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愤愤不已；我也非常恼火。
“我本来想同您清算一下旧账……这是您逼我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正好，索菲，你立刻把阿尔卡季的六十卢布还给他；我的朋友，这么匆匆地跟你结账，请勿见怪。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你脑子里正在筹划一件大事，你需要……流动资金……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吧。”
“我不知道我脸上的表情怎样，但是我怎么也没料到，妈妈会把这钱的事告诉您，尽管我一再请她别说。”我两眼冒火地看了看母亲，说不出我当时有多生气。
“阿尔卡沙，亲爱的，请你原谅，看在上帝分上，我无论如何不能不告诉……”
“我的朋友，别责怪她向我公开了你的秘密，”他转过身来，对我说道，“再说，她完全是好意——无非是做母亲的想夸耀一下儿子的孝心。但是，请你相信，即使她不说，我也能猜到你是个资本家，手里有钱。你的全部秘密都在你那诚实的脸上写着。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我对您说过，他有‘自己的思想’。”
“别拿我诚实的脸来说事，”我继续发作道，“我知道，您虽然在别的事情上鼠目寸光，可是却往往能看透一些事，——我赞赏您的洞察力。不错，我是有‘自己的思想’。您这么说，当然纯属偶然，但是我并不怕承认：我的确有‘思想’。我不怕，也不害臊。”
“主要是，毋须害臊。”
“可是我永远不会向您公开。”
“也就是说，你不屑向我公开。那就不公开吧，我的朋友，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至少这是：
“我要远走高飞，
“躲进荒漠……
“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我的想法是——他想……成为罗斯柴尔德，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吧，然后远走高飞，得道升天。不用说，他会慷慨大度地给你们（包括您）留下一笔赡养费，——至于给我，恐怕就未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刚一看见他，他就不见了。他就像我们看到的一弯新月——刚一露面，就下山了。”
我心里怦地一跳。当然，这一切纯属偶然：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讲的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虽然我曾经提到过罗斯柴尔德。但是他怎么能这么准确地看准我的心思呢：跟他们一刀两断，然后远走高飞？他已经预先猜到了一切，于是他就想先用他的玩世不恭来玷污事实的悲剧性。至于说他愤愤然，非常生气，那是毫无疑问的。
“妈妈！请原谅我刚才发火了，再说，即使你不说，也瞒不过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开始佯笑，竭力想把一切暂时打乱，归之于玩笑。
“你能笑，我的亲爱的，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简直难以想象，每个人用这办法赢得了多少好处，哪怕是表面上的。我说这话是非常严肃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他总是摆出一副样子，似乎他心里装着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似的，由于这情况，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我严肃地请求您放谦虚一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你说得对，我的朋友：但是必须一劳永逸地把话说透，免得以后又回过头来旧话重提。你从莫斯科来看我们，就为了立刻大吵一场——这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你此来的目的。至于您这次来是为了用什么事情来使我们大吃一惊，——关于这，我自然就不提了。接着，整整一个月，你在我们这儿住，而又对我们嗤之以鼻，——然而，你显然是个聪明人，既然聪明，那就应该把这种对人嗤之以鼻的态度，让那些由于自己无能，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报复他人的人去干。你总是藏着掖着，真人不露相，可是你那诚实的面孔和红红的脸蛋，就足以证明，你完全可以坦坦荡荡地看着别人的眼睛。他有疑心病，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大家现在都犯起了疑心病呢？”
“如果你连我在哪长大的都不知道，——您又怎么知道一个人为什么犯起了疑心病呢？”
“这就是谜底：你不高兴的是，因为我可能把你在哪长大的事都给忘了！”
