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个招人厌的坏丫头。
——街上碰到了我也懒得理她。
——一个姑娘家，竟然在家里唱歌。
阿叶姥姥老爱抱怨她。我却总是默默地听着。不管阿叶姥姥怎么说她，对小姨妈，我仍是喜欢的。
我从不叫她姨妈，却叫她阿町姐姐。我记得是因为有一次我叫了她姨妈，被她狠狠地训了一顿，并进行了大致如下的对话。
——别叫我姨妈，我可不爱听。就叫姐姐吧。阿町姐姐，就这么叫，记住了吗？
——怎么能叫姐姐？怪怪的。
——哪里怪了？
——明明是姨妈嘛。
——姨妈也可以叫姐姐。
我老爱缠着这位阿町姐姐。有时，我会让她带我去山谷里的公共温泉澡堂。每每和小姨妈并排走在下田大道上，我都莫名地感到自豪。有时，我又会让她在傍晚带我去小学的操场散步。本家离小学其实没几步路，可是光是这么走个来回，我也觉得很开心，总觉得和小姨妈走在一起是一件挺骄傲的事。有时，与我同年的阿正也会跟我们一起，我却总是连推带攘地想把阿正挤到一边去。为此，我总是挨骂。
——你不是爹妈养大的，怪不得有坏心眼。
我总会遭到这样的指责。我常想，如果我也像阿正那样，是她的妹妹该多好啊。
不记得是上小学之前还是之后的事了，有一次在屋外玩的时候，她曾紧紧地抱住了我。她把我抱得太紧，勒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拼命地挥动着手脚，想要从她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最终我也成功地挣脱了。可是没过一会儿，我又凑到她跟前，说：
——再来一次！
——不了，不来了。
——就像刚才那样，再来一次嘛！
可是，她却再也没有那样抱过我。
在公共澡堂洗澡的时候，总是小姨妈给我身上抹肥皂。
因为我老爱驼着背，背上总会时不时地挨几下打。这份记忆，和与母亲相关的回忆重叠在了一起。有次母亲回乡，也带我去了公共澡堂。在她给我身上抹肥皂时，也是因为我站得不够直，背上也挨了她两下打。也许因为她俩是姐妹，所以有着相似的性格和习惯。可是比起母亲，小姨妈似乎要温柔多了。同样是挨打，小姨妈却打得一点儿也不疼。
我还记得，我曾经当着小姨妈的面，吃过蜂窝上结的白色蜂蛹。那个时候我还没上小学，大概是八月末九月初的事。
孩子们都在本家门前的大路上玩，有小一点的，也有大几岁的。其中有个年纪大点的带来了一个蜂窝，他从里边取出白色的蜂蛹，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手掌上那个轻轻蠕动的白色小东西，不由得觉得有点恶心。
——吃吃看！
发放者硬要我们把这东西放进嘴里。
——没什么好怕的，就这么吃。
说着，他自己率先行动起来。只见他把一个白色蜂蛹扔进嘴里，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弄虚作假，他还张大嘴巴给我们检查。然后就咕噜一声，像吞口水一样，把那个白色的小生物吞进了肚子里。最后，他再次张大嘴巴，向我们展示他空空如也的口腔。
——瞧，我吃了。你们也吃吧。
可是，谁也不肯把蜂蛹放进嘴里。这时，我的小姨妈从本家的前院走了出来，当她得知我们在干什么之后，自己也拿了一个蜂蛹放在手心，说道：
——什么？太可怕了！活的蜂蛹，你就这么吃了？
突然，只听我大叫了一声：
——我也敢吃！
紧接着，我便把手中的蜂蛹塞进嘴里，一闭眼吞了下去。并且，为了向小姨妈证明蜂蛹已经被我吞进了肚子，我也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给她看。
说时迟那时快，阿町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本家的厨房，把手伸进我的喉咙里，让我赶紧把刚才吞下去的东西吐出来。可是，哪有那么容易？
——这下可糟了！过不了多久你的肚子里就会生出蜜蜂来。你傻吗？为什么干蠢事？
我被她的样子吓坏了，耷拉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出。我相
信了她的话，真的以为自己肚子里会长出蜜蜂来，在里面“嗡嗡嗡”地飞来飞去。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想在自己的小姨妈面前装装酷，谁知却适得其反。
从那以后，小姨妈就常常把耳朵贴在我的肚子上，逗我说：
——让我听听，现在还会嗡嗡叫吗？
每次听到她这么说，我的表情立刻就变得凝重起来。
说到蜜蜂，还有这么一件事。那是在我刚上小学不久，有一次我在学校的后面玩时，不小心被蜜蜂给蜇了，从石墙上跌落下来摔伤了。我撕心裂肺地大声哭喊着，跑回了土仓。被蜜蜂蜇过的地方疼得钻心，摔伤的地方也疼得不行。
其实，我对被蜜蜂蜇伤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额头突然剧痛起来，心里又难受又害怕，本能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所以赶紧往土仓跑。
阿叶姥姥在我被刺伤的地方敷上氨冰，又在膝头和脸部擦伤的地方抹上浓碘酊，并让我上床躺着休息。
当天晚上，本家的外祖母，还有邻居们都来看我了。阿叶姥姥一惊一乍地闹得全村都知道了，不来看一眼也说不过去。
——小少爷，你受苦了。
本家的外祖母满面愁容地说，看样子一定心疼坏了。
过了几天，我又去本家，正好遇见结束了沼津的学生生活刚回家的小姨妈。
——哎呀呀，你瞧瞧。你不是还吃过蜂蛹的吗？一定是蜂王对你恨之入骨，派小蜜蜂来报仇了。我说的准没错。
她说的话，我半信半疑，又觉得没准儿真是她说的那样。
我把这话告诉了阿叶姥姥，她也并不拆穿阿町姐姐，只是不置可否地说：
——这种事还真不好说啊，不过，蜂蛹啥的，以后最好还是别吃了。
阿叶姥姥很少把我当小孩儿看，只有那次是个例外。可能她觉得要是再不说点啥，往后还不知道我会吃什么呢。
谁知，等我上到小学三年级，外祖母的担心竟成了现实，蜂蛹什么的我已经可以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地吃下去了。
一入秋，我们就到野地里找蜂窝，找到后就拿火熏，等蜜蜂都被熏跑了，就把蜂窝摘下来，取里边的蜂蛹来吃。其实也并没有多美味，只是吞下去的那一瞬间，觉得特别刺激。其他的孩子应该也跟我一样，因为每次吞下蜂蛹之后，大伙都会不约而同地露出狡黠的微笑。
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伊豆一带特别流行一种感冒，得病的人两腮会肿得老高老高。无论大人小孩，得了这种感冒后，会两三天持续高热。等高烧退了，可以下床了，腮帮子就会肿起来。有的是右边腮帮子肿，也有的是左边肿。在我们村，把这种感冒叫做“腮肿病”。有的人病势来得凶猛，有的人却又不觉得怎样。还有些人甚至因为高烧引发了并发症，差点危及性命。村里有种说法，得了这种感冒，只要用枇杷叶煎水喝，就能缓解病情。所以，村里的枇杷树都被摘光了叶子，成了光头和尚。
这个病，我和外祖母都得过。一开始是外祖母染上了，在她卧床养病的日子里我便离开了土仓，被送回了本家。可是回了本家不过两三天，我也发病了。应该是之前就已经被阿叶姥姥传染了。
那时候，这种感冒刚刚开始传播，我和阿叶姥姥的病情都还算轻。即便如此，我还是发了两三天高烧，在本家的二楼昏昏沉沉地躺了两三天。发高烧的那几天，我担心自己的腮帮子肿起来，总是不停地伸手摸摸自己的脸。我曾见过几次腮帮子肿得老高的小孩，很担心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那几天，我唯一记得清楚的是，每当我醒来，一睁开眼总能看见小姨妈阿町姐姐坐在床头，把手轻轻搁在我的额头上。那或许是我发烧发得最厉害的时候，小姨妈来给我换冰袋，每次换之前，都会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烧退一点没有。
我也记不得那是半夜还是白天，总之一睁开眼就能看见小姨妈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当然，小姨妈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所以，一定是她每次来摸我额头时我也刚好醒来。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小姨妈是一直守在我床边的。只要有她保护着我，我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那种安全感，我至今仍能体会得到。
虽然跟小姨妈相关的这份记忆有着特别的意义，但是躺在床上被人摸额头，这样的事还不止这一次。我记得还有好几回，阿叶姥姥摸过，本家的外祖母摸过，我的母亲也摸过……她们的手带着各自的爱的温度和重量，轻轻地落在我的额头上。也许，小孩子的额头比身体的其他任何部分，都更能敏锐地捕捉到爱的触感。
小姨妈从沼津的女校毕业后，在沼津做生意的亲戚家里帮了一年工，然后就回了乡下老家。不久，又进了村里的小学，成了一名代课老师。但这其实并不是她的意愿。只是因为村小缺老师，村政府再三恳求，小姨妈这才像学生时代那样换上裤装，每天去离家步行不过五分钟的小学上班。那是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个春天。仔细算算，那年我八岁，小姨妈正好二十岁。
就这样，小姨妈在小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和一位毕业于东京的大学，同样在那里当代课老师的邻村的医生的儿子恋爱了。随后便从小学辞了工作，生了孩子，结了婚，没过多久便英年早逝了。这件事当时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小姨妈不是结了婚之后才生孩子，而是生了孩子之后才结的婚。
总之，小姨妈阿町姐姐，在她二十四岁的那个春天，人生之旅才刚刚启程的时候，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二十四岁的年纪，在现在的我看来，是多么年轻，多么遥远。每每看到“红颜薄命”“花落人亡”之类的句子，我总会想起我的小姨妈。我周围英年早逝的人并不止她一个，可是这个还未脱去紫色裤裙的姑娘，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恋爱、生子、结婚，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应该经历的一切，随后便毅然决然地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回想她的一生，我既觉得干脆洒脱，又觉得哀伤惋惜。
说起来，我恐怕是第一个发现小姨妈的恋情的人。更准确地说，是我和与我同年级的两三个孩子，比村里的其他人都更早地察觉出她和学校的男老师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小孩子的直觉还真是很准呐。
——我带你们出去散散步吧。
小姨妈这么一说，孩子们就已经猜到，她的恋人也一准儿会出现，和我们一块儿散步。当然，我们也并没有大惊小怪，而是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件事。就这样，孩子们成了两人恋情的见证者、支持者和同盟者，虽然我们并未意识到这种理解、肯定和支持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似乎自然而然地，我们就站到了他们一边。
比起和小姨妈两个人散步，我甚至觉得多一个人，那位男老师也加入进来反而更开心。其他孩子应该也和我想的一样。看着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老师凑成一对儿，不知怎的，我们也觉得心里甜丝丝的。忍不住就想唱起歌来，或是围着他俩跑来跑去。
小姨妈老爱去通往长野村的那条大路上散步，那条路上来往的人不多。总是走着走着，那位男老师不知从哪儿就冒了出来，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不用说我们也知道，两个大人准是事先就约好了。不过，虽然大伙儿都心知肚明，却谁也不会说破。因为我们懂得，只有不说破，两个大人才能更自然地相处。
然而有时候，男老师却迟迟没有出现。这个时候，要是有谁问了一句：
——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立刻就会有人安慰他：
——这就快来了，别着急。
同时，又扭头对小姨妈说：
——对吧？会来的吧？没错！他一准儿会来的。
——你们在说谁呀？
小姨妈哭笑不得地说。
——当然是我们老师啦。
——你们老师为什么会来？
——这个嘛，谁知道呢？
孩子们总会这么回答。我们把小姨妈的恋人当老师，而小姨妈呢，我们只把她当朋友。不仅我把她叫做姐姐，在其他孩子们眼里，她也只是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而已。
那位男老师一出现，孩子们便一起大声欢呼起来。现在想来，一对青春正好的有情人，相处时自然会酝酿出一种独特的甜蜜气氛。尽管我们还是孩子，却也深深被那份甜蜜所感染。所以我们才会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要么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要么围着他俩绕圈打转，总觉得莫名地兴奋和欢喜。
村里的小青年们老爱向我们打听：
——你们见过他俩牵手吗？
我们总是噘着嘴矢口否认：
——才没有呢。阿町姐姐怎么会做那样的事？
——傻瓜！下次可给我瞧仔细点。
对说这种话的人，我们总是本能地充满敌意。小小年纪的我们深信，这一对年轻的恋人之间一定有什么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值得我们珍爱和守护，虽然我们也说不清楚那东西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们也渐渐地形成了一种默契——
关于他俩的事，对谁也不会多说半个字。
姨妈和她的恋人从恋爱到结婚，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
同为小学教员竟然私底下谈起了恋爱，村里人对此自然颇有非议。再加上毕竟是乡下，自由恋爱什么的一旦发生在自家亲戚身上，人们的看法和观念可就没那么明智和开通了。当然，最令乡亲们和家里人无法接受的，还是她未婚先孕、未婚生子这档子事。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总算幸福圆满，可喜可贺。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小姨妈一定不知道受了多少次委屈，伤了多少次心，吃了多少回苦头。
对这样的事，小孩子的直觉尤为灵敏。记得有一回，不知是春天还是秋天，小姨妈坐在本家内院回廊的廊沿上织着什么东西，而我就在她身边玩耍。也许还有别的孩子，可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我就守在织东西的姨妈身边玩儿。
记忆中，那天的姨妈好像和平时不大一样。所以我是下意识地以她为中心，选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玩玩泥巴或是别的什么。时而还会停下手里的工夫，朝姨妈的方向张望，总能看见她埋着头专心地织着，毛衣针在她手中灵活地上下翻动。我这才放了心，重新投入到自己的游戏中去。
对姨妈来说，也许那一天真的是特别的一天。正因为是特别的一天，所以我眼中的姨妈才会那样的不同寻常，那样的令人印象深刻。又或许，对她来说那一天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她像寻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安静地织着东西，而就是她这副再寻常不过的样子，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底——
这样解释似乎也未为不可。现在的我看来，第二种解释反而显得更加自然。那一天，小姨妈专注于编织的模样，让年幼的我不敢离她太近，更不敢跟她说话。她沐浴在秋日或是春日的阳光下，双手灵巧地盘弄着毛衣针，也许一边还在想着什么开心事，当然也有可能是伤心事。
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我当然无从知晓，我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贸然打断她的思绪。当时的我年纪虽小，却早已懂得这是最基本的礼貌。我只想在离小姨妈不远的地方默默地守护她独处时的心境，只是不知她那时的心里装的究竟是满心欢愉，还是满腹愁肠。不过，无论是欢喜还是忧愁，在那时那刻，对小姨妈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心境。她深深地沉浸其中，表面上机械地摆弄着毛衣针，心绪却摇曳、起伏不定。
