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是在静冈县的沼津度过的。沼津毗邻骏河湾，气候温暖、阳光充足。夏季，海滨浴场游人如织；冬季，只要不刮风便是绝佳的避寒之地。北方，富士山近在咫尺；城外，狩野川穿流而过。算得上是气候宜人，风光明媚。前几年，狩野川曾因台风而河水暴涨，一度泛滥成灾，变得面目全非。不过，在那之前却一直是出了名的风平浪静。以修善寺附近为界，上游溪流潺潺，股股清泉奔流石上；下游则河面开阔，水势平缓，特别是初春时节，河水温润，波澜不兴。

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座小城度过的。冬季，北风呼啸的大风天是这里的“特产”，最是难熬。不过不吹风的日子却几乎不觉得冷。而夏天就更是凉爽舒适。游玩度假，这里是不错的选择。当时，身为军医的父亲正在台北任职，家里其他人也全都跟着他去了台北居住。我没有家人的陪伴，只得住进学校的宿舍，或是去寺庙里借宿，身边也没个正经八百的监护人，我的少年时光过得十分自由自在。除了在学校上上课，成日里便是和几个气味相投的朋友厮混。去爬爬山，去狩野川上划划船，或是去千本浜散散步，去街上无所事事地闲逛一番。仿佛怎么玩都玩不够似的。

现在想来，我能够这样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何其有幸。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用考虑升学的事。只不过，总觉得初中毕业那年我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高中的，升学考试什么的总归是初中毕业之后才需要操心的事，所以也就暂时抛诸脑后了。

前几天，当年沼津中学的同届同学刚在长岗温泉聚了一次。我们是大正十五年（1926年）毕业的，到今天已有三十七年了。所以，我们之中好多人都是三十七年未见了。久别重逢，自然是其乐融融，相谈甚欢。八十七名毕业生中，已有二十余人不在人世了，那次参加聚会的只有二十八人。

故去的人大部分是战死的。

大家都是中学时代的朋友，聊起过去的事来自然是滔滔不绝。不过，聊天的内容多是些单纯幼稚甚至有点冒傻气的事。既没有一起饮酒作乐的回忆，也没有一起追过的女孩。

翻来覆去不过都是些被某个老师骂过，和某人打过架，或是一起去吃中华荞麦面，一起逃课之类的话题。

我也见到了自己曾经很要好的几个哥们儿，深感自己今天有幸能搞文学，这几个昔日好友也功不可没。他们之中，有的教过我俳句，有的教过我汉诗和和歌，也有的教给了我偷懒摸鱼所带来的奢侈的快感，更有的向我聊起他的初恋故事，令我初次领会到了种种青春的情愫。

话说回来，这次聚会上，我几次想提起某件特别在意的往事来聊聊，可话到嘴边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有一个

少年被遗弃在沼津市。有好几个人说，当时就我一个人老穿着军靴。没准儿我当时真是这样。据说上衣的扣子也掉了两三颗，这一点也有好几个人提起，恐怕他们说的也没错。大伙儿还提到有一次修学旅行去关西时，我在藤枝站自个儿下了车，说什么好朋友就住在藤枝，要去他家玩两天。被他们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好像真有这么回事，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

这些朋友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那三四个文学爱好者。他们都是上一届的落榜生，念四年级的时候，我便和他们成了朋友。在和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我不仅得到了文学的洗礼，也享受了一个中学生该有的放纵和恣意。

咔嚓

石英碎裂之声

秋已至

创作了这样一首诗并与我分享的朋友，是沼津最大的纸铺的老板的独生子，在我们一帮人中也算是个带头大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首诗时，才明白原来所谓诗就是这么回事。

的确，秋风乍起时，似乎真的能听到石英碰撞的声音呢。

中学时代的朋友，除了与我分享自己的诗作并告诉我什么是诗的藤井寿雄之外，还有同样爱作诗的金井广，以及写短歌的岐部豪治、松本一三等人。岐部、松本二人比我高一级。岐部堪称作短歌的天才少年，可中学毕业后不久就英年早逝了。松本在中学毕业后很快参加了《改造》杂志的有奖征文，发表了戏剧作品《天理教本部》，也由此加入了左翼运动。金井也从中学毕业那年就开始在中央的杂志上发表诗作，本以为会成为一名著名的诗人。没想到后来却当了医生，也成了一名左翼人士，至今仍信仰坚定。至于我的诗歌启蒙者藤井，受朋友们的影响也曾一度走上左倾路线，不过现在早已继承了家业，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

就这样，我中学时代的朋友们在升学之后都陆续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其实，在中学念书时，他们一个个就已经是疏于学业却酷爱读书，早熟而叛逆的少年。他们又爱逃学又爱抽烟，啄木的诗之类的革命诗歌却总是张口就来。他们身材纤瘦却总是把腰板挺得笔直，拥有少年时期所特有的豪放不羁和纵情纵意。