“根本不是，您就别把这种傻念头硬往我身上贴了。妈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刚才夸我笑了：那咱们就笑吧——干吗这样干坐着！我给你们讲几件关于我的笑话，你们爱听吗？更何况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对我的坎坷经历还一无所知呢。”
我一提起来就有气。我知道我们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了，一走出这家门，我就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正因为如此，我才在离家出走的前夜，再也忍受不下去。是他自己逼我，让我走到这结局的。
“这当然太好了，如果这的确很可笑的话，”他目光锐利地注视着我，说，“我的朋友，你在你长大的地方变得有些粗鲁了，不过，你仍旧很懂礼貌。他今天很可爱，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做得很好，终于把这个纸包打开了。”
但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皱着眉头，甚至都没有转过身去对他的话作出反应，而是继续拆纸包，并把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一摆到递给她的盘子里。母亲也完全莫名其妙地坐在那里，当然，她明白，也预感到，我们家可能要出事了。妹妹则再一次捅了捅我的胳膊肘。
三
“我只是想讲给你们大家听听，”我以一种十分随便的姿态开口道，“讲讲一个父亲怎么第一次跟自己可爱的儿子见面的；这事正是发生‘在他生长的地方’。”
“我的朋友，这……不会很枯燥吗？你知道：touslesgenres……”
“别皱眉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完全不是您想的那样。我无非是想让大家笑笑罢了。”
“愿上帝能听见你说的话，我的亲爱的。我知道你爱我们大家，而且……不想扰乱我们这个晚会。”他有点做作和漫不经心地嘟囔道。
“当然，您现在也从我的脸上看得出来我是爱你们的？”
“是的，从脸上也多少看得出来。”
“唔，而我从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脸上早就看得出来她爱上我了。不要这样恶狠狠地望着我，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还是笑好！还是笑好！”
她突然向我转过头来，目光锐利地盯着我，看了大约半分钟。
“你要小心！”她举起一根手指威胁我，但神态十分严肃，根本不像冲我刚才说的愚蠢的玩笑而来，而是在另一种什么事情上警告我：“你是不是想开战啊？”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难道您真不记得咱俩生平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吗？”
“上帝作证，我忘了，我的朋友，我打心眼里觉得抱歉。我只记得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发生在什么地方……”
“妈妈，而您是不是记得，当时您住在乡下，住在我长大的地方，似乎，一直到我长到六七岁的时候，主要是您是否当真什么时候在乡下住过，或者我只是在梦中仿佛看到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您似的？我早就想问您了，有没有这事，可总是开不了口；现在恰好机会来了。”
“那还用说吗，阿尔卡申卡，那还用说吗！是的，我在那里，在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家做过三次客；我第一次去时，你才满周岁，第二次去时——你已经三岁多了，而后来——你已经过六周岁了。”
“这就对了，我整整一个月一直想问您这件事。”
母亲由于回忆的波澜汹涌而来，猛地涨红了脸，接着又动情地问我：
“阿尔卡申卡，难道那时候你就记住了我的样子吗？”
“我什么也不记得，也不知道，但是，你脸上的某种神态留在我心里，使我终生难忘，此外，还留下一个认知，你是我母亲。这整个农村，我现在仿佛在梦中见过似的，我甚至连我的保姆都忘了。这个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我之所以还有点记得她，也仅仅因为她常闹牙疼，脸上总绑着纱布。我还记得屋旁有许多大树，好像是椴树，然后就是有时候强烈的阳光照进敞开的窗户、种满鲜花的花圃和林间小道，而妈妈，我清楚地记得的只是在那一瞬间的您，即在那儿的教堂里有一回领圣餐的时候，您把我举起来接受圣餐、吻圣杯的那一刹那；那时是夏天，有一只鸽子飞过穹顶，从一扇窗户飞到另一扇窗户……”
“主啊！当时就是这样的呀，”母亲举起手来一拍，“连那只鸽子我也记得很清楚。你在吻圣杯前猛地激灵了一下，叫道：‘小鸽子，小鸽子！’”