关于姨妈，我的记忆中还有这样一幅画面——姨妈正躺在本家里屋的床上，而我正在屋外的回廊上玩，我俩就这样一里一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就只记得这些。这幅画面中的姨妈，似乎显得有点没规矩。屋外阳光灿烂，却没有照进屋内。在这略显昏暗的房间里，姨妈年轻的身体只裹了一件睡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连被子也没盖。当然，其实我已经记不得她究竟有没有盖被子了，但想来应该是没盖的。或许，她躺在床上高高抬起了双腿；又或许，她侧身躺着弄皱了裙角。不管怎么说，她的睡姿在还是个孩子的我看来，多少有些不敢直视。几分慵懒，几分阴郁，或许还有几分淫荡。
记不清那是在姨妈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在她结婚以后。
或许是在她怀孕期间，又或许是在她得了那场夺走她生命的重病之后。甚至也可能跟怀孕、生病都没关系，那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午后，小姨妈像往常一样在睡午觉，我正好从她房外经过，而她也正好在这个时候醒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一天的姨妈，的确和我记忆中那个穿着紫色裤裙、梳着时新发髻的姨妈不太一样。在无数个关于姨妈的回忆的片段中，唯有这个片段里的她，似乎已经拥有了成熟的肉体。
就这样，小姨妈阿町姐姐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许许多多个不同的侧影，不久后便在婆家，也可能是在丈夫的任地，结束了自己短短二十四年的生命。所以，我既没能见上她最
后一面，也没能参加她的葬礼。在我看来，姨妈仿佛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对姨妈的怀念和追慕，或许是在她离世多年以后，在我已经长成一个少年之后，才在我内心深处渐渐苏醒的。
姨妈葬在她的婆家，邻村的墓地里。也因为这样，已故的亲戚中，只有这位姨妈，我从未给她扫过墓。现在，乡亲里认识这位姨妈的人也已经所剩无几了。不过，你无论问他们中的哪一个，那人都会告诉你，她是整个家族中数一数二的大美人。
小姨妈对阿叶姥姥始终带着敌意，而阿叶姥姥对她也一直喜欢不起来，可是儿时的我，似乎对两人的这种关系毫不介意。我和阿叶姥姥相亲相爱，彼此照顾。同样的，我和小姨妈也情同手足，亲密无间。
小姨妈去世后的第二年，仿佛是追随着她的脚步，阿叶姥姥也永远地离开了我。我在十二岁那一年，失去了尚在花样年华的儿时的心上人；又在十三岁那一年，失去了虽已垂垂老矣却无可取代的人生的依靠。在自传体小说《白婆婆》中，我把这位姨妈的死写在了我九岁的那一年。那年的秋天，姨妈离开本家嫁去了邻村的婆家。时间上的确和事实多少有些出入。我之所以做这样的改动，是因为正是在那一年，我才真正地、强烈地体会到失去小姨妈的悲伤。在她离开本家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两年后得知她的死讯，我却始终半信半疑，似乎并不曾真正接受她的死。我之所以“歪曲事实”，只是为了在作品中更加深刻地表达出小姨妈的死给我带来的伤痛。
庙会
几年前，我去西土耳其斯坦的乌兹别克共和国时，曾在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古老的马尔吉兰城逛过芭莎——当地的一种集市。在城市郊外的一隅，不同肤色、不同瞳色的各民族的人聚集在一起。集市上，各种货品应有尽有。临时搭建的商铺与商铺之间，老人、孩子、男人和女人，仿佛被上了发条似的不停地穿梭着。呼喊声、叫嚷声、吵闹声，还有驴的叫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当时，我曾对同行的一个人说，这很像我小时候去过的庙会，令对方大吃一惊。
日本乡下的庙会，场面跟这个可没法比——同行的人说。他说得没错。伊豆山村的小庙会，就算几个加在一块儿，也远远不及马尔吉兰的芭莎这般热闹和繁华。可是在我看来，儿时在修善寺祭祀弘法大师的庙会上，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那种将我深深感染的红火而喜庆的氛围，完全足以与马尔吉兰的芭莎匹敌。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曾跟着村里的大人们去修善寺参加过祭祀弘法大师的庙会。那是我头一次去修善寺祭拜，也是唯一的一次。除了我，邻居家的孩子们也都去了。去的时候还有马车可以坐，回来的时候却已经是晚上了，只能靠双脚走回去。当然，这一点去之前大人们就已经跟我们打过招呼了。
我们搭上去大仁的马车走了一段，又在中途下了车，步行前往修善寺。为了不被大人们甩在后面，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追着他们走。到庙会的地方时都已经是傍晚了。
带我们来的大人们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小袋白色的麦芽糖，似乎就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便托准备打道回府的别村的乡亲们把我们捎回去。
我们在熙熙攘攘、接踵摩肩的人群中被挤来挤去，跟着人流在庙会里匆匆走了一圈，便被带了出来。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不甘心。好不容易去一趟弘法大师的庙会，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一下庙会的热闹劲儿就被带走了，而且还得再走上二十多里的路才能回家。孩子们对大人们的做法自然是心有不满，却也只能乖乖听话。
只不过，现在想来，修善寺庙会之所以给我留下了难以抹灭的深刻印象，之所以令我觉得它热闹非凡、世间少有，难道不正是因为我置身其中只有短短一瞬，仅在惊鸿一瞥之后便被带走了的缘故吗？唯其如此，那场庙会的盛况才会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引发强烈的震撼，足以令我在多年以后的马尔吉兰的芭莎上第一个想起它来。
年幼的孩子们哪里见过“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那样的大阵仗？自然觉得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稀罕事，不枉我们再走上二十多里的夜路回家。
话虽这么说，我们也并不是对庙会的事一无所知。每年的一月十一日和九月十一日，村里的弘道寺要办两场庙会，祭祀的是人称“药师”的菩萨。另外，紧邻的市山字的明德寺，每年八月二十九日也有一场祭祀“手水场神”的庙会，远近皆知。不光是咱们村，散落在狩野川山谷间的大大小小的村落，都有各自的祭祀庙会，其中名气最大、规模最大的就是这场修善寺温泉町举办的修善寺祭典，人称“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在每年的四月二十一日和八月二十一日，春秋两季各有一次，而大人们带我们去的那一次，恰是樱花盛开的春天。
从踏入修善寺温泉町的第一步起，年幼的我们的眼睛里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新鲜的。旅馆和店铺的高楼鳞次栉比，大街上人山人海，挤满了去参拜弘法大师的人。走不了几步便是桥头，远远地就能看见临时搭建的商铺、摊点，一顺溜排得老长。有卖面具的，也有卖玻璃瓶装的彩色汽水的，还有卖白色的麦芽糖、朝鲜糖、豆糖的糖果铺。同样是卖糖果的店铺，各家卖的品类也各有不同。这可忙坏了孩子们。做棉花糖的机器是个稀奇玩意儿，眨眼的工夫就吐出一个个白乎乎、软绵绵的糖朵儿来，哪能不好好看个究竟呢？
还有那捏糖人的大叔，一双巧手捏出的狐狸、花魁可真是活灵活现，自然也要围观一番。
——大家手牵着手，可别走丢了。
领头的大人一个劲儿地提醒大家，可是怎么说也没用，孩子们的心早已经飞远了。
爬完十几级石阶，便能看见宏伟的山门。再爬一段石阶，走一截路，眼前又是长长的石阶，左手边便是高高的钟楼。无论走到哪儿，前后左右都挤满了人。拨开人群往前钻，前面还是石阶。领头的大人是朝着正殿走的，可是孩子们的心思却都在散落于寺庙大院各处的小店上。不一会儿，天色渐渐暗下来，院里的店铺都陆陆续续上了灯，一盏盏电石气煤油灯发着青白色的光。一时间，乌贼汤、什锦炖汤、甜酒的香气四溢开来，充满了整座寺院。
我们跟着大人们来到正殿，听他们的话乖乖磕头行礼。
可是，由于一路上都被夹在大人们中间，我们其实压根儿不知道哪里是正殿。孩子们牵着彼此的手，挤在大人堆里身不由己地往前挪，身高又只到大人的腰部，完全被挡住了视线。人流推攘着，不时把我们带到某处摊点前，不一会儿又推攘着把我们带走了。
就这么被拥挤着、推攘着，稀里糊涂地逛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山门，我们一人得了一小袋糖，便被交给别的大人照看了。
新的监护人脾气可不大好。
——你们这帮小屁孩儿，跑到这儿来做什么？迷了路可怎么办？走，跟我回去！马车已经没了，就走路吧。
其实，我们自己也并没有多想来。还不是因为大人们说起“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提出谁想要想去就带谁去，这才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回程时同行的大人有男有女，统共四五个人。都是平日里常见的熟面孔，却也说不清谁是谁家的。我们跟在大人们后面离开了修善寺的街市，走了大约二十分钟便来到了下田大道，再顺着马车通行的大路沿着狩野川继续往前走。
路上黑漆漆的，大人们不时提醒我们注意地上的小坑、石块。这条路上到处是凸起的石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白天坐马车时就颠得厉害。
刚开始的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孩子们还沉浸在弘法大师庙会的热闹氛围中。这场举世无双的庙会所带来新鲜感和兴奋劲儿还没过去。我满心盘算着，等到了家该怎么把庙会上的所见所闻讲给外祖母听，感觉有好多好多事要讲。可又觉得，无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准确而详尽地描述那种热闹、那种嘈杂，电气石煤油灯那妖冶迷幻的灯光，那些林林总总的小店，以及店内飘散出来的混杂着各种食物香气的独特气息。然而，走到父亲那边的亲戚所居住的月濑村时，我们就开始感到吃力了，越来越跟不上大人们的脚步。不过，虽说走得慢些，落在了后面，可大人们总会在前头不远处停下来等等我们。
走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刚进父亲老家所在的门原村时，领头的一个大人突然说：
——瞧你都累成啥样了？要我说呀，今晚就在你爸爸的老家过一夜吧。
我听了，觉得这话简直没头没脑。
我们一边走一边咂着先前带我们的大人给我们的麦芽糖，不时打个大大的呵欠。每当睡意袭来，脚下就会打几个趔趄。感觉好像无论走多久都永远走不到家似的。可是，这次“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之行，我并不感到后悔。为了看上一眼那般精彩、盛大的庙会，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想，其他孩子一定也跟我想得一样。瞧瞧，他们不也和我一样，踉踉跄跄地走了二十多里地，却一个也没掉队吗？
直到今天，“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的热闹和喧嚣我仍然历历在目。虽然我置身于那个奇妙的世界不过只有短短的十来分钟，但那仿佛趴在门缝上窥探到的一切，却成为了我幼年时代最重要的回忆之一。
初次读到谷崎润一郎的《恋母记》，是在沼津中学念书那三年的国文课上。教国文的老师正是后来以近八十岁的高龄完成了名为《日本色彩文化史研究》的大作并被岩波书店出版发行的前田千寸先生。教我们时他才四十出头，上他的国文课总是一件愉快而享受的事。
课上，老师亲自为学生们朗诵了收在课外读本中的《恋母记》。正是那次朗诵，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所谓“小说”就是这么一回事。那篇小说，我简直觉得写的就是我自己。我想，有这种感觉的绝不止我一个人。
——想吃天妇罗，想吃，天妇罗，吃、天、妇、罗……
之后的一段日子，我们嘴里时不时就会冒出几句小说中的经典语句。想吃拉面，想吃，拉面……虽说不过是孩子们似懂非懂的调笑和恶搞，但也足以说明这篇《恋母记》早已在每一个孩子心中引发了或深或浅的感悟。
聆听前田老师朗诵《恋母记》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去赶“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又走了二十多里夜路回家的晚上。虽然我不曾像《恋母记》中的那个少年一般独自一人走夜路，可是那种默念着“想吃天妇罗、想吃天妇罗”
行走在寂静夜里的孤独心境，我却和他一样。小说里的少年主人公走的是洒满月光的海滨小路，而我，则走在春夜里的狩野川沿岸的下田大道上。可是在我的想象中，当时的我仿佛也能听到夜风吹过松林的沙沙声，看到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海面，甚至还能隐约听见三味线凄婉的琴音。总之，我是把从“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走夜路回家的那个自己，完全带入了小说《恋母记》的舞台。而且，这样的带入竟然也丝毫不显得突兀。换言之，当年的我，不过是傻傻地跟在大人屁股后面走在黑漆漆的路上，而多年以后，当我读到《恋母记》的那一刻，我才终于能够真切地回顾和理解儿时的自己的心境。
与我一同前往“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的小伙伴是三人还是四人，他们都是谁，我都已经记不清了。到了如今这把年纪，再回想起儿时的这番壮举，只觉得那一夜的我们，都如《恋母记》中的少年一般，在莫名的悲凉氛围的包围中，艰难地迈动着瘦小的双腿。寂静的黑夜里，只能偶尔听到几声草鞋敲打地面的声响。那条当年年幼的我们走了近四个小时的下田大道，如今早已铺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公路，路上车水马龙，畅行无阻，驶完全程只需短短二十分钟。
另外，虽算不上是庙会，每年的四月三日，翻过一座小山头，在邻村的一个叫做“筏场”的地方，还有一场跑马。
所谓跑马，其实就是赛马。到了那一天，十里八乡的农家小伙儿们都会牵着自家的马聚集到筏场来。恰是樱花盛开的时节，跑马场边上正好种着几棵樱花树，观看赛马的同时还可以赏赏花。我们村也有两三个小青年会参加这场草地跑马赛，染坊家的老二还成了远近闻名的高手。每年临近跑马赛的时候，村里村外总能听见人们议论纷纷，不时蹦出几个年轻人的名字，参赛的骑手们一下子都成了名人。
筏场的跑马赛是村里的大人们每年春天最期待的盛事。
可是，那座山头离咱们村有十里路，翻过山头去筏场还要再走上十多里，对年幼的孩子们来说可不算近。所以，虽然我们也被赛前兴奋紧张的气氛所感染，成天跟着大人们“跑马”“跑马”地瞎起哄，但实际上，真正去筏场观战，却要等到上了小学二三年级以后。
不知为何，这场跑马赛竟在大正六年，也就是我十岁那一年的春天，被叫停了。在那之前，这跑马赛我才仅仅去看过一次。大约是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上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某一年。
那一天，我带上祖母为我做的便当，叫上邻居家同年的孩子阿幸、小和、小为等五六个人，朝着期待已久的跑马赛出发了。我们进了长野村，专挑老路和小道走。因为大都是蜿蜒于大山深处的小路，我们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才走到那座山头。站在山头上回头望，我们的村庄已经变得很小很小了，我们的小学校舍看起来也像玩具小屋一般小巧玲珑。
这时，在山头上歇脚的一帮大人们中，有人指给我们看说：
——瞧，那就是富士山。
——我知道。
——那边，还能看见大海。
——那哪儿是海呀？
——傻小子们，那不是海是什么？
事实上，那个地方的确能看见海。两三年前我又去过一次那座山头，放眼望去，伊豆半岛的连绵群山尽收眼底，高低起伏、层层叠叠，最远处便是高高的富士山，富士山的左侧便能看到骏河湾的一隅。
往东望，举行跑马赛的筏场村静静地坐落在山脚下；往南望，天城连峰巍巍耸立。最前端的是高耸入云的万三郎峰，稍远处则是略低一点的万二郎峰，这二峰便是天城山的主峰。
我们在山头上吃完了随身带着的便当。
——傻小子们，便当不是应该在看跑马时才吃吗？
大人们虽这么说，我们却执意要把便当先解决掉，免得待会儿跑起来碍手碍脚。
吃完便当，我们便开始下山，继续朝筏场进发。山路蜿蜒崎岖，眼看着群山环抱中的跑马场就在脚下，早已是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却走了好久也走不到。几个孩子跑着跑着，会像商量好似的忽然停下脚步往地上一蹲。原来是因为刚吃了便当就使劲地跑，肚子疼了起来。不过，蹲了不一会儿，我们还是会咬咬牙站起来继续跑，只为了能早一点看到跑马赛。甚至还有孩子双手捂着肚子朝前跑呢，说不定我也是其中一个。