当时，若山牧水还住在沼津，我们对他的诗歌却不过尔尔。也时时能见到牧水悠哉悠哉地漫步在沼津的街头巷尾，我们却也漠不关心。

我在这些朋友们之中算是个醒事较晚的，在那之前几乎从未接触过文学。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品读小说和诗歌，也是他们时常借给我仓田百三、武者小路实笃等大家的作品。

五年级的夏天，我曾去过伊豆西海岸的重寺村，在一个朋友的亲戚家里住了一阵。每天游泳、吃西瓜、睡午觉，过得无忧无虑。就在那段时间，我读了一个朋友借给我的查尔斯・路易斯・菲利普的《蒙帕纳斯的布布》，深受震撼。没想到小说能如此生动而真实地描写出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的情感和生活，书中所描写的夏夜歌舞场上的闷热和躁动似乎也渐渐将我包围。

初中四年级那年我曾去山形考过高中。刚考了一天我就放弃了，第二天连考场都没进，直接去了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更像是普通的小剧院，观众席划分了数个小格子。我进去的时候，街上还飘着雪花。那是我第一次独自旅行，在山形玩得特别开心。最后，我背了满满一包樱桃果酱搭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

五年级时，我又和朋友一起去考了静冈高中。当然，我和朋友都没能考上。那一回，我们第二天也早早地出了考场，去吃炸肉排了。朋友中的一人还买了冈田嘉子的写真集，捧在手里亲了好几口。现在一提到考试，我还会立马就想起当时那一幕。

中学时代，我在和几个哥们儿瞎混的同时，不知为啥竟对器械体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亏练了器械体操，我原本瘦巴巴的小身板也渐渐地长些肉了。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和静冈中学举办了一场校际柔道对抗赛。因为缺人，高年级的人就来找我救场。我也是事到临头才知道有这么一场柔道比赛，赶鸭子上架一般上了场。本以为自己连一次训练都没参加过，一定不堪一击。没想到真比起来，竟出人意料地强悍，多次把对手摔翻在地。到最后，我竟然从候补队员变成了四五个正式选手中的一名。不过，我却从未想过要在柔道上有什么长进。

中学时代，我几乎哪个老师的话都不听。只有一个老师吸引了我的注意，也唯有见到这个老师我不会觉得反感。不只是我，我们那帮人也都一样。这位老师就是教美术和国文的前田千寸老师。国文课上，他会带着大家一起朗读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美术课上，他总是让我们自由发挥，自己却低着头在教室里、校园中踱来踱去。我们觉得这位老师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魅力，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独行侠”。

二战结束后的某天，我自中学毕业以来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老师，才得知他正专注于编写《日本色彩文化史研究》这部大作。在我们还是中学生的那几年，前田老师其实就已经开始着手这项他耗尽了毕生心血的工作了。我曾在小说《暗潮》中详细介绍过这位旧时恩师的研究工作。后来，前田老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紫草》一书，由何出书房出版，并获得了每日出版文化奖。再后来，老师更是将其所有研究成果汇集于由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色彩文化史研究》这部大作中。前年，在我去欧洲旅游期间，前田老师溘然长逝，这个消息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得知。回想起中学时代所认识的前田老师，我不觉感慨：一个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呕心沥血的人，即便在玩世不恭、目中无人的叛逆少年们眼中，他的背影也是那么地高大伟岸，那么地与众不同。

我在中学时代无疑交到了一群最好的朋友。现在再见他们，发现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依然保留着少年时代的所有特质。高中或大学时代结识的热爱文学的同道中人，一旦进入社会，大都不知不觉地离少年时代的梦想越来越远了。相反，倒是中学时代的这帮朋友还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让文学之梦不断融入自己的血肉和生命之中。

我又复读了一年之后才考上了金泽的高中。父亲从台北调回了金泽任职，所以我才选择了金泽的学校，这样就可以每天都回家了。我家世代行医，我也认为自己将来肯定会成为一名医生，身边的亲友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理科。

父亲大约一年之后又调去了弘前，我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时间其实很短。在金泽生活的后来几年我仍旧住进了宿舍，过起了一个人的逍遥日子。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没和家人在一起，早已习惯了没有监护人的生活。所以到了高中，也还是觉得离开家独自生活挺好的。

在金泽的三年，我成了理科生，又是柔道部的一员。自然，什么文学、美术、音乐，似乎都与我无缘了。

中学时代生活在气候温暖、阳光充足的沼津，对我来说，三年的金泽生活是截然不同的。这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都与沼津迥异，北国的天空一年大半时间都阴沉沉的。在这座安静而略显阴郁的古城里，我过着和中学时代截然不同的几近禁欲的生活，在各方面对自己要求极其严苛。柔道部的训练十分辛苦，为了尽量减少身体的负担，烟和酒都一点也沾不得，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像其他学生那样去街上闲逛。从早到晚都必须在名为“无声堂”的柔道馆里训练。这样度过自己的青春也许会受到诸多非议。不过，这也不失为一种度过青春的方式，对我来说这种方式自有它不寻常的意义。

