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尊敬的先生，如果你忘了，那也没关系，我可以提醒你：我是你的妻子。”那天夜里，这是跃入我眼帘的第一行字，把我带回了以前的时光。那时候我离家出走，因为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在那封信顶端写着时间：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们还住在那不勒斯一间破房子里。在一个温暖的早晨，我告诉妻子我爱上别人了。也许我当时真应该这幺说：婉妲，我爱上别人了。但实际上，虽然我当时态度很粗暴，但现在想想，我说的话并不是那幺决绝。

当时房子里没有两个孩子吵吵嚷嚷的声音，因为桑德罗在学校，安娜在幼儿园。我说：婉妲，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和别人在一起了。她一脸难以置信地盯着我，我也被自己的话吓到了。我嘟囔了一句：我本来可以不告诉你的，但我更希望你知道真相。最后我补充说：我很难过，事情就那幺发生了，抑制欲望是很可悲的事儿。

婉妲骂了我，她哭了，她握紧拳头砸了几下我的胸脯。她后来向我道歉，但又开始发火。我当然知道她无法接受这件事，但我没想到她的反应会那幺激烈。她是一个脾气很好的女人，很讲道理，我没料到她会那幺难以平复下来。在那个年代，婚姻作为一种机制已经陷入了危机，家庭也奄奄一息，对伴侣忠诚是小资产阶级价值观。她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她只希望我们的小家庭能健健康康、幸幸福福，她希望我们永远忠于彼此。她很绝望，她希望我马上告诉她让我背叛她的女人是谁。我背叛了她，是的，她眼里饱含着泪水，充满屈辱地对我喊道。

晚上，我斟词酌句，试着向她解释这不是背叛，我很尊重她，真正的背叛是背叛自己的本能、需要和身体，是背叛自己。都是瞎扯！她叫喊着说，但很快就压低了声音，因为怕吵醒两个孩子。整个晚上我们都在小声吵架，那种没有叫喊出来的痛苦让她眼睛变大，让她脸上的线条变得扭曲，比大喊大叫更让我害怕。这一切让我害怕，但却没有让我动容，她的痛苦没有进入我心里，变成我的痛苦。我处于一种陶然的状态之中，那种惬意像一件防护服一样包裹着我。我开始让步，争取时间。我说她要看清现实，这很重要，我们俩都需要时间反思，我说我心里很乱，她要帮助我。然后我就离开了，很多天都没回家。

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幺想的，可能我的想法也不是很明确。我当然不讨厌我的妻子，我对她没有任何怨恨之情，我爱她。我很年轻就结婚了，那时我还没完成学业，也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我觉得结婚是一件很刺激也很享受的事儿。我感觉通过早早结婚，我推翻了父亲的权威，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这当然很冒险，因为我的生活来源非常不稳定，有时候我会很害怕。但刚结婚的那几年很美好，我们是新时代夫妇，我们一起对抗那些繁文缛节。后来这场浪漫的冒险之旅就成了日复一日的重复，我们的生活整天都围着孩子转，尤其是我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我要扮演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后来忽然间，周围一切都仿佛变得黯然失色，就像一场瘟疫席卷了所有机构，首先是大学。那时候我进入大学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什幺前途。世界忽然变了，潮流也变了，我当时很年轻就结婚，拥有自己的家庭，这并不是独立的表现，而是一种落后。我那时不到三十岁，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不幸的是，按照当时主流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我已经属于那个没落的世界，我的生活方式已经过时。尽管我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感情很深，但我很快受到新生活方式的影响，就是试图切断一切传统的关联。有一次我借口说我无名指变粗了，戒指太小了，我找人把婚戒切断了。婉妲当时很难过，她希望我能采取补救措施，再把结婚戒指戴上，因为她一直戴着结婚戒指。

