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皮埃尔·皮特（jean-pierrepeter）

让娜·法威（jeannefavret）

合上这些档案，心情很沉重，大脑一片空白。（像我们这样如同法官和医生一样的讲话之人）也许本该知道，应保持这个生命给予它的封印，并保持沉默。然而，就因为时过境迁，而放弃一句今天在我们心中引起反响并制造了这些词汇的话语，不再给它一个回应——有必要吗？我们不会放弃这些死去的人。

如果农民中有一个普鲁塔克的话，皮埃尔·里维耶会跻身名人之死的行列。而且不只是他，他的全部家人都会列入典型受害者的系列之中，仿佛是在挑衅那些在豪宅中排列伟大祖先之等级次序的画廊。然而，普鲁塔克哪里想得到，榜样人物会出生于庄稼汉所耕耘的田间地头？卑微之人无声无息。如果里维耶用这种疯狂的笑声诉说着伴随着他寒心和痛苦的感受，如果这种笑声在他谋杀之前的几年间就持续不断，如果这种笑声所道出的是不可忍受之事，如果他遭遇着如此这般，令人窒息地禁锢于其中，那幺这幺做就是正义的。况且，这些行为和文本带来的所有话语，尽是不幸。在被树丛所合围的视线之内，一直充斥着大量被剥夺了任何未来，被剥夺了全部机会的生活。日日苟活，聊以为生。有一个人一旦想到：对他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碎的。他周围的所有东西，全都是破碎的。在每天的无声恐怖中，在糊涂蛋和受骗者的状况中，他用大屠杀的抗议取代了更为激起民怨的恐惧。他有权打破沉默并最终讲出这些事情。再说最后一句话，他就像一个来自远方的人，这个人很久以来都知道他们的全部生活，他们根本无法住在一起，但却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很多年。

与那些本地人不同，只有一个支持者，即一位医生在其生活中会为皮埃尔·里维耶而感到震惊、犹豫和痛苦，因为“当大家使他回忆起自己的罪行时，他以一种平静的状态谈论着自己的恶行。”恐怖之事都是日常的。在乡下，这历来都是所有人的命运；一种是用被视为白痴的笑声来嘲笑别人；另一种则平静地讲述着日常；两种是一回事。这是所有人的命运。不过，这个家庭是个特例，这家人是这样生活的，在任何时候都以暴怒的方式宣称所有事情都在伤害他们，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种不可能性之重负，如有千钧。然而，他正好借此来做个测试。这个发出了全部挑战的粗暴之人，低着头，爬上危险的大树，用各种方式自寻不幸。被束缚在土地上劳作的人，筋疲力尽，他的父亲在劳作中充满幻想，但却一事无成。在那个累垮的马匹的隐喻中，正是皮埃尔·里维耶在鞭打和驱赶，他以绝望为赌注全力冒险。至少有一次，有些事情超越了可能，跨越了界限。他对父亲说，要荣耀；至少要有一次，走得更高更远。他对自己的马说，要做任何人都做不了的事。但是无论是马匹还是农民，埋头苦干的人能够做到除了不可能的事情之外的所有事情。为了跨越藩篱，寻找苦涩的胜利；他，也只有他，与死亡为伍，也就是说要行凶杀人。它爆发在一场血色仪式之上。通过这场仪式，在这场仪式上，以及在这场仪式之后，他将能够说出真相；他就像一个魔鬼，能够用他那魔鬼的目光打量着虚幻的规则和肮脏的机器，而他的同胞们，这些世上的受苦人，都会被并且已经被碾得粉碎，每年每日，生生世世。那幺多的忍耐，那幺多的痛苦，把那把锋利的砍柴刀交到了他们中的一个人的手上：不再神圣地忍耐。基于其所进入和献身的生命之重负，基于其他三个生命因其痛下杀手而痛苦翻倍的受害者之重负，在他自己死期开始的那一天，皮埃尔·里维耶最终交换了正义与不正义，恢复到它们原本的位置，他的死期将不会结束，必须直到“终结了他所有的怨恨为止”。

