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有冷气，但哈尼一直喘气冒汗，仿佛身体正努力加班，设法让他这幺一个大块头能在夜里继续运转。每隔几分钟，他都会掏出手帕擦拭额上的汗珠。

“我父亲喜欢犹太人太多太多了。”他以不太灵光的英语这幺告诉我。

当我告诉他我来札胡的目的，他看起来浑身来劲，要我立刻跟他到他家，他准备打电话找一些人帮忙打听。他认识很多人，可以透过他们家在札胡一带的人脉得到一些消息。他说，我只要稍微等一下就知道了。

“哈啰，先生！”我们走过几条街往他家的方向行进时，他带着自信十足的笑容跟我说。“哈啰，亲爱的朋友！”

哈尼的父亲很久以前就已经离世了，不过他还是保有父亲的特质。我心想，一个犹太人忽然出现在札胡，可能在他心里唤起一股他遗传到的保护本能。一回到他的住处，他马上要家人拿起手机打电话。他的侄子把手机贴在耳边，在庭院里前后踱步，语气急促地追问相关线索。打完最后一通电话后，侄子面露微笑。“你可以试着找穆罕穆德·菲克里（muhammadfikri）。”

吐桑尼，伊拉克，2005年。tusani，iraq，2005.

当晚我们就在市中心西侧一条昏暗的街道找到了菲克里。弯腰驼背、牙齿掉光的菲克里是个形容枯槁的七十一岁老人，他在月光照射下的前院草坪拉出几张椅子让我们坐下。他说他是个退休的小麦农，出生在哈森部落，因此他跟乳母嘉姆拉的丈夫可能同属一个家族。他的儿子娶了一位薛拉比头目的女儿。

哈尼告诉他莉芙嘉的故事。菲克里摇摇头，说他不记得自己听过这件事。而且那位乳母的名字非常普通，“那地方叫嘉姆拉的人太多了，”他的眼睛仿佛是凹陷的脸上唯一有生命的东西；当他说话时，一道微弱的光芒会在眼里闪烁。“薛拉比人很穷，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会抢走别人的小孩。”

可是养小孩毕竟是经济上的负担啊，为什幺已经生了许多小孩的穷苦家庭还要再多抱一个？

“他们有时候会把小孩卖掉，或是拿去换取食物。”生不出小孩的夫妇也好，需要多些人手帮忙种田的家庭也好，都可能会设法去抱个小孩。

他说他可以问问吉兹罗尼亚或薛察纳一带的人——这两个地方正是鲁拜得提过、位于底格里斯河附近的城镇。

“我有很多朋友，也许我帮得上忙。不过，如果我帮忙，”哈尼在旁翻译得有些不好意思，“你可以给我包个红包吗？”

我拿出一张二十美元钞票递给菲克里。他以非常戏剧化的动作拒绝我的好意，一阵子后又满怀感激地收下，“我一定会好好帮你问问。”

走回街上后，哈尼满脸胜利的模样，仿佛多年的谜题终于就要解开了。

“哈啰，先生！”他抓着我的手说，“哈啰，亲爱的朋友！”

但后来我们根本没再听到菲克里的消息。

隔天，苏莱曼和我开车到札胡郊外几公里的地方，在一处煤渣砖盖成的路边餐铺跟鲁拜得碰面，看他那边有没有什幺斩获。

鲁拜得给我们买了橘子汽水，点起一根香烟，蹲坐在光线不足的小店一角。

“我去了薛察纳。”

“然后呢？”苏莱曼问。

“那里的人知道一个叫哈森的人，不过他的太太不叫嘉姆拉。我倒是听说吉兹罗尼亚那边可能有一对夫妻叫哈森和嘉姆拉。”

“那你为什幺没到那里去？”苏莱曼问他。

“我没时间。等我有时间的时候就去。”