“您的脸，或者这脸的某种表情，就非常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了，直到四五年以后，在莫斯科，我立刻就认出了您，虽然那时候谁也没有向我说起过您是我母亲。而当我第一次见到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之后，人家就把我从安德罗尼科夫家带出来了；我在他们家，直到那以前，一直平静而快乐地过了五年。他们家住的那套公房，直到每个细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所有那些太太们和姑娘们，她们现在大概都老了，还有她们全家人和安德罗尼科夫本人，他怎么把整包整包的食品，鸡呀，鱼呀，乳猪呀，等等，亲自从城里带回来，而在饭桌旁，他总爱代替自以为了不起的太太，给我们一份份地舀菜汤，而我们全桌人总爱就这事取笑他，而他总是头一个先笑。在那里，小姐们教会了我说法语，但是我最爱的还是克雷洛夫寓言，他的许多寓言我都会背，而且每天都要直接跑到安德罗尼科夫的小书房里，不管他有空没空，都要朗诵一篇寓言给他听。就这样，就因为朗诵寓言，我认识了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看出来，您开始有点记起来了。”
“多少记起来了点，我的亲爱的，正是你那时候给我讲了一则故事……好像是寓言，或者《聪明误》里的什么故事？你的记性真好，真了不起！”
“记性！那还用说！这件事我记住了一辈子。”
“好了，好了，我的亲爱的，你甚至勾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
他甚至笑了笑，母亲和妹妹也跟在他后面笑了起来。又恢复了相互间的信任，但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把一件件糖果、点心摆在桌上以后，在屋角里坐了下来，继续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注视着我。
“后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我继续道，“突然有一天上午，我童年时代的朋友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来接我了（她总是在我的生命中突然出现，就像戏里似的），用马车把我带走，来到一个老爷家，走进一套豪华的房间。您那时下榻在法纳里奥托娃家，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她的一座空宅里（这宅子是她从前向您买的，她当时在国外）。我一向穿的都是夹克衫；这时候突然让我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蓝色常礼服和上好的内衣。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那天一整天都围着我转，给我买了许多东西，我则一直在所有的空屋里走来走去，碰到镜子就对镜顾盼。就这样，到第二天上午十时许，我正在这套房间里溜达来溜达去，突然完全无意识地走进您的书房。其实，我在头天晚上就看见您了，那时我刚来，但只是匆匆一瞥，在楼梯上。您正下楼，准备坐上马车到什么地方去；您那时是独自一人来莫斯科的，在长时间地离开这里后，仅在此作短暂停留，因此到处都争相迎候，您几乎不在家住。您遇到我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之后，只是拖长声音，说了一声：啊！甚至都没停下脚步。”
“他带着一种特别的爱来描写，”韦尔西洛夫对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说；她扭过身子没有回答。
“我像现在看见您那样看到那时的您，红光满面，英俊潇洒。在这九年中，您惊人地变老了，变丑了，请原谅我的这种坦率，不过，您那时也已经三十七岁啦，但是我望着您甚至都望出了神：您那头发令人惊叹，几乎完全是黑的，而且黑得发亮，没有一丝儿白发；胡须和两侧的络腮胡，就像首饰般经过精心加工过似的——舍此，我实在没法表达；脸呈乳白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显出病态的苍白，就像现在令嫒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样（我有幸在不久前见到过她）；炯炯有神的深色眼睛，雪白发亮的牙齿，特别是在您笑的时候。那天，我走进去后，您把我打量了一番，就大笑起来；当时我的识别能力还很差，但是看到您的笑容，我的心还是蛮开心的。那天上午，您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天鹅绒上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紫红色围巾，上好的衬衫上镶有一圈阿朗松的花边，您站在镜子前，手里拿着一个剧本，正在边练习边朗诵恰茨基的最后的独白，尤其是最后一声呼喊：给我备车，备车！”
“啊，我的上帝，”韦尔西洛夫叫道，“还当真有这么回事！当时，因为日雷科病了，尽管我在莫斯科停留的时间不长，我还是答应在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维托夫托娃家的家庭舞台上扮演恰茨基！”
“难道您忘了？”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笑道。
“他提醒了我！我得承认，当时的那几天也许是我整个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大家还那么年轻……，那时大家都热切地期望……那时我在莫斯科出乎意外地遇见了那么多……但是，你接着说下去，我的亲爱的：这回，你做得很好，那么详细地让我回忆起了……”