跑马场沿街而建，就在左手边的洼地上，是个四四方方的广场，绕场铺设了跑道，场边种了几棵樱花树。
场上却连一匹马也见不着，满眼里只看得见喜笑颜开的人们，三五成群地坐满了整个广场，饮酒作乐，谈笑风生。
而那几棵樱花树，正好就在人们的头顶上舒展着枝丫，兀自绽放着满树繁花。若将目光越过广场投向远方，便能看见北面富士山遥远而渺小的身影。
跑马场三面环山，山上长满了茅草，呈现出青灰色。这些山都不算高，就连在我们小孩子眼里也谈不上巍峨。我们在跑道对面的土看台上坐下来，看大人们喝酒、聊天。跑马场的一角果真拴着几匹马，却见不到骑马的人。
不一会儿，我们便也走进场内，去为数不多的两家小吃店里瞧瞧，或是挨个儿到大人们的酒席上转悠转悠。
——那边在吃什锦杂煮。
——这边吃的是寿司。
我们一边转悠一边交流着各自打探到的情况。
——你们这群小屁孩儿，在这里瞎晃悠什么？滚一边儿去！滚一边儿去！
无论我们走到哪家的席面，都会遭受这样的待遇。我们都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明明说好是来看赛马的，却不见有一匹马在跑，而且似乎也丝毫没有准备开赛的样子。
广场的酒席上，也有一些小孩儿堂而皇之地高坐其上。
他们都是筏场的孩子，满脸都写着“这是老子的地盘”。而我们却是彻头彻尾的外人。虽然偶尔也能瞥见一两个咱村的大人，却也不敢凑过去，怕挨骂。
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突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高声的吆喝和欢呼。几匹高头大马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突然在环绕广场的跑道上飞奔起来。不过，没过多久就有马打了退堂鼓，或是有马撞破栅栏冲进了广场里。剩下的马好不容易跑完了一圈，到了第二圈时也纷纷使起了性子，跑着跑着说停就停。任凭骑手们怎么大声吆喝，挥动鞭子，它们说什么也不再跑了。
马儿们跑起来的时候，广场里的人们全都站起身来，往外观望。可是没过多久，大家的注意力就又重新回到了酒席上。
听说赛马开始了，孩子们立刻紧张起来。可谁知，过了许久也不见有马跑过来，比赛也迟迟不再继续。
我们全都聚在土台子上，眼巴巴地等着。广场里的酒宴却越发热闹了，人们唱啊跳啊，兴致高涨，小孩儿也越来越多了。广场里的孩子一多，我们就更不肯下去了，大伙儿都死守在土台子这里，颇有点自卫的意思。
时不时地，马场上会出现一两个骑着马的年轻人。每当这时，我们便会一阵紧张，以为赛马就快开始了。谁知，结果却什么也没发生，马又被牵回了马房。就在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就快放弃的时候，第二轮比赛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也有好几匹马同时出现在赛道的一端，广场内立刻骚动起来。
远远地，可以看见起跑线的位置有一位胖墩墩的大叔，正手持一面旗端坐在高台上。
马儿们冲出了起跑线，可是没跑几步，又出现了与上一轮相同的情况。大部分的马都在中途放弃了比赛，坚持跑完两圈的仅仅只有其中一匹。这匹马骄傲地绕场一周，它的年轻的骑手胸前还挂上了一串用金纸扎成的弊束。
广场上的酒宴又重新热闹起来，仿佛全然不关心下一轮比赛什么时候开始。跑马场的边上倒是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马，可是只有小孩儿们围在一旁看新鲜，却不见一个大人。
又过了大约三十分钟，新一轮比赛终于开始了。这次并排站在起跑线上的却只有三匹马，而且就连这三匹也都没能跑完全程。它们跑着跑着都纷纷停了下来，钻进广场里吃草去了。我们决定打道回府，反正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趁早回家呢。回家的路上，我们边走边玩，采蕨菜、捉蛤蟆，打打闹闹玩了一路。
在年幼的我看来，这样的跑马赛虽然不论输赢、轻松悠闲，却也无聊透顶。酒席上的欢声笑语，跑道上奔驰的骏马，甚至缤纷绚丽的樱花，赛马时石破天惊的欢呼声，这一切都仿佛只是一幅虚无缥缈的画，离现实世界很远很远。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还有这样的感觉，只有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是真实的人，而其他的一切，人也好马也罢，甚至那几棵樱花树，全都是狐妖幻化而成。就连那个身披金纸扎的弊束绕场一周的年轻人，也一定是狐狸变的。
筏场跑马赛的传统现今仍有保留。就在四五年前，也是在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又去过一次。感觉那附近一带全是低矮的丘陵，风很大。那个跑马场也小得令人不敢相信里面居然还能跑马。
八月中旬，炎炎夏日，正是去三岛的大神社看烟火的时节。去看“修善寺弘法庙会”和跑马赛大约是在我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年，而去看烟火却是在我更小的时候。或许是小学一年级，又或许是在那前一年。我的姑妈一家就住在三岛，是他们邀我们去看三岛神社的烟火的。姑父那时是那里的町长，他们家就在大神社的前面，位于整个町的中心地带。或许是姑妈家派人来接我过去的，又或许是父亲家别的亲戚带我去的。
当年在三岛度过的两天一夜，却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回忆，只依稀记得自己一直闷闷不乐的，过得并不开心。记得我刚一到三岛就吵着要回家，当晚被安置在二楼却又闷又热难受得睡不着，还记得我曾骑在谁的肩头上，隔着人群眺望远处天空中绽开的烟花。仅剩这些零星的记忆碎片残留在我的脑海中，带着一种虚幻、朦胧而又晦暗的色调。
姑妈和姑父我都是第一次见。姑妈倒是和蔼可亲，当町长的姑父却大腹便便、满脸胡楂，让人觉得不敢接近。我一见了他，便立刻想回到我和外祖母的土仓去。可是，既然来了，没道理说走就走。于是，当天夜里，便有人带我去了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神社，见识了祭典的盛况。
我的记忆，便是从骑上某人的肩头上那一刻开始的。前方，人群熙熙攘攘、万头攒动。而在人潮的尽头，远处的夜空中，一朵朵烟花腾空而起，粲然绽放，点点火光缤纷洒落。不过，从我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烟花的一小部分，而且离得又远，只有小小的一朵。不一会儿，烟花放完了，四周突然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方才还在眼前蠕蠕而动的人头也一下子全都被夜色吞没了。
就这样，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烟火，绝对谈不上有多美。我又回到了姑妈家，喝了一瓶汽水就被赶上了床。那一夜的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某个沙漠中的陌生国度，比如摩洛哥，那么的奇妙而不真实。
如今回想起来，儿时的感觉还真是细腻而准确。烟火转瞬即逝之后的无边黑暗，还有那祭典之夜所特有的氛围，就这样深深地烙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上。
山火
一直以来，小土仓里只有我和外祖母两个人住，可是我却从未感到孤单和害怕。有时候，外祖母有事去了别人家，夜里只剩我一个人睡在土仓里，我也并不觉得孤单。就算有老鼠在枕边窜来窜去，我也只觉得热闹有趣，仿佛全然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这脾性恐怕也是外祖母教出来的。
上了小学之后，我开始对幽灵啊怪物之类的产生了兴趣。记得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孩子们中间特别流行扮成幽灵的样子，两手耷拉在胸前，嘴里一边咕哝着：“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诹访哟……”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校园里玩到天黑。眼瞧着大伙儿都玩累了准备回家的时候，准有人突然冒出来叫一声“诹访哟”，于是大伙儿便又来劲儿了，争着抢着要扮鬼。谁也不愿意老是被别人装鬼吓唬，还不如自己来当鬼呢。这么一来，夜色渐浓的校园里便一下子冒出许多妖魔鬼怪，大家一边扮成鬼笑着叫着一边往家走，心里也不免觉得有些瘆得慌。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其实模拟的是摇团扇的声音，而“诹访”呢，据说是妖魔鬼怪摇着团扇出场时，嘴里念叨着的它所怨恨的人的名字。这个鬼，好像是一个含恨而死的女人的怨灵。
那时候，我们最爱听的就是幽灵呀妖怪之类的故事。害怕归害怕，却总是听得津津有味。本家的小舅舅比我们不过大个五六岁，他经常把孩子们叫到一块儿，听他讲鬼故事。
以至于我们一见到他就开始琢磨：这回能听到什么新鲜的。
——你们听说过伞妖的故事吗？
他只消轻描淡写地问这么一句，就足以令女孩子们尖叫着四散而逃。
不过，我们虽说还是孩子，鬼故事里讲的东西我们怕归怕，说到底也并不会全都信以为真。令我们害怕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所营造出来的那种阴森恐怖的气氛。独眼和尚、伞妖……我们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在眼前勾勒出一个个妖魔鬼怪的形象，所以才感到害怕。
然而，真正可怕的却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飞流直下的瀑布、望不见底的深潭，当独自一人身临其境时，那种仿佛
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感觉才是最可怕的。感觉整个世界只剩下我孤身一人，然而，我又并非真的是孤独的。冥冥中，仿佛还有看不见的别的什么与我同在。那是瀑布的精灵、深潭的精灵。
对小孩子来说，妖魔鬼怪虽可怕，毕竟只是故事里的，而瀑布和深潭的精灵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我们常常脱个精光在河里一玩就是一整天，可是上岸时，却总是争先恐后地往岸上跑，忙不迭地去抓自个儿的衣服，生怕自己跑慢了被抛在后面落了单。
我老家的小山村，傍着狩野川的上游而建，那里最出名的就是“狩野川台风”。狩野川从村中穿流而过，还有猫越川、长野川等数条支流纵横其间。如今各地施行的都是町制，我的老家也有了一个气派的名字——“天城汤之岛町”。
不过，在以前，却只是“上狩野村汤之岛”。而在这片名为“汤之岛”的村落里，共有三条发源于天城山脉的河流汇集于此。
狩野川的干流形成了猫越潭、大潭、宫之潭、汤碗潭等深潭，而支流长野川则形成了嘿咿潭、荷包潭等深潭。说起来自然是干流附近的深潭更大更深，可咱们村却离支流长野川更近，所以无论是游泳戏水还是捕鱼捉虾，大伙儿都更爱去长野川，极少去干流。那可是属于其他村落的水域，是别村孩子的地盘。
说到游泳，我们最爱去嘿咿潭。嘿咿潭是专供男孩子们游泳的地方，荷包潭则是女孩子们戏水的天堂。男孩儿和女孩儿，连游泳的区域也有严格的区分。
狩野川台风过后，嘿咿潭早已面目全非。可在夏天，我们每天都去游泳的那些日子，嘿咿潭却是另一番模样。虽然不大，潭水却很深，潭底水流湍急，形似一个墨水瓶。一二年级的时候年纪尚小，还只敢在边缘的浅水区玩耍。到了少年时期，玩法可就不一样了，我们最爱从潭边高高的山岩上纵身跃入这个深不见底的墨水瓶里。再冒出水面时，嘴唇冻得发紫了，双脚也冻得发白了。于是，赶紧在湍急的水流中找块大石头，紧紧地抱住，好暖一暖冻僵的身子。暖一暖肚子，再暖一暖背心。一个个跟晒天灵盖的河童没两样，既有大河童又有小河童。
就这样，嘿咿潭成了我们每日必去的游乐场，甚至，就连潭底的暗礁哪块滑哪块不滑，我们心里都门儿清。尽管如此，上岸时大伙儿依旧争着抢着去拿自己的衣服，人人都生怕被落在后面。
——糟糕，我把腰带落在潭边了！
大伙儿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家走时，每每有人冒出这么一句。等他一个人折返回去拿了东西再跑回来时，总会急着向大伙儿报告：
——没出来！没出来！
人多时便是无忧无虑的水上游乐园，只有一个人时，便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仿佛随时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出现。
我也曾有好几回，不得不一个人来到嘿咿潭边。没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寂静的嘿咿潭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正午，还是暮色渐浓的傍晚，都透着一股瘆人的寒意。就连潭水的颜色，水流的声响，都似乎与平日里不同。
一个人来到潭边时那种莫名的恐惧感，也许是因为害怕被某种突然出现的神秘东西给抓了去。我们从小就听大人讲，每一个深潭都有各自的神灵主宰。可是我们真正害怕的，倒不是那种可以想象出具体形象的神灵，而是别的什么。那种无形无状的，萦绕飘荡在空气中的，神秘而未知的气息，也许说是“精灵”才最为贴切。
——嘿！小子！
仿佛听见有人在叫我，一回头，却什么人也没有。虽然看不见人，却仿佛有一双手死死箍住了我，令我怎么也挪不动步子。
——别过来！
想逃，身体却动弹不得。想喊救命，却发不出声。说到底，最害怕的就是发生这样的情况。
柳田国男有一篇著名的随笔——《山里的生活》，文中曾提到过“神隐”。据他说，遭遇“神隐”的人大都是在傍晚时去了田野之类的地方，就再也没有回来。对于这样的事件，过去的人有种说法，说是像田野这样的地方，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去的，在不该去的时间去了，就会遭遇不测。老人们都知道，在古代，人类祭祖归宗的时刻须诸事禁忌。若是在这样的时刻不小心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就会神志涣散，仿佛穿越回了远古时代，不由自主地朝深山里走去。——在这篇随笔中，对“神隐”给出了如上解释。或许我们今天所说的“人间蒸发”，也与之不无关系。
柳田国男的解说，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空间的概念，但我想，既然有禁忌的时刻，自然也应当有禁忌的空间。若说暮色降临的傍晚是禁忌的时刻，那么将空旷无人的田野视为一个禁忌的空间也不无道理。
几年前，当我读到这篇著名的随笔时，我立刻想到了儿时独自一人站在深潭边时所产生的那种恐惧感。自己为何会深陷莫名的恐惧之中，我曾百思不得其解。而今想来，不正是因为在禁忌的时间身处于禁忌的地点吗？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深潭正是一个禁忌的空间，而日头偏西的午后和暮色降临的傍晚或许也是禁忌的时间。于是，在那样一个时空的组合之下，心灵身处某种奇特的感觉被逐渐唤醒，同时被小孩子所特有的人类原始的本能所敏感地捕捉到了。——当然，这一切不过是我的猜想而已。若是柳田先生还健在，我一定好好向他讨教一番。不过，说不定他会笑着说：“小说家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啊！”
总之，儿时一个人站在深潭边，内心是恐惧的。不同于害怕幽灵、妖怪，那是一种害怕突然被什么东西摄走了魂魄似的，特别的恐惧感。
在我的家乡，有一条小有名气的瀑布，名曰“净莲瀑”。
每次去那里玩，回家时也最怕被一个人落在后面。站在瀑布下的潭水边，任由飞落而下的水珠冲刷在自己身上，我们也丝毫不觉得害怕。可是，一旦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一转身将瀑布留在身后，周遭的一切便似乎突然改变了模样。
对于孩子们来说，瀑布呀、深潭呀，都是麻木的大人们所感觉不到的精灵的家园。
狐火，我也亲眼见过两回，都是在冬季。我们走下田大道去山谷里泡温泉的时候，在大道和山间小路的分岔口，远远地看到了几簇小小的神秘的火光。山谷对岸有一座小山，坡面上点点火光排成一溜，微微泛着红色，好似一盏盏豆粒般的小灯。
——狐火！是狐火！
孩子们立刻吵嚷起来。可是，丝毫不理会我们的兴奋和骚动，远处的狐火仍然兀自安静地跳动着，仿佛在对我们说：“肃静！”我们远远地看着，内心没有一丝恐惧，反而觉得那副场景异常美丽。好似用尺子量过画好了线一般，那一列如豆的灯光排列得整齐划一，一丝不乱。回到土仓，我向外祖母讲起这件事，阿叶姥姥说：
——这可是好事呀！难得一见的稀罕物倒被你们撞见了。
看来，她也并不觉得狐火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那当真是狐狸点的火吗？
——没准儿真是呢。要不然，西平山上哪儿来的一溜灯火？说不定真是狐狸排成队提着小灯笼在走呢。