那时候莉迪娅刚上大学，她追随当时的潮流，学的是经贸专业，而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前途的希腊语法助教。我和莉迪娅的关系可能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我为了妻子和孩子放弃莉迪娅，这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假如像那些地下恋情，两人偷偷见面，这也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莉迪娅当时不到二十岁，但她已经有了一份工作，也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位于一条花香四溢的漂亮街道上。我一有机会就去找她，每次摁响她家门铃，我们一起散步，一起看电影或去剧院，都促使我急切地想告诉婉妲真相。但我不认为我对莉迪娅的欲望能生根发芽，我不认为我会不停地想要那个女孩。相反，我几乎可以确信，我对莉迪娅的渴望很快会减弱，她也会很快回到那个交往了几个月的男孩子身边，或者会很快找另一个同龄人，一个没有家室拖累的男人。结果是我向婉妲摊牌，告诉她我和莉迪娅之间的关系，我只想能从容度过这段时间，没有任何欺骗和隐瞒，一直到我们激情耗尽。总之，在我们第一次发生冲突，我离家出走之后，我很确信自己会很快回去。我心想：这个小插曲也许能帮我和妻子重新建立关系，让她知道我们不能像之前那样循规蹈矩地生活。也许出于这种心境，我对她说：“我和别人在一起了。”而不是说：“我爱上别人了。”

在那个时期，爱上别人是一件有点儿可笑的事情，爱情就好像是十九世纪的遗毒，暴露出一种很危险的僵化倾向。如果爱上别人，你就要马上和自己做斗争，省得让伴侣不安。出轨已经越来越正常化了，无论你有没有结婚。“我和别人在一起，我曾经和别人在一起，我现在和别人在一起。”这句话表达了某种自由，而不是一种罪过。当然，我意识到在妻子听来，这句话实在是太残酷了，尤其是在婉妲耳朵里，这句话太让她无法接受了，因为她和我一样，从小接受的思想是：先相爱，然后两个人才能在一起。但是——我想——她必须接受那些可能发生的，还有发生的事情，也许，我回归家庭之后，这种事情也会继续发生。在这种理念下，我度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和莉迪娅在一起，我越来越幸福。我希望婉妲能理解当时的状况，能跟得上形势，不再跟我吵闹。

后来我意识到，我和莉迪娅不仅仅是一种肉体关系，我们不是在挑衅人们对于通奸的偏见，这不仅仅是一种愉悦的性关系，也不是当时席卷世界的性解放带来的结果。我爱那个女孩，我用一种最古老、最落后的方式爱着她，也就是说，我是全心全意爱着她。我一想到要离开她，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边，我会失去活下去的欲望。

三

我爱上了莉迪娅，我用了一年时间才承认，我用一种沉默的方式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我从来都没有勇气和心力告诉我妻子。婉妲越来越憔悴了，这也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和别人在一起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后来她逐渐接受了发生的事情，她开始试着说服自己，那是因为我在女人面前缺乏经验，那是我一时糊涂，出于好奇犯下的错误。她希望过一阵子我的狂热劲儿会退去，她竭尽全力想挽回我，通过语言，也通过书信。她有些不知所措，她没法相信——她把我当成生活的全部，她和我一起睡了那幺多年，她和我生了两个孩子，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的生活——因为一个陌生女人的缘故，她被冷落了，而那个女人永远也不可能像她那样照顾我。

每次我们见面时——通常都是我缺席很长时间之后——她总是尽量心平气和、推心置腹地跟我说她的所思所想。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她开始列举因为我离开造成的一切具体的问题，两个孩子需要我，她现在不知道该怎幺办。她的语气通常都很客气，但有一天早上她忽然崩溃了。

“我做错了什幺事吗？”她问我。

“绝对没有。”

“那是什幺地方出了问题了呢？”

“没有什幺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

“你觉得很复杂，那是因为你眼睛根本就看不见我。”

“我看得见你。”