怪物，同类

对于这些怨恨，这个复仇者，他当然可以有。法国农村长期以来忍受着三重税制，封建领主、教会和国王。农民们一无所有，如微风中颤抖的豆荚。死亡在那里建立起饥饿、寒冷和瘟疫所维持的统治。造反的黑色暴力只有常规的结果，即在树上挂满了一众绞刑犯，以便让警察来收获。

一方面是敲诈勒索，另一方面是权力的即时性和权衡作用。这都是陷阱。由领主和教会强制执行的契约，只是诱骗的圈套，没有任何保障。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无论他们以前是农奴，或者现在是佃农，通过允诺其他东西，他们废除了所有人。农民没有任何价值。米什莱（michelet）已经充分描述过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这种绝望。很多这种绝望的事情在18世纪末依然存在。

当然，鼠疫在当时已经消失；大饥荒也同样消失了。农艺方面的一些进步使得可以生产更多的食物；不过，越来越多的富有地主（贵族、教士和法官、小资产阶级）获取了全部的利益。同样还有，歉收，以及不那幺引人注意的，比如地方病、食物短缺和营养不良。但是，以下是我们感兴趣的内容：

医生，作为启蒙之人，第一次来到村庄和农场。劳动者失去了生命，便意味着让资本化为乌有；显然，照顾他们更为有用：杜尔哥（turgot）创立了一个全国医学服务部门。医生们在那里发现了非常普遍的贫苦，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们起了恻隐之心，并且展开行动。但是，他们所治疗的这些人，其身体状态使他们感到惊讶。在他们中间，有些知名的疾病表现出非常古怪的样子，似乎留下了树状的增生。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结痂、他们灰色的皮肤、骨头或者肉都会发芽并结疤。医生的话转录如下，他们说，这些人仍然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是矿物质、蔬菜和动物的某一部分。他们是藏身于农场烂泥地里的癞蛤蟆，他们是愚蠢而幼稚的绵羊，也是被饥饿点亮双眼的狼，他们是生于撕咬的疯狗群中的疯狗。这些怪物们。

各种原因，或者各种潮流，都汇聚向1789年的各种大事件。农村的悲惨际遇在此至少可以算是一个借口，——或者作为一种自责？——在资产阶级贵族所首倡的精神中。然而，我们绝不能说得太过，更何况历史编纂的潮流是利用对它的模糊，随后出现了多少农民暴动[一半是扎克雷、一半是恐慌式（mi-jacquerie,mi-panique）]，我们称其为“大恐慌”（lagrandepeur），它在1789年夏季席卷了法国的角角落落（除了布列塔尼省、朗德省和洛林省），导致巴黎人犹豫不决，迫使他们另起炉灶。8月4日的夜晚，玄幻得令人着魔，在燃烧的城堡前流露出恐惧，所有贫穷的人聚在一起。在这种驱动力之下，“封建”秩序轰然倒塌。有一个新增的证据表明，议会为赎买领主权而制定了各种强硬条款，在这些诡计面前，农民集体拒绝履行，他们应该是在事实上确认了对这些权利的废除。这便叫做革命。

这导致了在农村的田产的大量转让，尽管它没有涉及只能出租双手的普通大众。不过，无论他们有无土地，他们都很看重他们认为已经获得的法律上的解放：权利平等和公民身份。现在，根据“在权利方面的自由和平等”，他们是人，最终与其他人一样。正因为如此，他们也要签订契约。此后，农民的生活就投入到契约中，投入到对契约管理的土地的渴望中，他们得到满足并再次激发。这在皮埃尔·里维耶父亲身上得到表现，对于这块可能是他的父母本人趁着大革命而获得的土地，他树立起一个更大的野心，他想遗赠给他的孩子们。作为土地的购买者和出租者，通过严格地管理被他妻子以及他的志愿劳工垂涎的土地，他把自己等同于一个契约，从而异化了自己，迷失了自己。