村子里的其他大人，似乎也并不觉得狐火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深信，狐狸这种动物就是爱搞这样的恶作剧。
而且，似乎还对这样爱搞恶作剧的狐狸，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二战结束没多久，我带着家人被疏散到中国山脉的尾根一带的山村，确切地说，是鸟取县日野郡福荣村。就是在那里，一天深夜，在家门口，我发现远处大山的山坳中，有一溜排列整齐的如豆灯火。大约只出现了短短的一两分钟便消失不见了。那灯火究竟是什么，终究无从知晓，按村里人的说法，那就是狐火。
那么，狐火究竟是什么呢？有研究说，发情期的狐狸在相互追逐纠缠时，尾部彼此摩擦而产生出火花，这才是狐火的真面目。若此结论属实，那么狐火，竟然是柔情蜜意的装点，是你侬我侬的衍生。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年幼的我们只觉得狐火神秘而不可思议，却丝毫不觉得它可怕。
山中山火频发。每当村里的半钟敲响，多半是哪里又着火了。不过，半钟的钟声只是为了召集众人去现场灭火，就算敲得再久，甚至就算已经看到了火光，也并不会有人因为觉得危险迫在眼前而感到不安。
孩子们更是激动得跟打了鸡血似的。远处的不知什么地方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穿上消防服全副武装的大人们正风风火火地朝那儿赶呢，村子里的气氛跟往常有些不一样了。
山火大都发生在每年的二三月，正是植树的季节。人们在挖坑栽苗之前，先要将采伐场清理一番，把堆积的枯枝枯叶扫拢在一起，点火焚烧。一不留神，火苗就会窜到别的地方，引发山火。我们把这种火苗乱窜引燃了其他东西的情况戏称为“火逃了”，这种说法包含着某种特殊的意味。在我们看来，火是有生命的，它渴望能自由自在地想烧到哪儿就烧到哪儿。我们想象中的山火，跟成日在自家围炉里、灶膛中看到的火可不一样。只有山火可以四处逃窜，随意奔走，你追我赶，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力。
要想亲眼看看这有生命的火，当然得去火灾现场。遗憾的是，小孩子自然是不能去的。发生山火的天城山，离村子可有十多里远呢。
发生山火的夜里，我总会醒个好几次，还会不停地问外祖母：
——火还烧着吗？
——已经灭了。别担心，没啥大事。快乖乖睡觉觉吧。
每每这个时候，外祖母总会这样回答我。可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两句话，怎么能令我满意？前往天城山的年轻的消防员们，一定正在一片火光中欲火奋战吧？他们英勇无畏、高大威猛的身影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山火通常烧个半天，或是一整日，也就被灭掉了。起山火的日子，孩子们总是格外兴奋、活跃，不顾天气寒冷在村子里东跑西窜。就连玩游戏，也不会安安静静地待在一处玩，要么在田埂上追逐打闹，要么从山崖上比赛着往下跳。
再不然，就是去林中追逐流火，甚至纵身跃入火堆中。还有几个扭打在一起，比试比试谁的力气大。
待到山火灭净，进山灭火的青壮年们便陆续回村了，村里一下子又恢复了平静。倒不是说村子本身有多安静，只是方才还咋咋呼呼的孩子们全都变得老实安分了。也许是因为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已经过去，村子又恢复了往日冷清而寒酸的模样。
还记得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曾进山去看过一次山火。去看跑马赛的时候，不是得翻过一座能远眺富士山的小山丘吗？就是在那座能看见富士山的小山丘的附近，发生了森林大火。那座山丘的附近一带，村里人称之为“茅场”。
说起来的确是名副其实，那一带漫山遍野都长满了茅草，常年呈现出柔和的青灰色，远远看去，宛如象皮一般。
每年三月，附近十里八乡的青壮年们都会聚集到茅场，进行一年一度的“烧山”。坡面上疯长的茅草很容易便烧成了一片，那熊熊的火势仿佛能无限蔓延开去。不过，火烧到防火带便不会再烧下去了，烧山之后过不了多久，茅草的灰烬下就会冒出蕨菜的嫩芽来。
有时候，烧山也会引发山火，但都不会造成多大的事故，往往不一会儿就被扑灭了。我所说的去看山火，也是在一次茅场烧山的时候，余火没有彻底燃尽，燎到了附近的林子，到了第二天的傍晚，山火便气势汹汹地烧了起来。
若是火灾发生在天城山的腹地，孩子们就更不敢奢望能去看山火了，于是一早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当半钟的钟声响起时，一听说是茅场一带失了火，我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朝那个方向跑去。就算去不了火灾现场，也要跑去长野一带的村落，在那里也能看到火。若还是看不见，就再往前走一段。
我们跟着同村的大人们朝长野走。一路上大多是上坡路，时不时需要停下来歇歇脚。当然，有时候也不光是为了歇脚。我们一屁股坐在路边，便能看见村里的大人们成群结队地从面前跑过，有赶去灭火的年轻人，也有老人、大妈大婶，独独见不着小孩子。
——嘿，你们几个，这是要去哪儿啊？
时而传来这样的询问，我们却充耳不闻。按照现在的说法，我们有权保持沉默。不管大人们问我们什么，我们都默不作声。
——要是寻思着想去火场，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快回去！快回去！
可是，等大人们走远了，我们便会立刻站起身来，连走带跑地往前赶。若是远远地看见后面又有大人们的身影，那就又坐在路边等上一会儿。
——嘿，你们几个小家伙，坐在这儿干吗？莫不是打算去火场看火吧？都是谁家的孩子啊？五金店的、横巷的、糖果铺的，还有一个，是哪家的来着？快回去！快回去！傻小子们，眼看天就快黑了，说不定待会儿想回去都回不去了。
我们仍然一言不发，等这批大人走到前面去了，便又站起身来继续赶路。
等我们进了长野村，却没看见哪里有火。也许是村里人都赶去了茅场，整个村子静悄悄的，怪瘆人的。
我们横穿过村子，走上了通向茅场的小路。这个时候，大伙儿却打起了退堂鼓，纷纷说还是回家算了，又想着，山火啥的看不看也没什么打紧。西边，太阳也快落山了。
接下来的路，大伙儿都走得慢慢吞吞。心里都寻思着想回家，可是回家也得有个由头。不过，刚走上小路没多久，这个“由头”便及时地出现了。
——喂！傻小子们！你们要去哪儿啊？在这里瞎转悠什么？
小路的转角处，突然传来一阵呵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手持一把大镰刀的男人正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在我们的眼里，他简直不像是普通的凡人，更像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大头怪。
我们吓得连滚带爬地往回跑，甚至顾不得等等一旁的同伴。队伍跑散了，大伙儿自顾自地穿过长野村，再冲下一段狭长的下坡路。到最后，也没人同行了，都是独自一人或跑或走地回去的。
记忆里，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远远地看见有一个小伙伴走在前面，却怎么也追不上他。只要他能稍稍放慢脚步等等我，我俩就能结伴回家了。可是，对方似乎全然没有这样的打算。他自顾自地跑跑走走、走走停停，丝毫没有为了我调整自己的步调。
走着走着，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终于走到了樱地藏附近，这里离家就没多远了。然而，走在我前面的那个玩伴，却已经不见了踪影。
芥川龙之介有一篇名为《小火车》的作品。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少年搭上了一辆小火车去到了很远的地方，车上坐的都是下苦力的人。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已近黄昏。回程已没有小火车可搭，少年只得在一片暮色中独自一人往回走。
每每读到这篇《小火车》，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那次去看山火没看成，中途折返的经历。当时的我，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从长野一路走回家的？我早已记不清了。或许，多多少少有几分悔意吧。要是一开始没想着去看什么山火就好了。现在可好，为了这个傻念头，落得孤零零一个人走山路的下场。孩子们各自揣着几分这样的心思，彼此间隔着一段距离，在苍茫的暮色中变成了一个个孤独的小黑点，缓缓向前移动着。
当时的玩伴，除了一人，其余都还健在，都在老家的镇上生活得好好的。就像一同去看山火的那天一样，从那以后，我们都踏上了各自不同的漫漫人生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岁末
在我的老家，伊豆那个小村庄，每年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初的某一天，神乐班子总会如约而至。或许某一年从十一月开始就能听到神乐的浅吟低唱，有的年头却要等到十二月底新旧交替的时候才能一饱眼福。神乐班子总是沿狩野川顺流而下，依次造访下游一带的每一个村子。咱们村位于天城山麓的最深处，自然是最后一个才轮到咱们。
每年来的神乐班子，总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都是从函南、韮山两个村挑选出来的，一个班子有七八个人。舞狮子的两个人，说相声的两个人，还有吹笛子的、打太鼓的和弹三味线的三个人，偶尔或许还有一个表演杂耍的。班子的人数也不固定，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四五个人，显得冷冷清清。
神乐班子一行人进了村，便挨家挨户地上门表演。若是遇到酬劳丰厚的人家，狮子还会一路舞进他家的堂屋，在前院摇头摆尾、翻滚跳跃，甚至绕到屋后舞上一圈，舞完狮子，还会有相声或杂技表演。不过，要是东家给的赏钱太少，就只在他家的院门口随便舞两下便草草收场，连狮子看起来也懒洋洋的，昂头抬腿都没力气似的。
神乐班子年年都住在村里仅有的一家旧式小旅馆里。
说是旅馆，平日里也不曾见他们开门营业。似乎只在神乐班子来那几天才做做生意。也不知为啥，他们从不投宿山谷间的温泉旅馆。
神乐班子在村里挨家挨户巡演时，孩子们自然是坐不住的，总是呼啦啦一大群跟在他们后面。而神乐班子呢，似乎也离不开这些孩子，好像没了孩子们的簇拥和捧场就演不好似的。孩子们去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只去村子边上的独户或几家较小的散户。他们算好了时间，等孩子们放学回来没了约束，这才返回村子的中心地带。
孩子们也并不只是傻傻地跟在神乐班子后面，我们跟商量好了似的，手里都会拿些红薯干啦、柿饼之类的吃食，时不时地往嘴里塞一块。这些东西，平日里一块儿玩时家里的大人可不会给我们吃，只有在神乐班子来的那几天才有福气吃得到。
狮子闲下来时，便会张开血盆大口来吓唬我们。孩子们早就盼着这一刻呢。不过，有些还没上学的更小的孩子总会当了真，吓得拼命往外逃，一不小心摔一跤，哭得跟大火烧了屁股似的。
神乐班子里，我们最佩服的是舞狮子的两个人中顶狮子头的那个。光是那张脸，就令人没来由地感到特别踏实可靠。而其他的演员，说相声逗大伙儿笑的，演奏笛子、太鼓和三味线的，我们都没太放在眼里。只要顶狮头的那位说一句：
——快！闪开！闪开！别挡道，躲远点！
我们立马就会乖乖听话，赶紧往两边退几步。换做是其他人，任凭他怎么吆喝我们也不理不睬。总觉得就算把对方惹火了也没什么打紧。
记得有一次，还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神乐班子出发去山谷间的某家旅馆表演，我们照例也跟在后边。
神乐班子一行人，加上紧随其后的一群孩子，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在过旅馆前的吊桥时，顶狮头的那位大叔突然在吊桥的正中间停下了脚步，探出身子去看桥下的流水。
孩子们也纷纷跟着他停了下来，探身往下看。这个时候，我猛然发现大叔的一只胳膊里抱着的狮子头正张大了嘴，似乎也在探头朝下张望呢。虽说只是只狮子，却俨然看得全神贯注。
这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深深地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上，至今仍难以忘怀。
——狮子竟然也会探头去看桥下的流水！
我反复地看看狮子头，又看看脚下的流水，心中暗暗惊叹。
神乐班子一走，村子里便刮起了寒冷的北风，岁末才算是真的来了。这一年就这么走到头了！不仅是大人们有这样的唏嘘和感叹，就连孩子们也有相同的感受。每年这个时候，孩子们便开始玩起了竹马。竹马，是神乐之后的又一桩乐事。我们总是骑着竹马，在霜化后泥泞的小路上跑来跑去。几乎每天都有人跌一身泥，挨他妈妈一顿臭骂。母亲的怒斥伴着寒风飘过大街小巷。就这样，孩子们的一年，也在一天天地走近尾声。
一到岁末，家家户户的大人们都忙得不可开交。而孩子们呢，也有孩子们要忙的。我们没事儿就凑到一处，躲在大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农家粮仓的背后啦，石墙的墙根啦，大都是避风、向阳的好去处。虽说地方不够敞亮，却躲过了大人们的视线，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小小乐园，不管做什么都不用担心挨骂。吵架、和好，捉弄人、被人捉弄……属于孩子们的冬日就这样悄悄过去。
当然，我们在一起也不光只为了玩，偶尔也会干点正事。比如捕鸟。村公所的后院种了好些细叶冬青，孩子们便剥了树皮，制成黏鸟用的黐胶。细叶冬青的表皮弃而不用，只取里边一层，放在石头上细细捣碎，再拿去小河边洗掉其中的纤维，最后再放到嘴里嚼。一直到嚼得腮帮子隐隐作痛，便嚼出黏性来了。时不时还需要用指头把嘴里的东西扯出来，嚼一嚼，再扯一扯，不一会儿黐胶就做好了。
黐胶一做好，孩子们就闹腾起来了。不是你把鸟胶扔我头上，就是我把黐胶扔你头上。这黐胶，一旦粘到头上可没那么容易摘下来。往往到最后，只得用剪刀把粘上黐胶的那一撮头发齐根剪掉才算完事。
有时候，大伙儿会把各自做的黐胶凑到一起，裹在鸟儿时常光顾的光秃秃的树枝上。不过，这个法子却极少能捕到鸟。可孩子们还是会经常凑到一块，从咱们的秘密基地出发，甚至去很远的地方搜集材料制作黐胶。这么一来，就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冷了。而且，没准儿还真能捉到鸟呢。一点点微小的期望，也能弄得孩子们心里痒痒的。
年纪尚小的我们，还总把希望寄托在黐胶上。而那些十八九岁的少年们，用的可就是捕鸟网之类货真价实的狩猎工具了。冬季荒芜的田野，正是鹎鸟、白颊鸟之类最爱逗留的地方。他们总在那里张好网，设下陷阱。这个法子不仅需要体力，因为得先砍些弹性好的树枝做工具，而且布网的技巧也很有讲究。年幼的我们多半只有在一旁看热闹的份儿。少年们之中，有几个张网捕鸟的高手。只要一听说他们中的哪个去田里捕鸟了，我们这一大帮孩子准会跟着去凑热闹。
——快去找些饵料来！
只要他一声令下，孩子们便会一窝蜂似的四散开去，分头去河对岸的山里寻找一种长在青木（桃叶珊瑚）上的红色果实。若是找不到青木的果实，便用朱砂根的果实代替。我们这群小不点儿帮不上什么忙，能做的大概也只有这些。然而，寻找红色果实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却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一到岁末，孩子们最爱躲在土仓的后面玩。土仓北面窗下种了一棵柿子树，是美浓柿。上面总是挂着十来个大柿子。
美浓柿只有我家才有。阿叶姥姥总想着让果子在树上挂得再久些，熟透了再摘。可是，每每总是刚刚泛红便遭了殃，不是被乌鸦啄出了大窟窿，就是因为果子自身的重量早早地从树上掉了下来。
每当这个时候，外祖母总是格外地失望和懊恼。她大声咒骂的激烈反应，与其说是失望，倒不如说是愤怒更为贴切。
——哪里来的混账乌鸦！这些挨千刀的傻鸟！
然而，真正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乌鸦还是别的什么鸟儿呢？这可没人说得清。因为无论是乌鸦也好还是别的鸟儿也好，都不曾有人亲眼见过它们偷吃柿子。可是，阿叶姥姥还是一如既往地把满腔怒火发泄在这些鸟儿身上，仿佛这些无耻的小偷就躲在不远处，正听着她的咒骂呢。
每天，总有一群不请自来的孩子，虽不是偷柿子的小偷，却随时都有变成小偷的可能。孩子们聚在土仓的屋后玩耍，时不时地就会绕到北面窗下，抬头张望张望挂在树上的柿子。一旦被阿叶姥姥瞧见了，总会招来她一顿严厉的警告：
——不行！绝对不行！蜜橘呀，柚子呀，别的啥都好，都可以给你们。独独这个不行！这是给少爷吃的，你们可吃不得！
阿叶姥姥的这番话，在年幼的我听来有点太不讲情面了。
——好了，快去那边玩儿吧！
最后她还总不忘把孩子们赶远一点，让他们别靠近柿子树。孩子们总是听话地乖乖走开，可是过不了多久就又转了回来。
——好想吃啊！
有人直言不讳。
——看起来已经红了呢。
也有人小心窥视。