“我站着，望着您，忽然喊道：‘啊，多好呀，真正的恰茨基！’您突然向我转过身来，问道：‘难道你已经知道恰茨基了？’——说罢，您就坐到沙发上，开始喝咖啡，心情好极了，——我真想热烈地亲吻您。这时，我告诉您，安德罗尼科夫家的所有人都读过很多很多书，而小姐们还会背诗，许多诗她们都会背，至于《聪明误》，有几场戏她们还经常你一句我一名地练台词，上星期，每天晚上，大家还聚在一起，朗诵《猎人笔记》，而我最喜欢克雷洛夫的寓言了，还会背。您就让我随便背一首寓言给您听，我给您背的是《一个待嫁的姑娘》：
“一个待嫁的姑娘，想找个如意郎。”
“没错，没错，现在我全记起来了，”韦尔西洛夫又叫起来，“但是，我的朋友，我也清晰地想起了你：你当时是那么可爱，甚至是那么活泼、机灵的一个小屁孩，我敢发誓，这九年中，你也大不如前啦。”
这时所有的人，连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在内，都笑了。很清楚，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开玩笑，并且因为我剌了他一句，说他变老了，他就用同样的调侃“报复”我。大家都十分开心；而且说得妙趣横生。
“我一边背，您一边笑，但是我还没背到一半，您就让我停下来，摇了一下铃，吩咐进来的仆人有请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立刻笑容满面地跑了进来，笑得我差点都认不出她来了，虽然头天晚上我还见过她。当着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面，我又从头背诵《一个待嫁的姑娘》，而且一直背到完，背得好极了，连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也微微一笑，而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甚至大声叫了声‘好！’您还热情地说，要是我能背《蜻蜓与蚂蚁》，那就更不足为奇了，因为一个乖巧的孩子，在我这年龄，肯定能背得十分精彩，但是能背这首寓言：
“一个待嫁的姑娘，想找个如意郎，
“这并没有错呀……
“‘你们听，他怎么背来着：“这并没有错呀”！’总之，您十分欣赏。这时，您突然跟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说起了法语，她立刻皱起眉头，开始反驳您，甚至发起火来；但是，因为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想要做什么，别人是没法违拗的，所以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就急急忙忙地把我领到她自己的房间：在那里给我重新洗了脸，洗了手，换了内衣，抹了雪花膏，甚至还给我卷了头发。然后，傍晚，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自己也打扮起来，打扮得相当华贵，打扮得出乎我的意料，接着，她就带我坐上马车，出去了。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去看戏，去看维托夫托娃家的业余演出；灯烛辉煌，一盏盏枝形吊灯，女士们，将军们，武官们，妙龄少女们，大幕，以及一排排椅子——我今生今世还从来没见过类似的排场。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在后排占了个最不起眼的位置，坐了下来，并让我坐在她身旁。当然，那里也有些像我一样的孩子，但是我已经顾不上看别的东西了，我凝神屏息地等着看演出。等您出场的时候，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简直大喜若狂，喜极而泣，——为什么，由于什么，我也弄不清。干吗要喜极而泣呢？——后来，在这九年中，每当我想起这事，我就觉得奇怪！我屏住呼吸，紧张地注视着剧情的发展；当然，其中我只看懂一点，她对他变了心，那些愚蠢的、抵不上他一根脚趾头的人却在笑话他。当他在舞会上朗诵那段独白的时候，我明白他受到了伤害和侮辱，他在指责所有那些卑鄙小人，但是他怎样呢——伟大，伟大！当然，我在安德罗尼科夫家受的教育，我对该剧的理解，但是——还有您的演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是头一次看戏！在舞会快散场时，恰茨基一声吆喝：‘给我备车，备车！’（而您吆喝得多好呀），我从座位上忽地站了起来，全场掌声雷动，我也跟大家一起热烈鼓掌，拼命叫‘好’。我清楚地记得，就在这一瞬间，从我背后，‘在腰的下部’，像针扎似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狠狠地拧了我一下，但是我视若无睹，毫不在乎！不用说，《聪明误》一演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就立刻带我回家了：‘你总不至于要留下来跳舞吧，就因为你，连我也不能留下，’您在马车上，一路嘟嘟囔囔地埋怨我，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一整夜我都在说胡话，而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已经站在您的书房门口了，但是书房门虚掩着：您屋里有人，您正在跟他们谈事儿；后来您又突然出去了一整天，一直到深夜才回来——就这样，我都没能见到您！