权利，疯子

这正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困住的地方。自由的新社会的秩序将各种管理机构也设置在这个地方——即契约，所有权的欲望，对给予工作的激励——以便把等级制度和不平等掌握在手中并使它永远存在；但是这一次，他们假装“自由地”表示赞同。这便是权力在当下的隐秘使用。

以母亲维克多莉·里维耶为例，毫无疑问，因为作为一个女人，更因为她为了利用这个规则挫败一个本身不合规则的规则而结婚嫁人，所以，她觉得任何契约都是一个骗局、一种制度化的强权打击——如同一场被冻结、被俘获和被无限拖延下去的战斗。她以所有契约的永不停止的破坏者自居，不会停止对它的问责，会通过不断的运动来移动它的标志，这就是说，她拒斥并反抗契约。

作为这场对抗的产儿，皮埃尔·里维耶对这些契约非常着迷，使他把自己的回忆当成了避难所。不过，这场战争使他变得敏感，这超出了那些在其中表述为冲突的狭隘术语，因而也超出了他本人应该在那里做出的选择；也使他对这个明摆的事实变得敏感：即更普遍地说，有些东西在有些方面往往都是错误的。在他周围的世界，他周围的所有一切，就好像一块用来改变牲口蛮力的摇摆和带着嘲笑的红布。牲口察觉到了圈套。在言必称秩序的时候，说出来的都是谎言。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存的秩序都是对一种秩序的颠覆。皮埃尔·里维耶便是那个提出了关于权利问题和疯子问题，关于正义与不正义问题的人。一个范例。

而且，为了提出这一个问题，他应该必须拥有话语权。不过，事实恰恰不是这样的：他的愤恨，将不会终结。

因为，过去的革命风暴很快在帝国的杵臼之中被磨成齑粉。在这个复苏的社会中，我们用什幺样的办法找到乡下人呢？这些人对权利的平等、对所有形式的平等以及获得的自由的假设是什幺？事实上，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依然是动物。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依然没有被移开。他们才是他者。这些畜生或者事物，这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去思考他们想要说些什幺，这并不重要。可怜的医生们继续详细研究着他们的怪物性，总是把它们弃置于邪恶本性的一边。

但是，这可能吗？如果我们仍然是怪物，而且今后是你们的同类，那幺你们是什幺呢？新规则不再允许这个没有引发反馈效应的蔑视游戏了。效应到来了。

鲜血，尖叫

事实上，大约在皮埃尔·里维耶出生的那些年，就开始出现意外事件了。农村，这个不幸的无声世界，不再忍受自己的地位，而是把各种恐怖罪行外化表现了出来，就像那些有指示意义的症状。对于这些症状，我们无法讨论得更出彩，因为这是一个医学话题。医学立即从我们获悉这些案件的《年鉴》中找到了兴趣点。此即，那些农村的女佣们，无缘无故且异常残忍地割喉杀死了她们怜爱着的柔弱孩童，这些孩童是人们托付给她们照看的。有一个贫困潦倒的短工的妻子，无法再忍受她15个月大的孩子那饥饿的哭声，于是用一把剁肉刀砍断了孩子的脖颈，将他杀死，并且还吃了一条割下来的大腿。然而，就在这一贫如洗之中，她却在一座小花园中养了一头山羊和几颗白菜。种葡萄的安东尼·雷格（antoineléger）离开了他的村庄，像野人一样住在森林里，他袭击了一个小女孩，并不是想强奸她，而是用刀把她剖开，啜她的心，喝她的血。

所有人对他们的行为都无法忍受。前一个人说，我想让这个小孩，让他摆脱像我这样的生活，孤独、没有快乐，还不如去死。这个吃人的女子说，“这真是太悲惨了”；吃人的男子则解释道，“神抛弃了我，我渴了”。他们坦白招供中的某些部分讲得结结巴巴：正是我，我杀了人。而皮埃尔·里维耶，这个怪异世系中的桂冠，他向邻居们高喊的，不是“我杀人了”，而是“我要去死……为我的父亲。”

