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oak好栎树

从未拥有过农场的人可能陷入两种心智的险境。第一种，是想当然地认为早餐来自食杂店；另一种，是以为温暖来自锅炉。

要躲开第一种危险，人们应当耕种一片菜园，而且附近最好没有食杂店，免得混淆视听。

要避免第二种危险，他得拿起上好的栎木柴火放在壁炉柴架上，等待它烘暖他的小腿。那应该是在二月里，暴风雪摇晃着屋外的树木，屋子里最好没有锅炉供暖。如果一个人曾亲手砍下过上好的栎树，将它劈开，拖回家，堆起自己的柴堆，并且全身心沉浸在那整个过程中，他就会大体知道温暖究竟从何而来，也就会有丰富的点滴体验来反驳窝在城里守着暖炉过周末的人。

正在我的壁炉里烧得通体发红的那块栎木，曾经生长在一条延伸到沙岗顶上的移民老路旁。当这棵树倒下时，我量过，那树干直径足有三十英寸。它拥有八十圈年轮，所以小树苗必定是在一八六五年就印下了第一圈年轮，那是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年。可只要看看如今那些树苗，我就知道，若没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栎树是摆脱不了兔子的威胁的。在长到足够高大之前的每一个冬天里，它都可能被兔子啃去树皮，留下一圈“腰带”，无法在来年夏天再度抽枝发芽。是的，每一株幸存的栎树都得益于兔子的疏忽或兔群的稀落。总有一天，某位耐心的植物学家会绘制出栎树生存年份的曲线图，发现每十年都会出现一个峰顶，而每个峰顶都对应着兔群兴衰的十年循环之期（借由这样从不停歇的物种生存拉锯战，动物与植物达成了恒久的共生）。

这幺看来，六十年代中期曾经历过一次兔子数量的低谷，就在那时，我的栎树开始长出年轮。不过，要说抽出这株幼苗的橡子出生的日期，就还得再往前数十年。那时候，大篷车还穿行在我的小道上，一路奔向大西北。或许正是川流不息的移民马车让道路两侧变得荒芜光秃，这粒特别的橡子才得以在阳光下舒展开它的第一片叶子。每一千粒橡子中只有一粒可以长大到足以与兔子抗衡，余下的全都湮灭在茫茫草海之下。

这粒橡子没有被湮灭，还攒下了足足八十年的六月阳光，想起来就叫人觉得温暖。如今，借着我的斧头和锯子，它将这些年的阳光释放出来——它们穿越了八十年来的暴风雪，温暖着我的小屋和灵魂。青烟缕缕，从我的烟囱里逸出，告诉每一个有心人，阳光没有白费。

我的狗不在乎温暖从哪里来，却非常在乎它来不来，来得有多快。事实上，它大概觉得我能够制造出温暖这事儿是某种神奇的魔法。因为，当我在又黑又冷的拂晓前起身，发着抖，跪在壁炉前生火时，它总会殷切地挤到我和我架在炉灰上的细柴之间，我得从它的腿间将火柴送进去点燃木柴。我想，这就是那种足以令天地动容的信念吧。

终结这株不寻常栎树的，是一道闪电。那是七月的一个夜晚，我们都被炸响的雷声惊醒了。大家意识到闪电准是就落在附近，不过，既然没有击中我们，我们便只管继续睡觉。人总是以自我评估万物，面对闪电尤其如此。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在沙山散步，欣喜于雨水新润过的金光菊和达利菊时，却偶然看见了一大块刚刚从路边栎树干上剥落的树皮。树干上缠绕着一条长长的螺旋疤痕，树皮剥落了，露着白生生的木质，还没被太阳晒黄。又过了一天，树叶开始枯萎，我们就知道，闪电为我们留下了三考得的备用柴火。

我们为这老树而哀伤，却也清楚地知道，它的子孙已经成片地挺立在这沙土地之上，高大健壮，接过了它的育木职责。

我们让这死去的老树沐浴在它再也无法吸收的阳光下，晾了一年。然后，在一个干爽的冬日里，将新锯贴上了它堡垒般的根底。钢锯滑动，历史的碎屑飞溅纷扬，散发着清香，洒落雪上，积在每一位跪地拉锯者的膝前。我们明白，这两堆锯屑远不止是木头，它们黏合着一个世纪的延续，如今，锯子正截断它们的道路，一锯接着一锯，十年又十年。这漂亮的栎树用一年一圈的同心圆记下了它的生命年表，而我们，正步步深入。

只十来锯，便滑过了我们拥有这片农场的短短数年，我们用这些时间来学着爱它，珍惜它。下一秒，我们闯进了从前的岁月。我们的前任农场主是个私酒贩子，他憎恨农场，榨干了它的最后一丝地力，烧毁了农舍，最后把它扔给县里（还欠着税），自己消失在大萧条时期众多籍籍无名的无地者中，不知所终。然而栎树还是为他长出了漂亮的木头，他的锯屑和我们的一样芬芳，一样健康，一样透着粉红的色泽。栎树待人一视同仁。

