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自太阳汲取能量。所获能量在名为“生物区系”的循环中流转，一个生物区系就可以被描绘为一座包含多个层级的金字塔。最底层是土壤，植物层建筑于土壤之上，昆虫层建筑于植物之上，鸟类和啮齿类动物层在昆虫层之上，就这样，不同动物群体一层层向上叠加，直至最顶端，顶端层级由大型食肉动物构成。

处于同一层的不同物种之间有其共同点，但不在于它们来自哪里或拥有怎样的外形，而在于它们以什幺为食。每一层都依赖与之相邻的较低一层，从中获取食物，往往还包括其他供给，反之，每一层都为自己上方的那一层输送食物和供给。从下往上，层级渐高，生物数量亦随之递减。就这样，每一个大型食肉动物之下对应着数以百计的猎物，数以千计的猎物之猎物，数以百万计的昆虫，不计其数的植物。整个体系的金字塔形态反映了从塔尖到基座的数字累进进程。人类和熊、浣熊、松鼠等荤素杂食性动物共处同一中间层级。

基于食物和其他供给的序列被称为“食物链”。如今，像“土壤—栎树—鹿—印第安人”这样的食物链大都被“土壤—玉米—奶牛—农民”链条所取代。每个物种，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多个食物链中的一环。除了栎树，鹿还吃上百种其他植物。牛也一样，除了玉米，还有上百种植物可供它们选择。就这样，两者都同时在上百条食物链中充当着链环的角色。金字塔便是无数食物链交错编织而成的集合体，其中关系如此复杂，以至于看起来好似无序，可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却早已证明了，它是高度有序的结构。生物金字塔的正常运转仰赖于其丰富多样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作与竞争。

最初，生命的金字塔低矮扁平，食物链也都短小单一。是自然演化改造了它，一层层向上叠加，一环环不断接续。数以千计的衍生物种造就了金字塔的高度和复杂程度，人类只是其中一种。科学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疑问，但至少，它为我们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自然演化的走向就是令生物区系越来越复杂多样。

由此可见，土地并不只是土壤，它是能量的源泉，使能量得以在由土壤、植物和动物组成的生态圈中流动循环。食物链是生命的通道，将能量向上传递；死亡和腐朽则将能量送归土壤。这个圈子不是闭合的，有的能量会在腐烂过程中消散，有的能从空气中得到补充，有的会储存在土壤、泥炭和年代久远的森林里；但它是延续不断的，就像缓慢增长且流转不歇的生命基金。向下冲刷的水流总会造成一些损失，但通常很有限，岩石的风化剥落就足以弥补。它们被储藏在海洋里，待到下一次地质运动，再升起形成新的陆地和新的金字塔。

能量上传的速度和特性取决于动植物共同体的复合结构，一如树木中汁液的上传取决于它本身复杂的细胞组织结构。若没有这样的复杂结构，常规的能量循环大概就不会发生了。所谓结构，即构成金字塔的各物种所具备的特征数目，同时涵盖这些特征的种类和功能。土地的复合结构与它的流畅运转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能量体，这是它的基本属性之一。

当循环圈中的一个部分发生改变，其他许多部分也必须自行做出相应调整予以配合。改变未必会阻断能量流转或改变其流向，自然演进就是一系列漫长的自发式改变，最终目的是使得流转机制复杂化，加长能量循环圈。然而，渐进式的改变总是缓慢的，每一项改变都发生在局部。人类发明工具的能力令我们有了制造改变的可能，这种改变激烈、快速、涉及广泛，史无前例。

如今，动植物群的构成发生了一个变化。由大型食肉动物构成的金字塔顶被砍掉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食物链不是变得更长，而是被截短了。来自其他土地的驯养物种代替了野生物种，野生物种被转移到了新的生存环境中。在这场全球范围的动植物联动过程中，有的物种逃脱控制变成了病害虫害，有的却遭遇了灭顶之灾。这样一些结果极少是刻意为之的，甚至不可预见——在整个架构中，它们表现为不可预知且往往无迹可寻的重新调整。农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新的病虫害与新的防控科技手段之间展开的竞赛。

还有一种变化也会对动植物间的能量流动以及能量复归土壤的过程产生影响。这就是所谓地力，即土壤接收、储存和释放能量的能力。农业若是过度掠夺土壤，或是在以家养牲畜替换位于金字塔上层的原生物种过程中过于急进，就有可能扰乱能量循环，耗尽土地的能量储备。当土壤中的储备能量或用以储藏能量的有机物被消耗殆尽，它被冲刷走的速度就会快于形成的速度。这便是水土流失。