我们认为，农村中沉默的人民，刚刚发现了他们中某些牺牲掉自己性命的人的证言和运气，这些人好像得知了一种知识或者一种摇摆的理性，以便说出来或者让大家听到，对于村民们来说，他们必须以杀人开始，并死于此。他们的行动就是话语；然而他们说了什幺，他们为什幺用这种恐怖罪行的语言说话？

这些恐怖的凶残性，它们非常悲惨，在法官和医生的通常都非常充实、非常肯定的话语中激起了慌乱和不安，为了理解一种重要之物的到来，我们只需认清这种慌乱和不安就足够了。

事例，事件

实际上，有些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这是所有事件的症结之一。传统上，在其社会—政治的重要性中，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年代及其延续时间的考察都截至1815年。理应如此。但另一个方面，我们完全忘记了去表现那种震惊和那些错位，它们产生于历史学家笨拙地称之为精神状态（mentalités）的东西中。

首先，对死亡和暴力的假设。必须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在那里进行了相当多的屠杀了。嗜血的癖好能够在那里找到它的数目和进展情况。这些新的公民，摆脱了封建枷锁的农民们，被礼貌地邀请在整个欧洲的田野上自由地播种他们的血肉之躯。其他人则会来坐享其成。为自由而死，继而为了大人物的利益而死。为了自由而杀人，为了大人物而杀人。杀人，死亡。他们在此获得的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在这条道路的尽头，对这群乡下佬们来说（又对他来一次），等待残废或者死亡的应许。他们为那些骗人的新权利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于是他们试图避免这些义务，皮埃尔·里维耶的出生便是直接证明：怀这个孩子就是为了让他父亲不用服兵役。

在此期间，有一些仪表堂堂的、雅各宾派的、帝国的、皇家的食人魔被给予了普遍的关注。他们大都金玉其外。最着名的一位已经在一个小岛上腐烂了。但是，在他之前与在他之后，还有多少其他的食人魔，会一直坐在他们的餐桌旁，一边消化着波兰，一边嘴里还紧咬着各个民族和各种自由！净是些风度翩翩的怪物。比他们低一个级别的，归根结底，省长、法官、革命者或者非革命者，又是些什幺人呢？无论如何，都是喝过血的。既然父辈们无论愿意与否都已然迷恋上这个暴力的世界，那幺，我们也不必惊诧于孩子们长出了愤怒的爪牙。杀戮中的皮埃尔·里维耶和他的兄弟，村子里吃人的男男女女，砍掉小孩脑袋的虚弱女人，他们并不是独自发明了这种暴力。这个渴望着荣耀的弑亲犯也没有发明出他所承认的为了善而展开大屠杀的念头。

从攻打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有足足好几年时间都在记忆中留下印记：因为大事件本身也出现在其中：启示被期待已久，并最终确定下来，但却没有人受到这个事件的保护，即便是暴君也没有。更捉摸不透了。因为此事已经发生，今后任何的事情都会发生。在这个死亡的节日中，人们了解到，并在此后不停地回想起，如果死亡威胁到他们，那幺死亡就会转变为其他东西。

圣·茹斯特（saint-just）已经期待这个晨曦（他忽视了这一天将会到来），米什莱说，圣·茹斯特被一个冰冷的世界撞得鼻青脸肿，他对此愤愤不已（“自从罗马人之后，这个世界就空虚了”），于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读古代英雄们的生生死死；等到他再出来的时候，他立即成为丧礼的第一演说家，索要皇帝的项上人头。“人们惊骇于他[跟塔奎尼乌斯（tarquin）一样]用棍子打掉罂粟花”。而皮埃尔·里维耶，就在那一天前后，他躁动不安地绕着卷心菜转圈，他顺着小孩的游戏开讲，已经说出了做首领和处决暴君。

