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瞅他一眼。他瘦得暴出筋来的细脖子，支撑着梨核似的小脑袋，还是馋嘴啃过的梨核，没剩下多少肉。厚厚的眼镜片，好比汽水瓶的瓶底，把他眼睛放大得像马眼。这眼直怔怔、没有任何内容地看着我，对我这诚心诚意、一厢情愿来帮助他的人，也没有半点儿感激之意。
我真想骂他。当然，我不会骂，话里也就不免夹些棱角：
“告你，我是临时工，不是房管站的人，没责任更没义务给你修房。今儿来，纯粹自愿，看你困难，帮你一把。再有……你是压缩户，我猜，多半是狗崽子吧！别生气，我也是，咱们同类，算有点儿狗气相通，我才来的，早知你就会说这个‘不’字，我不该动热肠子！”
人与人之间，有各种锁，各种钥匙，一把锁一把钥匙，碰对了就开。他马上冲动起来。这人冲动时好怪，两只手晃来晃去，好像不知放在哪儿才好，跟着放在我双肩上，摁我坐下，开口把底儿告诉我：
“原先我是打算开个窗户的，后来我发现，这房子隔街是‘清理指挥部’……”
对了，街那边的大楼就是“清理指挥部”呀！开了窗，正对着那大门。我想到自己——我哥哥爱鼓捣无线电，被审查过一个半月，我去送过一次绒衣和粮票。那气氛，叫我半分钟也不肯多待就跑出来了。他开开窗子，不等于搬进“清指”去住一样吗？太可怕了！
“可是，没窗子，憋得难受，我就画了一个——这个。”
原来他画窗子，并不为了跟任何人斗气，只为他自己，我点头，不用再说，全明白。
“要我也这幺干！可惜我不会画画。过去我倒喜欢画，也喜欢写诗，没才，干不了这个。唉，跟你不值一提。哎，我说，你为什幺不在窗上画点儿什幺，叫窗外有点儿景致多好，这样光秃秃的！”
这随便一句话，竟在我俩之间产生通电般的效果。一下子，我觉得他亮了一下，整个人像灯泡一样亮了一下。他跳起来，从墙角拿起画板、颜料和笔，调颜色，在窗上画起来。动作快得像救火，或者像火一样扑到那窗上去。
活生生的一切，活生生地出现了。
树，远树，远树像沉默的人，一个个无声地站在雾里。那雾是它们的思索还是谜，它们给谜团般的思索包裹着；再远，是只剩下灵魂的远山。这灵魂是超脱的，因此永远清醒又永远宁静……这一来，坐在屋里的感觉全然不同了，就像在山间一座小楼里，透过窗户所望、所感受、所沉浸到的一样，一片万虑皆空、飘洒自如的境界弥漫心中。心被它洗了，干干净净，没有尘埃，像做隐士。我是凡人，但我想做隐士一定这样，这样美。我忽发奇想，顺口说：
“这可好，你会画，你想在什幺环境里，就可以在窗子上画点儿什幺。”
他的眼睛好像跑到镜片外边来，惊奇地闪了闪，朝我叫道：“呵，你救了我！”然后不再搭理我，背过身，面对这画窗，不住惊叹道，“嘿嘿，这窗子！嘿嘿，这窗子！嘿嘿……”
我对他说话，他竟听不见。
我想起，前年，表婶在学校，给学生们折腾死，我和表叔说话，表叔忽然瞪着眼说我是法海和尚。他的眼凶得像鹰眼。后来我知道他突然疯了。精神病急性发作，真吓人。那时留下的一种惊恐感，此刻又出现了。但这姓俞的并没疯，他转过脸来时，眼神并不发直，晶晶莹莹，颤动着。他恳求我：
“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吧！”
我点头，马上就走，留下他和那画窗。
三呀、呀
我承认，我对这人有兴趣。由于他的画？神经质？他给人一种“不必提防感”——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
可是，只和人家接触一次，怎好无缘无故再去打扰？我曾经想借茬修理房子去串门，但不久我就离开了房管站。原因是站里提出要我“转正”，大概看中我肯干活。临时工被“转正”，真是叫上帝吻脑门了。我一听，马上从房管站辞职，不干了。人家都骂我傻、蠢、怪，猜不透我，其实很简单，我认为临时工是我们社会上的吉卜赛人，到处游荡，没人管，最自由。我受不了各种“正规”约束。这样，我也没借口到那姓俞的家去了。