前一阵子，我曾有幸和富士制铁公司的永野重雄社长，以及群马大学的长谷川秀治校长一起聊了聊各自与柔道相关的经历。我们回忆起当时所练习的所谓“高专柔道”，都纷纷感叹，也不知当时为何会对柔道那般执着和痴迷。现在想来，当时的我们一心以为，训练强度是决定柔道水平的唯一标准。体格并不算强壮也并不占优势的少年们，为了能赢得比赛，唯有坚持高强度的训练。这就是我们这帮高中生所理解的高专柔道，这就是我们自创出来的一项特别的寝技。

高中毕业之后进了大学，我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放弃了柔道。那种高强度的训练只有十八九岁到二十二三岁的高中生能承受得了。再说，谁也没想过要成个柔道家或是高段选手之类的。所以，高中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我们便干干脆脆地同柔道说再见了。从这一点看来，柔道不过是我们青春时期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验证了所谓的训练，最高可以达到怎样的强度。

柔道部的生活、北国的气候，对我这个人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我想，如果我进的是高知或是鹿儿岛的高中，我一定会成为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我。当然，我并非生在北国长在北国的地地道道的北国人。不过是青年时期的某一段时间在北国生活过而已。但是，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感受事物的方式，应该说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金泽生活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爱上了写诗。那段日子，我终于从柔道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开始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并非受到别人的启发和影响，我只是开始下意识地在笔记本上写一些近似于诗句的文字。我又把其中的几篇给当时还在高岗中学当老师的诗人大村正次看了，并被他登载在由他主编的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这也是第一次，我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铅字。

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我曾去石动拜访过大村正次。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在他家吃了晚饭，还结识了好几个北国的诗人。其中宫崎健三、方等美雪等几个人之后多年与我仍有来往，直到前几年去世。

我手上一直没有当时那本杂志，也不记得自己写的是怎样的作品。直到去年，源氏鸡太先生拿来了当时那期《日本海诗人》，还说什么记得上面有我的名字，让我也吃了一惊。我后来还曾在北海道见过大村正次老师，直到现在还偶有书信来往。

当时四高的文艺部所办的杂志上，还曾出现过现在在东京新闻做文化部部长的宫川让一和负责教育出版工作的乙村修的大名。那时，宫川长于小说和短歌，乙村则擅长写诗，颇受瞩目。我常在校园里见到宫川和乙村的身影，总在心里暗想，文艺部的家伙走路还真是安静呢。身子微微前倾，一路低头沉思，这种独特的走路姿势似乎带着某种北国高中生所特有的魅力。

念高中时，我虽是个理科生，却清楚自己并不适合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我不仅不爱学习，也缺乏能够理解物理、化学、数学等知识的最基本的能力。身边的人都指望我能进大学的医学部，我却告诉他们，我从未想过进医学部，甚至其他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专业，再怎么乐观地估计，我也是考不上的。不仅如此，就连我自己想进的人文学科方面，也被告知只有在文科出身的学生报考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我才有可能被录取。也就是说，只要报考人数达到标准并顺利举行了入学考试，那么从一开始我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东大、京大都有入学考试，我从一开始就没啥希望。只有九大和东北大的法学部也招收我这样的高中理科毕业生。

于是，我在九大念了两年书，并在福冈唐人街的一户普通人家的二楼住了三个月。得知只要最后参加考试就能毕业，我便离开福冈去了东京。在东京，我同样借住在一户普通人家的二楼，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那是昭和六七年前后，就算大学毕了业也没什么就业机会，就这一点来看所谓大学其实毫无吸引力。在东京，我接触到了福田正夫主办的同人杂志《焰》，在上面发表了几篇作品，但也并没打算正经八百地做个诗人。

我寄宿那家的年轻男主人是个文学青年，还与辻润相识，常请他来家里玩。一来二去我也和他认识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完全无法理解且并无特别之处的人，不过，这个总是拖着孤独的影子踽踽而行的男人，作为《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自白》的译者应该自有他的魅力吧。当时，他刚完成了《绝望的书》，总是穿得很寒酸。我还和福田正夫一起去拜访过诗人真田喜七的家，在那里遇见了萩原朔太郎。

朔太郎是我最尊敬的诗人，我那时难免有些放不开，在摆满酒瓶的餐桌前十分拘谨地坐着。他和我只聊了两三句话，说了些什么我现在也已经完全不记得了。那时他的《虚妄的正义》正备受瞩目，而《冰岛》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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