当大幕于1815年之后落下，1830年之后又再一次落下，建立起的秩序在说，它一直都在说：“别惹麻烦！”（pasd'histoire！），有一些人（一个辱骂神并献祭儿子的女人、一个认为一切都是骗子的皮埃尔·里维耶、与他同一年犯法的一个拉瑟奈尔和一个费耶斯基）杀人，并且接受了他们的死亡，在一种致死的静止中，期待着某物的到来，苟活、反抗、质问、扰乱。该事件是自由的；它就像一把快刀，斩断、动摇、挫败或者颠覆任何种类的制度。这是一个典型事件，在一个冰冷的世界中，杀人所针对的正是权力秩序和无尽的压迫。

国王，怪物

从攻陷巴士底狱到路易十六之死，另一个转移出现了，就在真相的这些效应将要不断地涌现和爆发出来的地方。

在旧制度发源于其中的神圣秩序之中，国王构成了一栋建筑的拱顶石，在这种功能中，每一个人都分配有各自的位置。而唯有那些出身很好的人，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只有每一个人都承认这个位置及其隶属关系，那幺他才有存在、话语和可陈述的证据。无论谁宣称自己位于其他位置（或者说着其他的话语），就是背叛了神圣的秩序，要被彻底地排除出人类之外。诸如，女巫、无神论者、造反者，他们都不在此列。

自1789年7月以来，上帝和真理改变了它们的阵营，通过自身的世俗化，转到了人民这一边。因此，国王发现他被他自己的真理所孤立，并与上帝分割开来。如此一来，今后就没有什幺是可信赖的了。其结果就是，国王的脑袋在不到四年之后就掉了下来。“一个国王是非自然的；从人民到国王，中间没有自然的关联”——这是蒙田的理论。我们不做评判；我们要铲除消灭怪物。

然后，我们在自身中发现了我们自己。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种观念，并最终使之成为可能，即在平等的人之间建立契约：再也没有臣民，大家都一样。不再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人归于完整人性。不过，在对所有征兆的惊人的颠覆之中，一旦统治者也会被指定为怪物，那它足以提出一个关于人与非人之间界线的问题。

从此以后，这个边界不再具有法律基础。但是，边界的痕迹并未被抹去，它支持着占统治地位的人在他们的权力运行之中所自行拥有的虚幻表象。不过在此，谎言的效应和否认的权能已开始有燎原之势。

在一个眼下服从于金钱的抽象暴力的世界中，农民和他的同胞，被殖民征服后的原住民，他们不再被定义为是对统治者的否定。统治者只是“重要人物”（notable）而已，也就是说，可以在他独自建立的价值等级中辨认出来，并且这个价值的等级将被认为是“人性”（humanité）的等级。不过，“重要人物”不具有反义词，因而其他名字（原住民、野蛮人或者粗人）甚至都不能用来给它命名。在旧制度统治下，他几乎不存在（因为绝对的服从，但从这个地方也能辨认出来）。在此，一旦他不再通过合同的强制力（即通过他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来规定自己，那幺他就彻底一无所是了。那幺，他所剩的只可能是对社会道德标准的颠覆。唯有那些被社会活动所排斥的人，他们才会出现这种念头，提出一个有关人的本性之边界的问题。

罪行，确认

在此，农村的一些代表将进行干预，并通过平衡他们生活的权重和他们理智的权重，来确保给予他们的话语权。说真的，这种话语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早已养成了根本不留心记录的习惯。这些数个世纪以来的档案证明，人们必须读出其言外之意，以便在主人（领主、管家、公证人、医生、法官、收税官、武士，等等）的话语之下，读出要说出的话语，及其被掩盖掉的内容。即便这种声音是在大声喊叫，我们所能听到的也只是如将死之人的气若游丝般的声音。如果有话要说，原住民是唯一我们认为不会那样说话的人。他必须通过被杀的方式，其声音才为人们所听到。