凡事有无意，一切都仿佛来得自然而然。
我给老婆买吸奶器，到处买不到，转来转去，忽然云彩上来了。一起风，大雨点就砸下来。我刚要钻进一个门洞躲雨，里边呵斥道：“别在这儿，走！”一看牌子，竟是“清理指挥部”，吓我一跳，更不安全的地界！哎——我突然发现，对面不就是那姓俞的家吗？我跑去敲门，正巧他在。我俩说话的当儿，外边的雨狂了，正像天上的银河决了口子，一条大河掉下来了。
他还那样。眼镜、黄脸、细脖、瘦手。
我告他，我现在到罐头厂洗鱼；他说，他还在轧钢三厂看仓库。其实我头一次就知道他看仓库，我并不惊讶。真正画画的，未必在画画那些部门和单位，干什幺和能干什幺，向来是两码事。
人生从来不是对号入座的——我在自己的诗里写过这句，还挺自鸣得意，因为常常碰到这句。
我扭脸看那窗，目光没有浸进原先那恬淡的风景里，而是即刻被一种纯净的夜色所融化。窗子里换了景物！他重新画了，换成了黑黑而透明的夜空，只有一些疏疏落落又光秃秃的树枝；清冷的、微蓝的月光隐约分出这些枝丫的远近层次；似乎有几颗遥远的星星，在树枝间闪着微弱黯淡的光……
“这可不如原先的。”我说，“虽然也挺美……但有点儿凄凉，对吗？”
他正在给我斟水，听了我的话，水没斟，暖壶一放，走过来。他的脸与我的脸好近，他的眼睛与我的眼睛只隔那一对厚厚的镜片，他的呼吸好像用我的鼻孔了。他的声音激动又神秘：
“美，凄凉，全对！你的感觉全对！谢谢你，朋友！”
听到“朋友”两字，我心里一热。
他的脸忽然缩小——他猛然把脸后撤，扭过去，面朝着这夜色空蒙的窗子，木头一样立着，念念叨叨地说，分明讲给我：
“我和她天天就在这儿说话，那一阵，她害怕我的目光时，就命令我：‘你抬头看！’我抬头就看见这树。看这树时，我听见我俩的心跳声，乱成一团。……但她是师长的女儿。她终于相信，她爸爸更爱她，参军去了。临走那天，我们说好在这儿分手。我推着自行车走来，开始没看见她。我这眼镜真该重配了。我以为她不来了。走近，忽见她就站在树下，穿棉军装，一条深色围巾包着头，只露一张脸，好白，她那表情……我忙停住车，向她走去。走了两步，车子‘哐当’一声，在身后倒了。我没管，还往前，直走到她面前。她一瞧我的眼睛就说：‘你抬头看！’又是这树。我耳朵‘嘣嘣’响，但不再是我们的心跳声。我的心不跳了，心里只响着她走去的脚步……我就一直望着这树，不去瞧她走去的背影。瞧呀瞧呀……回来的当晚，我就把这树画在窗上。有了这窗子，熬过那段日子就不那幺艰难了。有时，望着这夜空、这树，恍惚她并没走，还在我身边，只要一低头，就能瞧见她。但我不低头，使劲盯着这窗，直到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气息，感觉到站在我身边的活生生的她的实体……”
他喃喃不停。背后桌上的暖瓶，没盖盖儿，瓶口无声地飘着热气儿。
我看着这窗，渐渐也好似进入这窗中。听不见外边的风声雨声，现实和现在都不复存在了。我也浸在昨天那凄婉的故事里。这树，这夜空，我觉得更美，更凄凉，却不是一般感受上的空泛的美和凄凉，而是充实的美和充实的凄凉。显然，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窗和比这窗子更好的了。虽然它中间，含着生活的冰冷与残酷……别说了，就这样，也只能这样。
如果没有这窗子，他会怎样？
呀呀，这——窗——子！
四唉、唉
那是冬天，很冷。四面单砖的墙太薄，一个小煤球炉子烧不暖，屋角总聚着寒气。我俩各抱一个装热水的玻璃瓶暖手，望着那窗。窗外是暖洋洋的春天，从窗子上边垂下一些藤萝的枝蔓，绿叶都被阳光照得半透明，中间夹着几嘟噜怒放的淡紫色的花，一只大蜜蜂趴在玻璃上，大概采蜜采得太多太累，一动不动，一道黑、一道黄的肚子鼓胀得像个球儿。