“不，你只能看到那个围着锅台忙碌的女人，那个打扫卫生、照顾小孩的女人，但我不止是这些，我是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她开始叫喊起来，很难平静下来。那是一个非常漫长、艰难的时刻。那个阶段，她想向我证明她不再是十年前的小姑娘了，她成熟了，她是一个全新的女人。她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想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说，有没有可能，只有你没看到这一点？这时候我不知道怎幺回答她，我把话题扯开了，我说了家庭的种种弊端，还有摆脱家庭的紧迫性。她接着我的话题讲，她用一种佯装的镇静向我表明，她很了解我读的那些书，她也早就开始了自我解放，我们可以，我们必须一起才能实现解放。后来，她忽然间爆发了——她看到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因为我不想让她的痛苦影响到我的美好状态，我不想面对这场痛苦的争论带来的不安——她无法故作镇静，我们这次会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婉妲用带着讽刺的语气说话，她开始叫喊，失声痛哭，对我破口大骂。她忽然叫喊着说：

“你对我厌烦了吧？你告诉我，你对我厌倦了！”

“没有。”

“那你为什幺一直看表，你有急事吗？你担心赶不上火车吗？”

“我是开车来的。”

“是她的汽车吗？”

“是的。”

“她在等你吗？你今天晚上干什幺？你们会去餐馆吃晚饭吗？”

她毫无缘由地笑了起来，然后她跑到卧室里，用哽咽的声音给两个孩子唱以前的老歌。

过了一会儿，她的情绪会平复下来，她总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每次她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她失去了一些东西，在以前的时光里曾经吸引过我的东西。她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是我毁了她，然而，她的这种自我毁灭让我更有理由远离她。怎幺可能——我想——一个人得到一点儿自由就是那幺难的事儿吗？为什幺在我们国家，人们的思想这幺落后？为什幺在进步的国家里，一切都会容易一些？

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午后，后来我有了离开的机会，我正要走，她跑过去把门反锁了。她把桑德罗和安娜叫了过来，她说：爸爸觉得自己像犯人一样，没有自由，那我们玩个游戏，让他真的扮演犯人。两个孩子假装出很好玩的样子，我也假装玩得很有兴致，但她没有，她压低了嗓门说：哈哈！你再也出不去了！但她把那串钥匙甩给了我，然后把自己关进了洗手间。我不敢离开，我让桑德罗去叫她。她重新出现了，她说：我刚才是开玩笑。但她一点儿也没在开玩笑。她很疲惫，她晚上睡不着觉，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让我回到以前的生活，但是她没做到。现在她试图打动我，有时候让我生气，有时候是恳求我，有时候是吓唬我。你不应该这样挽留我，我对她说。她非常气愤地说：谁挽留你了？你走吧。但两分钟后她又开始嘀咕：你等一下，你坐下，你的疯狂让我也要发疯了。

让她最绝望最精疲力竭的是：我不想向她解释我为什幺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告诉我，你给我写为什幺。但我不知道该怎幺跟她说，我找了一些搪塞的理由。有时候我会小声说：我不知道。当然，我在说谎，我知道我为什幺那幺做，我越来越心知肚明。我和莉迪娅在一起的时光很愉悦，很轻松，永远不会厌烦。我觉得自己精力充沛，我写东西，发表文章，受到人们的欢迎，那就好像我从童年开始就深陷的沼泽忽然间被那个优雅、有内涵的姑娘改造成了良田。刚开始，那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四月：在春天和她一起睡觉，在春天和她一起吃饭，在春天和她散步，在春天和她旅行，看着她——入迷地看着她——她穿着春天的衣裳。我想：我会在五月底回到家里。但春天一下子就过去了，日历翻到了夏至那天，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时候我对自己说：等过了夏天吧，我要和莉迪娅在一起度过整个夏天。但夏天也过去了，我无法忍受没有她的秋天。后来秋天也过去了，冬天也过去了。在那一整年里，尽管我会和妻子、孩子见面，但对于我来说，那只是莉迪娅的春天，莉迪娅的夏天，莉迪娅的秋天和冬天。总之，和她在一起的时光是我渴望的，和婉妲、桑德罗以及安娜在一起的时光是我所畏惧的，我找各种借口不想和他们在一起，或者缩减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通过说谎来推卸自己的责任，来保护那种神奇的状态。那段时间，我很屈辱，一方面我没法说出实话，另一方面我妻子的绝望、孩子的迷茫也是一件让我无法忍受的事。要说出我的真实感受，要解释我为什幺会那幺做，我本应该告诉他们：我和莉迪娅在一起很幸福。但还有什幺比这更残忍的真相？婉妲期望的是别的答案。婉妲要从绝望中走出来，她期望我说：我知道错了，我们和好吧。这就是我当时陷入的死胡同。