换作是别的水果，阿叶姥姥总会送些去本家，或是分些给左邻右舍，就算不多也是个意思。只有这美浓柿是个例外。她固执地认为这柿子是当时的我才能吃的东西，就连阿叶姥姥自己，轻易也不肯尝上一口。说起来，那的确是我儿时的独享之物。
赶在乌鸦下手之前，阿叶姥姥就会请邻居帮忙，把树上的美浓柿全都摘下来，收进米柜里。
这以后，我就几乎每天都能吃上一颗熟透了的大红柿子。总是掰成两半，分两回吃。只是到了晚上就不给吃了，说是怕凉了肚子。
——这一半给姥姥吃。
我总这么说，外祖母却总也不肯。若是有很多，她也不会这么舍不得。统共就只有十来个柿子，她当然只肯留给我一个人吃。
到了二十八九，年关将近，在异乡打工挣钱的本村人都要赶回家过年。这样的人虽不多，可每辆进村的马车，总会送回来两三个归乡的游子。有刚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去镇上打工的年轻人，也有离乡多年拖家带口回村探亲的小夫妻。
我们只要一听到马车的喇叭声，就会立刻丢下正在玩的游戏往停车场跑。只为看一看这回从马车上下来的究竟是哪位回乡客。有时候是叫不出名字的熟悉面孔，有时候却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他们都拎着大包小包，有的是土布包袱，有的是大皮包。
我们总是远远地站在一边，默默观察着这些回乡客。他们身上总有什么地方散发着某种异乡的气息。脖子上裹着的围脖，头上戴着的鸭舌帽……似乎都带着一丝异乡的气息。
——瞧，那不是俺家叔叔吗！
有时，也会有小孩嚷嚷着冲出去，多半是因为在回乡客中发现了自家的亲戚。意料之外的惊喜所光顾的这位幸运儿，总是迫不及待地朝那边飞奔而去。可没过一会儿他又会回到孩子们的队伍里来，然后朝他家亲戚脚边的大包袱努努嘴，说道：
——你们瞧，那里边啊，可装满了礼物哦！有馒头，还有羊羹呢。
其他的孩子却纷纷耷拉着脑袋不说话，用大人的话来说，简直是生无可恋了。明明是大家一起来的停车场，老天爷却偏偏只将幸运降临到一个孩子头上。再后来，这个孩子便会离开他的小伙伴们，以一个堂堂正正的胜利者的姿态，兴高采烈地回自个儿家去了。
当从马车上下来的回乡客们朝着各自的目的地继续赶路，孩子们也渐渐收了心，重新玩起了方才的游戏。骑竹马的骑竹马，看捣年糕的看捣年糕。回乡客的大皮包、布包袱里的东西虽然与我们无缘，但毕竟欢天喜地的新年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这一点上，老天爷对每一个孩子都是公平的。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总会收到丰桥的母亲寄来的包裹。里面有时装着糕点，有时装着新做的和服。寄来的若是新和服，阿叶姥姥便会让我穿上试试，嘴里咕咕哝哝地念叨着什么，一边调整着和服下摆的长短。
到了大年二十九或是三十的那天，孩子们都会去村公墓扫墓，村公墓就在一座叫做熊野山的小山背后。说是扫墓，真正干活的也轮不到我们。不过是跟着扫墓的大人们去玩玩而已。
本家的墓地，每年都由一个名叫阿友的人负责打扫。这一天，墓地比平日里热闹了许多。来扫墓的大人可真不少。
本家的墓地有两处，一处是先祖的墓，一处是曾外祖父洁的墓。
受外祖母的影响，在我心里曾外祖父洁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所以只有在阿友打扫曾外祖父的墓时，我才会上前帮忙。我们浇水清洗墓碑，拔净墓边的野草。我的玩伴阿幸、小和、阿季、小为也都陆续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你们几个，不去扫自家的墓地，怎么跑到别人家的墓地里来忙活了？
阿友的话并不能得到任何回应。自家的墓地也好，别家的墓地也罢，咱们小孩儿可顾不得那么多。管他是谁家的墓地呢，只要能大伙儿在一起打扫就好。
我们懵懂地知道，墓碑下长眠着已故的亲人，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忌讳的。我们在墓碑和墓碑之间跳来跳去，或是一屁股坐在某个土馒头上，没少挨阿友的骂。
如今，阿叶姥姥、我的父亲也都长眠在了这片熊野山的墓地里。阿叶姥姥去世的时候，人们在离曾外祖父洁的墓地所在的本家墓园稍远一点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墓园。想来，阿叶姥姥一定更愿意睡在曾外祖父洁的身边，可是那里已经安葬了他的正妻阿广姥姥。所以，生前能与曾外祖父洁同床共枕的阿叶姥姥，死后却只能将枕边人的位置让给阿广姥姥了。
扫完墓，就只剩下立门松之类的活儿了，这项工作也是由阿友负责的。他不知从哪座山上砍来松树，一棵立在本家大门口，一棵立在土仓前。本家门口的又高又大，土仓门前的又矮又小，这一点，我是很不服气的。
——又不是门松越大过的正月就越长。
本家的外祖母总是这样说，她还曾嘱咐阿友把土仓的门松换成大棵的。
土仓里，虽然只有两个人过年，每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阿叶姥姥总要捣腾到很晚。门松是大是小她倒是不在乎，只有这顿年夜饭，说什么也马虎不得。曾经为曾外祖父精心烹制的美酒佳肴，如今全都喂进了我的肚子。
正月
大年初一，我们总是凌晨五点就被叫起来，跟着本家外祖父去神宫参拜。我们摸黑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有时还会踩到路沿上结的霜柱。小河边还挂着一道道冰凌。
说是参拜神宫，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不过是去村里神社的正殿上作个揖。我强忍着睡意，在冷风中瑟缩着身子一步步往前挪，心里不停默念着：过年了，过年了……在去神宫的路上，不断有人与我们擦肩而过。因为太黑，也看不清对方的脸，只听见人家问：——小少爷今年多大啦？
或是，
——小少爷，过年了，开心吧？
现在还不是恭贺新年的时候，因为天还未大亮，谁也不会把黎明前的神宫参拜算作正月里做的事。
回到家，吃了煮年糕，换上正月里出门见客的衣裳，做完这些，新的一年才算是真的开始了。
等太阳出来了，孩子们便都跑到大街上，个个都穿着出门见客的新和服，光鲜靓丽，好像换了个人似的。我们一时间竟有些难为情，不敢靠近彼此。不过，谁家的孩子不盼着过年呢？眼下正月真的到了，盼了又盼、等了又等的正月终于姗姗而来，又有哪个孩子不欢欣鼓舞呢？
很快，聚集在街头巷尾的孩子们逐渐分成了两帮人。一帮人是上了小学的孩子，另一帮人是还未上学的更小的孩子。不过，不一会儿，上了小学的一帮人又会回到方才碰头的街口来。
正月里，日子与往常也没多大不一样，不过又是寒冷的一天。在北风呼啸的街头巷尾，孩子们被寒风吹了一整日。
平日里，我们追追打打、嘻嘻闹闹，没一刻能坐得住。可是这一天，因为穿了出门见客的新和服，反而被拘住了手脚。
孩子们只能怀着满心期许，在寒风中静静等待，坚信这一天一定会有什么特别的趣事发生。
可是，正月的第一天却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寒冷而静谧的傍晚如约而至。孩子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常言道：“正月乐三天”，这不还有两天嘛？我们安慰自己：接下来的两天，一定会有什么趣事发生的。
如今回想起儿时过的正月，只记得大伙儿守在街头的大风口喝西北风的傻样儿。一个个穿着光鲜的新和服，怀着莫名的期待，靠着一股子新鲜劲儿，在寒风中一吹就是一整天。
第二天，我们依旧会聚在街口，像木桩子似的杵上一整天，喝一肚子西北风。虽然冻得缩成了一团，心中的期待却并没被寒风吹散。并不是想再买个新玩意儿，也并不是想吃什么好吃的。只是固执地认为，正月就应该和平常的任何一天不一样。这可是正月啊！是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日子！或者，至少应该是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回想起来，所谓儿时过年的快乐，其实就是这份莫名却执着的期待。大人们年下不用干活，整日猫在围炉边，甚至大白天就喝起了小酒。我们小孩子可没这些乐子，只有换上新和服，同时也换上一副好心情，怀着满心期待去街口吹一天冷风。现在的孩子，虽然生活环境大不相同了，可是迎接新年的心情应该没什么不同。同样充满了懵懂的期待，同样在这种期待的驱使下蠢蠢欲动。真想发自内心地对这些孩子们说一句：
——过年了！新年快乐！
原来，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是在一心一意、有声有色地度过属于他们的正月。
直到正月初二的午后，孩子们才终于恢复了孩子们该有的本来面貌。新和服穿着也不那么别扭了，虽说是正月里，也不能老这么安分守礼地待着。我们想骑竹马了，也想放风筝了，当然拍纸也是不能不玩的。
放风筝，我们总爱去田野里。地里的土都冻住了，我们在上面奔跑着，手里牵着的风筝起起落落，越飞越高。一不小心谁和谁的风筝线缠在了一起，总不免引起一场小小的战争。一转眼，原本光鲜亮丽的新和服早已沾满了尘土，罩衫的扣子也被扯得七零八落，正月的新装算是彻底玩完了。
在我关于儿时放风筝的记忆中，偏偏是自己的风筝怎么也放不上天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不管我怎么努力，风筝始终飞不上天。总是在半空中打几个转，就呼啦啦地直往下坠，一头栽进地里，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三四年前，我偶然忆起儿时放风筝时那种绝望而无助的心情，曾作过一首诗。诗里说：年幼的我一次又一次想放飞的，并不是风筝，而是“死”；而我一次又一次在空旷的田野上拾起的，也不是风筝，同样也是“死”。
我脑海中关于风筝的记忆竟悲惨至此，令我不禁吟出了这样的诗句。为什么我的风筝就飞不起来呢？我在空旷的田野上玩命似的奔跑着，只为了手中那只注定飞不起来的风筝。那或许是我人生第一次体味到了绝望的滋味。
正月初三初四，我曾跟着阿叶姥姥去几户父亲那边的亲戚家串门，他们住在离我们稍远一点的地方。那也是上了小学之后的事了。这几家亲戚平日里与我们并没有什么来往，阿叶姥姥不过是想让他们看看，你家交到我手上的孩子，如今长得壮实着呢！
各家亲戚都有自己的名号。比如，“西平的大房”便是指住在西平字的安腾家；“持越的磨坊”则是指住在持越字的一家姓“福井”的；而“门原的崖壁”则指的是住在门原字的石渡家。其他的亲戚家，也各有各的叫法。
因为我和阿叶姥姥常年住在土仓里，便总被人称作“土仓小少爷”和“土仓婆婆”。当然，这倒算不得什么名号。
西平、长野等几个较近的字走路就能去。可月濑、门原等较远的村落，就必须得坐马车了。无论去到哪家，父亲那边的亲戚们，尤其是几个伯母婶娘，总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话的口气也怪怪的，总像在冷嘲热讽。就连年幼的我也感觉得出来。
她们有的说：
——这都几岁了？怎么还是这么一副瘦巴巴的样子？还真是个“娇少爷”呢！不好好吃饭可不行啊！
还有的说：
——人都说“长子多败儿”，我看你呀，还真是个败家少爷呢！
甚至还有人说：
——不在父母身边，少爷还真是有福气呢！长在爹妈身边的孩子，哪个的脸会皴成这般模样？
听了这些话，阿叶姥姥总是带着一肚子气回家。
不过，不管她们说了什么，对父亲老家的这些伯母婶娘以及她们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我却怎么也讨厌不起来。她们虽然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却个个都是热心肠，总能让我感到血浓于水的温暖的亲情。我们回家时，她们总会送出老远。过几天，还会专门派人送些土特产来土仓。
同样是血脉相连的至亲，男人们却一贯地不爱说话，不苟言笑，令人觉得不敢亲近。不过，这些男性亲戚也一样是热心肠，只是轻易察觉不到他们对你的关怀和疼爱。
——长大了，怕是和你爹一个样！
这样的话，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也不知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刚说完这句，对方早已把脸转到另一边，嘴里也不知在念叨些什么。
正月里走亲戚，只有去父亲老家门原村的石渡家时，无论是我还是阿叶姥姥都高兴不起来。那是继承了祖业的我父亲的大哥家，在父亲一边的亲戚中最是不能不去的。话虽这么说，我们也不是年年都去。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只去过一次。除了正月之外，我还曾去他们家住过一晚。关于这件事，我在前面写洗澡的那一章里已经提到过，不过只剩下些许模糊而零碎的记忆而已。
——是时候去一趟门原了。
阿叶姥姥念叨了好几回之后，这才鼓足劲动身了。
阿叶姥姥带着我坐马车来到门原，把我送到石渡家之后便扭头回去了，说好第二天再来接我。
——就一晚，只需要忍受一晚。甭管有多难熬，过了这一晚，一觉醒来就能回土仓了。
阿叶姥姥是这么安抚我的。可是，我其实并不觉得有多难熬。当然是有些不自在，不过我也算是稀客，人家待我也算是热情周到。
大伯带着我翻过一座小山丘，去了吉奈公共浴场。一路上，大伯只顾埋头赶路，虽然偶尔停下来等我赶上他，却自始至终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只是默默地跟在大伯的后面。到了公共浴场，情况也没有太大变化。
——洗身子。
——擦干净再出来。
顶多就是嘴里蹦出这么几个字。然而，和大伯的这次吉奈之行，其实是他特意为我精心安排的。
刚从吉奈回来，大伯母就笑着露出一口亮晶晶的大黑牙，说：
——可委屈我们小少爷了。也不知倒了什么霉，要跟这么个凶神恶煞的大伯伯去泡澡呢？对吧，小少爷？
她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把我心里想的话全都说出来了。时不时地，她甚至还会说：
——只消忍耐一个晚上，明天就能回土仓了。
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从哪儿听来了阿叶姥姥说的话。
虽然大伯母的每句话似乎都带着一丝嘲讽，可嘴上虽这么说，她手里却一刻也不闲着。又是给我烫甜酒，又是给我做安倍川饼。另外还有一个叫阿忠的孩子，同我一般大，我俩却始终没有交谈过一句。到了晚上八点过，大伯突然说：——好了，该睡了。睡前漱漱口，把脱下来的衣裳叠整齐。
我仿佛被施了魔咒，变得异常乖巧听话，按他说的一一都做好了。睡前乖乖漱了口，由大伯母领着进了早已铺好卧具的里间，又亲手把自己穿的和服叠得整整齐齐，搁在枕边。
——真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好了，快睡吧。
大伯母说完，拿着蜡烛离开了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待在一片黑暗中。我原本不怕黑，也不怕一个人睡。只不过这里和土仓不一样，房间要大得多，一个人睡在里面，还是有点发慌。
我在被窝里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也不敢动。白天浑身不自在，到了睡觉时也丝毫没有放松。可是，我还是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自从来了石渡家，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我是真的累了。
半夜，我被叫起来上茅房。手拿蜡烛的大伯母看起来跟恶鬼幽灵没两样。
——快！起床小解。
大伯母一开口说话，满嘴黑牙更是让人心里发怵。“小解”这种说法，在我听来也怪稀奇的。走到廊下，看到阿忠正睡眼惺忪地站在那儿，他也是被叫起来上茅房的。我俩先后进了茅房，硬挤出几滴尿来，这才被允许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睡觉。
等我再次钻进被窝，手持蜡烛的女鬼居高临下地看了看我，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我身上的被子，说道：——好了，睡吧。
身上的被子被她这么一拍，我仿佛感到自己被封印在了这个被窝里，一辈子也别想从里边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第二天一觉醒来，我久久躺在被窝里，不知道该不该起床。所幸没过多久廊下的挡雨板就被人打开了，屋子里亮堂起来，大伯母的声音也随之传来：
——少爷，起床了！
我赶紧一骨碌爬起来，自己穿好衣服，去了有围炉的堂屋。刚一进门，就听见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大伯的声音：——快去河边洗把脸！
于是，我一把接过大伯母递过来的毛巾，穿过土间，出了院子，来到了门前流过的小河边，看到阿忠正在那里洗脸呢。
我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依然没有任何交流。既然人家对我不怀好意，我也没必要主动伸手向他示好。
回到家，我又被大人叫去神龛前行礼。
——拜神时都说了啥？
坐在围炉边的大伯一边喝茶一边问我。
——说了我想快点回家。
我回答道，这句话很自然地就从嘴里蹦了出来。
——想回家？原来求的是这个啊。
大伯依然面无表情地咕哝了一句。一旁的大伯母却露出一口黑牙，笑着说：
