块狭小的空间，细细的雪花正不断地飘落。我正想从扶手探出身去，看一眼黑魆魆的下方时，“嘎”地一声，比之前更为响亮的尖叫从近处响起。只见一只鸟从屋檐下方的湖岸飞起，它猛烈地拍动着翅膀，发出巨大的声音。虽然看不见它的身影，但那振翅声充满力量，让我震撼不已。湖上雪花纷纷扬扬，鸟飞进了那片夜色之中。我怀着几乎是畏缩的心情，在那里伫立了许久。
这是一种生命力么？一只夜禽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让我震惊。这一刻，死神离我而去。
第二天，我没有寻死，冒着大雪，再次徒步返回京都。
我第二次在坚田望见比良山，是启介出事的时候。那是难以忘怀的大正十五年的秋天。
那年我就任q大学医学系主任，所以当时我是五十五岁。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我六十岁从大学退休，对我而言，是一生中聚集了诸多不快之事的时期。先是启介出事，第二年美纱过世了。然后，弘之结婚、京子嫁人，这些都不见得让我舒心。接着，定光开始左倾。另一方面，我自己在担任医学系主任期间，整日充当高级杂务员，中断了重要的研究工作，每天都在焦躁不安中度过。
启介的事情，完全是个晴天霹雳。r大学来了通知，美纱去学校一看，发现原来启介因为女人问题，即将被学校开除。我在书房听美纱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启介从小意志比较薄弱，学习成绩时常居于中下，所以大学考进了不怎么出名的私立r大。他性格比较内向，但身上有着其他孩子所没有的老实温驯。我一直以为他的品行是极为端正的。这事跟对象也有干系，他居然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十八岁女招待怀了孕，真是无法无天！
我想这事不会见报了吧，便打开了当天的晚报，发现在一个“大学生的桃色游戏”之类的标题下，我闻所未闻的启介的不端行为被大肆报道。报上用的虽然是假名，但一看就知道写的是我，还说该学生父亲身居教育界要职，担任某大学系主任。我作为教育家的颜面尽失，但这也无所谓，我本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个教育家，不过是一介学徒。可是，我作为一个父亲，为自己的儿子犯下了一名学生不该有的不端行为，感到十分痛心。数年之后，定光出现了左倾问题，虽然我也感到非常棘手，但还有可挽救之处。而启介的问题则丝毫没有聊以自慰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一步也没有走出书房。天黑后，茶室那边传来了有人跟美纱说话的声音。应该是启介回来了，那娇气的样子，我一听就知道是他。我仔细地听了听，启介像是在吃饭，有使用餐具的声音。
我走出书房，沿着走廊来到茶室，打开了拉门。启介盘腿而坐，身上学生制服的所有扣子都解开了，露出白色的衬衫领子。他正在美纱的伺候下吃饭。我一看到他，便火冒三丈。
“滚出去！家里没有你这样的混账东西！”
启介正了正姿势，垂下那双天生温和的眼睛，老实恭敬地坐着。
我再次命令道：“滚出去！”
启介乖乖地站了起来，走到走廊上，然后上了二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没想到他居然真的离家出走。九点左右，美纱上二楼一看，启介已经不在了。
美纱从第二天开始，就伤心过度，连饭也吃不下。可我却几乎没怎么在意，相信他很快就会回家，因为他就是那种没出息的家伙。
美纱好像是从什么地方打听来的，说那个年轻的女招待小小年纪相当厉害，之前已经生养过孩子，启介完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说，不管是自己骗了对方，还是被对方下套，结果都一样。
果然不出我所料，启介在离开家后的第三天，往家里打来了电话。当时，我恰巧在电话间隔壁的书库里寻找旧的医学杂志，听到弘之压低了声音在讲电话，觉得非常奇怪。弘之离开了电话间，在走廊上同美纱嘀嘀咕咕地说着话。我走了过去，问道：“刚才的电话是启介打来的吧？”他们俩都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弘之回答说：“是的。”他们俩可能本来想瞒住我。问了一下，我才知道，启介现在跟那个问题女人一起住在坂本的湖畔酒店，他让弘之送笔钱过去。