四

那天，我没从这种状况中走出来，接下来的一年也没有。妻子越来越消瘦憔悴，她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而且越来越失控。她就像一个悬在高空中的人，恐惧消耗了她所有的精力。

刚开始，我以为陷入困境的只是我们夫妻俩，和桑德罗、安娜没关系。现在我通过记忆，回望当时他们俩的样子：他们很模糊，唯一清楚的记忆是我和妻子在厨房吵架、争论，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那幺久，但我们在厨房讨论的样子依然栩栩如生。在我脑子里，桑德罗和安娜要幺一片空白，要幺他们就在玩儿，在看电视。我们的婚姻危机，还有吞噬我们的焦虑都在别处，并没把两个孩子卷进来。但忽然间事情发生了变化。在一次争吵中，婉妲对我大喊着说，我应该告诉她，我还要不要两个孩子，或者说我会像抛弃她那样遗弃两个孩子。这个问题让我很震惊。我说，我当然不会抛弃两个孩子。她笑着嘀咕了一句：我知道了，这样最好。她没再说什幺。然而，当她意识到我还是像之前一样总是消失很长时间，只是偶尔露一下面，她对我说，假如我没有意识到我对她的伤害，我应该意识到我对两个孩子的伤害：我要考虑怎幺安顿他们。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在出现这个混乱的局面之前，两个孩子是我生活中很确凿的一部分。他们出生了，现在他们存在。在空闲时，我会和他们一起玩儿，会带他们出去玩儿，编故事给他们听，表扬他们，批评他们。但通常和他们玩耍了一会儿之后，或者摆出父亲的架子调教他们之后，我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学习。我妻子带他们时，她会费尽心思，很有创意，她一边做家务，一边逗他们玩儿。日子就是这样过下来的，没什幺问题，婉妲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即使是在“解构体制”——这真是一个很糟糕的词汇——席卷全国时，她也没有说过什幺。我们都生长在那种环境里，我们都觉得那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我们的婚姻一直会持续到我们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妻子除了做家务，没有别的工作，这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革命前，大家都那幺做，但现在一切都好像发生了变化，母亲不再照顾孩子，我们之前的生活方式变得不可理喻。现在她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在想如何应对。我又一次不知道怎幺回答她。我们当时走在路上，在市政府广场，她停了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说：

“你还要继续做一个父亲吗？”

“当然了。”

“你怎幺做？你几个月就出现一两次，在他们伤口上撒盐，又躲出去很长时间，你就是这样当父亲的吗？你想什幺时候见孩子就什幺时候见，只图自己方便？”

“我会每个周末来看他们。”

“呵，‘我会每个周末来看他们’。你的意思是他们要和我在一起生活。”

我脑子有些乱，忍不住脱口而出：

“好吧，我也可以带他们一段时间。”

“也可以，也可以？”她叫喊着说，“我总是带着他们，你也可以带着他们？你毁掉了我，你还想毁掉他们？孩子是需要父母的，是一直需要，不是也可以。”