——要是少爷喜欢，就再住个两三天吧？
我可不觉得她是在开玩笑。若是真要让我再住一晚，我一定二话不说，当下就回去。
早饭之后，我也跟着去了位于后山半山腰的石渡家墓地扫墓。大伯依然一脸严肃，走在队伍的最前端，我和全名忠治的阿忠紧随其后。我拿着竹水杓，阿忠捧着盛满水的水瓶。
我们走过两三块梯田便来到了墓地，一片枯草丛中掩隐着十三四块墓碑。我和阿忠在每块墓碑前站上一会，拜一拜，我再用水杓从水瓶中舀一瓢水，浇在墓碑上。
墓碑大致排成一行，也有几座在后面另成一行，前面的墓碑比较大，后面的墓碑都偏小。墓碑大都长满了青苔，上面刻的字也都模糊不清了。也有的墓不过随意压上一块石头，算不得墓碑。我们正打算越过不拜，耳边却响起了大伯的训斥：
——别想偷懒！后面的墓也得拜！
只见大伯正站在墓地的边缘，双手抱在胸前眺望远方呢。真奇怪，我俩的一举一动，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难不成是后脑勺长了眼睛吗？
现在回想起来，大伯是想让我给父亲家已故的先祖们扫扫墓。当年的我，自然体会不到他的用心。我只是听从大伯的吩咐，在每一座长满青苔的墓碑前行个礼，再用竹水杓满满地浇上一瓢水。
如今看来，大伯当年为我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当年未能引起我丝毫触动的那份良苦用心，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却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了万千波澜。
正月从石渡家做客回来，阿叶姥姥是这样向本家的外祖母汇报的：瘦是瘦了一点，不过也不见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总算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关于父亲老家的一切，如今只留下了美好舒心的回忆。扫墓、打扫前院、自己整理床铺、去河边汲水……每天不得不干很多很多活儿。饭前要说“我不客气了”，饭后要说“多谢款待”……这一切与我和阿叶姥姥两人在土仓的生活是多么地不一样！就连在母亲的本家，我也不曾受过这样的待遇。本家的外祖母也同阿叶姥姥一样，从不让我动手做任何事。年复一年，我每天都生活在万千宠爱之中。唯有这短短的两天，我被扔到了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约束和历练。那种心情，就好比被送去寺里苦修的小和尚。
孩提时代，这样的经历不过只有一两次。等我去沼津上了中学，不管我情不情愿，都不得不常常去叨扰父亲老家的大伯一家了。我常常被指使着干这干那，动不动就挨训。到了暑假，他们更是取代了土仓的阿叶姥姥，管起了我功课和考试成绩。大伯和大伯母都不是好对付的，可是他们身上却有一种别的亲戚所没有的独特魅力。那时，大伯还是汤之岛小学的校长。那也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之后便从教学岗位上功成身退，过起了优哉游哉的退休生活。洋堂龙骨、独醒书屋主人，都是他的笔名。他时而做几首汉诗，时而吟几支俳句。最令我头疼的，便是自己的大伯是个通今博古的读书人。我最怕他突发奇想的提问。儿时紧绷的神经长大后也并未得到放松，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你知道这个吗？
——不知道。
——真是一问三不知！
这便是我和我大伯之间最常见的对话。的确，无论大伯问我什么，我都答不上来。那副如龙骨般瘦骨嶙峋的身板，那道独醒书屋氏所特有的凌厉目光，简直可以说是我中学时代的噩梦。但是，我却从大伯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可贵的东西。
大伯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大伯母也以八十七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了。他们没有葬在儿时曾带我去过的那座墓园里，而是长眠在离那里不远的一座新建的墓园中。
在这座新建的墓园里，还安息着另一位我所认识的人。
那便是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我与这位祖父接触不多。大正五年（1916年），也就是我九岁的时候，这位祖父就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他后半生都致力于栽培香菇的研究工作，自我懂事起，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一座叫做棚场山的深山中度过的。因此，我的关于祖父的所有记忆，只有一件小事。
祖父人称“香菇爷爷”，因为他在香菇的栽培和普及上的确功绩卓著，可算实至名归。年轻时，他还曾历任相邻几个村的户长（村长）。四十七岁之后，他便辞去了一切公职，全身心地投入到香菇培植的研究工作中。还自费创立了“石渡香菇培植传习所”，向全国各地推广其栽培技术，并提供研究方面的指导。祖父所建的传习所究竟吸引了多少人前来学习，我不得而知。根据现有的记录，爱知县有九名，岐阜县有二十五名，山梨县有十一名，可见其影响力遍及全国各地。传习所创立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一直持续到祖父去世。不仅限于香菇栽培技术的传授和指导，甚至多少还带有一些修身养性的宗教性质。
在我的脑海中，与祖父相关的唯一一份记忆，就发生在我和阿忠，就是石渡家与我同年的那个孩子，一起去祖父的香菇传习所的时候。
祖父去世那年我才九岁。那一年，受东京府所托，传习所迁到了伊豆七岛的神津岛。所以，我们去传习所探访应该是在我八岁那年。从汤之岛到持越村，徒步要走上一个小时，从持越进山还要再走上三十来分钟。这段旅程，是仅有我们两个孩子结伴去的，还是由大人带着去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在大山中的独栋小屋里，在温暖的炉火边，我和阿忠与祖父相对而坐。除了祖父之外并无他人。那一晚，祖父和两个孙子之间，究竟曾有过怎样的对话呢？我记得我们吃了祖父亲手做的香菇饭，他爱整洁讲卫生的生活习惯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孩子的心中，独居深山的祖父，多少有些神秘莫测，但也让人觉得脱俗而高洁。祖父那穿着工作服的瘦小身躯，莫名让人感到沉静而踏实。大伯晚年时越来越像祖父，我父亲晚年时也颇有祖父的风范。想必，我也会越来越像我的祖父吧。
在《白婆婆》一书中，我把造访祖父的传习所的事，写在了小学五年级那一年，与事实略有出入。因为我想把祖父的形象和与他相关记忆，印刻在更加成熟的少年时期的自己的心上。
丝瓜水
附近农家有一个比我年长三四岁的孩子，名叫达达。关于他的故事发生在栗子树枝繁叶茂的时节，想来是在八月。
达达最爱爬上栗子树捉樟蚕，弄死后从虫子的体内取出蚕丝。我记得樟蚕是一种以栗子树叶为食的毛毛虫，大约拇指粗细，二寸左右长。
我到现在还害怕毛毛虫，小时候更是连碰也不敢碰，总觉得毛毛虫比蛇比癞蛤蟆都还要可怕。所以，每次达达取蚕丝时，我总是站得远远的，只敢越过其他孩子的脑袋往里瞅。我既讨厌毛毛虫，也不喜欢看人弄死它。但那黏糊糊软绵绵的身体里竟然能抽出丝来，也是挺让人好奇的。而且，抽出来的蚕丝都成了达达的战利品，也令我羡慕不已。说是蚕丝，最长的也不过一尺多，呈半透明状。好几条樟蚕的丝合在一起，用醋泡软，便能搓出更长的丝线来。这种丝线多用来做钓鱼的鱼线。村里并没有卖蚕丝的店，所以，要想获取蚕丝，直接从栗子树上的毛毛虫体内抽取是唯一的办法。
我这个山村里长大的孩子，却几乎从不钓鱼。钓鱼，只能是不怕毛毛虫的孩子们的特权。
一说到樟蚕，我眼前立马就会浮现出达达的脸。同样，说起“捕蟹笼”，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本家的五郎——比我年长五六岁的小舅舅。“捕蟹笼”是一种用竹条编成的、专用于捕蟹的大篓子，设计得极巧妙，螃蟹一旦钻进去，就再也别想出来。人称“新宅”的那家人出了一个编“捕蟹笼”
的名人，就是阿友。要想捕到蟹，少不得请阿友编一只篓子。而五郎则是捕蟹的高手，他常拎着篓子去河边，将它埋伏在螃蟹时常出没的区域。
大致上，每年的七月到十月前后是捕蟹的最佳时节。一到傍晚，五郎便会出门去装设捕蟹笼，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去把它取回来。捕获的战利品从来没我们的份儿，可是装笼收笼的时候，我们一准儿会跟着去。捕涨潮蟹时，需在“捕蟹笼”中放入蚕蛹作饵，再投入深水区域。而捕退潮蟹时则什么饵料也不用放，只需将篓子埋伏在浅滩便可。
待螃蟹进了笼，五郎便伸进一只手，敏捷地抓住它的蟹壳，将蟹一把拎出来。翻过来看一眼，他便能分辨出是公还是母。其实，公蟹的钳子更大，一眼就能看出来，可是五郎却总喜欢把蟹翻过来辨认。
去了本家，阿叶姥姥也不让我吃螃蟹，她说河蟹里寄生虫多。
五郎不仅是用“捕蟹笼”捕蟹的名人，张网捕鸟也是一把好手。每年的十二月到第二年的二月是张网捕鸟的季节。
等到某天气温骤降，天上似乎随时会飘下雪来，五郎便拿上短镰刀出门了。河边的山崖上、田野的边角处，是他常常设网的地方。如何挑选适合的树枝砍下来备用，如何将树枝稳稳地插在地上，这些都是他要琢磨的事。而我们呢？要么在一旁看他忙活，要么按照他的吩咐去采些红色果实，放在网中作饵。
通常，自投罗网的都是白颊鸟、鹎鸟之类的小鸟。不过，自从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了网中的小鸟横死的惨状，我就再也不敢吃鸟肉了。有时，邻居家或本家会送些烤鸟肉给我们，每当这时阿叶姥姥或本家的外祖母总会劝我：——啃鸟骨头对牙齿好，你就吃点吧？
我却说什么也不肯，也不愿说出不吃鸟肉的原因。我总觉得，说什么小鸟多可怜呀，有些女孩子气，特丢面子。
至于竹马，那就要找我三舅了，他是本家的三儿子，比我也不过才大个十来岁。这位舅舅可是做竹马的高手。他心灵手巧，连用朱砂根的红色果实作子弹的竹枪，他也能做得很好。不过，一旦做了竹枪，院子里的朱砂根果便会被摘个精光，所以这种玩意儿，本家的外祖父是严令禁止的。当然，若是我死乞白赖地求三舅，他也是个经不起磨缠的，还是会偷偷摸摸地给我做一把竹枪的。同时，他也不忘叮嘱我：
——可别摘咱自家院里的朱砂根果，要摘去摘别家的。
三舅天资聪颖，仿佛没有他做不好的事。长大后更是吹得一手好尺八，下得一手好围棋，做什么都得心应手。人都说“技多不压身”，我看他倒更像是“技多吃不消”。
这位三舅还擅长发掘黏土。他曾跟我说：——荷包潭上面的山崖上，不是有好多大裂缝吗？崖脚下露出的大石头周围，就有黄色的黏土。下回我带你去瞧瞧。只是别告诉别人，你最是个藏不住话的。
结果，把黏土的所在之处告诉旁人的，却是三舅自己。
他经不起别的孩子的再三央求，把这事也告诉了他们。
黏土就是孩子们的宝贝。当我们从三舅口中得知了黏土的秘密宝藏，仿佛自己一下子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财主，甭提多高兴了。
本家搭了一个丝瓜棚。原本就是为了遮挡西晒才搭的，夏天一过，秋风渐起，丝瓜棚的使命也就终结了。
记得大约是在九月末十月初的时候，本家的外祖母就会用丝瓜茎来制丝瓜水，几乎年年如此。
把丝瓜茎从高出地面一两尺的位置割断，绕几个圈，塞进啤酒瓶里。为了防止瓶子脱落，还要用油纸把瓶口包住，用绳子扎紧。这项工作总是在月夜进行，因为老人们都相信，有月亮的晚上制出来的丝瓜水会更纯。
这项在月夜里进行的工作，在儿时的我眼中，显得有些冷清和凄凉。被割了茎的丝瓜藤很快就枯萎了，一整个夏天为我们遮挡烈日的丝瓜棚，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过几天就被拾掇得干干净净。在一日比一日更浓的秋意中，就连仅存的这点夏天的痕迹也终于彻底被抹去了。
白乐天的诗里有句名句，“枫叶荻花秋索索（或秋瑟瑟）”。制丝瓜水的时节那萧瑟凋敝的秋景，恰如这句诗所描写的那样。伴随着日渐深浓的秋意，丝瓜茎的汁液也一点一滴地渗到瓶中。每回从丝瓜棚下走过，我都要往瓶子里瞧瞧，瓶里的丝瓜水好像又比上一回多一点了。
等到丝瓜茎再也渗不出一滴汁水来，外祖母便会取下瓶子，把里面的丝瓜水分装一些到另一个小瓶子里，这是给阿叶姥姥的。
这样制出来的丝瓜水本是无色无味的，涂抹在脸上和手上却格外润滑，可以送去村里唯一的一家药铺制成香料。不过，本家的外祖母和阿叶姥姥都深信，无色无味的丝瓜原汁才是最好的。严冬将近，年幼的我每回泡完澡，脸上和手上都会被涂满这种丝瓜水。会制丝瓜水的当然不止本家的外祖母，村里但凡有丝瓜棚的人家，家里的女人都会制丝瓜水。
五金店的雪儿，糖家的阿季、小为，冈田家的小四儿，酒坊家的小和，这几个算是我童年最要好的玩伴。“糖家”
不过是小为他们家的名号，其实他家并不是卖糖的。不过酒坊家倒的确是酿酒造酒的。
我们这几个孩子都住在同一个字，从五六岁起一直到上了小学，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玩。不停地吵架，又不停地和好，时而结为同盟，时而又势不两立，这样的剧情每天要上演无数次。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还真是一群野孩子。什么绘本、童话统统与我们无缘，唯有漫山遍野地疯跑才是最适合我们的游戏。
现在的我偶尔回想起儿时的玩伴，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张张嘴唇发紫的稚气面庞。穿着松松垮垮的和服，趿拉着草鞋，一个个的嘴唇都是乌紫乌紫的，那是因为吃多了野樱桃。
六七月是樱桃成熟的季节，这段时间我们几乎是在樱桃树上度过的。六七月本就是食物最为充沛的时候，每天一出家门，总有吃不完的好吃的。有山莓，有樱桃，还有桑葚……吃了桑葚，嘴唇也会变紫，不过要稍微浅一点。吃了樱桃之后，嘴唇的颜色要更深些，远远看去，孩子们的嘴唇甚至有些发黑。电影里常能看到双唇染得乌黑的原住民小孩，想来我们当时的样子就跟他们差不多，一脸的彪悍。不光是模样，我们干的事也挺彪悍的。比如去河边摸鱼，那种刚从鱼卵中孵出来的小鱼儿，我们总是捧一捧在手心，一口就吞进肚里了。这种小鱼苗我们称之为“目目杂”。大伙儿都说吃了“目目杂”，游泳就游得快，所以只要一见到水里有“目目杂”，我们就会捧起来一口喝掉。吃了那么多野樱桃，喝了那么多活鱼苗，也没见谁拉肚子，不过偶尔有人喊几声肚子疼。看来，我们真和那些原住民的小孩没什么两样。
五金店的雪儿，现在早已成了五金店的店主。冈田家的小四儿如今也当了家。酒坊的小和自然也接管了自家的酒坊。大家的模样都没怎么变，还和小时候一样。只是嘴唇再也不会动不动就发紫了。只是糖家的阿季和小为年纪轻轻的就不在了。
村里人说起别家的媳妇，只会说“某某家媳妇”，从不唤人家的本名。比如“酒坊家媳妇”“五金店家媳妇”“下游那家媳妇”“冈田家媳妇”等等。给别人做媳妇，总的来说是件苦差事。
当然，也不是家家都对自家媳妇不好，老给媳妇苦头吃。有的人家，一家老小都对媳妇客客气气。还有的人家甚至是媳妇当家做主，一家人都得看媳妇的脸色。然而，无论是哪家媳妇，无论她在自家地位高低，出了自家门，她也不过只是某家的媳妇，仅此而已。在全村人的眼里，只把她当作人家的媳妇来看待。村里人投向她的目光里，多多少少都带着几分冷漠、几分刻薄。
村里不论谁家有葬礼、办喜事或是做法事的时候，总要置办酒席。这种情况，全村的女人都会去他家帮忙。若是碰巧谁家的小媳妇也去了，那么她立刻会成为所有人严密关注的对象，她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开女人们那一双双比刀子还尖的眼睛。就连小小年纪的我，也隐约能感觉到那个小媳妇的孤立无援。
有一回本家做法会还是别的什么，我就曾见过一个邻家来帮忙的小媳妇。她在哗哗流淌的河水中卖力地清洗着碗碟筷子，一双手冻得通红。这种最脏最累的活儿，总是轮到她头上。
她躬着身子埋头干活的身影，我看在眼里，心里充满了同情。突然，一个小碟子从这个可怜的小媳妇手里滑落，摔在河岸边的石头上，碎了。我一见，不禁失声叫道：——小心！
那个小媳妇听见人声，猛地转过头来。看到我，她脸上的表情立刻变得不自然起来，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似的，轻声问道：
——真的碎了吗？
——碟子自己碎的，不怪你。
我回答道。小小年纪的我，也忍不住想要替她说话。没想到，她听了这话，竟然放声大笑起来，仿佛我说了什么有趣的笑话。随后，她又叫住一个刚好路过的女人，把我方才说的话也告诉了她。于是，两个女人看着我，竟笑得前仰后合。我实在不明白这两个女人究竟在笑什么，但也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成了别人的笑柄，心里又气又恨。
——这个小少爷，年纪不大，还挺会来事儿呢！
我能听得出来，她们的笑声中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一气之下，我扭头就走，心里的愤怒和失望却久久不能平复——
自己一番好意，对方却根本不当回事。这个小媳妇，后来成了一位能干的老板娘，在村子里人缘还挺不错。可我却一直对她没什么好感，想来定是因为这件童年往事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
爸爸妈妈