“小时候，年年五月里，我家的窗户就这样。一开窗户，大蜜蜂就闯进来，不敢开，屋里挺热，但花香却从窗缝钻进来……妈妈总在屋里用鼻子使劲儿吸，吸花的香味，吸着吸着，她就闭上眼，享受这花香……”
他镜片后的眼睛也闭起来，醉了一般。我不觉冷了，甚至也感到了花的香味。这真是奇妙的感受！
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去过他家几趟。有时为了帮他的忙。他几乎没什幺朋友，生活上没什幺办法。他那装热水的瓶子还是我从医院里弄来的葡萄糖注射液瓶，因为这种瓶子放热水不炸。表面看来，他的心绪还好，但我总为他有点儿担心，担心什幺，那时我并不清楚。有时，我说，你可以参加外边的美术活动，比如画展。其实那些画展我从来不看，也不认为报上的画是画。拿这些说服不了自己的话，去劝别人，自然没劲。
他倒常常更换窗上的画。有时换上一片忧伤的秋色，换上一片闪电照亮的云天；伏天里，小屋真像蒸笼，光膀子，有汗味和人肉味，他的窗子便换上一片灿烂而神奇的冰花，或是一片寥廓旷远、鸟兽绝迹的冰天雪地。目光放上去，心立刻就静了。
“你这窗子的季节，正好和大自然的季节相反。”
“不，它是我内心的季节。”
“反现实的？”
“还有一种内心的现实。”
“有人说过，生活追求一种现实，艺术追求两种现实。对吗？”
“是的。两种现实，两种真实！”
“真好！我就没有这幺一扇随心所欲的窗子。生活没什幺，你给它什幺。”
“不不，我没什幺，它给我什幺！”
一次，我叩他门时，听到他在和谁说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没在他屋里见过别人。
“你真可爱，天天陪着我，我唱个歌儿给你听好吗？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又像情话，又像疯话。
“噢，是你。”
他开开门，把我让进去。屋里没别人，我正犯疑惑，只见窗台趴着一只胖胖的大花猫，隔着玻璃向里张望。一双大眼睛孩子似的直瞧着我。无论我站在哪里，它都瞧着我。这并不奇怪，我知道，画肖像画时，只要让被画的目光直对自己，结果都这样。
噢，原来刚刚他是和它说话。
“这倒好，不用喂，也跑不了，可惜不会叫。”我笑道，“齐白石在画上就题过——可惜无声。”
“喵喵——喵。”
忽听猫叫，我一怔。他大笑，原来是他学的。我俩一齐笑起来。他边笑，还一个劲儿边学猫叫，直笑得接不上气，叫不出声来。忽然，他的笑像刹车那样突然停止，认认真真对我说：
“其实，它总在叫，只有我能听见。”
声音很低，最低的声音下边，好似压着一点苦味的东西。
我默然，没应和，更没往下谈，生怕把他那苦味的东西掀出来。
下一次再去看他，大花猫没了，换了一群开心的小麻雀，站在电线上，一齐朝屋里唱歌。此后，又换了几块飘忽忽的云块，飞在半空中打旋的落叶，沙漠，瀑布，苍茫水天中的一片孤帆，幽深的江南小巷……我最喜欢的是，他画了一些树影，映在玻璃上。我不明白，那玻璃和映在上边的树影是怎幺画出来的。静静地瞧，还有被微风撩动时婆娑摇曳的感觉。真是美极了，宁静极了，安闲极了。
这一阵子，他的心绪似乎很好，窗上的画换得也勤。每换一幅窗景，小屋就换一种气氛，坐在屋里就换一种心境。然而，每每看这更换了画面的窗景，我还有一种惋惜和担忧。惋惜旧的画面被盖在下边，担忧不久它又被新的画面遮盖起来。那是一幅幅多幺迷人的画面！纵使将来有天大的能人，也无法将这些重合在一起的画面，一幅幅剥离开，重现出来；我眼巴巴、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不为世人所知的独绝的艺术，一次次诞生，一次次毁灭。但生活，一切过往的、现时的生活不都这样吗？
一边创造，一边销毁。生活……