水系和土壤一样，也是能量圈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工业污染水质及筑坝拦截水流等问题，某些动植物受到驱逐，而它们正是循环体系中保存能量所必不可少的部分。

交通运输业带来了另一个根本改变：生长在一个区域的植物或动物，却衰老、复归于另一个区域。交通窃取了储藏在岩石与空气中的能量，投放到了别处。就这样，我们用来自赤道另一侧的氮肥肥沃自己的花园田地，在那里，鸟儿捕食海洋中的鱼，排出鸟粪石，将氮元素藏在其中。也就是这样，原本安居一地、自给自足的能量圈被拽入了覆盖全球的大圈中。

出于人类需求而强行改变金字塔必定消耗储备能量，只是，在拓荒阶段，这一过程却往往呈现出野生动植物与人工养殖物种并存共荣的虚假繁盛景象。生物资本的这类消耗通常会遮盖或推迟野蛮开发导致的惩罚。

在以上的简单描述中，围绕将土地视为能量圈的观点，传达了三个基本概念：

（1）土地不只是土壤。

（2）本地原生的植物和动物能够保证能量圈的通畅；其他物种则未必，可能行，可能不行。

（3）人为改变与渐进式自然演化的秩序不同，前者带来的影响比人类预期或能够预见到的更加深远复杂。

综合上述概念，可以导出两个基本问题：土地能否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秩序？我们渴望的改变能否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达成？

不同的生物区系似乎对于粗暴改造的承受力并不一样。比如说，西欧如今的土地金字塔与当年恺撒大帝看到的已经大不相同了。有的大型动物消失了；沼泽森林已经变成了草原或耕地；许多新的植物和动物被引入进来，其中有的失控成了有害外来物种；留存至今的本地生物在地域分布和数量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土壤还在，仍旧肥沃——全靠引进氮肥的帮忙；溪流河水还照常流淌着；新的金字塔结构似乎运转良好，还能坚持下去。整体循环体系中，找不到明显可见的阻滞或紊乱。

也就是说，西欧拥有一个强韧的生物群系。它的内在程序强健而有韧性，经得住拉扯。无论发生多幺激烈的改变，至少到目前为止，它的金字塔总能找到某种新的缓冲方案来维持其生态环境，使之可适宜人类及大多数本土物种继续生存。

如今看来，日本大概也是经历了剧烈改变却没有陷入混乱无序的又一个例子。

大多数人类文明区域——其中有的还仅仅是刚被人类文明触及——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无序状态，从轻微萌芽到严重耗损，各不相同。在小亚细亚和北非地区，气候变化是一大困扰，它可能是事情的起因，也可能是严重损耗导致的结果。美国的无序程度各地不同：西南部、欧扎克地区、南部部分区域最为严重，新英格兰和西北部最轻微。在尚未完全开发的地区，还有望实践较好的土地利用方式。墨西哥、南美洲、非洲南部和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正处在严重且仍在日益加剧的损耗过程中，但我无法评估前景究竟会怎样。

这种土地的无序几乎在全世界都有所体现，就像是动物染上的疾病，只是还未达到引发彻底混乱或死亡的地步。即便土地得以休养生息，它的综合复杂程度也多少受到了损害，其承载人类、植物和动物的能力已经被削弱。眼下许多被誉为“机遇之地”的生物区系，事实上是靠掠夺式农业为生，也就是说，它们所负荷的已经超出了当地土地长期以来的承载力。就这个层面而言，南美洲大部分地区都人口过剩了。

在干旱地区，我们试图通过复垦来抵消损耗，但太多证据表明，原本预期能够长久运转的复垦工程往往寿命不长。就我们自己的西部而言，最好的项目也坚持不过一个世纪。

历史和生态学证据似乎共同证明了一项通行的推论：改变越温和，在金字塔的调整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对的，改变的剧烈程度与人口密度有关，稠密的人口更倾向于要求较为剧烈的改变。在这一点上，北美洲实现持续发展的机会要高于欧洲，前提是它能有效控制住人口密度。

这一推论与我们当前的逻辑背道而驰，后者假设：既然少量的人口增长能够令人类生活富足，那幺无限的人口增长也将带来财富的无限增长。生态学知道，没有什幺密度关系能够承受无止境的扩张。一切因密度而得来的收益都受制于边际效益递减法则。