那时候，我到底想跟您说什么呢——现在当然忘了，即便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想说什么，但是我却热切地希望能尽快见到您。而第二天一早，从八点起，您就出发到谢尔普霍夫去了：您当时刚卖掉您在图拉省的领地，以便清偿债务，但是您手头毕竟还保留着一大笔诱人的巨款，这就是您那时枉驾到莫斯科来的原因，而在这以前，因为怕人逼债，您是不会到那里去的；当时，在所有的债主中，就有这么一个叫谢尔普霍夫的混蛋，不同意用半数来清偿全部债务。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甚至都不屑回答我的问题：‘不关你的事，后天我就送你上寄宿学校去；准备一下，把自己的练习本拿好，把书整理好，同时要养成自己收拾衣箱的习惯，您总不能长成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吧，先生’，还有这般那般的，在这三天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就这么没完没了地数落我。后来的结局是把我送进了寄宿学校，把一个爱上您而且天真烂漫的孩子送到了图沙尔手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就算是凑巧，咱俩稀里糊涂地遇上了，可是，您信不信，后来，已经过了半年，我还念念不忘地想从图沙尔那儿逃跑，逃出去找您！”
“你讲得很好，而且使我生动地想起了一切，”韦尔西洛夫一字一顿地说道，“但主要是，你的故事使我十分诧异，其中竟有这么多古怪的细节，比如说我欠了许多债。我们且不说这些细节已经有伤大雅，我不明白，这些细节你到底是怎么搜集到的？”
“细节？怎么搜集到的？我再说一遍，这整整九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您的各种细节。”
“真是奇怪的供认和奇怪的消磨时间的方法！”
他转过身子，半躺在安乐椅上，甚至还稍微打了个哈欠，是不是存心，我不知道。
“怎么样，继续说下去？继续讲我怎么想从图沙尔那儿逃跑，去找您？”
“不许他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让他闭嘴，把他赶出去。”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发作道。
“不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韦尔西洛夫威严地回答道，“阿尔卡季显然有什么打算，因此必须让他把话说完。您就让他说吧！说出来了，也就卸下了包袱，对他来说，主要是要把肩上的这包袱给卸下来。开讲吧，我的亲爱的，开始说你的新的经历，我只是说：新的经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它的结局。”
四
“我逃跑，也就是我想逃出去找您，这事很简单。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记得不记得，我入学后过了约莫两星期，图沙尔给您写过一封信，——不记得了？后来，这封信，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给我看过，它也在已故的安德烈尼科夫的文件里。图沙尔忽然醒悟过来，他收的学费太少了，因此他在自己的信中向您‘郑重’宣告，在他的学校里受教育的都是公爵和枢密官们的子弟，因此他认为收留一个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做学生，有失他的学校的身份，除非给他加钱。”
“moncher，你本来可以……”
“噢，没什么，没什么，”我打断道，“我不过是稍许说两句关于图沙尔的事。您答复他的时候，已经过了两星期，您已经下乡，您是从乡下给他回信的，您坚决拒绝了。我记得，当他跑进我们教室时，满脸涨得通红。这是一个十分矮小、长得十分结实的法国佬，年约四十五岁上下，的确出身巴黎，不用说，是出身鞋匠，但是很早以前他就来到莫斯科，正式担任法语教师，甚至还有文职官衔，为此我曾经感到非常骄傲，——不过，这是一个非常不学无术的人。至于我们这些学生，在他那里，一共就六名；其中倒的确有一个学生是莫斯科某枢密官的什么外甥，而我们全都住在他家，完全像是他的家庭成员，而且大半由他夫人来照管；他夫人是某个俄国官吏的女儿，是个惯会装腔作势的女人。在这两周内，我在同学们面前大大地摆阔了一番，自吹自擂地夸耀我有一件蓝色的常礼服，和我有一个好爸爸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他们问我，为什么我姓多尔戈鲁基，而不是姓韦尔西洛夫。——我一点都不感到尴尬，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几乎用威胁的声音叫了一声。相反，我母亲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她显然希望我继续说下去。
“ce图沙尔……现在我还真的想起来了，这是一个十分矮小和手脚不肯停的主儿，”韦尔西洛夫懒洋洋地嘟囔道，“但当时却有人向我大力推荐他……”