正如我前文所说，我的童年是在伊豆的小山村里和阿叶姥姥一同度过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几乎没有多少与父母有关的记忆。无论是关于父亲还是关于母亲，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大都发生在小学六年级以后。
阿叶姥姥是在大正九年（1920年）的一月去世的，那时我正在念六年级，而且还有三个月就要从小学毕业了。按计划，学校一毕业我就要搬去父亲当时的任地浜松，到那里去念中学。这个安排我早已知晓，阿叶姥姥也是清楚的。也就是说，就在我和阿叶姥姥在土仓中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在我俩朝夕相处的日子只剩最后三个月的时候，阿叶姥姥突然患上了白喉，在病床上苦熬了十来天便撒手人寰了。与此同时，我也得了感冒，发着高烧，被送去了本家的二楼上养病。
阿叶姥姥的葬礼那天，我只能在本家二楼的窗前，目送着送葬的队伍渐行渐远。我的高烧还没完全退，一下床便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浑身无力。所以，我既未见过阿叶姥姥病中的模样，也未见过她的遗容。我简直无法相信，送葬队伍最前端那几个人抬着的灵柩里，就躺着阿叶姥姥的遗体。本是一月下旬，正是最冷的时候。那一天却没有一丝风，冬日的阳光静静地洒在每一个人身上。
虽然事先知道我父母的安排，但是真的要我离开土仓，从此和阿叶姥姥分隔两地各过各的，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她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许正是因为不想面对这个难题，阿叶姥姥选择在我俩即将分离之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远远地朝着阿叶姥姥的灵柩低下了头，虽然没有哭出声，却早已泪流满面。后来离开窗边回到了床上，我也仍然任由泪水流个不停。阿叶姥姥的死，就发生在我俩即将不得不分离的时候，一想到这一点，我更是悲痛难忍。十三岁的我，已经完全能体会出这意味着什么。就在前一年，年轻的小姨妈阿町刚刚去世。也就是说，我在两年之内接连失去了两位亲人。阿町要么是在她的婆家，要么是在她丈夫的任地去世的。收到讣告时，我始终半信半疑，反而并没有感到特别悲伤。阿叶姥姥下葬的这天，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的死而流泪。
阿叶姥姥去世后不久，我便转去了浜松的元城小学念书。中学的入学考试近在眼前，我的父母觉得，哪怕只有几天，多少感受一下大城市的小学的氛围也是好的。只可惜，我那一年却没能考上浜松的中学，只得去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再读一年。
我从小就不擅长考试，考高中也考了好几年。中学第四年没能考上山形高中，第五年又没考上静冈高中，又复读了一年这才考上了四高。四高毕业后考大学，又没能如愿考上九州大学的医学部，没办法只好去法学部跟读混了两年，最后才好不容易考入了京都大学的文学部。并且，别人念三年就能毕业，我却花了整整四年。这么算起来，我在考学上足足比别人多费了五年的时间，其中的第一年，就是在小学升初中时浪费掉的。或许是因为和阿叶姥姥在土仓度过的那八年，也就是我从五岁到十三岁的那八年，日子实在是过得太悠闲了吧。不过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总之后来，我上了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的高年级。为了升初中而做了复读生的那一年，我是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所以，我关于父母的所有记忆，大致都是从再次备考初中的这一年开始的。
只可惜，第二年我刚考上浜松中学，父亲就随部队开赴西伯利亚去了内陆，一年后才回来。回来没多久，又被调去了台北出任卫戍医院院长。因为这个原因，我又再次与家人分离，被送到离老家更近的沼津去上中学了。父母认为，今后父亲的职务和任地定会经常变动，与其跟着他走南闯北不停转学，还不如直接转去沼津中学稳定下来，也多少离老家近一些。这也正合我的心意。这样一来，我在浜松中学统共只读了两年，这两年是和家人一起生活的。不过，其中一年父亲不在身边，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及弟妹。
此后的中学生活，我就一直与家人聚少离多，大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总的来说，我的整个童年及青少年时期，似乎都与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无缘。而且，青少年时期多少还能搜寻到几段关于父母的记忆，至于幼年时期，这样的记忆就更是微乎其微，而且不知何时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记得儿时，我曾趴在故乡老屋的古井边上往里瞧。后来回想起当时奇妙而难以言喻的感受，我还曾赋诗一首。记得当我趴在古井边往里看时，在背后扶住我的应该是母亲，不过也不敢肯定。我问了母亲，她当然已经不记得还有这么回事，自然也给不了我答案。说起童年时期关于父母的回忆，大多是这样的情况。
关于父亲，我的记忆中还有这样一个片段：在不停晃动的夜班列车的车厢里，我和父亲相对而坐。这是哪一年的事，那是开往何方的列车，我都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年幼的我曾跟着一身戎装的父亲乘坐过一次夜行的火车。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我曾问过他这件事，父亲却说：——是吗？还有这样的事？真是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也问过母亲，她也没能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然而，我敢肯定的是，记忆中的这个片段绝不是梦境与现实的错乱。在儿时的众多记忆中，这个片段是极具真实感的。
一身戎装的父亲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和衣而卧。父亲当时身着军装，我们定然坐的是二等车厢。我也曾怀疑是卧铺车厢，不过那时候是否已经有卧铺还是个问题。
列车不知停在了哪个站，为了给我买盒饭，父亲下车去了站台。我留在车上，透过车窗看到了父亲的身影。深夜的月台冷冷清清，一个人影也见不着，只有远处有两三个列车员的身影在晃来晃去。我和父亲所在的那节车厢好像停得离站台较远，隔着空荡荡的站台能看到对面有一幢像座仓库似的大房子。
借着月台上几盏裸露的灯泡的微弱光线，父亲沿着月台朝列车的尾部走去。等待父亲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坐立不安。过了一会儿，父亲终于回来了。他递给我一盒饭和一瓶茶水就回到方才的座位上躺下了。父亲还把一块浸湿的手绢搭在额头上，可能有点发烧。
仅有的这一点残存的记忆，令我每每回想起来，只感到一阵难以言状地哀愁，更能体会出一种父与子之间所特有的
无声而深沉的爱。不过，这也许并不仅仅是多年后的我对遥远记忆中的一幅画面所产生的感受，而更像是独自行走在月台上的父亲的身影在当年年幼的我心中所发的触动。在关于那一夜的遥远记忆被唤醒的同时，那颗深受触动的幼小心灵也幡然苏醒了。
父亲从东京军医学校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去静冈。这次旅行也许就发生在我们正准备从东京搬去静冈的时候。这样的话，那天晚上只有两种可能：恐怕因为什么缘故，要么是父亲带着我先行一步，要么是母亲他们先去了静冈，父亲和我赶着去同他们会合。若真是那时候的事，当时的我也不过四五岁。《海军主计大尉小泉信吉》这部作品，是小泉信三博士所写，是一个父亲缅怀自己身为海军军人而战死疆场的儿子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涤荡人心的优美文字，描写了作者同五六岁的儿子在节日里外出闲游时的情景。
父亲小泉走在前头，当时不过五六岁的儿子趿拉着一双大大的草鞋，“啪嗒啪嗒”地追着父亲一路小跑。好不容易赶上了，两人还没说上两句话，儿子又落在了后面。小泉先生记录下这份多年前某个黄昏的遥远回忆，又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
——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父亲。这份踏实的感觉，我至今仍难以忘怀。
这番话，写尽了为人父者的一颗赤诚之心。父亲，比任何人都更珍惜这种“他是我的孩子，我是他的父亲”的确信。当他拥有了这份确信，他就不再有别的身份，而只是一个父亲。这便是所谓的为父之心最应该有的样子，也是唯一正确的方式。
不过反过来说，为人子者也许也是一样。身为人子，也会时常产生一种“我是这位父亲的孩子，他也只是我的父亲”的确信。确切地说，这份身为人子的确信，也正是孩子对父亲的爱的最佳诠释。
儿时同父亲一起搭乘夜班列车的经历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今每每想起，总会勾起一丝难以言喻的哀愁。借小泉博士的话来说，这正是因为年幼的我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无法动摇的确信，坚信他就是且只是我的父亲。身为人父的确信，身为人子的确信，都会令人产生一种悲壮的情怀，这种情怀，或许最终只能化为一丝“难以言喻的哀愁”。
在我为数不多的与父亲有关的记忆中，这次搭乘夜班列车的经历是我最为珍视的。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确切地感受到父亲是我的父亲，想必当时的父亲也确切地感受到了我是他的儿子。那一夜，对我和父亲来说，在彼此的人生中，都是无可替代的珍贵的一夜。
大约四年前，我曾远游俄罗斯，曾在深夜的新西伯利亚车站，等待过一辆西伯利亚铁道局的列车。月台上几乎见不到什么乘客，只有我们一行人站在冷冷清清的月台角落，身后是一座大仓库似的建筑。那个时候，我突然忆起了儿时的那晚所看到的，身着军装走在深夜的月台上的父亲。深夜的新西伯利亚火车站也是那么的清冷和落寞，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日本大正时代的昏暗的站台。
还有另一个与父亲有关的童年的回忆，大约发生在我四岁的时候，具体几岁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候，我还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那是一间六席大的不算宽敞的屋子，屋子中间放了一张桌子。我和父亲，还有一个女人，正围着桌子坐着。父亲正在和那个女人说着话，而我呢，面前放着一碟冰激凌，正用小勺子一口一口地挖着吃。我一边感叹着冰激凌的美味，一边寻思着：这个跟父亲说话的女人到底是谁呀？这两个念头塞满了我的小脑袋。
除了这些，别的我都记不清了。我和父亲以及那个陌生女人所在的屋子，好像是一家西餐厅的二楼，时间倒是能确定是在晚上。我记得父亲穿着和服，想必是晚饭后带我出去散步，为了给我吃冰激凌才走进了那家店。记忆里的画面很容易令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问题出在那个女人身上。她既不像是店里的女招待，也不像是那家店的老板娘。看不出她究竟多大，却也还算年轻。父亲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那个女人看上去明显比他小。或许是名艺妓，不过穿了寻常的衣服和父亲见个面，一起相约吃个冰激凌什么的。说到底，一个四岁的孩子看一个女人，凭他怎么绞尽脑汁地猜来猜去，也很难猜出个所以然来。
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样一幅画面至今仍保留在我的记忆中，足见当时在我幼小的心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好奇，以至于我吃着冰激凌还不忘打量和观察对方。
在父亲永远一身戎装的黑白色的一生中，难得有这样一幅充满色彩的画面。除此之外，我从不记得曾跟父亲去过什么餐厅、饭店。单从这一点来说，这份记忆已经足够特别。
再加上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的神秘女子，怎能不让我充满好奇并且印象深刻呢？
坐夜班列车的记忆、吃冰激凌的记忆，这便是我童年时期仅有的两个关于父亲的记忆。除此之外便全是少年时期之后才发生的事，印象中的父亲不是穿着军装就是骑着马。
坐夜班列车的事我曾向父亲确认过，但吃冰激凌那件事我却从未对他提起过。似乎我还未来得及开口，父亲就走了。现在想来，多少有些惋惜。
——父亲，那个女人究竟是谁啊？
我真该向父亲问个清楚。也许父亲已经忘了，可我却从四岁一直记到现在。
坐夜班列车和吃冰激凌的记忆里，只出现了父亲一人。
此外，还有一份回忆，同时与父亲和母亲两个人有关。当然，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同样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仍然是在我四岁前后发生的事。关于这件事，我曾写过一篇名为《记忆》的散文诗。
不知身在何处，仿佛临近车站。耳边不时传来蒸汽机的轰鸣。木栅栏一眼望不到头，电线杆上的灯泡发着惨淡昏暗的光。人迹罕至，也许是因为人们早已忘了世间还有这样一片空地。我蹲在空无一人的路边，睡意不断袭来，却又总在睡着前的一瞬间猛然惊醒。每一次睁开眼，我都能看到高远的夜空中撒满了星斗，闪烁着冰冷而绝美的光。孩子，别睡！背着一个大包袱的母亲不似平日般温柔，不断冷冷地抛出这么几个字。父亲不知何时突然出现。孩子，别睡！母亲拍了拍我的后脑勺再一次说。然后，她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一把抱起我来，随即又把我放下。而此时，父亲已走到前面去了。
——后来，我们究竟是回家了，还是去坐火车了？我全都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那一夜，是父母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夜，那一夜，父母的心仿佛跌进了万丈深渊。年复一年，我越来越不可动摇地确定，那一夜，父母所遭遇的不幸，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写下这篇散文诗时，我还是个学生。它最终得以在诗刊上发表时，已是战后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再一次回想儿时的那段经历，心中仍然会涌出相同的情感。
这首诗中所写的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我也曾向父亲和母亲求证过，可是他俩都毫无印象。那个父母都早已遗忘的夜晚，独独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同样的，如今被我忽略和淡忘的某些生活的片段，也许也会以不同的形式烙印在我的儿孙的记忆中。父子间以及祖孙间的这种微妙的传承，实在是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血脉的传承和延续还要更加纯粹。
在我上了大学之后，父亲当上了弘前师团的军医部部长。这也是他出任的最后一项职务，之后便以将军的军衔从陆军退役了。父亲退役那天，我们全家一起走上了弘前的街头。父亲戴着将军的肩章走在盛开的樱花树下，其他人紧随其后。街上到处是赏花的游人，很是热闹。这一天对父亲来说，既是开心的一天，也是失落的一天。已是大学生的我，自然能体会父亲的心境。就连当时才十来岁的最小的妹妹，似乎也能凭借着小孩子独有的直觉隐约地感觉到，那一天对父亲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儿时记忆中的每一幅画面，母亲似乎都从不曾单独出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的形象是清晰而生动的，然而母亲，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即便是进入了青少年时期，关于母亲，也很难搜寻到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忆。
不过，这种情况恐怕不只发生在我一人身上。父与子之间，多多少少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逆反心。然而，当这种逆反心受到某件事的冲击而产生了动摇，孩子对父亲那种身为人子的信念，父亲对孩子那种身为人父的信念，反而会比任何情感都更加强烈、更加坚定。毫无例外，这种悲壮的情怀，会成为父子之情的最坚实的支撑，也使天下为人子者能够更清楚地看清自己对父亲的一片深情。