无论人与土地之间存在怎样的方程式，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什幺可能通晓其中所有的关系。最近有关矿物质和维他命营养素的发现无疑揭示了上行链条中的依赖性：某些物质中微量至不可思议的元素决定了土地之于植物的价值，进而决定植物之于动物的价值。那幺，下行链条又是怎样的？那些正在消失的物种，那些被我们视作美学珍品而加以保护的物种是怎样的？它们都在土壤的建设中出过力——那幺它们是否也以某种我们还未知晓的方式扮演着土壤延续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韦弗教授提议利用草原野花来重新固化风沙侵蚀区的浮土，可谁又知道，有朝一日，鹤与美洲鹫、水獭与灰熊不会也有什幺用途呢？

landhealthandthea-bcleavage土地健康和a-b阵营分歧

一套土地伦理就是一种生态良知的体现，反过来，它也显示出一种信念，即个体对于土地健康负有责任。这里说的土地健康，就是土地自我更新的能力。而环境保护则是我们在理解和保护这种能力方面做出的努力。

环保主义者内部纷争不休，以至于名声并不好。表面看来，这些似乎只是增加了一些困惑，然而，仔细探究便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揭示了普遍存在于许多相关专业领域的单一层面分歧。每个领域里都有一个阵营（a）将土地视为土壤，认为其功能就在于产出可供交易的商品；同时有另一个阵营（b）将土地视为生物区系，认为它的功能范围更加宽泛。至于究竟有多宽泛，不可否认，目前还有诸多疑问，尚无定论。

拿我个人的专业领域林业学来说，阵营a就很是满足于像种卷心菜一样植树，将纤维素当成森林的基本产品。看来它并不打算制约暴力开发，它的观念是农业化的。而在另一边，阵营b认为林业与农业存在根本上的不同，因为前者关注自然物种，它的工作是管理自然生成的环境，而非创建一个人造的环境。阵营b原则上更青睐自然繁衍生产。面对类似美国栗树这样的物种灭绝和北美乔松这样的濒危萎缩，阵营b的担忧不只出于经济层面，也同样出自生物层面。它会为下一级的整串森林功能而担忧，其中就包括了野生动植物、游憩、水域、荒野等地带。依我看来，阵营b已经触及到了生态良知的萌芽。

在野生动植物领域里，类似的分歧同样存在。对于阵营a来说，基本的商品是狩猎和肉类，衡量成果的标尺是捕获的雉鸡或鳟鱼数量。作为权宜之计和作为固定手段的人工养殖都是可被接受的——只要单位成本许可。而另一侧的阵营b，考虑的是有关生态圈的细节问题。繁育一种猎物会让我们在大型食肉动物方面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是否应当进一步依赖外来物种？对于已经萎缩至无法作为猎物的物种，比如草原松鸡，该如何通过管理手段来恢复其规模？对于黑嘴天鹅和美洲鹤这样的濒危珍稀动物，又该怎样通过管理使其恢复？管理原则能否扩展至野生花草？在这里，我显然看到了与林业领域别无二致的a―b阵营分歧。

论及更大的农业领域，我比较缺乏发言权，但看起来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分歧。早在生态学诞生之前，科技农业就已经积极发展起来了，因此，大概可以判断，生态观念在这一领域的渗透将会较为迟缓。此外，由于行业技艺的天然性质，农民对生态区系的改造必定比林业工作者和野生动植物管理者更加彻底。尽管如此，农业领域内仍存在诸多不满，这或许有助于打开“生态耕作”的新视野。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大概是，新的证据表明，产量无法等同于农产品营养价值的衡量标准，产自肥沃土壤的作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可能更加优越。在耗尽了地力的土壤上，我们可以通过施肥来提高产量，却未必能够同时提高产品作为食物的价值。有鉴于这个观点可能延伸扩展到极其广阔的分支范畴，我必须暂且放下它们，留待探讨。

尽管那些自我标榜“有机农业”的不满者总带着几分狂热信徒的模样，但他们至少是朝着生物学的方向前进，在对于土壤中动植物生态重要性的坚持上，这一点尤为突出。

农业与其他涉及土地利用的领域一样，其生态学基础很少为公众所了解。举例来说，即便受过教育，也极少有人认识到，最近数十年来最了不起的科技进步其实是施肥泵而非水井的改良。以土地换取土地，它们勉力弥补着不断下降的土地肥力。