“ce图沙尔手里拿着信，走到我们坐的那张大橡木桌子跟前（当时我们六个人都坐在这桌旁背诵什么东西），紧紧地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把我从椅子上拽了出来，又吩咐我拿起自己的练习本。‘你的位置不在这里，在那里。’他向我指了指由前室往左的一间很小的屋子，那里只有一张普通桌子，一把藤椅和一张漆布面的长沙发——就像我现在住的楼上那间阁楼一样。我惊奇地搬了过去，心里很胆怯：还从来没人对我这么粗暴过。过了半小时，当图沙尔走出教室后，我又跑过去与同学们眉来眼去地耍笑；当然，他们在笑我，但是我没有察觉，还以为我们笑是因为我们开心。这时候，图沙尔猛地冲进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就把我往外拽。‘不许你跟贵族子弟坐一起，你出身卑贱，跟用人差不多！’接着他就非常疼地朝我那胖乎乎的、红红的脸蛋上打了记耳光。他顿时觉得，这很解气，于是又打了第二下，第三下。我放声大哭，我感到十分惊奇。我用两手捂着脸，坐了整整一小时，哭呀，哭呀，哭个不停。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明白，一个像图沙尔这样并不是坏人的人，一个甚至十分拥护俄国农民解放的外国人，竟会打一个像我这样的傻孩子。然而，我只是感到惊奇，而不是感到受了侮辱。当时，我还不会感受侮辱。我觉得，我可能是做了什么坏事，淘气了，但是只要我改了，他们就会原谅我，于是我们大家又会忽然变得很开心，又可以到院子里去玩耍，又可以十分快乐地生活了。”
“我的朋友，要是我知道这事……”韦尔西洛夫拖长了声音说，脸上露出一丝有点疲乏的人的漫不经心的笑容，“不过，这个图沙尔也真混蛋！不过，我还是没有失去希望，希望你能设法振作起来，终于能原谅我们这一切，那咱们又可以和和美美地过日子了。”
他毫不含糊地打了个哈欠。
“我又没有责怪您，根本没有呀，而且，请相信，我并不抱怨图沙尔！”我叫道，有点语无伦次，“再说，他打我也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我记得我总想用什么办法去讨好他，跑过去吻他的手，一边吻一边哭。同学们都笑话我，看不起我，因为有时候图沙尔便开始趁机利用我做他的奴仆，让我在他穿衣的时候给他递衣服。这时，我的奴性就本能地对我起了作用：我拼命巴结他，一点也不感到屈辱，因为我还不懂什么叫屈辱，甚至直到现在，我还感到奇怪，当初我竟会笨到这样的地步，竟不懂得我和他们大家是不平等的。不错，同学们当时已经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是个很好的教训。到后来，图沙尔已经不爱打我的耳光了，他更爱从背后用膝盖顶我的屁股，而过了半年，有时候甚至还对我很亲热；只是间或，每月一次，他肯定会揍我一顿，为了提醒我，别忘乎所以了。很快，他也让我和其他孩子坐一起了，也让我同他们一起玩了，但是，在这整整两年半中，图沙尔一次也没有忘记我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虽然不很经常，但还是常常使唤我替他做这做那，我想，他这样做，正是为了提醒我别忘了我是谁。
“我逃跑，也就是说我想要逃跑，已经是在这两个月之后又过了五个月的时间。一般说，我这人一辈子都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当我躺到床上，钻进被窝，我就开始想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而且只想您一个人；我也莫名其妙这究竟是怎么搞的。我甚至做梦都梦见您。主要是我一直在热切地盼望，有一天，您会走进来，我扑到您身上，您就会把我带走，离开这鬼地方，把我带到您那儿，带进那间书房，于是我们又可以去看戏了，等等，等等。主要是我们再不分开了——这才是最主要的！可是第二天一早，睡醒过来，又忽然开始了同学们的嘲笑和蔑视；其中有个人甚至还干脆打我，硬逼我把靴子递给他，替他穿靴子；他用最难听的话骂我，尤其是竭力向我说明我出身低微，给所有的听众寻开心。后来，图沙尔这人终于出现了，我心里便油然升起一种忍无可忍的感觉。我感到，这里的人是永远不会原谅我的，——噢，我已经开始稍许懂得，他们不能原谅我的到底是什么，而我又究竟错在哪！于是我终于决定要逃跑。我朝思暮想地足足幻想了两个月，终于拿定了主意；那时是九月。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同学们都回家过周末了，这时我就悄悄地、仔细地包了一个包袱，带上我最必需的东西；钱我有，两个卢布。我想等到天黑：‘那时候我就下楼，’我想，‘先走出去，然后就远走高飞。’到哪去呢？我知道，安德罗尼科夫已经搬到彼得堡去了，于是我决定先去找到法纳里奥托娃住在阿尔巴特街的那座公寓；‘夜里就随便找个地方度过一宿或者坐一宿，到早晨，再在那栋公寓的院子里随便问个什么人：现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住哪儿，如果不在莫斯科，那在哪座城市或者哪个国家？没准，会告诉我的。我就去找他，然后就在另一个什么地方随便问个人，应当出哪个城门，如果必须到某某城市去，那我就先出城，然后再走呀，走呀。我要一直走下去；要过夜，就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在灌木丛里过一夜，而吃，那我就只吃面包，两个卢布的面包足够我吃很长时间了。’