相反，母亲却永远都是母亲。无论有没有逆反心，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甚至可以说是母亲的分身，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母子关系与生俱来，无需证明。常言道“母子连心”，这种情感更是自然流露，无需刻意去追求、去求证。母亲永远是母亲。若硬要说出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来证明，那或许就是对母亲的喜悦和悲伤感同身受的时候。又或许是母亲表现得不像母亲的时候，也就是自己作为孩子的地位受到威胁，对母亲的依恋遭到背叛的时候。总而言之，只有当理所当然的事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的时候，那种反常和不自然所带来震惊与伤痛才会异常深刻地留在一个人的记忆里。
我的记忆里虽然没有母亲单独出现的画面，但却有不少关于她的零碎的片段，虽然无法构成一幅完整的画。比如，在母亲那里受了委屈之后的伤心，忍不住顶撞了母亲之后的懊恼，等等。不过，这样的事，是任何一对母子之间都会经常发生的小插曲，并不会给人留下多么刻骨铭心的记忆。
母亲今年八十八岁了，住在乡下老家，在妹妹妹夫的照顾下，身体还挺硬朗。母亲不挑食，但从我少年时期开始，她就不怎么吃肉了。我考初中时，为了我能顺利考上，母亲立誓茹素，一两年都没碰过肉。等考试结束，她竟真的变得不爱吃肉了。这事我从未听母亲提起过，旁人也不曾告诉过我，我却记得特别清楚，对事情的缘由也有自己的理解。
准确地说，这是关于母亲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其实，决心茹素的时候，母亲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也就是说，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母亲为我做了这件事，却从此在我身上烙下了终身无法抹去的印记——我永远是母亲的孩子。
啰啰唆唆讲了许多童年的往事，一句话概括，我自幼离开父母，在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祖母的溺爱下长大，多少有些不正常。然而，现在想来，这也不失为一种最佳的成长方式。养育我的虽然是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祖母，但母亲的娘家就在附近，亲生的外祖父母也还健在。父亲的老家虽说离得远一点，却也在同一个村子里。父母虽然不在身边，我也并不是孤儿，父母都活得好好的。而且，也多亏了他们的资助，我的日子过得还挺自在。
我跟阿叶姥姥住在一起时，村里人就总说我是她的俘虏。即便在多年以后，他们还是爱这么说。不过，就算真是俘虏，也是个颇受优待的俘虏吧。若硬要说谁是谁的俘虏，阿叶姥姥倒更像是曾外祖父洁的俘虏。这名俘虏在曾外祖父亡故之后，又俘虏了他的曾孙子，以报当年之仇。
在曾外祖父亡故之后，阿叶姥姥一个外乡人，又入不了井上家的户籍，几乎陷入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境地。我这个小俘虏，既是她唯一的依靠，也是她曾经倾注了全部的爱的曾外祖父的替代品。年轻时，她身为俘虏爱过她的占有者——洁；老了，她自己成了占有者，又将所有的爱给了她的俘虏——我。她在伊豆的小山村走完了自己六十四年的一生，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如今，阿叶姥姥作为我家的祖辈，长眠在家族的墓园里。
阿叶姥姥给了儿时的我全部的爱，儿时的我也同样无私地爱着她。我明白她处境艰难，所以总是事事维护她，生怕她受外人一丁点委屈。正月里去大伯家过了极不舒服极不自在的一夜，也是为了让阿叶姥姥在老家好做人。由此看来，我俩在土仓中相依为命的生活，更像是一种紧密的合作。因为从小长在阿叶姥姥身边，我似乎比旁的孩子更能敏锐地察觉到周围人的心思。并且，我虽然任性、淘气，却不像在家人身边长大的孩子那般娇气、矫情。阿叶姥姥对我虽然百般溺爱，却也总是说一不二，不像有血缘关系的家人那样拖泥带水、优柔寡断。我和阿叶姥姥之间，也许并不是纯粹的祖孙关系，似乎还夹杂着类似男女之爱的那种微妙情愫。
直到今天，当我站在阿叶姥姥的墓前，心中也不全然是外孙祭拜外祖母的心情，倒更像是来看望已逝的昔日恋人。
既感念对方的一片痴情，也感叹自己爱得并不轻松。
回忆童年，我感到能在老家伊豆的小山村里长大，真是一件好事。在气候宜人的伊豆，无需与大自然抗争，也无需忍耐严酷的自然环境。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在大自然温柔的抚摸下野蛮生长，真是莫大的幸福。
每天，我都能看到北方小小的富士山。我喜欢富士山。
特别是在故乡看到的小小的富士山。现在每次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去自家院子里，看看当天能不能看见富士山。
我也喜欢故乡的云。南面，天空被高高的天城山所遮蔽，北面却天高云阔。傍晚有大片大片的火烧云，天晴时有层层叠叠的小卷云，在北方遥远的富士山的映衬下，格外美丽。南面的天城山山巅也终年云雾缭绕。连绵起伏的山峰上云海翻涌，不断变幻出各种形状，好似突然冒出一幢幢造型各异的建筑。还有夏天的积雨云，秋天如仙女的天衣般的薄云……云卷云舒，静静俯瞰着山谷间的小小村落。
这里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初春和晚秋才是最美的季节。三月的山峦长满杂木林，好似瓷器上的水墨画一般清新淡雅。深秋十月的空气则静谧如夜，紧紧包裹着人的肌肤，仿佛能感到有无数细小的微粒在暗暗涌动。
我在故乡长大，对“故乡”一词也情有独钟。并且觉得，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故乡”一词听起来、看起来都是最美的。比如德语中的“heimat”一词，就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德语的美感的词汇。
在日语中，“故乡”一词有“古里”“故里”等多种写法，都极富美感。翻翻汉字辞典，能找到很多与“故乡”含义相近的词汇，比如故园、故丘、故山、乡邑、乡关、乡园、乡井、乡陌、乡闾、乡里等等。它们都是“故乡”的意思，却各有各的意蕴。
“乡关”营造出乌云低垂、万籁俱寂的氛围，“故园”一词则让人联想到微风徐徐、阳光静好的画面。这两种意境的故乡，我都不感到陌生。阿叶姥姥死后不久，当我即将搬去浜松时，故乡是“乡关”。而高中时代，当我穿着厚厚的朴木鞋底的木屐回乡探亲时，故乡则是“故园”。
不仅在这两个时候，还有很多不同的场合，让我多次体会到什么是“乡关”，什么是“故园”。
学生时代，我曾两次被乡亲们召回老家，又在乡亲们的护送下，匆忙离乡赶回静冈的连队或是名古屋的师团。那个时候，故乡无疑是“乡关”。
为了参加温柔慈爱的本家外祖母的法事而回乡的那次，故乡则成了“故园”。那时，土仓没人住了，早已被封。曾外祖父的老屋住着外乡来的医生一家。而本家呢，却只剩下外祖父一人独自过活。
尾巴上飘着小旗回到故乡
故乡却已在茫茫白色沙尘中昏昏欲睡
多年以后，我将当时的感受写成了一首短诗。那个时候的故乡，无疑是“故园”。
等我大学毕业进了社会，父母就回故乡去了，此后就一直住在老家。从那以后，故乡对我来说，不再是“乡关”，也不再是“故园”，而仅仅只是“故乡”。每次回乡，我总能发现父母比上一次又更老了一些，家里的房子比上一次又更破旧了一些。确切地说，故乡就是“父母所在的地方”，就是“有爸爸妈妈的地方”，这么形容也许最为贴切。
两三天前，我刚回了一趟“有爸爸妈妈的地方”。父亲已故去十三年了，老家只剩下八十八岁的母亲，和妹妹妹夫一家住在曾外祖父的老屋里。时隔多年，故乡当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仓在父母刚回乡隐居时就被拆了，原址上建了一个花坛。几年前水车磨坊也没了。儿时我每天透过土仓小窗眺望的那片田野，如今成了我家庭院的一部分。那条小河也改了道，正好从我家庭院穿流而过。
一月末的伊豆比东京暖和得多，院里的红梅全开了，白梅也开了十之有三。这些白梅，在我小时候本是纯白色，如今也许是因为树龄太长，已有些微微泛黄。
去年夏天之前，母亲都还算好动。每回我去院里走走，她也一准儿会跟着出来。可现在，她却整日待在房间里不出门了，只剩我一人站在院中远眺富士山。富士山的下半部被云层覆盖，只露出白雪皑皑的山尖，在早春湛蓝的天空下看得格外清晰。也许，从小到大不曾发生过任何改变的，唯有远方这座小巧秀美的富士山了吧。
道产子：原义特指北海道本地产的马，起源于蒙古马。体力强健，易驯服。为明治以后的北海道开发作了不小的贡献。由于体格较小，适合用来拉车拉货，也用于驾乘。后来也用这一词汇来特指北海道出生的人。
屯田兵村：明治前期政府配备在北海道兼营农业的士兵，称为屯田兵，多为贫穷士族。一户人家一幢小屋，多由木板搭建。多户屯田兵家庭便形成屯田兵村。后来，以平民、农民为中心的屯田兵村也逐渐增多。北海道屯田兵村的设立，对北海道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五月晴、五月阴、五月山、五月雨：日语中关于“五月”的词汇，原文分别是“五月的晴天”“五月的阴天”“五月的山”“五月的雨”等意思，特指五月独特的自然现象和景观。
字：日本的市、町或村内部进一步划分出的较小的行政单位，有“大字”和“小字”之分。最初，同一时期开发的田地及农户统称为一个字。江户时代趋于固定化，登录在“检地账”上。明治初年经地租改革再次得到整理和统计，详细记录于现在的“土地台账记载”中。
兰畴松本顺：（1832—1907），日本幕府、明治时期医学家。1857年在长崎学习西医，后回江户进入医学所。后任明治新政府第一任陆军军医总监。对军医制度的创设贡献较大。
席：日本计算房屋面积的单位。“席”原为日式房屋中用于铺设地板的厚草席，日语称“tatami”，一张tatami大约为1.62平方米。
二百一十日、二百二十日：“二百一十日”指的是立春之后的第210天，通常是日本台风季的开始。在日本的传统立法中，立春是春季的开始，一般是在2月4日，所以“二百一十日”大约就在9月1日，也是秋收即将开始的时候。农家认为，大雨和强风在秋收之前到来的话，可能使一年的收成毁于一旦。所以这一天前后，农家都非常紧张，许多地方都设立了节日，希望“二百一十日”强暴风不要毁掉庄稼。“二百一十日”于1686年被天文学家涩川春海（1639—1715）正式加在日本的历法上。同理，“二百二十日”也是同样重要的日子。
千人针：日本文化中的一种护身符，长约一米，上面由一千个女人每人缝制一针。通常是日本女性在家中参军的男性临行时献上的礼品，用来保佑士兵战无不胜，在战场上能够得到命运之神的垂青。这种习俗在二战期间的日本国内达到顶峰。
宫内省：日本曾经设置的政府部门，主要掌管天皇、皇室及皇宫事务，存在于律令制时代、大日本帝国时期。1947年改制为宫内府，1949年再度改制为今天的宫内厅。
岸田柳生：（1891—1929），日本西洋画画家。曾于白马会研究所学习西洋画，画风近似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后来受到丢勒和凡·艾克等北欧古典绘画大师的影响，追求写实。1915年参与创立草土社，成为其中心人物。晚年对早期浮世绘和宋元绘画发生兴趣，致力于西洋画日本化。
《初期肉笔浮世绘》：岸田柳生所著的研究浮世绘的著作。“肉笔浮世绘”是江户时代形成的浮世绘的一种类型。与常见的被称为“锦绘”的浮世绘版画不同，由浮世绘画师用笔直接描绘在绢或纸上，故称“肉笔”。元和、宽永年间的风俗画，与之后的浮世绘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关系紧密，故也称“初期肉笔浮世绘”。
庆长的女：“汤女”是日本澡堂雇佣的一种娼妇性质的服务女性。兴起于室町时代，江户时代前期在江户、京都、大阪等地的温泉浴室风靡一时。“庆长”即后阳成天皇、后水尾天皇时期的年号，1596—1615年，这一时期各地的澡堂也生意兴隆，汤女这一职业也甚是兴盛。
黑牙：日本自古有将牙齿染黑的习俗，中世时一度在男性中也很盛行，不过通常在女性中更常见。女子到了十六七岁，就要请自己的“铁浆亲”（为孩子完成染齿仪式的礼节上的义母，多由孩子的伯母婶娘等年长的女性来担当）把自己的牙齿染黑，这被视为是一种成年的标志。染齿之后，女子便可以与男子交往，亦可以成婚了。在日本，古时候多用在灼烧后的陈年铁屑中加入浓茶、酒或糖稀，配制成染齿的染料。
天狗：日本传统的妖怪形象之一，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狗形象相距甚远。天狗脸是大红色，有着高高的鼻子，有点像长臂猿，身材十分高大。穿着修行僧服、高齿木屐，手持团扇和宝槌。他们住在深山中，具有神力和超能力，具有让人类感到恐惧的力量。
鸟居：类似牌坊的日本神社附属建筑，代表神域的入口，用以区分神栖息的神域和人类居住的世俗界。鸟居的存在提醒来访者，踏入鸟居即意味着进入神域，之后所有的行为举止都应特别注意。
苦味健胃剂：用橙皮、泥蛉、花椒的渗出液制成的健胃药剂。
沼津藩：江户时代骏河国（今静冈县）沼津地方所统领的藩。
家老：大名家臣中统管藩政的人。江户时代，各藩均有数名家老管理藩政。
薙刀：刀刃宽，刀柄长的一种武器。平安时代主要为步兵或僧兵使用，南北朝时代以后上级武士也开始使用，到了枪支发达的战国时代就不再是作战的主要武器了，在江户时代女性也可以用。
大川端：东京隅田川的下游，特指吾妻桥到新大桥附近的右岸一带。
门松：在日本，为了迎接新年而立在家门口的装饰用的松树，有的是一对，也有的是一株。中世以后，也开始使用竹子。象征长寿。
金太郎：源赖光的四大天王之一，本名坂田金时，小名金太郎。
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略称。
庇发髻：明治大正时期流行的女士发髻的一种，我国所称“东洋髻”的一种。用塞入假发团等方式使额发和鬓发显得蓬松，往前凸起。自从明治三十年代，女演员川上贞奴梳过这种发髻之后便迅速流行起来，一直到大正初期，是女学生最常见的发型。
裤裙：原本只是传统和服的下装，早从平安时代起的男女服饰中就有。到了明治时代，特指女学生穿着的女式裤裙，宽大而长及脚踝，相当于西服中的裤子或半裙。原本由于拘泥于和服所包含的贞淑、顺从的女德的内涵，明治之后女生制服的洋化远远落后于男生。直至1872年文部省设立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开始采用男式裤裙做制服，虽一度曾被禁止，但女式裤裙还是开始在女校和师范类学校中逐渐普及开来。
弘法大师：空海（774—835）的谥号。日本著名的高僧、书法家、文学家。真言宗的创始人。
弊束：通常为神前供奉之物。用白纸扎成，装饰以金银箔。
诹访：日本古典落语的著名曲目之一。讲述的是一对原本恩爱的夫妻，在妻子病死后不久，丈夫就取了名叫“诹访”的后妻，却夜夜听到“啪嗒啪嗒”的声响和呼唤“诹访”的声音，吓得后妻患病在床，最后才发现是隔壁荞麦店在叫卖的滑稽故事。
河童：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一种两栖动物，俗称水鬼，面似虎，身上有鳞，形如四五岁的儿童，传说居住在日本各地的河川和池子里。河童的传说起源于中国民间，现在在日本各地流传甚广。
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创立者。早年曾投身于文学事业。30岁时离开文坛，开始研究民俗学。创立了民间传说会、民俗学研究所。著有《后狩词记》《远野物语》《海南小记》《蜗牛考》《桃太郎的诞生》等许多民俗学著作。
中国山脉：此处指日本中国（即中之国）地区的山脉，位于关西和九州之间，四国的北面。
半钟：小型吊钟。原本是寺庙或军营用来传递信息的。到了江户时代，用作火灾、洪水、发生盗窃案件时的警报。
神乐：民间、各地神社的宗教曲艺。请神、祭神仪式时所表演的歌舞。
旧式小旅馆：日汉字写作“旅笼”。日本近世以后发展起来的旅宿设施。起源于室町时代。门前多悬挂装有草料的笼子，表示既可以供人投宿，亦可以替客人喂马。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各藩国间物资交流、因公因私的往来日趋频繁，这种旅馆逐渐兴盛起来。包食宿且可沐浴的现代旅馆的经营模式也是起源于此。在《东海道中膝栗毛》等作品中多有描写。
美浓柿：柿子的一种。原产于日本岐阜县美浓加茂市蜂屋町。
长子多败儿：原文作“総領の甚六”，日本谚语。“总领”指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多指长子。“甚六”是傻小子、笨蛋的意思。多指一家的长子、长女由于父母过分溺爱而不如弟妹聪明懂事。
安倍川饼：静冈县名小吃。软糯的糯米饼蘸上黄豆面、白糖食用。
土间：日式房屋中不铺木地板和榻榻米，保留泥土地板的屋子。多用作灶房、仓库或劳作间。
尺八：日本传统乐器，竖笛的一种。因通常长一尺八寸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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