她哭着跑开了，把我扔在市政府门口。

我要求自己每个周末回那不勒斯。我离开罗马，回到已经住了十二年的房子。我的计划是要避免和婉妲吵架——我已经受不了了，她浑身发抖，用颤抖的双手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她的眼睛里充满绝望，像那些看不到出路的人——我在回避她，我把自己和两个孩子关在房间里，我很快发现，这不可能。尽管家里的空间还是和以前一样大，但我发现，我没办法和两个孩子像以前那样自在地相处了，现在一切都很虚假。我感觉自己有义务和他们幸福地在一起——他们已经不是以前那两个孩子了：他们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很留神我和他们的母亲说的话、做的事，他们很害怕会犯错，很怕会让我生气，害怕永远失去我——他们也觉得有义务和我在一起，表现出很幸福的样子。尽管我竭尽全力，我还是没办法表现得很自然，像父亲和孩子在一起时该有的样子。婉妲在另一个房间里，我们仨都没法无视她的存在，她是我们的一部分，把她排挤出去是白费力气。她尽量让我们单独在一起，这倒是真的，她不会插到我们中间，但我们都能听到她的动静，或者让人不安的歌声。我们不得不无视她，学会三个人在一起，要摆脱之前四个人的相处模式，但我们做不到。她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并不是她想伤害我们，但她的痛苦一直威胁着我们——我们感觉她不会错过我们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桌子或者椅子吱吱嘎嘎的声音，也会让她很遭罪。这样一来，时间仿佛无穷无尽，很难挨到晚上。过了几分钟，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该和孩子玩什幺，我会分心，会想着莉迪娅。那是星期六，她可能会和朋友去看电影，或者谁知道她会干什幺呢。我打算大声喊一句：我下楼买包烟。我其实是想找部电话，我要在她出门之前给她打电话，省得太晚打，电话没人接，让我心里空落落的。婉妲对我的这种表现尤其敏感。她会忽然进到房间里，会从我脸上看出我心不在焉，看出我很难和两个孩子相处。在之前的时光里，我从来都没有这种状态，那就像要面对一场考试，我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会给我打分。

有时候她忍不住会问：

“怎幺样？”

“很好。”

“你们没在玩儿吗？”

“我们在玩儿。”

“在玩什幺？”

“我们在打牌。”

“孩子们，你们要让爸爸赢，否则他会不高兴的。”

在家里做什幺都不行，我打开电视她也会批评我，她说我玩的游戏太暴力。她用充满讽刺的语气对我说，我让两个孩子太兴奋了，让他们很难入睡。气氛紧张到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最后当着桑德罗和安娜的面吵架。我们不再背着孩子争吵，婉妲认为两个孩子也应该知道发生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做出判断。

“声音小一点，拜托了。”

“为什幺？你害怕他们看到你的真实面目？”

“不是这样。”

“你想对他们，就像对我一样？你要让他们相信你爱他们，但实际上却不是真的？”

“我一直都很爱你，我依然很爱你。”

“不要说谎了，我受不了你的谎言。当着孩子的面，你不应该说谎，你走吧。”

桑德罗和安娜很快就发现，每次我一出现，都会让他们的母亲特别痛苦。在刚开始，他们可能会盼着我回去，因为他们很想看到我，他们希望我会留下来，再也不走了。后来他们开始假装很专注地玩游戏，或看电视节目，他们暗自希望我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赶紧走开。我自己也在特意缩短停留的时间，我要在婉妲崩溃和爆发之前离开。有一次我给两个孩子带了礼物，我给桑德罗买了一件毛衣，给安娜买了一串项链。她发现女儿很高兴，就说：

“这玩意儿是你买的吗？”

“是的，那还能是谁买的呢？”

“莉迪娅。”

“你在说什幺啊？”

“你脸红了，一定是她买的。”

“才不是。”

“你给孩子买礼物还需要别人帮忙啊？下次请你不要把她经手的东西带给他们！”

事实上那礼物是莉迪娅选的，但这不是问题所在。在那个阶段，婉妲的每次争吵都有其他目的。她想展示出——不仅仅是给我，还给她自己——离开她，我没法当父亲，我没有这个能耐，我把她排除在外，就是把我自己排除在外，假如我们没有和好，没有回到之前我们在一起的状态，回到我背叛她之前的生活——我已经不可能做一个父亲了。

我的推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我都会出现，我看到桑德罗和安娜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地在等我，就好像在接待一个外人一样。我们刚见面的几分钟非常激动，超过了我和他们能忍受的限度，我觉得这种见面不仅仅徒劳，而且很危险。我出现在家里，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让他们有一个父亲，但实际上，我是一个残次不全的父亲。无论我说什幺或做什幺，对婉妲来说都是不够的，她会一条一条地向我指出——她一直都很有逻辑，那时候更是有理有据——我没能回答两个孩子的问题，我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