但是，星期六，怎么也跑不出去；不得不等到第二天，到星期天再说，好像故意安排好了似的，图沙尔和他老婆星期天到什么地方去了；全家就只剩下我同阿加菲亚两个人。我苦苦地等待天黑，我记得，我坐在我们那间客厅的窗前，看着满是木屋、尘土飞扬的街道，以及不多的几个行人。图沙尔住的地方很偏僻，从窗子里就看得见城门：该不是就是这城门吧？——我恍恍惚惚地想。太阳正在下山，红红的，天很冷，风很大，就像今天这样，刮起了沙尘暴。天终于全黑了，我站在圣像前，开始祈祷，不过要快，要快，我急忙付诸行动；拿起包袱，踮起脚尖，从吱嘎作响的我们的楼梯上下来，心里直打鼓，可别让阿加菲亚在厨房里听见我的脚步声。房门用钩子钩上了，我开了门，突然——漆黑的夜，黑糊糊地展现在我面前，像一大片无边无际、不可知的凶险，而北风吹来，猛一下刮走了我的帽子。我已经走出了门；但是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个骂骂咧咧的行人走过，发出嗄哑的、醉醺醺的吼叫；我站住了一会儿，看了看，又悄悄地回来，悄悄地上了楼，悄悄地脱了衣服，放下包袱，脸朝下趴在床上，既没有流泪，也没有思想，于是就从这一刻起，我开始懂得一个道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认识到，我除了是个奴才以外，还是个懦夫，于是，也就从这一刻起开始了我真正的、正确的成长之路！”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现在我算把你看透了，看得透透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猛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她那么猝不及防地跳起来，我毫无准备，“你不但那时候是个奴才，现在也是个奴才！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如果送你去当鞋匠，那又费他什么事？甚至是对你做了件大好事，让你学会一门手艺！谁会为了你向他提出更多的请求或者要求呢。你父亲马卡尔·伊万内奇不仅请求，几乎是要求，不要把你们，把他的孩子从下等人里提拔上来。不，你丝毫不珍惜他把你培养到能够上大学，而且通过他，你又得到了种种权利。你瞧，同学们逗了他……他就发誓要向整个人类报仇……你呀，真是个浑球！”
我得承认，我对她的这一举动感到很吃惊。我站起来，一时间看着她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要知道，的确，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对我说了一些我过去闻所未闻的话，”我终于坚定地回过头去对韦尔西洛夫说，“的确，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奴才，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仅仅满足于韦尔西洛夫没有把我送去当鞋匠；甚至这‘种种权利’也没能打动我，我要的是整个韦尔西洛夫，我要的是父亲……这才是我要求的——我怎么不是奴才呢？妈妈，您在我心头已经八年了，您当时独自一人到图沙尔中学来看我，当时我接受了你，但是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事了，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不让我说下去。明天见，妈妈，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倒说说，假如我绝不容许一个人的妻子还健在，却停妻另娶他人，难道我还是个十足的奴才吗？要知道，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埃姆斯就差点没干出这种事来！妈妈，如果您不想跟丈夫待在一起，因为这丈夫明天就会娶别人为妻，那您要记住，您还有个儿子，他已经承诺要永远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您要记住，咱们可以一起离开，不过有个条件：‘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您愿意吗？我并不是要你立刻回答；因为我知道，对这样的问题，是没法立刻回答的……”
但是我未能把话说完，首先因为我太激动了，心慌意乱。母亲的脸变得煞白，好像骤然失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提高了嗓门，说了一些什么话，说了很多，因此我都听不清她到底说什么了，她用拳头捶了我两下，捶我的肩膀，我只记得，她大声嚷嚷，说我的话“是造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无中生有”。韦尔西洛夫一动不动地坐着，很严肃，毫无笑容。我拂袖而去，回到楼上。最后目送我走出房间的是妹妹责备的目光；她望着我的背影，严厉地摇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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