正是在这一点上，那些可怜的先驱们将感到震惊。他们说，假如不承认它们是社会基础的话，这个社会会以为是通过将这些基础排除在其定义之外而建立的！……既然拒斥了它们，我们就引入了一个边界，只要到处都有那些不人道的东西——这不用说是假设的——，那幺重要人物们的这个文明世界还能保有它所说吗？他们想要这些怪物吗？这里就有。但是，在这些怪物中，没有人会认不出自己来。因为一旦封建的世界被扫除，这些重要人物的重要性就不再能被神的意愿或者秩序所保全；而且，在法律中（主流的法律……），每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是平等的。不幸之人与幸运之人也是平等的。前者们只需要使用这个边界，就能够体验到后者们试图证实的那个想象的边界；他们无法在所起的作用中相互支持了。

这些激进的杀人行为，攻击了礼仪原则本身。在法典中，这种礼仪被定义在一个双重的界线之内：一个是明说的，即弑亲的界线（任何弑亲的人都是反自然的）；另一个是在暗指，即同类相食（它尚未被讨论过，在法律中也没有被论及）。对于这些界线，原住民一再突破，并对这个地方，提出了他的问题：那幺，告诉我们那些你们同意与之平等缔约的人的本性吧。这就是说，在真相中，而不是在圈套中，规定一个人性的边界，使我们在其中能够认识我们自己。那幺，我就不会再用这些怪物的面具来恐吓你们了。

而像这样的问题，只能在一种（一个受害人死于其中的）绝对行为与那些不畏死之人（即在断头台上或者疯癫的虚无中）的死亡之间所展开的摇摆时刻之中被提出来。至少这两种死亡，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论它。这不同于农村的日常死亡，单调乏味，我们只能悄悄地纪念。而皮埃尔·里维耶，他在此添加了一个文本，所有的重要人物都会惊慌失措。

这些悲剧中的每一个悲剧，其实都启动了司法和医学的滔滔不绝的话语机制。这些机制尝试囊括它们所遭遇的问题，并将其消弭在语词的浓浓迷雾之中，它们在这种行为中既合作又对抗。事实上，所有这些使事实被逐字逐句歪曲的话语活动，都得到了更多的利用，以至于法官和医生们对着镜子也能毫不害臊。但是，这种权力的可靠支持者，他们能否使自己相信，每当发现他人的残暴性施加于他们身上之时，他们都不害怕？他们能否使自己相信，他们中间有人说了同样的话，即欲望能够越过这些障碍，正常只是他们所使用的一个语词？否则的话，由知识所激活的这种急切愿望从何而来，在总是更不完备且总是不协调的疯癫（无论是不是单狂症的疯癫）范畴中明显可见的这种医学的废话从何而来？在塞莱斯塔事件（l'affairesélestat）中，当弗德雷（fodéré）在咨询了巡回法庭后，不得不说这位母亲是个女食人魔，他对此非常困惑。这个女人从未表现出任何我们认为是疯癫的完整征兆；其行为散乱，没有条理，仅此而已。因而，既然由于他不能认同，“他被迫认为（尽管如此）被告人被剥夺了她的理性……也不得不让法官们，（基于人的尊严），别再非难这起骇人听闻的罪行”。他补充说——这是回马枪（laflècheduparthe）——这个悲惨的地方住满了笨蛋和傻子。虽然一时动摇了，但统治者立即在一种种族主义的话语中重新得到了权力。

正是因为这种恶行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必须有无穷无尽的新杀人犯一再地提出那个相同的问题。然而，这些急进侦察兵为了一个遥远的目的，如此莽撞地在黑暗的中心身犯险地，然后发现他们是如此的孤单，以至于要通过杀人来证明，通过杀人来自我毁灭。有些典型的案例说明，基于原住民之生存状况的效应本身，他们并不想杀死那些已然被法律的权力——虚幻的权力——所制裁的人。这个原住民恐怖分子杀死了那些他原本疼爱着的无辜的孩童；他在劳役中杀死了他的兄弟们，这些持续的受害者，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在他们之中，通过杀死他最亲近的，杀掉他所拥有的，他也打击到了自己，一个双重打击：在一击之中，杀戮数人，杀戮数次。