第二天下午，我不顾美纱的担心，乘车前往湖畔酒店跟启介会面。在酒店接待处，我请工作人员帮忙把启介叫出来。这时，一个短发女郎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从对面豪华的楼梯上走了下来。她身穿一件铭仙绸或其他什么布料的和服，系着一条红色的腰带。该说衣衫不整，还是一副孩子气呢？总之是一身奇怪的打扮。她走到楼梯的一半，朝这边望过来的视线刚好跟我相遇了。只见她倏地脸色一变，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注视着我。接着，她转过身嗵嗵嗵地往二楼跑去，动作敏捷得像一只松鼠，看不出是个怀孕的女人。
不一会儿，启介面色阴沉地下楼来了。我跟启介一起来到楼下的会客室，隔着桌子相对而坐。我把钱包递给他，里面装有他要的那笔钱。
“你今天先回家，暂时一步也不许走出家门，不准你跟那个女人再见面。你母亲改日会去见她的。”我说道。
“可是——”启介一副为难的样子。
“你马上就回家。”我再次重申。
于是，启介提出让他考虑到明天早上再说。我气得浑身发抖。那天，酒店好像是在举行婚礼，周围有好几个盛装打扮的男女，他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我站起身来，说道：“好，你是要那个一文不值的女人，还是要你的父亲，明天回答我。”
然后，我要求他明天中午之前，带着答复到坚田的灵峰馆来找我。
“是。”启介老实地回答道，“对不起。”然后，他就上二楼去了。我请酒店的工作人员帮忙往相隔不远的灵峰馆打了个电话，然后乘车前往阔别三十年的坚田旅馆。启介的事情让我身心俱疲。第二天恰巧是星期天，所以我想在这里充分休息一下。
三十年过去了，老板年事已高。他过来客房跟我寒暄。面对面说着话，他往日的模样渐渐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从这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把事情简单地跟美纱说了一下。时隔多年，我独自度过了一个既不读书也不写字的安静夜晚。离野鸭上市还早了一点，所以没能吃到野鸭火锅。不过，油炸鱼的味道不错，那是用湖里捕到的鱼做的。那天夜里，我睡得很香。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很迟才开始吃早餐。这时，京都的家里打来电话，美纱异样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酒店刚才来通知，说启介他们今天早上投琵琶湖自杀了。你马上到酒店去看一看吧。我们也立刻从家里出发。”
我不禁愕然。我想，这傻瓜都干了什么呀！启介选择了那个女人，抛弃了我。这也就罢了。一想到他用殉情这种讽刺的行为，来回答我这个父亲，就觉得难以忍受。
我终究没去酒店。
三点左右，弘之出现在了坚田旅馆。当时，我正坐在檐廊的藤椅上，一转头，发现弘之面容苍白，正一脸厉色地瞪着我。
“父亲不觉得大哥可怜么？”
“当然可怜，愚蠢得可怜。”
“大哥他们的尸体，目前还没有找到。有很多人都在帮忙。我们也得顾及他们的人情，请父亲到酒店去看一看。”
扔下这些话，弘之便不客气地转身回去了。他来我这边，仅仅就是为了说这番话。
过了一个钟头左右，美纱和京子、京子的未婚夫高津来了。美纱一进屋，就冲到我跟前，想要趴在我膝上。但她又立刻改变主意，走到房间的角落里，俯伏下去，久久地一动也不动。我非常明白，她是强忍着不要哭出声来。
“天黑前能捞上来就好了——”高津说道。他说的是启介他们的尸体。
我对高津他们出现在这个场合，感到非常不快。我本来就反对京子和高津之间的婚约。他的父亲高津文四郎在大阪是数一数二的实业家，但终归是个没有教养的暴发户，根本不把学者放在眼里。那种目中无人的傲慢，让我非常讨厌。初次见面的时候，他说什么我那点出版费他掏得起。美纱和孩子们去了一趟他们家，便一下子都拜倒在金钱的威力之下，说他们家宅邸如何宽敞，客厅如何气派，八濑和宝冢的别墅如何如何，家里的气氛突然活跃起来。我对此感到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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