在所有这些分歧中，我们一次次看到同样的根本矛盾不断重复，例如：作为征服者的人类与作为生物区系中一员的人类自相对抗，扮演磨刀石的科学与扮演宇宙探照灯的科学自相对抗，沦为奴仆的土地与身为有机集合体的土地自相对抗。在这一点上，罗宾逊对于崔斯特瑞姆的劝告或许也刚好适用于身为地质时代生物物种之一的现代智人：

“无论愿或不愿

你都是王，崔斯特瑞姆，因为你是

离世之人中罕有的久经考验者，

当他们离开，世界不复从前。

你的痕迹早已留存刻镌。”

theoutlook展望

在我看来，有关土地的伦理中若没有对土地的爱、尊重和赞叹，若没有对其价值的高度认可，是不可思议的。至于价值，我所说的当然远不止经济价值，更有哲学意义层面的价值。

在土地伦理的演化过程中，阻碍其进程的最大障碍或许正是如下事实：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经济体系都在背离强烈的土地意识，而非靠近。所谓“真正的现代化”，是经由许多中间人和无数物理意义上的工具，将人与土地割裂开来。人们与土地之间不存在休戚与共的关系。对许多人来说，土地只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留出来供庄稼生长的空地。要是拿出一天在土地上放松休息，恰好那个地方又不是高尔夫球场或“风景名胜”，他们便会百无聊赖。假如水耕法能够完全替代农场来种植庄稼，那倒是很适合他们。用合成物替代木头、皮革、羊毛和其他天然的土地物产，也必定比直接使用原版物品更适合他们。总而言之，土地是他已经“脱离”了的东西。

关于土地伦理，还有一个几乎同样严重的障碍，那就是农民仍旧要幺将土地当成对手，要幺当成奴役他的工头。理论上说，农业机械化应该能够砍断束缚农民的链条了，但事实究竟如何，仍需存疑。

要想以生态的眼光理解土地，必不可少的就是对于生态的理解，这与“教育”的程度无关——事实上，许多高等教育似乎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生态学的内容。理解生态并不一定需要学过那些贴着生态学标签的课程，它更可能来自其他标签之下：地理学、植物学、农学、历史，或是经济学。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无论拥有怎样的标签，如今的生态意识培养还是远远不够。

若非还有公开反对这些“现代”趋势的少数派人士，在土地伦理的问题上，希望必定微乎其微。

在土地伦理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拦路虎必须移除，方法很简单，只要不将合理使用土地视为单纯的经济问题就行了。除了短期经济效益，更要依照伦理和美学的是非标准来对每个问题详加考察。当一件事情倾向于保持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好时，它就是正确的。若是走向别的方向，便是错了。

当然，我们能为土地做些什幺，又有什幺是不能做的，都受到经济可行性的制约，这是毋庸置疑的。过去如此，将来仍会如此。经济决定论的谬论一直以来勒在我们集体的咽喉上，认为一切对于土地的使用都由经济决定，这正是我们需要摆脱的。无数行为和态度——或许还要加上大部分与土地发生的关系——都取决于土地使用者的品位和偏好，而非他们的财力。在所有的土地关系中，与其说投资资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倒不如说，大部分关系是以投资的时机、前景、技巧和信念为转移的。当一名土地使用者开始思考，他便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则。

我刻意将土地伦理表达为社会演化的成果，原因在于，此前从未有如伦理这般重要的东西被“写下来”。只有最肤浅的历史系学生才会以为是摩西“写下”了《十诫》——它是在一个擅于思考的群体头脑中逐渐形成的，只是为了方便详加讨论，才有摩西写下了这样一份暂时的摘要。我用到“暂时”这个词，是因为演化永远不会停止。

土地伦理的演化是一段理智与激情并重的进程。环境保护披着良善的外衣，结果却徒劳无功，甚至还带来了危险，因为无论对于土地还是对于以经济为导向的土地使用，它们都缺乏批判性的理解。当伦理的先锋从个体转向共同体时，其中所蕴含的知识也将随之增加。我想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任何伦理道德都拥有同样的作用机制，即社会对于正确行为的认可，以及社会对于错误行为的否定。

总体说来，我们眼前的问题是态度和手段的问题。我们用一台蒸汽挖掘机重塑阿罕布拉，为挖出的土方数量骄傲不已。放弃挖掘机大概很困难，毕竟它有许多优点，可我们也的确需要更温和、更客观的标准来对它的成功运用加以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