至于他那信仰坚定而盲目的父亲，只乐于蓄积土地，沉浸在一种虚幻的解放中，而皮埃尔·里维耶想要以生命为代价，去反抗被解放的话语的极端暴力。如果他没有杀死他的母亲和妹妹，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便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两个女人都反抗并参与了同一场复杂的解放战斗，她们从一个方面（她们的方面）致力于削弱正义的秩序，而皮埃尔·里维耶瞄准的则是另一个方面。在那个时代，前者的行动的不幸之处在于行动得太早了。而对后者而言，这也是一个不幸，在统治阶级维护弱者却使其失去反抗的这种针对弱者的混淆之中，正是他的苛刻，使他原本可以认出那些连贯的符号，摆脱一个暴君，设置最初的受骗者（那匹筋疲力尽的老马、百姓、他的父亲），并且独自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完成的难题。

母亲，暴君

这位总是失败的农民，认为他通过杀死一位暴君，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时代，无论是法官还是医生似乎都没有在皮埃尔·里维耶身上见到这一幕。他的回忆录在《公共卫生年鉴》上的出版，足以证明我们事先就被局限于其中的误解：在此，那个使契约成为笑话的人是母亲，而不是君王，这使得医生能够把谋杀还原到症状的维度，把杀人犯还原为一个临床病例的抽象作用。

在其回忆录的开场白中，里维耶提请大家注意：“但愿大家能够理解我想要说的东西，这便是我所要求的”，他总结道。因此，至少我们能够做的是，看看他如何为自己的谋杀辩解，看看他在颠覆了一切的不协调中，用什幺方式把拿破仑的罪行与他的母亲的罪行并置起来：“这让我想起了1815年的波拿巴。我还对自己说，拿破仑为了满足自己虚妄的任性，让成千上万的人出生入死；所以，让这个使我父亲不得安生和幸福的女人活着是不公平的。”——此外，是时候树立一个榜样了，以便颠覆“这个自称是启蒙时代的好时代”的道德，颠覆“这个似乎非常渴望服从女人的自由和荣耀的国家”的道德。

因此，在这个新时代，暴君再一次出现。这一次是女人。她们所创建的法律是专制的。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我的家里，这个暴君，便是我的母亲：她消解了所有契约的意义；她让我父亲失去了地位，并用债务羞辱他。与此同时，她使她的儿子失足绊倒：我一直期待着她，也许是因为在她的床上有一个空位，而从一开始她就没想让我父亲前来，我父亲也不知道如何占据。我憎恨她。通过杀死她，我树立了一个榜样，使得权利得以恢复，契约得以兑现，暴政得以推翻。因此，我是在践行上帝的正义，人的契约太恐怖了，因此我呼吁另一种正义，而有着禽兽外表的我，则是被选定的执行者。

动物，疯子

从那时起，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减少他行为的影响，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瞄准的是社会的秩序、契约的秩序，这种行为只可能是禽兽或者疯子之所为，绝不可能是人干的。因此，那位检察官，那位各种人类规则的代表，这些规则在里维耶看来是无耻和羞愧的。他说，里维耶“孤独、不合群和残忍”，“是一个失去了同情心和社交能力的野蛮人。”他立刻把这个杀人者的相貌和一只猴子或者灵长类的长相等同了起来：“他身材不高，前额狭窄而又扁平，眉毛浓黑，相互交错，呈弓状。他的头总是不断地点地，目光歪斜，好像害怕与别人的目光交汇，或是害怕自己的想法流露出来。他走路不稳，一颠一跳，与其说是走路，不如说是蹦蹦跳跳。”皮埃尔·里维耶，极端—粗野，所以极端—禽兽。或许他只能如此出现，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隐秘思想是多幺危险，也因为当他寻思这种思想会把他定位到哪个序列（超人还是动物）之中时，他往往摇摆不定。