鲁拜得这种不积极的态度让我挫折不已。我提醒他，去年七月，他说过他在摩苏尔时就住在哈森和嘉姆拉家隔壁。难道是我听错了？

“摩苏尔是有一位哈森，不过我不确定他太太叫嘉姆拉。”他边说边拿着钥匙圈绕着手指转。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再相信任何人的话。是不是他上次说了实话，但后来有所顾忌？或者他这次说的才是真话？

想必鲁拜得感觉到我的不悦，他以恳求的眼神看了苏莱曼一眼，说他将近一年来一直都在打听莉芙嘉的消息，不过没什幺具体结果。

我向鲁拜得道谢，并把几天前我答应付给他的一百美元交给他。在伊拉克北部，美金是大家抢着要的东西。

我们走回停车处。“我会一直问一直问，”鲁拜得在我们挥手道别时这幺说，“如果有新的消息，我就打给你们。五年以后，总会听到什幺的。”

开车返回札胡市区时，苏莱曼叹了口气，“真是金玉其外啊！”

“你是指鲁拜得还是瓦哈布？”我问。

苏莱曼一股脑地摇头。“有些人就是光说不练。”

那天晚上，我独自走在街上，发现札胡这十个月来变了好多。

新的电子公司和计算机专卖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一间皮尔·卡丹精品店摆售着潇洒利落的西装。河边现在又多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咖啡馆，坐在露台白色座椅上的客人可以眺望溪流景致。新款宝马汽车在市街里奔驰，我看到其中一辆崭新的休旅车，车内的座椅靠背后方都装了屏幕。河边正在兴建新的市政大楼，那是一幢带有水蓝色玻璃帷幕的现代建筑，如果建在任何一座美国城市里都会有模有样。一家挪威石油公司已经开始在札胡外围进行开采，那是该公司与库尔德省政府签署的协议，库尔德政府似乎执意借此让一批当地地主大发横财。

在一间小杂货店外头，我看到一幅宣传海报，海报上是一位知名的札胡传统歌手。我问一群在场青少年他们有没有听这位歌手的音乐，他们摇摇头，露出恶心的表情。“我们喜欢50cent和eminem的饶舌歌，”一名十七岁的青年说，“tupac和seanpaul也超棒。”

“还有珍妮弗·洛佩兹（jenniferlopez）。”另一名男孩边说边和同伴们色迷迷地交换眼神。

就连犹太区给我的感觉也变了。起初我不太知道为什幺，但我低头一看，原来前一年那些坑坑洞洞、把我们的鞋子弄得满是污泥的巷弄如今都已经铺平了。旅馆职员后来告诉我，那个工程是两三个月前完成的。库尔德犹太人千百年来赤脚踩过的那些凹凸不平的土泥路，现在都成了干净平坦的水泥街道。

札胡全城都正疯狂地向未来迈进。库尔德人获得自治地位之后的短短十五年间，这座位于土耳其边境的城市凭着优越的战略地位，已经在飞速的发展中历经多次蜕变。如果光是十个月就能有如此剧变，那幺一个七十年前在札胡城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的初生婴孩又还能留下什幺痕迹？

或许父亲真的说对了，我心想，或许我在白费心力。没有父亲在身边，札胡甚至不再像札胡。这整座城市像是没了灵魂，而我只是个天真的美国犹太人，只身来到全世界危险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进行一项被人指指点点的个人任务。我觉得自己非常无知，开始担心自己早已被视为容易对付的目标。一个星期前，当我抵达札胡时感觉无亲无故、孤立无援，如今的处境却完全相反。每天夜里，经常是在夜深之际，某些自称可以帮忙的人就会来到旅馆，关心我一整天过得如何，暗示我只要提供小小的“礼物”，他就会非常乐意提供协助。起初我有点疑神疑鬼，心想这会不会是伊拉克政府派眼线来监视我这个声称自己正在探索个人身世的美国记者。后来我发现这些人的动机可能没那幺可怕，应该只是有人在宣传，说有个美国来的神经病正在发放百元美钞给所有愿意帮他满足一些诡异幻想的人。

在札胡的最后一天晚上，我见识到有些人可以多幺不顾一切。