在一九三六、一九三四、一九三三和一九三零年间，某个沙尘肆虐的大旱日子里，私酒贩子的统治到了头。那些年里，从他的蒸馏房里飘出的栎木烟和沼泽地里蒸腾起的泥炭灰必定曾经遮住了太阳，按部就班的保护政策尚未来到这片土地。但锯屑并没有什幺不同。

休息！掌锯者高喊。我们停下来歇口气。

现在，我们的锯子切入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是巴比特式的十年，所有东西都在傲慢与无意间渐渐膨胀，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直到一九二九年，股票市场轰然崩塌。即便栎树听到了股市崩溃的消息，它的木头上也没留下任何痕迹。它也不关心立法部门的若干项爱树声明——一九二七年的国家森林和森林作物法规，一九二四年密西西比河上游谷地的大保护行动，一九二一年新的森林政策。它也不曾留意一九二五年州内最后一只美洲貂的死亡，或是一九二三年第一只紫翅椋鸟的到来。

一九二二年三月，一场大冰雹打得周边的榆树肢残骨折，可我们的树上看不出一丝伤痕。对于一棵好栎树来说，成吨的冰块，多些少些，又能如何？

休息！掌锯者高喊。我们停下来歇口气。

现在，锯子探进了一九一零至一九二零年间，那是排水梦的十年，蒸汽挖土机吸干了威斯康星州中部的沼泽湿地来建造农场，最后却只留下一堆堆残烬。我们的沼泽幸免于难，不是工程师们心存警惕或仁慈，只不过因为，从一九一三年直到一九一六年，每年四月暴涨的河水都会将它淹没，水势如此凶猛，也许算是一种自卫式的复仇。栎树还是照样生长，哪怕是在一九一五年，最高法院废除了州立森林的设立，菲利普州长断然宣称“州属林地不是个好买卖”（州长大人没有想过，对于什幺是好，乃至于什幺是买卖，或许有不止一种定义。他没有想过，当法庭在法律文本上写下一条有关“好”的定义时，大火就在地面上写下了另外一条。或许，要当州长就必须抛开对这类事情的疑虑吧）。

林地在这十年里不断缩减，保护运动却也同时高歌猛进。一九一六年，雉鸡成功在沃克肖县安家；一九一五年，联邦出台法律禁止春猎；一九一三年，一所州立野生动物养殖场建立；一九一二年，“雄鹿法令”为雌鹿提供了保护；一九一一年，动物保护区风行全州。“动物保护”成了神圣的字眼，可栎树一无所觉。

休息！掌锯者高喊。我们停下来歇口气。

现在，我们锯到了一九一零年。这一年，一位伟大的大学校长出版了一部环境保护着作，一场叶蜂大灾杀死了成百万的落叶松，一场大旱引发的松林火灾烧尽了菠萝园，一艘大挖泥船掏干了霍里肯沼泽。

我们锯到了一九零九年，那时胡瓜鱼刚刚在五大湖落户，多雨的夏天让立法委员会削减了森林防火经费。

我们锯到了一九零八年，干旱的一年，森林大火熊熊燃烧，威斯康星失去了它的最后一头美洲狮。

我们锯到了一九零七年，一只寻觅乐土的猞猁游游荡荡迷失了方向，在戴恩县的农场上完结了生命。

我们锯到了一九零六年，第一位林务官走马上任，火舌席卷了这些沙土之乡的一万七千英亩土地；我们锯到了一九零五年，苍鹰自北南迁，声势浩大，吃光了本地的榛鸡（那些鹰定曾盘踞在这棵树上，吃着我们的榛鸡）。我们锯到了一九零二年末至一九零三年初，苦寒之冬；到了一九零一年，史上最严重的干旱之年（年降雨量仅十七英寸）；一九零零年，充满希望、祈愿的世纪之年，栎树的年轮一如既往。

休息！掌锯者高喊。我们停下来歇口气。

现在，我们的锯子行进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将目光从土地转向了城市，称之为“欢乐时光”。我们锯进了一八九九年，最后的旅鸽在往北两个县的巴布科克附近遭遇了子弹；我们锯进了一八九八年，干燥的秋天，无雪的冬天，土壤冻结深及七英尺，苹果树纷纷死去；我们来到一八九七年，又一个旱年，又一个林业委员会建立；一八九六年，斯普纳以一村之力向市场输送了两万五千只草原松鸡；一八九五年，又一个火灾频发之年；一八九四年，又一个旱年；一八九三，“蓝鸲风暴”年，三月的一场暴风雪几乎让南飞的蓝鸲全军覆没（每年最早到来的蓝鸲总会在这棵栎树上歇歇脚，但在九十年代中期时，它们一定是毫不犹豫地径直飞过）。我们锯到了一八九二年，另一个火灾年；一八九一年，松鸡的小年；一八九零年，巴氏乳脂测量法发明，让半个世纪之后的埃尔州长可以自夸：威斯康星是美国的“乳品之乡”。如今车牌上夸耀的都是这些，恐怕就连巴布科克教授本人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同样是一八九零年，为了在草原之州为奶牛修建它们红色的牛栏王国，有史以来最浩大的松木排军团在威斯康星河上顺流而下，我的栎树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这些好松树如今就矗立在牛群前，为它们抵挡着暴风雪，就像我的好栎树为我遮挡风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