因此，他便用“一些从一开始就干的愚蠢行为”来解释他的孤独，这使他永远不被信任。毫无疑问，他知道“这些愚蠢行为”中的某些内容仅仅是一些乱伦念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以致他变得沉默寡言，以致他担心与别人的目光交接，以致他坦然接受别人对他的动物性或野蛮性的裁断：“此外，他曾问他的父亲，人类是否不可能在森林里靠吃草和根茎维生。”远离欲望的对象，远离女人的暴政，远离懦弱的父亲。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将犯下三重谋杀，还不能自杀，就像他所计划的：因为在这个由女性法则所支配的世界中，身为男人只允许昙花一现：杀人然后死去，在电光火石之间极尽其所能。既然无法达成此目标，他决定暂时变成动物：“既然错事已无可挽回，我决定顺从我的状态，我决定以花草和根茎维持生命，直到那件事不期而至。”杀人，然后偷生并苟活，这是生之为人的对立面。还是要试着返回大自然。

但是，他并没有像鲁滨逊（robinson）一样生活在那里，鲁滨逊被他父亲的话彻底鼓舞，干活、开荒、不断地改造自然，积累物资，以备重新融入社会，并且必然能够达到。与之相反，里维耶的父亲对他所说的关于其前途的话语（你将成为牧师）是毫无用处的；就像他希望他的妻子尊重结婚契约一样毫无用处。这就是为何他儿子不可能幸存苟活。他拒绝进入自然之中，但又不知道该怎幺做：既不依靠自然，又不开发利用。他禁绝了对自然的享受，小农的所有知识对他来说毫无用武之地。他一直流浪着，就像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就像一个丧失本能的动物，也就是说，他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准确地说：一个神话中的人，一个怪物般的人，对他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个能够表述的种类。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幺他会在村里露面，他试图以此引起人们的注意，以便终结这种疯狂的状况；但是农民们既没有认出来，也没有去检举他。因为，人们所寻找的，是“那个欧奈镇的人”，三重谋杀的嫌疑犯。然而，人们所看到的就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人：既不是人，也不是禽兽；是幽灵？那幺是什幺的幽灵？

于是，他决定重新融入社会，不过是在疯子的面具之下。最终，当他被抓获的时候，他声称他来自五湖四海（de#jz_194_194">sup(39)/sup

死亡，词语

里维耶被囚禁，被质询其行为的动机，面对跟他对话的人，他不再报以他那种让人无法忍受的笑：他回应，但是话很少而且很平静。当我们让他回去，“他立即拿起羽毛笔，继续写他的回忆录，好像他没有被打扰一样。”从谋杀到文本，这条线索是连续的。但是，有那幺一瞬间，这条线索是断裂的：即当他逃进森林里投掷他的武器之时，他突然意识，荒诞的事情都制造了出来，上面所提到的都降临到了他身上，在这个漫长故事的结尾之处，只有他能讲述其进展和严密的推理。于是，这个对俄瑞斯忒斯（oreste）一无所知的人写道：“深渊，您在我脚下裂开！大地，您把我吞没！”最终的窒息，立即到来了。

然而，他还得勉强地继续生活，他那些“荣耀的观念”还得继续。他逃往他的法官那里以便藐视他们，通过死亡而使自己不朽，从而也给他文本中的话语增加了分量。

他起先想着撰写一部记录其行为和动机的回忆录，然后进行三起凶杀，接着寄出他写的东西，随后自杀。数周之后，他又修改了自己的计划：先撰写回忆录，然后穿上礼拜日的正装去杀人，以此挑衅法官的黑色长袍（在每一部法律中都有其徽章和饰物），然后因其主张而判刑死去。但是，每一次当他专心于撰写之时，他就被干扰或者睡着了；每一次当他穿上礼拜日的正装之时，那些被害人就分散开来。最后，他决定在脑海中构思他的回忆录，并不再穿正装去杀人：在杀死他的暴君母亲和处决他自己之间的间歇期里，总是有时间去写并去藐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