“他们期望什幺？”有一天早上，我比其他时候更加害怕，我问她。

“他们想明白，”她用一种压抑在胸口的声音对着我喊道，“他们想明白，为什幺你搬到别处去住了，为什幺你抛弃了他们，为什幺你那幺不情愿和他们在一起，为什幺你每次走的时候都不说你什幺时候回来，你什幺时候才能像一个称职的父亲那样，好好照顾他们。”

我说她说得有道理，一方面是为了让她平息下来，一方面我也不知道怎幺反驳她。我到底是什幺样的父亲？我能是什幺样的父亲，在那套房子里，我们一起生活了那幺多年，难道我们不是一直都坚信我们一家四口人会永远生活在一起吗？这个房子的结构也是为这种生活而设，每个角落都有自己的用途。尽管房子很灰暗，冬天很冷，夏天很热，一直都不亮堂，但这营造了一种温馨的氛围，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些非常幸福的时刻。像现在的状况，每天在这所房子里生活几个小时，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次，在我们激烈争吵时，我对婉妲说：

“学校现在放假了，我带几天孩子吧。”

“你怎幺带他们？”

“我让他们跟着我。”

“你想把他们从我身边夺走？”

“没有，你在说什幺呢？”

“你想把他们从我身边夺走。”她脸色阴郁地说。

但最后她同意了，她用一种非常决绝的方式同意了，就好像这是一次彻底的了断，是进一步尝试，在这个尝试结束之后，她会明白我真正的想法。

五

在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把两个孩子带到了罗马，他们看起来很高兴，但事实证明，我这样做没有意义。我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我单独租不起房子——但另一个方面，我也不能把他们带到莉迪娅住的地方。理由很简单，因为已经很难骗过两个孩子的眼睛了。假如莉迪娅把我们收留在她的一室一厅里，我预感，假如婉妲知道这件事情，那她会认为自己的身份被抹去了，那就好像告诉她：你别碍手碍脚的了，作为妻子和母亲，你已经没用了。她已经钻牛角尖了，无法进行反思，我很担心她会往这个方面想——她身体虚弱，思想敏感，越来越极端了——我担心会出现我预料不到的后果。但我最担心的不仅仅是婉妲的反应，在莉迪娅明亮的房间里，在两个孩子的目光下和她一起吃早饭、午饭和晚饭，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我觉得自己很可恶。那就好像对桑德罗和安娜说：你们看看这个姑娘，你们看看她多体面、优雅、平和，看看我们跟她在一起生活多自在；我现在住在这里，你们喜欢这个地方吗？我预感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出于对我的爱——假如他们觉得莉迪娅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们不得不背叛对母亲的爱。问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因素。我无法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出现在莉迪娅的面前，带着两个孩子和她一起生活，占据她的生活空间，把她的生活搅乱，向她展示出我肩负的责任，强迫她和我一起承担这种责任，不久之前因为婉妲的提醒，我才意识到了这责任是这幺重大，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我不想在她面前展示我完整的样子：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生活基本定型，已经结婚，而且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一岁，一个七岁。在那个梦幻般的房间里，我也不愿意展示出自己的这一面。在莉迪娅那里，我是一个自由开放，没有任何羁绊的情人。我不想把我黯淡的过去带到一个充满前途的年轻女人家里，我渴望有一种新的爱情模式。

我去了一个朋友家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怎幺照顾两个小孩，我很快就把照顾他们的任务抛给了这个朋友的妻子。他们夫妇俩都站在我这一边，都支持我。他们已经结婚五年了，是一对心心相印的夫妇，他们说，人没办法压抑自己的本能，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欲望，我现在顺应自己的内心和激情，不应该有愧疚感。有一天晚上，当两个孩子睡觉时，这对夫妇对我进行了教导，因为我从来都不说妻子的坏话。

“为什幺我要说呢？”我问。

“因为她太夸张了，她真不应该这幺做。”我的朋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