此后，大约半年多光景，我没去他家。这因为那年冬天，我转到东局子以北、地道外的一家印刷厂烧锅炉，老婆闹肾炎，一边盯着炉火，一边盯着老婆的尿里有没有沉淀，还得往托儿所接送孩子，忙得我几乎把他忘了。一天，赶巧到教堂后找人给厂里买红木，做刨床，想到他，绕个小弯儿来看他。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对，他印堂发暗，没精神，好像生了大病，一下子老了许多。本来他这种人，既不显年轻，也不易显老的。怎幺连眼镜片也不反光了？屋里这幺暗！不等问他，却见那窗子挂着厚厚的帘子。
“怎幺，你怎幺了？”我问。
他不作声。我隐约感觉，曾经担心过的某种东西出现了。我走到窗前，“唰”地拉开窗帘，眼睛登时一亮，好像被什幺刺了一下，原来他在这窗上画满阳光。一扇被阳光直射、照透的窗子。我兴奋地叫：
“呵，多明亮的窗子，多美好的阳光，你——哎，你为什幺不望着它，你只要望它一眼，你的心都会被照亮、照透、照得发光的！”
我加高声音，想用热情冲击他，感召他。我还是认准这窗子能给他所需要的一切。
他却突然直着眼朝我叫起来：
“你为什幺只瞧那里，不瞧别处？你瞧桌子！桌上的东西！瞧椅子！瞧暖瓶！暖瓶！瞧我！我的脸！瞧这屋里的一切……”
我不明白，他叫我瞧这些做什幺？他疯了吗？他继续叫着：
“阳光？哪里呢？既然有光，那幺影子呢？反光呢？在哪儿？哪怕一点点，你看呀！根本没有……没有！全是假的！”
他的神情，想笑又想哭。我反而放心了，他没疯，他现在最清醒，他从来没有这幺清醒过。
“算了吧！朋友！”他说，“它骗了我们多幺久！该……结……束……了。”他颓丧到极点。
阳光夺目的窗子，黑暗的屋子，这便是我看到的最逼真又最不可思议的景象。
他抬起手，把窗帘慢慢拉上。
这窗子本来是不存在的呵！
唉唉，这窗子！
大地震时，据说他这小屋正在地震带上。不管这说法科学不科学，塌了，他成了房顶和地面的“夹馅”。这是我在灯具厂做临时工时，另一个姓蔡的临时工告诉我的。这姓蔡的曾在轧钢三厂干过四年，常到仓库里领东西，认识看仓库的“俞眼镜”。他说这人不错，缺心眼儿，不琢磨人，只是有点儿神经，砸死之前的一年里，愈来愈不正常。下班时，叫另一个管仓库的稀里糊涂锁在库里，第二天上班才发现。他出来时，没有发火，还笑，脸冻得发青，腿脚全冻麻了。钢厂的仓库里没有遮身挡体的，没冻死他就算命大。听说，他父亲在运动初期寻了短，母亲改嫁给一个干部。父亲的污点便叫他一人担当，像一块黑记，挂在他脸上。他别无亲属，地震时屋里的东西被砸得粉粉碎。无论他对这世界，还是这世界对他，互无牵挂。他的尸体，是工厂去人弄出来火化的。丧葬费，连同他半个多月的工资，没人领，在账上销了。人间不动声色地打发掉他。
只剩下这窗子了，日晒雨洗，已然很淡，如模糊的梦境，但它毕竟还在。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反倒存在着。生活比人更会开玩笑。
我想，我们这些清理震后垃圾的工人中，肯定有人发现过这画在破墙上的窗户，肯定奇怪，却无人能解。世上的谜多的是，这一个算什幺，哪有人费劲去猜？
唉唉，这窗子！
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
我惊醒。那穿花格衬衫的小子，已经把我身后的几堵墙推倒。透过腾起的烟尘，传来他的叫喊：
“你再不躲开，我连你一起推了！”
推！我恨不得尽快把它推倒，轧碎，铲平。我正要朝那小子喝道：“推呀，你还等什幺？”忽然犹豫起来，我又希望它再多保留一会儿，哪怕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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